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维护国家安全应有哲学思维

作者：江涌来源：原创 2019-11-14 3612

维护国家安全应有哲学思维

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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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维护国家安全应有哲学思维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19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开班式上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全党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就矛盾性质而言，安全所面临的要比发展所面临的往往更直接、更复杂、更急迫、更具有刚性，有鉴于此，发展靠竞争，安全靠斗争，即发展主要集中于市场引导企业竞争，安全主要集中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斗争。

一、防控风险首先要识别风险

江涌：维护国家安全应有哲学思维

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1该定义明确了国家安全是一种状态（没有危险和威胁），更是一种确保没有危险和威胁、处于安全状态的能力，这比原来将国家安全只定义为一种没有危险和威胁的状态有了很大改进。但是，根据实践要求，该定义似乎仍有改进的地方。实际上，国家安全不仅是一种客观状态（国家没有危险和威胁），还有一种主观感受（国民安全感）。例如，“杞人忧天”只是主观感受，一种错误的主观感受，实际上没有现实威胁的客观状态，但是杞人认定自己的安全处于威胁状态而惴惴不安，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今天的美西方等国总觉得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威胁了他们的安全，真可谓“杞人忧天”。美西方根据他们的感觉而采取行动，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行动，但是由错误行动而产生对他国威胁的状况是客观存在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无疑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但是盲人瞎马不知，自以为处于一种没有危险和威胁的安全状态，马照跑，人照骑。因此，国家安全是融客观状态、主观感知以及主客观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保障能力的集中体现。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理解国家安全，在此基础上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有效维护与积极塑造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以防控风险为重要底线。“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2风险防控必须以风险被准确感知、认知为前提，倘若判断失误，不能准确及时判断风险的有无、大小、轻重、缓急，那么不仅可能无险可防，或对既有风险防控无补，而且还会徒增新的风险。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这样说：“唐朝有个刘知幾，是个写历史的人，他主张写历史要有三个条件，就是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就是识别风向。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过要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3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增强识别风向的预见性。“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4习近平总书记这番告诫，实际上弥补了《国家安全法》相关概念定义的缺陷与不足。

风险的准确感知、认知需要科学的方法和相应的知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5“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61963年5月9日，毛泽东主席对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改了标题并写上批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7近代以来，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结合，相辅相成，对于完整、严密、科学的思想之形成至关重要，三者不可偏执，缺一不可。倘若有偏有缺，作为整体的人的知识思想体系发育成长就不正常，国家就不能科学决策。其实，很可能是中国人爱走极端，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谆谆告诫，要守正持中，执两端而用其中，过犹不及。

前几十年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几十年盛行“阶级斗争熄灭论”，谁说阶级或阶级斗争，谁就是“左”就是“另类”，很显然，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其实都不是科学的可取的态度。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实际上偏执举纲而忽视目张，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没有得到应有地重视，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物质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时间停留在描绘层面，这样在与西方的全方位竞争中，因为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缺乏直观的生产力支撑，缺乏说服力，没有底气，于是就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1959年苏联最高领袖赫鲁晓夫访美，被美国的经济繁荣震惊了、休克了，“美国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简直要把货架压塌，而我们商店里即便很是有限的品种往往也是空空如也”。短缺经济（曾被刻画为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代表社会主义）在过剩经济（市场经济的常态，代表资本主义）面前，抬不起头来。

阶级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仅科学社会主义讲阶级、运用阶级分析，而且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仍旧是资本主义）从来都不回避阶级与阶级分析。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这一鸿篇巨著中，以阶级为基础，就落落大方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皮凯蒂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至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本质是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一个资产阶级学者，用阶级分析方法，不是同情、感兴趣的问题，而是必须直面阶级这个客观存在。所谓客观存在，就是不随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感不感兴趣、否定还是肯定、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都无所谓，它就在那里，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行，发挥它自身的作用。除了理论学术研究探讨，实际中，美西方频繁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并用意识形态划线，两大阵营对立，搞冷战，搞和平演变；苏东剧变后，搞强权，搞“颜色革命”。在国内，毫不吝啬使用资产阶级专政，对抗各种群众组织，镇压工人和群众运动，远一点的如里根政府镇压航空管制员工会，近一些像奥巴马政府镇压“占领华尔街运动”。

近几十年，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闷声不响发大财。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得到充分运用，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得到充分重视，生产力得到充分释放，“中国制造”所代表的物质财富被极大地创造出来，中国经济总量于世界坐二望一。但是与此同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以阶级斗争所代表或折射的人与人的关系，被高度掩饰、屏蔽、规避，很多人对于阶级与阶级斗争谈虎色变，讳莫如深。然而，问题矛盾风险挑战并没有因为我们回避了阶级、“熄灭”了阶级斗争而得到顺利解决，相反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更加尖锐，社会、文化、政治、生态以及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风险不断上升，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这是因为忽视阶级斗争，三大知识思想来源缺了重要方面，科学认知缺了重要方法，这样几十年来的中国人在认知体系上存在严重缺陷。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陈述，“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和平岂能祈求得来，中国的经验、世界的经验清晰地显示，和平是斗争而来的，是打出来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妥协求合作则合作亡。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8邓小平同志科学界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性质。他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9党的几代最高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一贯的和一致的，显示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坚定立场、鲜明观点与科学方法。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讲话中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10

信息化、全球化、货币化使得国家安全高度系统化。木桶盛水量不仅取决是否有短板，更取决于底部是否有漏洞，短板高低决定水的多少，而桶底漏洞决定水的有无。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是国家安全木桶的板，而阶级斗争是桶底的洞。人是生产力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关系的关键要素。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主要解决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阶级斗争不仅关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问题，更关乎人与人的关系。国家安全问题不仅是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发展，人与物、人与自然的矛盾会得到缓解，物质生产重要性（即经济基础性）会相对降低，物质分配重要性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人与人关系）调整的要求会不断提高，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作用不断凸显。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作用也会相对下降，各种社会矛盾、国家间矛盾（集中体现为阶级斗争）更加突出。由于缺乏对阶级（斗争）的正确认知，例如认定，中美关系，好，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所以，我们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中美摩擦、香港暴乱等一系列事件感觉迟钝，应对乏力。历史教育值得借鉴，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文艺青年”占据领导岗位，将残酷的现实斗争、阶级斗争当成网络电子游戏，仔卖爷田，玩光近乎所有家底，大批革命志士的无谓牺牲也唤醒不了那帮神经质的书呆子们的理性，如此，书呆子们革命，一万年也没有成功的可能。国家安全在缺乏有效感知认知之中、相关风险在缺乏有效识别的情况下，问题矛盾风险挑战日趋突出，党和国家因为广泛而深入的政治腐败，甚至可以说一度是岌岌可危。

二、识别防控风险关键在于“仁者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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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问题矛盾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国防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情况日趋复杂。相关人士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的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科学诊断，精准预判，对症下药，坚决斗争。

识别防控风险、维护塑造国家安全关键在人，在专群结合。就“专”而言，需要一支绝对忠诚、尽职恪守而又精干内行的队伍。前文所述，写历史需要具有才能、学问和识别风向三个条件或能力，识别防控风险、维护塑造国家安全，除了才能、学问和识别风向这三个条件或能力外，更要有心有意有担当有作为，耿耿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国家安全事业。有这样一个故事：禅宗六祖惠能在给弟子讲经时，忽然轻风吹过，旗幡飘动，引起了两个弟子的争论，一个弟子说是风在动，一个弟子说是旗幡在动，惠能插口解释说：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宋代诗人释本先评曰：非风幡动唯心动，自古相传直至今。今后水云人欲晓，祖师直是好知音。惠能禅语名扬天下，给后人以深刻启迪，今人对之仍褒贬不一。从积极意义来看，每一个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者、决策执行者都应当是一个仁者，一个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仁者，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时代仁者。这个新时代仁者，见幡动而知风动与风向，知风动与风向而生预见，并积极采取行动，维护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始终不渝地把国家安全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始终不渝把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遍及世界，踏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排除千阻万难，努力布道传教。使命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誉感与成就感，驱使传教士一如既往，勇往直前。二战后不久，美国开启冷战铁幕，中央情报局时任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向隐蔽行动的战士们发出动员令，“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11美国特工们拿出“传教士般”的毅力、虔诚、精神等，积极从事和平演变苏联及东欧阵营的工作，坚定地打一场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持久战。

美西方和平演变苏东地区可谓锲而不舍，驰而不息，久久为功，最终外因通过内因起了作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强权胜出，美国一家独大。对照比较美国和苏联的“安全卫士”在冷战期间尤其是后期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美方兢兢业业，始终保持“传教士般”的毅力、虔诚、精神；苏方一开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总体防守但是局部有进攻，给美西方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与障碍，但是精神斗志没有持续，而且再而衰，三而竭，到后来则是慵懒散漫，甚至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大厦倾覆之际，完整庞大的军警宪特，作壁上观，竟无一人是男儿。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但是美国情报机构、安全卫士们并没有因为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们又有新的使命——“颜色革命”，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拿走的，给我拿回来；吃下去的，给我吐出来”。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空地带，一如“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正义力量不去革命，反动势力就必然要反革命。“颜色革命”就是反革命。“颜色革命”的实质是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是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果的“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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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西方热衷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进行观察分析，在使用历史的望远镜之后，再使用技术的显微镜细致观察，不难发觉，美西方“颜色革命”谋划者策动者实施者，一如先前“传教士般”的执着。实际上，美国在诸多国家搞“颜色革命”实属不易，客场作战，天时地利人和难以把握，势单力薄，人少物寡，但是最终屡屡得手，一个重要原因，“颜色革命”的谋划者策动者实施者对他们的“事业”的虔诚与执着，尽心竭力，积极善于利用外力，利用当地资源，广泛拉拢凝聚东道国反对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壮大强大自己的力量。有“颜色革命之父”之称的基恩·夏普是从“极左分子”蜕变而来的，他充分吸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那一套做法，用于“反革命事业”。相反，相关东道国那些反“颜色革命”的安全卫士，尽管人多势众，主场作战，貌似团结，但是更多是乌合之众，混日子的多，把工作当职业而不是事业的人多，大敌当前，人们尤其是一些“关键少数”首先为自己打算，爱惜羽毛，为自己谋出路留后路，什么理想情操，什么优秀传统，什么国家人民利益，早就抛弃到九霄云外，摇摇欲坠处，岌岌可危时，不敢担当，不会作为，不善于斗争，因此总是被动挨打。

在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上，美西方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首先战略层面上，他们信奉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安全塑造胜过安全维护。其次在战术层面上，他们利用实力，扩张势力，把硬实力较好地转化为软实力乃至“巧实力”。冷战开启迄今，美西方在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方面总体上长期占据主动，一方面与美西方生产力占优的战略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美西方灵活的政策策略有关。在美国看来，国家安全既是事业又是商业，华盛顿与华尔街逐渐走向一体，华盛顿热衷政治利益，努力让更多的国家成为它的附庸，华尔街贪恋经济利益，在世界各国剪羊毛，试图让一个个经济体成为它的“提款机”。华盛顿要命，华尔街要钱，华盛顿华尔街沆瀣一气，既要命又要钱。国家利益集团如此，相关“安全卫士”也是这样。他们执着地从事颠覆他国政权的事业，与此同时能从这份职业中获得丰厚回报，优厚待遇使得相关个人及其家人过着优裕而体面的生活，一个融“高尚事业”与高回报商业于一体的职业，谁还不会兢兢业业？从和平演变到“颜色革命”，既是让对象国成为美西方的实质附庸的目的，也是借机从对象国捞取钱财的手段，在相关国家，乱社会乱政治与乱经济乱金融于一体。被称为“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的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很早就成立开放社会研究所以及基金会，积极致力于“颜色革命”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把颠覆他国政权并从中赚钱当作事业、当作商业。那些倒霉的对象国为了保命（避免成功的“颜色革命”）往往不得不（实际也是顾不了）舍财，任凭华尔街等金融大鳄在金融市场上做空而赚得盆满博弈。

今日中国依旧是发展中国家，依旧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丛林中，很可能长期处于食物链的中低端。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等突出的政治安全，也将长期伴随中国的发展过程。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不输出革命，但是不得不抵御反革命——“颜色革命”；中国不热衷于阶级斗争，但是不得不防范他人他国施加的各种斗争。为了有效防控风险、开展斗争，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我们既应当充分吸取苏东等相关国家反和平演变、反“颜色革命”的教训，也应当合理吸收美西方实施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以及维护塑造国家安全的经验。合理借鉴各类经验教训，为我所用。中国人似乎自古就没有一个虔诚的非恪守不可的宗教信仰，共产党人更是无神论者却有着共同理想和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那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革命意志，那种“爱国、创造、清贫、奉献”的革命精神（方志敏精神），我们要充分弘扬。共产党人不是传教士，但是应当具备比传教士更优秀的品质，凝聚更宏大的力量，去坚持真理，去实现理想。共产党人是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直面现实，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伟大斗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好理想信念信仰和实际利益的统一，事业与商业、职业的统一。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伟大斗争，一定要坚持专群结合，做好专群结合，“专”关键在“关键少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12仁者爱人，新时代仁者爱人、爱民、爱党、爱国，新时代仁者集中在“关键少数”，立场坚定，清正廉洁，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过去，“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13今天，人民群众是国家安全最坚强的保障。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最终确立起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三、风险研判的技术分析与哲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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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工作重心应是在斗争中维护，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在防控风险，防控风险的前提需要精准识别风险，精准识别风险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需要哲学思维，需要一个相对完整的、严密的、科学的知识体系，需要有心有意有担当有作为的新时代仁者。然而，多年来我们的认知体系是有欠缺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知识思想来源少了一个“阶级斗争”；我们的仁者往往是缺位的，一些“关键少数”守土失职，仁者爱人，是个人家人，而不是他人，不是人民群众，更奢谈衷心地爱党爱国；在如火如荼的生产斗争中，我们倚重的是不平衡发展、不充分发展的路子，每一个发展进步近乎都在相应地积累一份风险，前一阶段发展的果往往会成为后一阶段不安全的因。由于风险识别问题，由于态度担当问题，由于防控能力问题，由于时间地点条件变化问题，或由于风险本身的复杂性急迫性等等问题，导致国家安全态势状况在应该的样子（应然）与实际的样子（实然）之间存在落差，实际态势状况往往比应该的态势状况要差，一些领域很可能差得很多。

其一，辩证唯物主义：安全与发展、竞争与斗争不可偏废。

经过建国70年的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早就不是昔日吴下阿蒙了，中国国家利益可谓点多、面广、量大。2010年中国名义GDP超过日本，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世界银行曾经发表报告，称根据购买力评价理论，2014年中国经济超过美国；按照西方多个机构的数据，到21世纪20年代，亦即未来十年，中国肯定会超过美国。随着实力的上升与势力的扩展，中国国家利益将延伸到全世界、遍及全世界。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渗入、拓展世界各地，可谓点多、面广、量大。过去有一个说法，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华人；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中国的利益。现在，地球变暖，冰层溶化，海水上升，北极很快全年通航，华人、中国人的足迹遍及世界，中国的国家利益正在遍及世界。有领导说，我们在非洲养了一大群羊，但是，既没有牧羊人，也没有牧羊犬，结果羊毛长齐了，被人家剪了，羊养肥了，被人家套走了。像利比亚，中国砸下了几百亿美元，正等着收取回报的时候，发生了战乱，巨额投资，连本带利，都打了水漂。这些年，在海外，凡是中国利益成规模地集中所在，那个地方往往就会出乱子，动乱、祸乱、战乱，或者“霍乱”，即类似埃布拉这样的奇异病毒出现，把当地搞乱，中国的利益受损严重。

国家安全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有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有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有政治、经济和其它利益，有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利益。但是，实际情形是，我们顾不过来，在于能力，力不从心，更在于意识，意识不到。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一直向我们兜售“世界是平的”，我们企业与国人只要“走出去”，一马平川，有播种就有收获，投资就能获得收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历史上，英美等西方国家，无不是仗剑经商，甚至直接充当海盗，明火执仗。亦盗亦商，宜盗则盗，宜商则商。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形是，美元流到哪里（即美国企业投资到哪里），美军、美谍就跟进到哪里，三者协同推进，一个都不能少。美谍发现并跟踪风险，美军控制并清除风险。中资企业单兵突进，甚至裸奔，其风险可想而知。发展靠（市场）竞争，安全靠（政府）斗争。只有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兼顾竞争与斗争两类手段，中国的国家利益才能得到切实有效保障。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需求发展推动安全意识提高。

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们通过生产活动谋取自己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14生产需求即劳动就业需求应是人的第一位需求，直接决定着生活需求，生产需求的质量决定着生活需求的质量。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一般劳动就业，他们努力规避脏活累活重活体力活，期盼着投入少、见效快而收益大。尽管持续快速发展了七十年，但是因为起点低、基础差、底子薄，所以迄今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能够提供稳定、体面且高薪的劳动就业很是有限，与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期待有很大落差。实际上，引发人们不安全感的不只是绝对收入，更多的是相对收入。由于国家长期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外加市场调节的“马太效应”，曾经一度缩小的地区、城乡、脑体、行业乃至企业的生产力差距进而收入薪酬差距，近几十年来不断拉大，东南沿海地区、一线二线及省会城市、知识精英、金融高新技术行业的收入与其对应的地区、城乡、群体、行业的收入差距很大，而且还越来越大，由此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满。因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政府承担无限责任”，所以老百姓的不满自然会集中到党和政府身上，在所谓的反复“非合作博弈”中，老百姓愈发“老不信”，不断强化自己是利益受损的群体，甚至是“弱势群体”，官民愈发对立，“塔西佗陷阱”也由此生成。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进，随着脱贫致富迈小康进行的不断加快，中国中产阶层群体迅速增加，且日趋庞大。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早先时候，人们关注衣食住用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重在量的满足，期待解决生产不足、市场短缺问题，问题集中表现为凭票供应、排队购买。衣食住用行基本解决了，数量问题解决了，人们更加关注相关衣食住用行的品种品质。衣，不只是蔽体、保暖，还要时尚、考究；食，不只是充饥、饱腹，还要营养、健康；住，不只是挡风、避雨，还要宽敞、明亮，南方居民更喜欢择水而居，水代表财；用，不仅是耐用、适用，还要精巧、美观；行，不只是出得去、回得来，还要方便、快捷、舒适。此外，随着居民（集中为中产阶层）积蓄存款日渐增多，对投资与投机需求也会增加。人们的需求持续不断地提升，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品质需要相应跟进，一旦出现落差，而且落差过大，相关矛盾就会凸显，安全问题（如食品安全、医药安全等）便由此而生。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便是普通民众也不只是停留在生产需求、生活需求等经济需求的改善提高，更有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当今世界，在（新）自由主义长期浸淫下的有钱有闲的中产阶层，多半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俘虏和拥趸，他们往往要求的权利多多，主动承担的义务却少少，即渴求权利，规避义务。解决了衣食住用行，他们关注蓝天和白云。政府说，要从我做起，每周少开一天车，减少排放，缓解拥堵，他们就不乐意。继蓝天白云之后，他们还要自由、民主和人权，因为他们担心“雷洋案”很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认定，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可以保证他们的特殊需求与安全。总而言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不断增加和提高，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解释揭示了这样的需求，在各类需求中，安全需求（对应的是安全意识）不断提高。人们形形色色的需求对国家（党和政府）管理体系与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

其三，函数与变量：世界秩序的顺应者与改变者。

当今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中国领导人举手投足、音容笑貌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就连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言行举止也牵动着世界，比如说中国大妈，她们炒黄金，据说炒到华尔街银行家都不敢小觑；中国大妈，跳广场舞，跳到全世界，影响全世界，尽管目前来看负面效应似乎要多一些。这就是影响力，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是有影响力。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累计出境人次只有27万，2016年、2017年、2018年中国累计出境人数分别是1.1亿、1.3亿、1.5亿人次，相当于一个日本国的人口都跑出去了。出境的中国人，有投资者，有留学者，更有观光旅游的消费者，他们所到之处就会买买买！潮水般的民众到香港自由行，据报道，把香港市场上的奶粉买光了，香港小孩的都没吃的了，最后实行限购，大陆观光客每人次只许购买2桶；中国观光客蜂拥到日本，把日本的马桶盖都买光了，日本商家笑得合不拢嘴。

近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与投资市场，是世界最大而且增长最快的市场，谁也不敢忽视这个市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改变世界局面局势的最大力量，亦即最大变量，无疑是中国。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相关商品与服务）、平等互利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独立自主的“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这“三大贡献”已经且仍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但是世界似乎刚刚觉察，很多中国人似乎还没有觉察，中国的专家学者就“大变局”写出汗牛充栋的文章，都在外求于境，而不是内求于身。实际上，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带来资源能源、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诸多经济压力，更有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因素相互交织而带来的压力，还有周边国家、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而作出的不适应反应的压力，这些压力形成的合力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世界。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和世界是“被隔离”的，中国从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课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都是分开的，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实际情形是，即便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也是习惯地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世界变动，中国跟着变动，中国是世界的函数。然而，当美西方针对中国制造一个个摩擦且不断扩散加码时，中国人才愈发觉察到，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的变量、关键变量、甚至重要变量。在这个方面，我们仍有模糊认识，认为关键变量比重要变量还重要。我们知道，保持平衡的天秤，在任一边放上一个小砝码，天秤就失衡了，这个小砝码就是关键变量。西方政治选举，势均力敌的大党是重要的、起基础作用的政治力量，而很多小党往往成为关键，关键少数，它倒向谁，谁就可以组阁。因此，新时期新时代，中国不只是要成为世界的关键变量，更要成为世界的重要变量。中国说话，世界都在倾听，但是听了之后，很多不当回事，不把中国当个数，不拿村长当干部。甚至一些小国时而不时地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因此，在未来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中国如何把实力变成势力，把硬实力变成软实力，非常关键、非常重要。

其四，事物结构决定性质与功能：相互依赖的对称性。

中国高校中盛行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说，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捆绑就是安全的。这个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事物的结构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及功能。国家间相互依赖是否确保或得到和平与安宁，还要看依赖双方是否地位平等与力量均衡，至于是否平等与均衡就要看相互依赖结构。权衡一方是否安全，要看该方在相互依赖中，是依赖的大还是依赖的小，是依赖的多还是依赖的少，是主动还是被动，这种依赖结构很重要，如果在相互依赖中，该方是被动的、依赖大的、依赖多的一方，那么该方很可能就是依附了，就不安全了。这一分析很容易找到例证：原来美国跟墨西哥、加拿大、古巴、海地、夏威夷等等国家或地区之间，都形成经济甚或政治的相互依赖，然而，最后美国都把这些国家或地区收拾得服服帖帖，夏威夷甚至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州。相互依赖若是不对称的、不对等的，那么这个依赖很可能就一种事实上依附，因为依赖小的一方可以获得一种特权，可以不断敲诈依赖大的一方，让依赖大的一方陷入“安全困境”。

中国和美西方形成的相互依赖，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且不对称的。首先是经济领域的依赖，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在市场、资金、技术、品牌、关键零辅件零部件等都对美西方形成依赖；其次是秩序规则的依赖，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运行机制及其相关规则秩序都是美西方建立的，主要且忠实地为美西方利益服务，但是我们日益严重地依赖这套秩序及规则，依赖美西方规范的全球化；第三是人才方面的依赖，依赖美西方帮我们培养人才，尤其是所谓“高端人才”。直接关乎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人才的引进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科技无国界，科学家工程师却有祖国，但是意识形态色彩明显的社会科学的大量人才引进，带来的问题就复杂得多，我们有理由相信“海归”绝大多数是有才干的和可信任的，但是其中也不乏“伯克利黑帮”“芝加哥男孩”“盗书的蒋干”，还有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内鬼”与“两面人”；更为关键的是思想的依赖，这是最可怕的依赖，例如，过去若干年间，从中央到地方，着了魔似的组织高级官员到美西方接受学习培训，甚至一度把这一学习培训经历，当成进一步晋升提拔的必要条件。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学、法学与新闻学等诸多学科学界学术思想理论，几乎都是在拾美西方人牙慧、仰美西方人鼻息，哪有什么理论自信，在美西方不断衰落的情势下，中国诸多领域言必称西方至今依然盛行。以上这种多方面不对称依赖，必然给美西方一种特权，时不时地敲打讹诈我们，中国动则得咎。一段时期，我们关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感到很憋屈，那个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对话，那实质就是训话，美国可谓颐指气使。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与经济政治摩擦，美国积极主动进攻，中国被动防守，恰恰是多年来中美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中方对美方过多依赖的结果。

江涌：维护国家安全应有哲学思维

从上面的系列分析，不难结论当前我们国家是不安全的，而且是越来越不安全，很多方面越来越脆弱。我们近些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宣传，说中国不得了了，“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是很厉害，但是远远不是我们一些人想像的、宣传的那么厉害。美国不卖芯片给中兴，牛X不得了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兴集团立马就休克了。中国很厉害的宣传，本来是鼓点劲，长点志气，结果把自己给陶醉了，麻痹了。中美经贸战，中兴休克事件，让我们清醒清醒，是个好事。国际安全形势研判似乎只是一个技术活，但是透析它的内在机理，则有广泛而深刻的哲学内涵与寓意，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由宏观到微观，由政治而经济。大国多亡于内乱，小国多亡于外患。大国国家安全研判聚焦内因，内外问题与矛盾，同时兼顾外部风险与挑战，主要来自于国家间博弈。相对准确地预测预见研判矛盾风险，必须在定性基础上进行适度的量化分析，量化分析最重要的是会算政治账、算大账，区别政治账与经济账，算大账与算小账，守住核心利益，谋求重大利益和筹划一般利益。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第二条。

2《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势——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5年10月29日）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4《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势——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5年10月29日）。

5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182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10参见江涌《应对系列挑战，开展政治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国有资产管理》2017年第10期，或参见《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文汇报》2014年6月30日。

11【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