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 每年新增7.6万家庭(图)

作者:庄庆鸿 黄秋霞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5-10-16 336

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 每年新增7.6万家庭(图)

  红枫中心志愿者为失独家庭进行心理帮助。资料图片

  50多岁的王晓莹(化名)永远记得2014年的一天,那天,她唯一的女儿永远离开了她。

  王晓莹是中国百万失独父母中的一员。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

  走不出中年丧子的哀痛,无处安放的暮年,往往让他们陷入绝望的泥潭。从2013年起,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直面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通过心理工作坊等创新方式,探索出了一条失独父母的心理救赎之路。

  红枫中心注册于1996年,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它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单亲家庭子女、失独家庭等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开展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项目、地震灾后心理援助项目等。

  今年7月,红枫中心的“失独家庭心理关爱项目”入选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社会创新项目百强。

  “不怕死”的父母,等不到的未来

  8月12日,王晓莹接受了红枫中心志愿者的入户访谈,此时距离女儿离世将近一年。心理咨询专家、志愿者们爬上一段狭窄而陡暗的楼梯,在她家门前敲门许久,门才打开。

  王晓莹的短发已经花白。不大的屋子里摆放着各色洋娃娃,冰箱上贴满了一个女孩从小到大的照片。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志愿者轻声赞叹。而女主人哽咽着回答:“人家都说这两口子长得不怎么样,却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她天生有唇线,像画的一样……”

  女儿的名字和“未来”同音,而死亡夺走了王晓莹最珍贵的“未来”。

  2014年夏天,女儿参加一次同学聚会,聚会结束后,要打车回学校上课。一个男同学刚买了摩托车,就提出载她回校。“男孩子没有驾驶证,摩托车也没牌照。”两个孩子都殒命于车祸。

  王晓莹的丈夫患有白血病,住在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听说后都傻了:这么一个好孩子,天天守着爸爸,怎么就没了?”

  王晓莹总在掐自己,“也不觉得疼”:“我一定是在做噩梦:丈夫得了白血病的噩梦还没醒来,又进入了另一个噩梦。”她常在屋里找来找去:“我在客厅,怕女儿在卧室,去了卧室又怕女儿在厨房。”她常听到敲门声,跑去开门,却再也等不到她的“未来”。

  “我们遇到的很多失独父母都和她一样,失去孩子后几乎一切都被否定了,甚至失去了快乐的权利和基本的尊严。”红枫中心项目官员孙一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2014年10月起,她担任失独父母心理救助项目的负责人。

  今年7月19日,浙江杭州一对夫妇在独生女病故百日这天,双双自杀身亡。“悲剧的发生绝非偶然。”孙一江说。

  红枫中心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对北京100位失独父母进行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调查显示,60%以上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 题:其中,处于抑郁状态的、饮食及睡眠不好的均超过60%;有强迫症状的超过50%;有精神分裂症状的、人际关系紧张的、偏执的、敌对的,均超过40%; 有自杀倾向的达到38%;感到自卑的高达70%。

  红枫中心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失独父母都“不怕死”。

  “对他们来说,‘还活着’都成了一件恐惧的事。他们怕生病,怕进养老院,怕上手术台找不到儿女为自己签字。”孙一江说。

  红枫中心副主任、首席心理专家刘凤琴指出,失独父母存在六大常见的心理误区:

  一是给自己贴“低人一等”的标签。二是主观臆测,认为别人故意在自己面前提到孩子,感到被歧视。三是不允许自己快乐,认为是对逝去孩子的背叛。 四是不允许自己悲伤,否认、过分控制自己的情绪。五是情绪化推论,比如认为“我很内疚,所以我肯定做错了什么,我觉得很无力,肯定是好不了了”。六是负向 注意偏差,“高度关注不幸的事”。

  这样的心理黑洞从何而来?

  孙一江解释:“多数失独父母始终处在创伤期,甚至包括孩子已去世一二十年的人,他们的心理创伤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自然疗愈。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又让他们感到自卑。”

  在红枫中心的咨询对象中,有一位失独母亲赵晴晴(化名)患有重度抑郁。5年来,每天她一起来就打开电脑,进入儿子的网上灵堂,“然后发呆、睡觉,在梦里总是在死人堆里绝望挣扎……”丈夫在生活上把妻子照顾得很好,但夫妻交流很少,他不明白:“她为什么总这么闹腾?”

  2007年,《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发布后,北京等10个省市开始根据特别扶助政策,为失独家庭发放特别扶助金。 2013年12月18日,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一政策,以北京市为例,自2014年1月 1日起,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此外,北京市根据2011年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确保实现“双降”目标的意见》, 对母亲年满49周岁的失独家庭发放一次性抚慰金3万元,每人每年发放特别扶助金2000元。

  “这些经济扶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独家庭的经济困境,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但心理上的巨大伤痛,则是失独家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的心理黑洞如何填补,亟待引起全社会重视。”孙一江说。

  创新心理救助:“就像是不用麻药的手术”

  心理康复,尤其是“失独”这样重大的心理创伤的康复,第一步最为艰难。

  “在失独项目中,寻找到服务对象是第一个难点,时常费尽周折。”孙一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很多志愿者吃过失独父母的闭门羹:“一说起这事我爱人就哭好几天,你们不要再来了!”“我不相信你们,哪有这种好事?”“我不想让周围人知道我是这种情况,你赶紧走!”

  有一次,志愿者从街道办得知,陈丽(化名)的儿子在几年前自杀身亡,丈夫也因病去世。“但我们得到的手机号一直打不通,她在街道登记的住处也被 拆迁了。好不容易得知她在某医院工作,抱着希望赶去,医院又说她辞职了。就这样放弃吗?我们不死心,又辗转找到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同事……终于,我们在这位 前同事的带领下,在一片拆迁工地的断壁残垣中,找到了那间平房——她的家”。

  这时,陈丽已经从能干的护士长,变成了眼神呆滞、行动和语言迟缓的中年女性。当志愿者热情地说明来意时,她的姐姐非常高兴,鼓励她要多出去参与活动,陈丽的脸上才露出了不太自信的微笑。

  陈丽已经很久不用手机,家里也没有座机。红枫中心的项目官员姜莹甚至担心她能否自己找到活动地点。第一次在座谈会上看到她时,姜莹松了一口气:“她不是没有能力,她是被悲伤困住了自己。”

  红枫中心采用的心理帮扶方式是对失独家庭入户访谈、工作坊、小组活动、个案咨询等一系列活动。

  “我没参加这项工作之前很忐忑,特别怕触动失独父母的痛处。他们来报名参加活动填《90项症状自评量表》时,我们都特别小心翼翼,但还是有人因为一点儿小事突然暴怒。”孙一江说,心理学术语中,称这样的状态为“易激惹”。

  而“心理工作坊”这一团体咨询活动,正是让失独父母直面最大的痛处。每次活动由20~30位失独父母、1名导师、多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助教参与。

  担任工作坊导师的是刘凤琴。她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工作了15年,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为警察、教师、学生、医护工作者做过危机干预团体心理辅导,荣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之后,她又在8月18日带队赶往天津。

  “我们运用人本主义、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与视角,营造了一个安全、接纳、温暖、尊重、支持的氛围,结合哀伤发展的阶段,发挥团队动力,创造积极体 验,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建设性力量,帮助失独父母完成有效的哀伤,引发、构建积极的希望与信念,使心理创伤得到疗愈,生活得以重建。”刘凤琴对中国 青年报记者说。

  这并不容易,因为她们面对的学员太特殊:60多岁的许莉(化名)独自居住。刘凤琴上门访谈时,看到她的床头放着1米长的铁棍,“她说甚至想上街 打死一个人,然后自杀”。在《90项症状自评量表》中160分以上就是“可考虑筛选阳性”,需要适当的心理干预,许莉的分数高达360分。

  在心理工作坊上,导师会带领失独父母进行“找回我们的内在价值”“梦想拼贴”等20多项互动活动。

  挑战最大的环节之一是“想象孩子来自天堂的电话”。有失独母亲曾激动地尖叫:“老师,你停下来!”甚至有人突然不能动了,也有的瘫倒在地,需要 队医紧急处置。许莉也曾愤怒地离席。走到门口,孙一江轻轻问:“你可以吗?”让孙一江惊讶的是,许莉想了想,说“我可以”,又回到了座位上。

  “我很理解这种痛,就像是没有麻药做手术。”孙一江说,“工作坊不能抑制失独父母的哭泣和暴怒,而是要引导、释放出来。因为失独父母周围的人通常受不了反复的倾诉、哭泣,所以他们的情绪是长期受到压抑的。”

  面对棘手的突发状况,红枫中心的心理专家、咨询师志愿者也有经验。在人们哭成一片的时候,刘凤琴总能保持沉稳、关爱的态度。“因为我们都受过专业训练,心理咨询师就是药引子。我们特别想从心理上帮助他们,这种心情压倒了作为普通人的难过”。

  对一名情绪失控离席的女企业家,志愿者就按照她的性格来鼓励:“你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我相信你,你看,那么多人还需要你去支持呢……”最后,她 坚持完成了工作坊课程。后期入户访谈时,她主动告诉志愿者,女儿去世两年来,她一直觉得孩子还在,在街上碰到和女儿相似的长头发女孩,总忍不住跑过去看一 看。“现在,我真的接受孩子走了这件事了”。

  一位失独母亲在四川雅安的工作坊活动中,第一天画了一棵枯树。第二天,她在原先的图画上随意添加了新的感受:枯枝长出了新叶,太阳出来了,天空中有小鸟飞翔……信心和正能量渐渐回到这位母亲身上。

  让“同命人”从互助走向助人

  在红枫中心的帮助下,失独父母不再只是“弱势群体”,他们在逐渐恢复社交、回归社会。

  红枫中心最先搭建的,是失独父母之间的“互助网络”。比如8月12日,拜访王晓莹家的就不止志愿者,还有一位失独母亲群的群主“快乐姐”(网名)。

  面对熟识的王晓莹,“快乐姐”热情地招呼:“不在这儿客气了,做点儿麻酱面,大家伙一起吃!”沉寂的屋子一下子有了“人气”。大家捧着青花碗说:“要是能看看王阿姨做面点,就有福气咯!”这时,王晓莹第一次笑了。

  这样的失独父母,互相有个特殊的称呼:“同命人”。他们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建立了自己的群体,相互安慰,交换信息,甚至有人为“同命人”捐款。红枫中心看到了这其中蕴藏的正能量。

  “我们组织初步走出悲伤的失独父母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帮扶其他父母,获得一种互助互爱的温暖。失独父母只有重新找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才能真正获得新的开始,实现身心真正的救赎。”

  让失独父母参加公益活动,这是怎么想到的?

  孙一江介绍,一开始,是因为不少参加过活动的失独父母还想继续参加,红枫中心就请他们来担任志愿者,比如拍照、帮助办理住宿登记等,“意外发现,他们都特别乐意帮忙”。

  “失独父母觉得丧子是特别不光彩的事,非常不自信。我们要让他们回归社会,不能只躲在家里。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他们帮助别人时会感觉自己有力量,能培养起自信。”

  2015年春节前的两次活动中,红枫中心在问卷上加了一题:“如果红枫培训为失独群体服务的志愿者,您会报名参加吗?”让孙一江意外的是,80%以上的人选择了“是”。

  “快乐姐”在自己的群里招募失独父母志愿者,很快就满额了。端午节时,他们去了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机构,为老人们包粽子。“现在他们经常问,什么时候再组织这样的活动”。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重度抑郁的赵晴晴竟然也报名参加了。

  “虽然活动刚开始,就有一个环节触动了她,她忍不住伤心落泪。但在身边咨询师的温暖陪伴下,她的情绪渐渐平复,继续投入到活动中,和大家一起,为养老站的老人唱歌、包粽子,还分摊了活动开销。”志愿者回忆说。

  当志愿者第三次入户访谈时,赵晴晴的气色红润了一些。她说,最近睡眠也好些了。“更重要的是,现在每周六她都会参加公益活动,每次都觉得挺开心。虽然还有焦虑发作的时候,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硬扛着,而是吃适量安眠药睡觉”。

  失独父母心理救助,亟须政府和民间合力

  在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的支持下,从2013年起,红枫妇女中心先后在北京、雅安开展了3个失独家庭心理关爱项目。

  失独父母们的改变令人欣喜。有人告诉志愿者:“我回去后就去看父母了,老人很欣慰。”“从工作坊回来,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早起就想唱歌,出去锻炼,老公说你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

  但限于经费和人力匮乏,红枫中心目前帮扶的失独父母仅是这个群体的“九牛一毛”。 他们在腾讯公益频道发起的众筹项目“还失独父母生的希望”目前已筹足目标款项43070元,但这仅仅是面向30名失独父母进行一次工作坊的成本,对长期需 要支援的庞大失独父母群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红枫中心呼吁,失独家庭的心理救助,亟须政府部门和民间形成合力。

  孙一江分析,从宏观制度看,目前卫生计生系统尚缺少系统的失独群体心理康复计划,包括专项财政支持。

  她指出,心理康复是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由于医院的资源有限,心理咨询机构是一支可为失独群体提供服务的重要力量。但许多城市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仅限于‘民非’机构,限制了工商注册的心理咨询机构作为社会企业服务失独群体”。

  从基层来看,社区负责计生工作的基层干部有贴近失独群体的优势,是开展失独群体心理康复工作的重要力量。但目前他们面临对失独群体“不敢碰,等不来,不会做工作”等难题。

  孙一江分析,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在政策支持上,在基层社区,关爱失独群体工作并非专人负责。“计生干部经常身兼数职,每天面临着繁重的工作任务”。

  二是许多社区干部在理念上,还未重视失独家庭的心理康复,还停留在“送油送米送温暖”的阶段。“一些地方政府和公益机构有心理帮扶的合作试点,但还没有铺开”。

  三是专业能力问题。“社区干部有着良好的愿望,但普遍缺少相关的心理专业培训,对失独群体的心理特点缺乏了解,难以开展有效的心理康复活动,有时还会无意间形成二次伤害”。

  红枫中心也开设了社区干部培训工作坊,有针对性、体验式地帮助学员深入理解失独父母的心理状况、哀伤反应,学习陪伴失独家庭完成哀伤历程的实操方法。

  这一工作坊是无偿提供的,但试点后对社区干部的“科普”效果良好,北京市朝阳区的某街道已主动提出政府购买培训服务。

  红枫中心还先后起草了《关于完善法律,加强对失独家庭关心扶助的提案》(2013年3月)、《关于加强对失独家庭心理关爱的提案》(2015年3月),通过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期间正式提交,并转给相关政府部门。

  红枫失独项目组已将他们的探索编写了10多万字的《失独家庭心理康复实操手册》,详细介绍了工作模型的理念与各项活动的方法。手册将免费发放给服务失独家庭的机构和组织。

  “失独家庭是中国特定历史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需要全社会的关爱。与此同时,失独群体的心理康复模式尚无先例可循,至今仍在摸索中。我们期待更多人共同携手,陪伴更多失独父母走出哀伤,开始新的生活。”孙一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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