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泛用西方发展经济学话语的若干问题

何干强 2019-06-09 浏览:

何干强:泛用西方发展经济学话语的若干问题

  摘要:近年来,国内学者频繁使用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人口红利等西方发展经济学话语。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只是对一定范围的经济现象所做的比喻;“比较优势战略”搬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原理,把它扩展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人口红利”概念撇开社会生产关系,片面分析人口供求现象及其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们只有自觉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思想,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经济学非科学话语的泛用,保证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

  关键词: 唯物史观  “中等收入陷阱” “比较优势”  “人口红利”

  西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学界批判地借鉴和汲取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某些有用因素,本无可非议。但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除了一部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激进主义学派的理论外,其主流理论“受到新古典主义的强大影响”,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和辩护性的弊病,如果不加分析地照搬,势必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起误导作用。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的精神, 增强理论界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自觉性,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内学者频繁使用的“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人口红利”等西方发展经济学话语及其相关主张,提出商榷意见。

何干强:泛用西方发展经济学话语的若干问题

  一、泛用“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为传播新自由主义提供空间

  在汉语中,“陷阱”意为诱使野兽或敌人上当而挖的暗坑,比喻一种暗藏的危险。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在我国理论刊物乃至新闻媒体上屡见不鲜。在客观上,这与我国已进入世界银行公布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关。世界银行“按图表集法”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现价美元)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人均GNI为10366美元;中国人均GNI为8690美元。 据此可推算出,中国人均GNI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3.8%。按世界银行的排序,2017 年中国人均GNI已进入世界“中高等收入国家”序列。 由此许多学者搬用“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研讨中国会不会陷入及如何防止陷入该“陷阱”问题。然而,“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只是西方学者对一定范围的经济现象所做的比喻,它并非科学的经济学概念。理论界广泛使用这个概念,很值得商酌。

  资料表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用语由当时任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于2006年首先提出,出现在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该报告将东亚的日本、韩国等5个高收入经济体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等8个国家做比较。后者在20世纪60—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增长便陷入了停滞,无法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故称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描述拉美国家经济现象的概念,后来被泛化为所有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都有同样的危险。如维基“智库·百科”网站就把“中等收入陷阱”解释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这就把“中等收入陷阱”从一种比喻性的文学词汇,变成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术语。而它的流行,则为新自由主义逃避应付的历史责任找到了借口,并为传播历史唯心主义的经济发展观提供了空间。

  其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主导“全球治理”过程中,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历史责任。实际上,拉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生经济停滞和社会乱象,内部原因是它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导致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随经济发展而尖锐化。其外部原因则是,这些国家与西方垄断资本控制的世界市场全面接轨后,受外来冲击,经济陷入困境,于是求助由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这两大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救助”,是以接受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作为附加条件的。这些政策渗透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要求被“救助”国的国有经济私有化,政府放弃对宏观经济的必要调控,实施紧缩政策,放任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自由进出等,以便优先增加美元外汇收入,偿还本国所欠美元债务。这就势必造成拉美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加剧,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宏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金融管理失控,通货膨胀,政局动荡,即发生盛行20世纪80-90年代臭名昭著的“IMF骚乱”(IMF Riots)。 而把这一列骚乱解释为“中等收入陷阱”,就会让人们误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而忘却这些乱象与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经济政策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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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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