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是如何应对“挨骂”问题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便是在各种“骂声”中成长壮大。新中国成立后，亦长期承受国际敌对势力的抹黑和污蔑。围绕如何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挨骂”问题，毛泽东作出了重要部署，积累了宝贵经验。他认为，凡是先进和革命的事物总是要“挨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国际上真正反华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管好自己，就不怕别人反华。这些思想和做法，蕴藏着哲学的智慧，闪耀着时代的辉光。今日回望，仍历久弥新。

战略自信，先进和革命的东西“总是要挨骂”

马克思主义自问世起，就被冠以“幽灵”的称号，《共产党宣言》开篇就写道，“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如同马克思主义向来在责难与斗争中实现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便是在各种“骂声”中成长壮大，“是被人家骂惯了的”。

应对“挨骂”，毛泽东首先区分了人民内部的批评与敌对势力的恶意诋毁两种不同性质的“骂”，指出，“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察，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针对来自反动势力的诋毁性质的“骂”，毛泽东进行了深入分析考察。

先进事物总是要“挨骂”。毛泽东指出，从古至今，“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即便“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事物发展皆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新事物的发展必然要经历曲折的历程，但是，不能因为新事物不被看好、遭受责难，就否认它的先进性质。真理一开始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毛泽东以哥白尼、伽利略等历史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举例，提出，他们的学说长时间被看作错误的东西，但是其真理性质并没有因此蒙尘，由此谈及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被帝国主义骂，说明我们的事业是先进的。应对“挨骂”，毛泽东展现出高度的战略自信和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认为只要坚持真理，符合人民利益，越是被骂，越证明共产党人的伟大和正确。敌人越“骂”，就越是“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帝国主义愈说我们坏，我们愈高兴。我们愿一辈子挨骂，如果它们讲我们很好，那岂不是同蒋介石李承晚一样了吗?”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写下《七律·登庐山》。

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平息西藏的武装叛乱，在中印边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此时，逢中苏关系交恶，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掀起攻击谩骂的反华合唱。毛泽东视若等闲，他在1959年9月《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写道，“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他明确说，“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同年，毛泽东也写下了多首读报诗，其中，“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遍寻全球侵略者，唯余此处一孤家”(曾珺：《毛泽东的诗赋人生》，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版，第253页)等词句流传颇广，展现出革命伟人的胆略。

帝国主义反动派骂我们，证明它没有办法。毛泽东指出，反动势力越是对中国极尽抹黑污蔑，则越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同时，敌对势力的污蔑和谩骂也并不能真正遏制中国发展，只会更加暴露其自身问题重重、外强中干，毛泽东将其形容为“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他着眼长远地指出，反华势力必将失道寡助，他们越是提高调门和声量，就越是会“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终将“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

针锋相对，“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面对敌对势力的污蔑和责难，毛泽东并非听之任之，而是针锋相对展开驳斥。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件。这两篇美国为自身对华政策失败而做的辩护中，充满了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以及对于中国人民的恶毒污蔑和深刻仇恨，其以“专制”“独裁”等罪名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并加以恐吓，扬言要在中国培养“民主个人主义者”，妄图颠覆新的政权。

◆《人民日报》刊发的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这些污蔑和谩骂在国际上混淆视听，也在国内产生影响。毛泽东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49年8月至9月，毛泽东一连为新华社撰写五篇评论，包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以及《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系列文章呈组合拳式，逐一驳斥了反华势力说中国“独裁”“恶意拒绝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等蓄意诬蔑。毛泽东深入阐述了帝国主义侵略必败，中国人民革命必胜的历史规律，揭示出美国所谓“民主”的虚伪，指出这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同时揭穿美国所谓“援助”之下对中国的遏制与侵略，教育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系列文章立场鲜明、嬉笑怒骂、气势磅礴，在国内和国际上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堪称国际舆论斗争的典范。

继1946年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56年7月，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谈话时，再次明确“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分析了世界变化发展的大势与帝国主义不得人心的现实，指出“一切民族都要独立。美国到处用反共的招牌为名，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国到处欠账，全世界都不喜欢美国”。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与力量消长之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前途，毛泽东指出，“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毛泽东说，“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

“纸老虎”论断，并不是自我麻痹，而是基于对人民群众决定性作用的考量，基于对当时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把握。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内部的腐朽进一步突显，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国际上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力量深刻改变着世界格局，“东风压倒西风”并非虚言。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是会见的地点)。

“纸老虎”论断，也包含战略与战术的辩证智慧。1960年5月，毛泽东在《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中指出，要站在全世界人民角度，坚定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战略上轻视它们，也要战术上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从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最终变成纸老虎，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可能还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团结多数，“反华的只是极少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有着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要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他明确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

195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日内瓦会议的经验时说，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次月，他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当被问及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表示“让我们做朋友吧”。他说，“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

◆1954年10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

面对美西方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毛泽东看到了其中的利益关联。他在1954年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为什么一些国家要跟着美国走，而另一些国家不一定跟随美国，就是因为前者“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美国火车头下一个命令，它们不得不服从”，而另一些国家“没有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或者套得不紧，因此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走”。对于具体的反华政治人物，毛泽东也洞察到，一些人的立场会变化，在下台之前激烈反华，但是下台之后就不反华了，原因在于，“他们反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这说明，“第一，有些人反对中国并不是真心的;第二，中国现在有了一个地位，能引起人家反对，刺激人家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来攻击”，“我们有了资格，有人要靠反华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毛泽东就此提出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方针。他看到，“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提出要广泛做中间地带和周边国家的工作，即使是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凡是有可能的，也要进行工作。“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总要分化的”。

毛泽东还对反华力量的组成进行剖析，他提出，真正反华的只是少数人。1960年2月，中国政府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达卡与印度新德里组织参加了两场工农业展览会，中国展馆受欢迎程度远超预期。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报告中说，中国展馆轰动了整个达卡城，东巴其他城市及达卡周围的农村也形成了参观中国馆的热潮。新华社记者在印度新德里写下名为《盛会难忘，友谊永存——记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国馆胜利闭幕》的通讯，记录了中国馆在81天内迎来了三百余万民众争相观展的盛大场面。毛泽东看到相关材料后作了长篇批语，指出，“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后来，毛泽东明确说，“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如何应对“骂人”的华侨华人?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表示，华侨华人以及相关的国际人士，哪怕是持反对态度的，也可以多到大陆走走看看。“不管是左的、中的、右的，都可以回来看看……看完回去也可以，回去骂了我们也可以，骂了再来还可以”。如何利用媒体的“骂声”?毛泽东对传播规律运用自如。他说，“利用香港一些报纸登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要他们不骂我们是不可能的，这样它就会起不了这个作用。一条消息又骂又帮是可以的，七分骂我、三分帮我这才对头”。

自信自强，“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华”

美西方对华指责和污蔑，主要目的是搞乱人心、破坏中国团结稳定和发展。毛泽东明确提出，“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泽东指出，敌对势力的反华有间歇性特点，间歇长短与中国的发展水平有关，关键“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国际国内关系，我们只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其他我们一万年后也不要。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华”。他提出，要将骂声转化为激励团结与实干的动力，专注发展。“反华有好处，一可以暴露敌人，二可以使我们怄气，愤怒不要表现出来，要变成力量。三年小变，五年大变，十年更大变。总而言之，人家是要看实力的”。同时，实在的建设成就更具说服力，也是对敌人的“骂声”最好的反击，“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

如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所阐释的道理，毛泽东不仅重视综合国力的发展，也十分重视在精神上对干部群众进行教育和武装。他强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含“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

面对国际舆论斗争中的思想武装问题，毛泽东主张给干部群众“种牛痘”，通过直面舆论斗争的社会实践，促进正确思想的形成。1956年底，毛泽东批示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要求公开报道帝国主义“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他提出，“我们准备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要使我们的人懂得外界的事情……就是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毛泽东具体指出，这样做“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当然，“种牛痘”也离不开正面引导。毛泽东提出，对有害的、负面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理有利的反驳，达到澄清认识、惩前毖后的目的。“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

毛泽东开方“种牛痘”，用意不仅仅是为应对反动势力一两次的谩骂攻讦，更是要让干部群众真正在精神上“站起来”，实现自主自立、自信自强。由于历史原因，国内一些人既容易被帝国主义吓住、有“恐美病”，同时又对西方有迷信式的崇拜。毛泽东说，“美国人，你越怕他，他就越凶，不怕他也就是那么回事”。他援引列宁所讲的“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指出，先进的武器拿在落后的人手里，迟早要垮掉。

鉴往知来，启示当下

当前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与毛泽东时代已有本质区别，然而，毛泽东应对“挨骂”的做法对我国应对国际舆论斗争仍富有重要启示意义。

要坚定自信，保持定力。相应的思想与话语是由垄断利益结构决定的。面对国际舆论场中的“骂声”，要准确判断本质和动因，洞若观火，毫不动摇对自身旗帜、道路、立场、观点的自信。要有理有利，争取主动。面对国际话语霸权，要发扬斗争精神，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同时，还要在话语质量上下功夫，占据科学和道义的制高点，将“陈情”与“说理”相结合。要拓展面向，团结多数。要跳出和个别国家争高低的误区，更加重视从最大多数的南方国家着眼，面向世界范围内的广大民众，做好团结。要加强建设，实力为本。实力是硬道理，话语建设的根基，在于从抽象到具体，不断扩大社会的共同利益，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武装思想，凝聚人心。要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理论武装和教育实践，在服务群众、依靠群众的过程中明辨是非、凝聚力量，坚信“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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