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退台湾抢救了中国知识分子?

术 山 2019-12-03 浏览:

近期有一篇《抉择:194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旧文,在某平台上被新媒体账号频繁转发。文章高度评价了国民党政权1949年逃台期间,对于中国文物和人才的掠夺式“抢救”。文章这样写到:“最为无价的是,其‘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之际,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上,让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难道历史真的如他们所说的这样吗?

国民党败退台湾抢救了中国知识分子?

一、中国文化真的是依靠少数的逃台知识分子才“一脉相传”的吗?

我们且顺着文章所列举的“正面典型”,看看这些选择离开祖国的知识分子的后续故事。

胡适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在大陆的三十年可谓是著作等身,然而1949年以后的学术作品锐减。更有甚者,表面上标榜“自由主义”的胡适,却在50年代先后接受国民党4.5万美元润笔费,在报上发表反华反共文章,乃至于预言“西藏必不可能统一”,结果因此还成为了收入《毛泽东文集》的反面教材——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注1]】

傅斯年赴台后首先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然而在他履新后仅三个月,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六事件”——国民党军警攻入台大,抓捕了100多名爱国学生,并先后处决7人——曾经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校长,最终也只是选择了明哲保身。次年,傅斯年便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质询”时突患脑溢血逝世。

罗家伦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但是比起好友傅斯年等更加醉心政治,政客的成分远强于学者。罗家伦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投靠蒋介石,支持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吹捧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逃台后的1952年,罗家伦奉蒋介石旨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谁知碰巧对岸大陆已经开始简化字运动,反而因此被一百多位“议员”攻击为“通共匪谍”,只好就此作罢。

二、大陆的知识分子从此就一事无成?

文章中还有段这样的描述,好像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从此就一事无成了:“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否定。此后几十年内,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被批判的命运。”

以上文中说到的陈垣为例,陈垣先生作为资深的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自然是重中之重的“抢救对象”,但陈垣丝毫不为所动。1949年5月17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

他在表达拥护新政权的同时,劝告胡适能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

陈垣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拥护,不仅有言语上的公开表态,而且在行动上紧紧追随。亲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形势变化,对比国、共两党主政下的社风民情,陈垣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被重新点燃了。“我以前没有看过好的政治,就以为凡是办政治的就办不好,就令人失望,于是只好采取消极的办法,对政治不闻不问。”

“现在不同了,从解放以后,我静心的观察政府的一切措施,一切法令,真是基本上和从前不同了。不用说别的,就看见他们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一点奢华享受的喜气,已经是从前所没见过的。”】

1951年5月,陈垣受命担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的总团长,他不顾体弱年迈,在四川巴中地区四处走访,所见所闻让他“思想上起了阶级的变化”“认识了群众伟大的创造力”,他认为,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学术生活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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