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和文化觉醒

吕新雨 2015-03-28 浏览: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全面论证或者说重复了梁漱溟的观点:“20世纪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先前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中国,这一过程 是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芮玛丽(Mary Wright)第一个发现20世纪初膨胀的反帝民族情绪是如何促使满清政权(1644~1911)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上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 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要求‘现代化’的压力亦来自帝国主义方面。清末新政包括: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革新、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以及建立 各级‘自治’组织。促使改革的动力有多方面,其一是义和团起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期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其二是列强向财政崩溃的清政府勒索巨额 赔款使它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向全国榨取钱财。所有这些因素都汇集起来,要求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政权。”⑥

  被认为是第一个发现者的芮玛丽所编辑的文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1900~1913》出版的时间是在1968年。而梁漱溟早在30年代就表达 了上述观点。如果我们继续借用杜赞奇的“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的概念来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那么梁所反对的土豪劣绅其实就是国家和乡村之间的 赢利型经纪人,它是中国的现代性的产物。而他所致力的村学、乡学,其实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改造和激活传统的保护型经纪。

  在杜赞奇的研究中,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延伸和对社会控制的加强是在自觉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它导致国家政权的扩张和内卷化,地方财政陷入恶性循 环,似乎只是在养活不断庞大的官僚和国家经纪集团。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村领袖们的主要职能是征收摊款。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保 护型村庄领袖纷纷引退,村政权落入赢利型经纪人手中,这正是乡村运动兴起的时间、背景和原因。一方面,可以说是苛捐杂税,而不是乡村内部的阶级斗争成为农 民暴动的直接原因,但它背后正是城乡分裂所导致的不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分化。杜赞奇引用共产党在山东的干部的话说:“减租减息并不是革命的首要任务, 因为它既不能动员大部分农民,也不能极大地削弱乡村中封建势力,……实际上,一些干部发现减轻租税负担是农民大众的第一要求。”⑦所谓苛捐杂税,正是现代 民族国家各种社会政治权力的运作成本。所以在梁漱溟看来,每一个政府都脱不了破坏乡村的干系,政权本身正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动力。但是,从另一方 面,中国革命之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农民起义,正在于阶级斗争所提供的政治资源,它史无前例地把一个社会最贫困的农民阶层作为“人民”提升到一个政权最重要 的合法性的位置上,这是现代启蒙主义的果实,也是中国“革命”的意义所在,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也必须建筑于此。

  问题在于,当赢利型经纪人纷纷钻入村政权,以窃取国家转让给村庄的部分权力时,会极大地损害政权的合法地位,所以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 (delegitimation)力量冲倒之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在杜赞奇看来,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因此,打倒土豪劣绅作为反 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也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诉求。不过,在梁漱溟看来,这却是对西方现代性压迫的抗击。梁漱溟凭借什么来抵挡这一过程,并取 代国共两党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唯独乡村运动,异于过去一切维新运动、革命运动、救国运动而独能统一中国,这是从中国的特殊性出发的解决之道。

  其实,正是共产党的减租减息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才有效地打击了赢利型经纪人对乡村的破坏,从而赢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土改问题,也是近来 “翻案史学”的重点所在,土改被描述成共产党逼农民交纳“投名状”⑧。但是,四十年代末,共产党其实是为了顺应农民的强烈需求,不重犯大革命时代的错误, 才决定全面推进土改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土改是被农民推着走的。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在“统一战线”和农民利益之间调整和平衡。对于共产党的政 治理念来说,农民的利益作为革命的最大诉求,依然最重要,这才是土改的真正动力。⑨这正是其区别与国民党的地方,国民党实质上无法完成孙中山“耕者有其 田”的政治理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即土地革命的实现,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 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主义。”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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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吕新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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