李若愚：日本在台殖民教育的三宗罪

日本的“臣民炼金装置”先将拥有“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这一共同身份的汉族、平埔族和高山族隔绝于不同空间，使之沦为完全不同的教育对象，进而有针对性地混淆其国族认同。

日本明治政府利用《马关条约》窃据台湾，使之沦为日本殖民地。为永久性占据台湾，隔断台湾同祖国大陆文化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血脉联系，殖民者以所谓“教育现代化”推行殖民奴化教育。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但殖民教育流毒至今，对台湾社会和两岸关系造成了严重侵蚀。

“去其旧国之梦”

窃据台湾之初，日本以冲绳殖民经验为模板，在台湾推行殖民教育，即“以强力手段征服其外在，同时要双管齐下驯服其精神，去其旧国之梦。也就是要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之同化为与日本人完全一致的国民”，“驯服其精神的任务应落在普通教育之上”。

相较于冲绳，台湾不仅面积更大，民族构成也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琉球王国已被日本完全吞并，而台湾虽被日本窃据，但母国仍在。因此，日本要改变岛内民众的国家认同就必须切断其与母国的一切联系。为达此目的，日本罔顾事实，编造各种谎言以蒙蔽台湾民众，比如，殖民当局编订地理教科书时炮制出与日本“本邦”相对应的台湾“本岛”概念，中国反被归为“外国”，在地理概念上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同时，殖民当局为更有效地控制岛内族群，采取强化族群差别、分而治之的手段。

在清代，清政府希望通过“怀柔”政策促成台湾岛内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发展。日本侵占台湾之后，为泯灭岛内各族群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反其道而行，出台了一系列将族群“碎片化”的政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日本继续对台湾少数民族实行“生番”、“熟番”的两分法，只是将“生番”改称日语的“高砂族”，即高山族，“熟番”改称“平埔族”。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化，1900年伊能嘉矩抛出将“原住民”分为7个民族的“七分法”，1935年一份题为“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的调查报告甚至提出台湾少数民族可细分为9个不同族群，后者获得殖民当局认可并成为岛内民族划分的新标准。这种“碎片化”族群分类法的险恶之处在于刻意增加岛内族群分裂的潜在风险，令各族群遗忘彼此之间的血肉联系，进而抹杀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血脉的认同。

族群“碎片化”是日本殖民者割裂岛内族群政策的总方针，而殖民教育则把这一方针灌输到台湾民众心中。自据台之初，日本殖民当局针对岛内汉族、平埔族以及高山族建立起截然不同的初等教育体系，妄图使其在受教育过程中产生被割裂的全新身份认同。

图为日本殖民者建于“新竹州”角板山的“番童教育所”，是日据台湾时期的所谓“样板学校”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日据时期，汉族学童就读的“公学校”与平埔族学童就读的“番人公学校”由殖民当局学务部门管理，但针对高山族的“番童教育所”却设于警务部门最基层的统治机构——“番务官吏驻在所”之下，其教师由完全没有接受过师范教育的警察兼任。以警政系统为主导的“番童特别教育”是殖民者“理番”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用意也并非所谓“教育现代化”，而仅仅出于殖民治安考量：一方面有利于维持日本人对台湾山地的统治，时刻监督少数民族，防止其反抗；另一方面殖民者试图通过培育“原住民”精英来补强日方“警政”系统，被选中的高山族子弟经过刻意栽培，成为殖民者的代理人，被置于与台湾其他族群对抗的前线。

这一政策不仅试图瓦解台湾地区原本的族群生态，使台湾各族群之间的区隔明确化、固定化，还企图通过“切香肠”的方式，先在高山族与岛内汉族间制造疏离感，进而给予少数民族一种“虚拟的国民身份”，引导其将日本视为身份认同的对象，以此割裂岛内各族，挑起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达到分化瓦解反侵略力量的目的。

制造种族差序

殖民者构建的初等教育体系将汉族、平埔族和高山族隔绝在独立的“教育场”，通过教育使之“客体化”；当客体化对象再次主体化时，他们将归于“日本人”。换言之，日本的“臣民炼金装置”先将拥有“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这一共同身份的汉族、平埔族和高山族隔绝于不同空间，使之沦为完全不同的教育对象，进而有针对性地混淆其国族认同。当固有的集体认同被殖民教育打破后，他们未来生存所需的全新身份认同只能以唯一的样态重建，即“天皇的臣民”。这便是“分化”政策的核心。

20世纪20年代初，以《第二次台湾教育令》为标志，殖民当局表面上对“分化”教育政策有所调整，如“番人公学校”改名为“公学校”，但所谓变革仅止步于此。汉族学童就读的“公学校”与平埔族学童就读的“公学校”仍属不同教育机构，所用教材亦有明显差别。以所谓“国语”（日本语）教材为例，汉族“公学校”使用的是《公学校用国语读本第一种》，平埔族“公学校”使用的是《公学校用国语读本第二种》。虽然二者均以日语为“国语”，推行殖民教育，其间仍然渗透着不同的族群意识，以分化台湾民众的共同身份认同。最为显著的是，殖民当局编纂的教科书刻意避免出现适用对象以外族群的正面形象。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孔子》等篇目为汉族教科书独有，赞颂少数民族恪尽职守的《勇敢的信差》等文章则仅见于《公学校用国语读本第二种》。

在为汉族学生编写的教材中，殖民当局甚至别有用心地选用“汉人吴凤舍身教化番人，反遭番人杀害”的故事，刻意营造强化“汉人优于番人”观念，对社会上出现的“我辈台湾人之能力绝非彼等蒙昧野蛮之生番可比”的“汉族优越论”亦故意放纵。1915—1916年专为少数民族编纂的《番人读本》更是刻意放大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异，借此离间二者的关系。殖民当局名义上倡导日本人、汉族、少数民族“三族融合”，但融合的前提却是日本人、汉族与少数民族原属异质存在。表面上的融合实质上是在殖民教育基础上将族群区隔开，建立起“日本人优于汉人，汉人优于少数民族”的潜在种族差序。

当下台湾的族群矛盾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这一“分化”政策，它故意制造出一种偏狭理念：台湾地区一切政治权力并不源自对中国及中华民族的认同，而是基于“先到原则”。岛内少数民族落入殖民者制造的逻辑陷阱，以所谓“原住民”自居，将汉族视为“他者”和“后来者”。1949年以后，面对败退台湾的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被其裹挟而至的大陆民众，惑于所谓“先到原则”的岛内少数民族与汉族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先到者”——“本省人”意识。在“本省人”的观念中，来自大陆的“外省人”被视为“他者”和“窃据”岛内政治权力的“后来者”，演变为当下不断撕扯着岛内族群的“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争。

灌输“皇民”意识

日本推行殖民教育以“启蒙”之名，实质上却认为“一味追求普通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徒会助长番人文明意识的发达，终致有害于统治的结果”。所以，殖民者试图通过教育向台湾民众灌输“效忠天皇”、“忠皇爱国”等奴化思想，压制甚至消除其抵抗意识，使其顺从殖民统治。

在殖民当局制定的各类文件中，德育与“陶冶作为日本国民的必要品格”紧密相连。1898年版《台湾公学校规则》规定，“锻造国民性格、练习国语、提高实用技能”为“公学校”教育三大目标，其中德育优先于“国语”教授。对殖民者而言，最高的德行莫过于效忠天皇，台湾德育的核心任务自然被设定为培养忠于天皇的“爱国者”。1934年3月1日，殖民当局牵头召开台湾社会教化协议会，会议制定的《台湾社会教育指导纲要》规定了台湾教育的基本任务：“恪遵天皇圣训，精忠报国；确信皇国国体之精华；感佩皇国历史所流露出的皇国精神；体悟崇敬神社之真谛；发扬忠君爱国之赤诚。”

由于被皇民化教育蛊惑，一些台湾民众忘却了日本的殖民压迫，甚至直接或间接参与日本侵华战争。据日据时代出生于岛内汉族家庭的李英茂回忆，那时家家供奉“天照大神”，规模大的学校要修建独立的“奉安殿”，收藏天皇的“御真影”供师生敬拜。他对侵华战争的记忆自然也受其影响，“南京沦陷那晚，宜兰市内还举办了提灯游行。那可真是值得庆祝的事。为了做喜庆的红豆饭，每家每户都收到了额外配发的大米”。由于年纪尚小，李英茂未直接参与战争，但他仍以“修机场和防空洞”等方式来为“天皇尽忠”。

在少数民族身上，皇民化教育还与“分化”教育产生了叠加效应。少数民族原本是台湾地区抗日的重要力量，1930年雾社起义时高山族奋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姿犹在眼前，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被蛊惑的高山族却成为殖民教育配合度最高的族群。“台北帝国大学”教授伊藤犹典1939年提交的一份名为“台湾教育”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1938年4月，台湾地区“公学校”的适龄儿童入学率是46.36%，面向高山族开设的“教育所”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却高达78.82%。1942年，日本出台“特别志愿兵”制度以扩充兵源，已改用日本名的高山族青年大林千二竟为此慨叹：“直到昨天，我们高山族虽为日本人，却不要说成为帝国的军人，就连军夫都做不成。这让我深感惭愧。但自今日始，我们将完全具备资格成为帝国的军人。”殖民当局处心积虑利用皇民化教育等方式消除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树立亲日、崇日心态，企图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日本化。

被皇民化教育蒙蔽的台湾民众对于侵略战争出现了认识偏差。曾任日军通译的汉族子弟廖德聪在《从军感想记录》中称：“实战中，队长勇敢机敏的指挥与全军的勇猛协作令我深深感动。我军的体力和忍耐力都很强，危急时刻人人都展现出以死报国的坚强精神。”在他笔下，丝毫看不出日军的作战对象是他的血脉同胞。对战争的深度参与，使一部分台湾民众难以面对历史真相，头脑中残存的皇民化教育使他们更愿意相信历史修正主义那条淡化战争罪孽的歧路。

皇民化教育的余毒还与“台独”同流合污。“台独”势力将日本奉为“台湾近代化”功臣。殖民当局学务部负责“国语”教育的六名日本籍雇员，在与台湾抗日力量的冲突中丢掉性命后，被殖民当局尊为“为台湾教育奉献生命的开拓者”，伊藤博文亲自为其题写“学务官僚遭难之碑”。台湾光复后，为侵略者张目的纪念活动被叫停，相关设施也被拆除。但1995年李登辉在原址重建“为教育献身”的“六氏先生之墓”，“学务官僚遭难之碑”也于2000年复原。

尽管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已经终结，但殖民统治流毒非一朝一夕可以清除。近年来美国肆意违背一个中国原则，频繁打“台湾牌”，“台独”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在此背景下，殖民文化、殖民教育的流毒逐渐与“台独”势力同流合污，对此，我们应高度关注、有力应对。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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