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胜君：南海斗争之主动性灵活性与计划性

时下，菲律宾以黄岩岛、铁线礁等为由再搬事非，美国驻菲大使借社交平台发表言论，指责中方海警船采取“侵略性行动”，“威胁”生活安全及地区稳定。美声称，坚定同菲“站在一起”，支持国际法和自由开放印太……一轮轮的小动作告诫我们，对于南海维权斗争，中国必须丢掉幻想，做好长期斗争准备并坚定斗争决心，用积极主动的斗争打开南海地区和谐和平的新局面。在这里，指导思想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发挥，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赢得胜利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人为的因素。

南海斗争方针有必要重提，即“联合中的自主，待机中的造机，缓建中的速建，防御中的进攻”，自主的外线的造机的速建的进攻战，其核心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建设的范围，造机是建设的时节，速建是建设的样式，自主是建设的主体，所以称之为“自主的外线的造机的速建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机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下面就结合南海的实际情况，来阐述这三个问题。

主动性对于南海维权斗争是极其重要的。这里的主动性，说的是军民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民获取南海主动权的关键，失去了这种自由，军民就相当于被擒或被击败。南海诸多利益的集合体，各方均试图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我们提出的自主的外线的造机的速建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赢得优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壮大自己制胜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斗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主动是和斗争力量的优势紧密关联的，而被动则与斗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斗争力量的优或劣，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主要靠战略的进攻来获取，然而获取南海全域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只有战胜美国这个强敌，才能实现。如果美国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将全部兵力放在南海，财源比现在再多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粗暴政策招致中国人民的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能自始至终获取南海全域的绝对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斗争的末期是存在的，斗争的初期则少见。例如，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前夜，这时联合国军已处于乏力，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朝鲜人民军和我人民志愿军则变成了绝对的优势，最终联合国军被迫停战谈判，这是战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在西线作战后期，起初恃强骄狂的美军丢盔弃甲，向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撤逃，已处绝对的劣势，人民军和志愿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劣势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劣势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南海斗争，或者更准确的说，中美斗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美国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目前，双方的优劣程度还只是相对而言的。美国因其强大的军力、海上作战力、外交力和文化影响力这些有利因素，对于我们相对弱的海上作战力、外交力和文化影响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投入的军力等数量不多，又有其它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被它自己的矛盾所削弱。加之漂洋过海到中国，又逢中国地广、人多、兵多和坚强的民族反抗，它的优势再为之削弱。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变成了相对的。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战略被动，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它的有利因素，便弥补了军力、海上作战力、外交力等的劣势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摆脱它。斗争的办法，就是坚决实行外线的自主的造机的速建的进攻战和间歇战，在区域和一域的机动战和间歇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的累积，就能逐渐地叠加战略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摆脱克服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摆脱的，方法就是人为地叠加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削减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这些局部的力量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之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则变为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掌控优势和主动，敌也要，从这点上看，斗争就是敌我双方指挥员以军力、经济力、政治力等综合实力作基础，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博弈。其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斗争现象是普遍的且又千差万别的，尤其军事斗争更有其特殊性。但斗争仍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正如兵圣孙子所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在于对彼己的无知，斗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斗争情况和斗争行动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斗争情况和斗争行动如何，知其大略，知其要义，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论断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能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的正确指导”做武器，就能多得胜利，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强者走向失败，弱者取得胜利的中外历史案例不胜枚举。其中最深有体会且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还有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内战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以少击多，以弱对强而取得胜利的明证。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和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师。由此可知斗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条件，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最终结果，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动的比拼和较量，方能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霸权力量打不赢反霸权力量，只是暂时某种优势还没有发展到主动地位，更没有发展到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斗争实际，经过主观能力的发挥，取得一些量的积累，最终发生质变，从而由劣势和被动地位转变为优势和主动地位。

迷障和不备，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迷障敌人的神经，给其不备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迷障是什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蒙蔽敌人双眼，给敌以错觉和假象。“不动声色”，是迷障敌人神经之方法，“温水煮青蛙”“日拱一卒”皆是。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手段，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备?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不是真正的主动。做到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实行不备的攻势，将其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无准备中。这两点——迷障敌人神经和攻其不备的出击，是以斗争的不确定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最大可能的确定性，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实现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南海全部地域一切反对敌方的民间力量(如渔民、养殖者、环保者、玩海者、守海护海人员等)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干扰，同时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将在何时何地施工建设，给其以迷障和不备的外界伪装。过去的反蒋斗争、抗日斗争、抗美援朝斗争，我军民以弱小之力而常取得胜利，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民众之广大力量。如今为海洋强国建设、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我们有过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干涉的斗争经验，也有过两次海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斗洗礼。但眼下民众尚未发动起来，域外势力的不时掣肘，域内诸国不时地与其媾和，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民众，方能在斗争的全局上给以源源不断的支持。在这个迷障敌人和给敌以不备以战而胜之的斗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中国早已不是1840年的晚清中国，中国人民也远非120年前的精神状态。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聋子和瞎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再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焦躁他们的心。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之间的相互关系。抗日斗争是这样的，抗美援朝斗争也是这样的，如今南海维权斗争也依然需要这种主观指导。

大概美帝国主义在其战略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联盟策略的仰仗，且利用我之南海自然环境及人文条件的劣势，是相对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斗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与我十八大后岛礁扩建所增添的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胆怯进我西沙及南沙七点就是例证。我在美撤离后的机动建设，则使南海周边诸国处于被动地位。虽从整体看，美此时还在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它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美之进驻能力、机动能力及兵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它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区域的进攻战，在美撤离后的机动建设及其它条件，这是它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盯防挤压俄罗斯及其它国际形势的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美国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施工方法上坚持建设兵团的区域和一域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美撤离后的机动建设，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灵活运筹，随机应变，实现主动性于斗争中，灵活地使用建设力量，积小胜为大胜。孙子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势，有顺势、逆势，且逆势、不确定的占大多数。势是一种变化的形态，要义在变。只有灵活运势而不机械地用力，才能在斗争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人心，赢得胜利。

如何在南海问题上赢得优势呢?答案还须从美国方面来找。美国统治阶级历来具有两面性。垄断资产阶级寄生性腐朽性不会改变，获取垄断超额利润的目的不会改变;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府，只会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在政策上必然与历届政府保持基本的连续性，这是不变的一面。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资本主义内外矛盾的变化，垄断资本的积累方式，金融资本的投机方式会不断改变;具体某届政府因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分赃形式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个性特征”，这是变的另一面。也就是说美国资产阶级与作为前台代理人美国政府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面性。在美国变与不变的两面性面前，作为新时代的中国，民族力、精神力、战斗力远非近代屈辱的中国，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通过积极斗争，因势利导，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不变的一面做出调整，使其以更理性和务实的态度与中国展开南海合作。

毛主席指出：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因此，对美斗争既要讲原则性又要讲策略性，原则性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涉及主权、政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不能做交易。据此，中国应从战略全局认识主权斗争。那种一强调和平就无原则的妥协让渡，一谈合作就松弛底线的斗争是背离主权的斗争。权势的显著差异总是对侵略行动构成诱惑。国际社会中，斗争性揭露了国家关系的根本属性，权力始终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最可靠保障。国际关系的铁律是：利益与权力永远是这个角斗场的主角，忍气吞声的弱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只能成为强者争夺的牺牲品!

择势而动是推进南海新发展格局，实施南海机动战的核心。南海开发是处于动态变化及逆境中的，要赢得先机和主动关键在于战略灵活性和柔性的把握。

四渡赤水就是对战略灵活性和战略柔性的成功案例。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不断调整作战计划、改变作战方向。长征开始时，没想到要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土城战役失败，为避开川军的压力，才一渡赤水，寻找第二方案。一渡没有想到二渡，二渡没有想到三渡，但三渡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四渡。在不确定和动态的环境下，真实的战略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走一步看一步，有时战略方案便可自现。环境是塑造战略最大的变量。南海开发也是如此，事先预计的方案不见得可行，先建一步，再建的时候或许形势更加明朗。

灵活运筹建设力量，是斗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难最不易做好的。斗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民，就是使用建设力量，灵活调动兵团，为了最终的建设胜利。组织兵团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兵团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斗争中的纷乱、复杂和不确定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简单和确定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南海斗争的基本方针，是自主的外线的造机的速建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力量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南海开发建设过程中，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是最为关键的。这里有时机、地点、人员三个环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人员之情况，都将不能建设制胜。例如，启动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启动晚了，敌已集中进驻，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逢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队伍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队伍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人员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一域指挥如此，区域和全域指挥也是如此。

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斗争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实现有计划性的斗争，较之于其他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斗争的胜利。斗争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有其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定性。比较而言，我方是确定的，敌方是不确定的，但也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分析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定性，斗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智能手段的发达，又使斗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斗争只有低程度和短时间的确定性，斗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斗争的变化而变化，且依斗争范围的大小而表现出程度的不同。一域计划，例如小规模和小部队的建设计划，常须一日数变。区域计划，即大规模和大部队的建设计划，大体能终极区域之局，但在该区域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偶尔也会有之。全域计划，是基于斗争各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使用，斗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全域计划便须改变。一域、区域和全域计划须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改变，是斗争指挥的重要环节，也就是斗争灵活性的具体实施，即运用之妙。

有些人，基于斗争的变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斗争计划或斗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盲动的”。这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如上文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斗争情况只有相对的确定性和斗争是迅速地向前变化的，斗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斗争的变动而适时地加以调整和更换，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斗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否认了斗争的主客体存在了。由于斗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产生的斗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南沙、西沙斗争的情况和建设队伍分散施工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建设队伍的“基本的是常规建设，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机动建设”这一种战略全域的建设方针，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区域方针，较之上述全域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一域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斗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或者这也行、那也行的斗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使用的方针，它也是在变动的，没有这种变动，就不会有下一方针的出台。然而这种变动是有限制的，即变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斗争状况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变动，也就是量的变动，不是质的变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变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这一点。在绝对变动的整个斗争历程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斗争计划或斗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综上分析，南海斗争建设即对美斗争及对南海诸国的斗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斗争计划即战略战术、区域一域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建设的方方面面。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这一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术、区域和一域上的自主的外线的造机的速建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当下，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学习热潮中，就是要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刀刃向内、剔除顽疾，以中流奋楫、锲而不舍的身心面貌，对照自己、敦促自己，发扬毛泽东等老一辈的革命传统，重塑中国军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风采!

作者简介：卢胜君，男，辽宁大连人，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员，军事学博士，出版学术专著《深蓝经略》《南海斗争论》等，文学代表作有《思念》《沚云凝眸》《离别在雨中》《勇于攀登》《凝望那悄悄的荷塘》《挥着浪涛的翅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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