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路风：中国vs美国，工业社会主义对决金融资本主义，谁会赢？

2025年的中国经济一开局，便一扫疫情之后的阴霾：一季度GDP增长5.4%，超过2024年一季度0.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创新搅动全球科技浪潮，推动全球大国竞争的天平倒向有利于中国的一边。

面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各种疯狂举动，特别是全球“对等关税”大棒、技术禁运，以及未来可能冒出的更多地缘政治幺蛾子，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工业是否准备好了?十四五的收官之年，在经济转型的加速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内功修炼得如何?

观察者网近日再次拜会北大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从2023年开始，长年专注于中国工业和科技创新机制研究的路风教授，每年都会就中国经济、中国工业发展以及中美竞争议题，与观察者网的读者朋友们独家分享他深刻而犀利的看法。

这些看法不仅来自深厚的理论推演，更是来自一线工业企业的走访和调研。虽然有时不够和风细雨，但却直击要害，关系国家经济的走势与未来。以下是对话实录。

此次讨论长约三个小时，全文2.8万字左右。为方便读者朋友们阅读，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一、 中国经济在面临怎样的挑战?

二、制造业回流，为什么特朗普做不到?

三、为什么强调，中国工业不能自缚手脚?

四、工业社会主义对决金融资本主义，谁会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北大官网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一、中国经济在面临怎样的挑战?

1. 我们面对的挑战：新一轮冲击可能正在来临

观察者网：我们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开始谈起，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中美关系。特朗普一上任就对内对外推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在全球推行的所谓“对等关税”，最后因中国的反制做出妥协而告一段落，美国又企图在全球禁用中国先进计算芯片。目前各种解读信息特别多，您是怎么判断的?

路风：虽然早知道特朗普不按规矩出牌，但他就任总统后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出人意料之处，如他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要吞并丹麦的格陵兰岛，并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对外领土扩张的企图没有任何遮掩。接着，虽然所有人都预期特朗普会重新挥舞关税大棒，但当他付诸实施时，美国政府加征进口关税的范围之大和税率之高，还是让全世界都受到冲击，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国都不放过。

无论特朗普的做法和行事风格如何与众不同，他的战略目标与历届美国政府在实质上都是一致的：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只不过在美国实力下降并遇到危机的时期，特朗普的任务特征是重塑美国的霸权。怎么重塑?我的观察是：他首先是要砸烂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它本来也是美国一手塑造的)，把经济调整的成本转嫁给包括盟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然后通过高关税等手段来逆转美国去工业化的趋势，即所谓的“制造业回流”;与此同时，集中力量打压对美国霸权最大的“威胁”——在美国一些政治精英的眼里，这个“威胁”非中国莫属。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美国愿意为之流血：欧洲、中东和东亚，因为这是关系到美国霸权的三个关键地区。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没有像许多人猜测的那样马上对中国动手，而是先提出他的加沙问题解决方案，特别是直接举行美俄会谈，想绕过欧洲结束俄乌冲突。

当然，特朗普怎么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干成是另一回事。但从结构上看，如果搞定中东和俄乌冲突，那美国就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剩下的那个——东亚，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对付中国。

特朗普政府一上台，除了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宣布新一轮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还要对与中国船舶运营商及中国建造船舶相关的国际海上运输服务实施费用征收与限制措施。因此，在我看来，特朗普的主攻方向是中国。简单地说，美国已经拉开架势，要与中国为敌，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国际大背景，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

二、制造业回流，为什么特朗普做不到?

2.1 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做不到：一代人无法实现工业跳转

观察者网：特朗普的核心执政目标就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借助关税大棒推动制造业回流。您认为他能达到目标吗?

路风：这个问题关系到美国打压中国的基本动机。特朗普政府(包括上一任的拜登政府)认为，不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就不可能再工业化。但历史事实是，美国的工业衰落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这个过程是美国自己推动的，怪不得别人。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

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的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三四十年里迅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且规模很大(如果仅从工业化来类比，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40年)。到世纪之交，美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和最大的农业生产国)，超过了领先者英国(随后德国也超过了英国)。

在工业实力和利益的驱动下，美国于1898年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占领了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等西班牙的殖民地。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登上全球政治舞台，成为世界强权(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8年结束的，而美国在1917年才参战，虽然很晚，但一参战就决定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战胜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原因就是美国的块头太大了。

在一战之前英国一直是全世界的霸权，也是金融霸权。但经过一战，英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动摇了英镑的地位，其原因就是已经在工业上落后的英国不得不向美国借债买军火。不过，一战结束之后，当时的欧洲列强还不太承认美国的地位，觉得它是乡巴佬。在国际政治上“玩不过”欧洲列强的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开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权。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对德日宣战，那天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说：“我今晚能睡个好觉了。”因为对他来说，美国参战则胜负已定。参战后，美国动员其庞大的工业体系转产军火，号称“民主的兵工厂”，以惊人的工业产能使盟国压垮了德意日轴心国。因此，工业实力决定现代战争的胜负。今天美国政界又重提往事，希望恢复那种一家独大的地位。

二战时期美国兵工厂制造武器的女工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去思考，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虽然美国的工业早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技术能力也很强，但它在科学上落后于欧洲。

希特勒上台送给美国的一份“礼物”，是迫使一批欧洲科学家流亡美国，战争也使许多欧洲的新发明流入美国。例如，原子能的理论研究是在欧洲做的，第一次证明核裂变的实验是流亡欧洲科学家在美国做的，最后美国通过曼哈顿工程造出原子弹。航空喷气发动机是德国(德国在空气动力学研究上遥遥领先)和英国首先发明的，在战争期间，英国为争取美国的支持，向美国转让了喷气发动机技术，但美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掌握，而应用在飞机上则是到了战后。雷达技术也是英国转让给美国的，此后美国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成立了辐射实验室，研究雷达技术的应用。美国在战后发展的弹道导弹，则是为纳粹德国设计V1、V2火箭的德国科学家设计的。

这个事实反映了一个被历史证明的发展顺序，只有先成为工业强国，才能成为科学强国。这个顺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颠倒过，因为只有工业化才会对科学技术产生需求和投资能力。而今日的科技强国美国，在去工业化数十年之后，想反过来实现再工业化，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以证明这个发展顺序的还有另一个历史事实，即世界上每一次的工业化浪潮都是从生产已有的产品开始，而不是从生产以前不存在的新产品开始。

英国工业革命最有标志性的产品是棉纺织品，但棉纺织品不是英国人发明的，久已存在，而英国人的创新是用机器生产棉纺织品。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就是从用机器生产传统产品开始的。当美国在19世纪晚期经历大规模工业化时，美国生产的钢铁、化工、汽车等主要产品和技术都是欧洲人发明的，美国的创新是采用大批量生产方式，包括福特流水线。当日本工业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冲击世界市场时，它生产的产品全部来自欧美的发明(虽然有所改进)，而日本的竞争优势也是主要来自生产方法(亦即过程或工艺技术)的创新，如丰田生产方式。

这并非说全新的产品不会出现，而是说发明全新产品要在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很久以后才会出现。例如，美国利用在二战期间积累的技术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计算机、半导体、软件等新技术工业，随之产生了硅谷。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年代，传统工业的优势与高技术工业的优势并存，从二战后直到60年代初期都经历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为什么一个国家只能在工业化很久以后才能产生全新产品?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其实很深刻：任何产生全新产品的重大技术创新，无论出现在哪个领域，都需要整个工业体系的支持。因此，出现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工业体系的形成，包括与之相应的教育、金融和其他支持性体系的形成，而这些条件的成熟都是需要时间的。当然，启动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往往需要后进国家在生产方法、组织形式以及制度方面做出创新，才能在已有的产品市场与领先国家竞争。

2.2 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做不到：美国工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追求世界霸权

观察者网：很有意思的发现，那么从工业化强国到科技大国，再到去工业化，这是大国发展的必然规律吗?为什么美国曾经强大的制造业会衰落?

路风：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工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追求世界霸权。当然，这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也只能简要地回顾。

二战结束后，美国着手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目的是保证其他国家对美国开放市场。在与苏联的冷战开始后，这个秩序或体系又具有了强烈的地缘政治因素，从而形成两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复兴盟国的经济，同时也改变了战后初期想把西德和日本变成农业国的计划。虽然马歇尔计划有处理美国战后过剩物资或产能的目的，但当时美国所有的盟国都欠美国的债，还债的唯一途径是让这些国家能够向美国出口，挣来美元再还债。于是，美国一改二战前的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向它的盟国开放了国内市场。当然，这些盟国也必须向美国开放市场。第二根支柱是向盟国提供安全保障，以对抗来自苏联阵营的“威胁”。

讲到这里就必须说明白美国的“大战略”思想。追求和保持霸权是二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基本目标和逻辑，美国精英内部的所有争论都不是关于这个目标本身，而是关于美国应该追求哪一种霸权战略。在几个不同“版本”的战略中，占据“主旋律”地位的始终是“至高战略”(Primacy)，它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只有保持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压倒优势才能保证和平，因为和平是一种权力不平衡状态的结果。[1]

美国的至高战略包括四个要素：1)在军事上具有压倒优势，对世界事务深度介入，确保在美国两翼的大洋区域保持内部分裂状态，防止在欧洲和亚洲或欧亚大陆出现地区强权。2)向盟国提供安全保证，劝阻它们走自主发展道路，以消除它们重新武装并重新成为挑战者或竞争者的动机。3)以美国体系整合世界，不断扩大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范围，按照美国的条件把更多的国家整合进来，为美国资本的渗透创造最优条件。4)严防核武器扩散以保证美国的行动自由(因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2]

在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由于盟国既依赖美国的市场又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所以美国获得了“特权”：第一，那些盟国一旦加入这个体系，也就不能独立发展了，这使美国收服了西德和日本这样曾经发动战争的国家。第二，那些盟国不得不吸收美元，使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可以将任何一次美国国内经济调整的代价和成本转嫁给盟国。

到上世纪6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工业得到重建，开始与美国工业竞争。那时美国出了一个大“昏招”，就是卷入并扩大越南战争。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美国国力，不仅导致国内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还通过大量物资采购养肥了日本。最后，战争还没打赢。

从1968年开始(尚处于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出现自19世纪工业化以来从未有过的贸易逆差。为摆脱国际收支赤字扩大、美元暴跌、黄金外流的困境，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单方面的行动给盟国造成巨大损失，史称“尼克松冲击”。

在一次会议上，面对一脸惊愕的各盟国财长，当时的美国财长康纳利说出了那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回顾历史，砸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尼克松冲击开启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为在全球维持压倒优势，美国的军事开支日益超过美国经济可以负担的程度，也越来越依赖美元霸权所支撑的债务增长。

美国尼克松总统时期的财长康纳利：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钢铁、造船、机床、汽车、半导体(存储芯片)和消费电子等工业领域逐渐取得对美国企业的优势。在竞争不利的情况下，美国工业从70年代末开始并贯穿整个80年代，经历了声势浩大的公司并购和所谓“铁锈地带”的工厂关闭浪潮。

不过，那时美国以硅谷和波士顿地区为代表的新兴高技术工业也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令人感到以新兴工业代替已有工业的希望。于是，在美国媒体上出现“夕阳工业”和“朝阳工业”的称谓，而这两个概念到90年代则演变为“旧经济”和“新经济”的概念。

美国其实不乏有识之士，我引用一本1982年出版的美国畅销书的原话：

“尽管存在争议，美国经济的实质问题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方向，以金融资源和实体工厂及设备为形式的资本，已经从对我们国家基础工业的生产性投资转向非生产性的投机、并购和海外投资。留下的是关闭的工厂、被解雇的工人和新出现的许多鬼城。”

两位作者还呼吁：

“如果美国经济要在本世纪剩下的20年里保持一定的经济活力尤其是领导地位的话，就必须经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其目标必须是美国的再工业化。面对过去15年的竞争力急速下降——最生动地表现在今年席卷全国的关厂浪潮上，重建美国生产能力的有意识努力是唯一的真正选择。”[3]

但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和资本精英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前者要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而后者要借助美元霸权更多、更快地赚钱。最近，《观察者网》刊登一篇前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的文章，非常深刻地回顾了那个事件。

他写道，尼克松团队当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当美国沦为一个赤字国，怎样才能维系霸权?”为解决这个悖论，尼克松团队没有采取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并削弱美国军事实力的紧缩政策，而是扩大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并通过重构全球资本流动的循环体系，让其他国家为美国的赤字和逆差买单。这就需要打破自新政时期、战时经济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对华尔街的束缚，放松为避免大萧条重演的金融管制。

卡特政府继续沿用这个政策，而更具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里根政府则全面放松对金融的管制。于是，美国金融资本家发现能够利用数以千亿计的外国资本进行金融游戏，这个以美国赤字支撑欧亚国家出口需求的新体系越是发展，维系这个刻意失衡的全球化系统所需要的贸易规模就越是庞大。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动力。[4]

美元霸权下的金融自由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不必为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做出困难选择的国家，但也使金融包括股票市场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使美国企业的运行越来越屈从于金融市场的规则，而金融逻辑一定瓦解需要长期投资的工业。因此，经济金融化成为美国工业衰落的决定性力量。

只需看看美国的贸易逆差轨迹就能理解：美国的贸易逆差最开始是百亿级的(这里均以美元计价)，在进入80年代之后迅速扩大至千亿级，美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逆差也是在这个时段出现的;此后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到2021年突破万亿级。

新自由主义催生了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意识形态。于是，经济金融化大潮逆转了美国工业自19世纪末以来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趋势，资本所有者(股东)从原本管理权独立的“内部人”那里夺取公司控制权(包括杠杆收购、股权激励计划等等花招)，华尔街忙于企业的兼并、分拆，对重组的公司进行裁员以提高利润和股价。

同时，1980年代美国重新扩张军备(星球大战计划)，带动新兴高技术工业的发展，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愈加强势。在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扩大到全世界，进入以美国单极霸权所主导的全球化时期。在这个要求各国都对美国资本开放市场的经济秩序下，只要能提高利润，美国企业就以跨国公司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把制造业务外包到生产成本低的地方。那时，美国也没什么可怕的，反正手握全球最强军力、最领先的高科技和无所不能的美元，让全世界为自己打工挺好的。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这个模式的根本缺陷暴露无疑。美国人自己也发现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包括金融化和去工业化造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特朗普主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并获得社会基础的，它的号召力在于承认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工业衰落，但它的谬误是把造成衰落的原因甩锅给别人：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的盟友——都占了美国的便宜(事实恰好相反)。

历史的真相是，美国工业的衰落是美国自己造成的。重要的是，如果从霸权主义立场出发的问题诊断是错的，那么开出的药方也不可能有效。今天，特朗普从维护美国霸权的立场挥舞起关税大棒，但如果单凭这个就能复兴美国工业，那公鸡一定能下蛋。

2.3 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做不到，中国的工业化不是靠“产业转移”发展起来的

观察者网：特朗普的算盘是，通过提高关税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您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能成功?

路风：首先，我认为，所谓的“制造业回流”，与在中国流行的“产业转移”一样，都是不严谨的概念。多年来，在中国社会流行着一个说法：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惊人发展是因为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这是错误的。错误的概念会导致错误的思想。

例如，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引起中国社会“精英”的一片恐慌，有经济学家煞有介事地讨论美国迫使产业链移出中国的“恐怖”前景。仅仅几年之后，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恐惧感只是这些“精英”们的自我心理感受：中国才是世界产业链的主体，而贸易战使中国的产业链更加完整和强大了。

工业或产业不是可以移动的物品(如厂房、设备和生产线)，其本质是组织性的和社会性的能力，而能力决定物质资本的有效性。关键的问题是，组织能力永远是组织内生的，不可转移。因此，任何具有民族性的工业都是发展而来的，不是“转移”而来的。

不错，来自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可以带来一些“知识”，但能不能从外资那里学到点什么，则完全取决于当地国家有没有民族企业独立地参与竞争和合作，也就是有没有能力基础。否则，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设厂不过就是“飞地”，除了提供点儿就业和税收，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没什么关系。

已故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姆斯丹指出：外资从来没有发动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它们只是在一个国家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会进入，目的无非是争夺市场。[5]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引进技术、引进外资，后来也有跨国公司在华设厂。但是，对于外资的进入，中国之所以能够抗住其负面影响(如摧毁当地企业)、从中学到知识并转化为自己的竞争力，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是在拥有一个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对外资开放的，那个体系就是中国的能力基础。

改革开放是伟大的事业，但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开放就可以发展、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好事儿(否则菲律宾就应该是发达国家)。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促进自己的发展，也可以被外人控制，反而阻碍自己的发展。因此，开放本身最多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什么是利用开放实现更好发展的关键?——在自主基础上成长的能力。有能力者可以利用开放的好处，无能力者可以被开放所掐死。

中国工业体系是内生的，不是“转移”来的。开国一代领导人经历过中国的“百年屈辱”和革命战争，深知工业化对于保持国家独立自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是按照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的要求推进工业化的，其基本特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完整”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当时世界上有什么工业，中国就要建什么工业，包括当时尚处于萌发时期的半导体工业。工业化目标也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如中国布局全面的科学研究和今天“生产”出世界上数量最多理工科毕业生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

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又经历了中苏分裂、“三线建设”等波折。在那个长达20年的自力更生阶段，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和自己犯的错误，中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艇一星”为标志的技术成就。当然，中国人民为在极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牺牲了整整两代人的经济福利。但正是因为打下了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才可能取得我们今天看到的成就。

中国工业化奇迹是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然，有些人不了解或不承认“前30年”打下的工业基础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有什么联系，尤其当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是靠“产业转移”而来的。

为证明这种联系，我举一个“小”例子。今天，中国最大的半导体设备企业北方华创，其营业收入不仅占行业的“半壁江山”，而且产品线最宽。在集成电路的10大类设备中，它可以提供除光刻机和测试设备之外的几乎所有各类设备，其产品线与美国最大的半导体设备企业应用材料公司相当，超过其他任何国内和国际厂商。

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前夕的2017年，北方华创的营收是22.23亿元;2023年的营收是多少?是220.79 亿元，差不多是6年前(亦即贸易战之前)的10倍!根据北方华创几天前公布的业绩快报，它在202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98.38亿元，同比增长35.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21亿元，同比增长44.17%。

在短短6年内就从名不见经传到跻身世界半导体设备10强(名列第7)，这样一个的企业从何而来?北方华创的前身是七星华创，后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重组过程中，从6个工厂(原定是7个)剥离出来的设备制造部门合并成立的。这些设备部门来自上世纪50年代电子工业部在北京酒仙桥地区建立的几个电子厂，其中的774厂(原北京电子管厂，京东方的前身)从60年代初就开始研发和制造半导体设备。2017年，七星华创与北方微电子设备基地合并成为今天的北方华创。

半导体是中国走过弯路的工业行业，但历史很长，自有厚重的积淀。今天的北方华创，从董事长到全体员工都是从参加工作就做半导体设备的人，这个事实反映了这个企业的“基因”，包含着几十年积累才能形成的知识、经验、技能和行为习惯。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能力基础，所以一旦美国的封锁迫使芯片制造企业向国产设备供应商敞开大门，北方华创就应运爆发。因此，即使对于曾经被抛弃过的工业，中国工业体系也总是为其留下火种，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再次燃起烈焰。半导体如此，大飞机也如此。

我顺便再讲一个例子。2023年2月，我们访谈过一位韩国籍半导体材料专家韩总(化名)，他在韩国退休后应邀为一家中国企业工作，一身儒雅之风。我问他，如果国外彻底断供设备，中国能不能继续生产大硅片。他回答说，如果中国关起大门自己做，用还有差距的国产设备做，供给中国客户，那就没有问题;但如果参与国际竞争，就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5年左右。我接着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认为中国可以做出所有的半导体设备?他的翻译以第三人称复述了他的回答：

“韩总的观察是中国在每个工艺的节点上都在做设备的国产化。这只不过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去做，但肯定是能做到的，因为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和条件。因此，韩总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独立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国家。”

韩总解释说，美国的产业链不全，但依靠它的盟国是没有供应问题的;日本在芯片方面已经不行，但它在装备方面很强;韩国三星和海力士在芯片领域是非常强的，但韩国在材料和装备方面没有强项，需要依靠全球的供应链。他认为韩国有战略失误，过度依赖日本的装备。因此，他的结论很肯定：世界上只有中国在对全部设备和全部工艺进行国产化，而且一定能够做到。能够把半导体设备全部国产化的基础就是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事实上，从那次访谈至今已经两年多，中国半导体工业的进步比预想的还快。

回到美国的再工业化问题。美国政府逼台积电和韩国企业去美国建厂，这不是工业化。在特朗普第一届任总统期间的2017年，富士康曾高调宣布将在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兴建巨型液晶面板工厂，创造1.3万个新就业。特朗普当时亲自出席动工仪式，并将富士康投资的威斯康星州园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但这个项目后来“烂尾”了，充分说明产业是不可“转移”的。

富士康的威斯康辛州工厂，如今已经烂尾

美国工业经历了50多年的衰落，其社会条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基础设施、投资者和劳动者的行为、公司治理模式以及相关的法律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能适应工业化的要求。

根据媒体报道，台积电与美国员工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美国员工的工资比台湾高，但技能和纪律性比台湾差。当大量失去工业的社会经验基础之后，除了高科技、金融等需要高学历人员的产业，美国劳动人口对于制造工业来说，其一般特征是高成本、低技能。反观中国，在工业蓬勃发展的阶段，工业劳动大军(包括工程师和管理者)的一般特征是低成本、高技能，同时工业的社会经验基础在不断扩大。

只要不丢掉工业，当劳动成本升高时，仍然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和技术进步(如采用自动化和智能化)来抵消，如许多中国工业正在做的那样。

丢掉工业的含义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读到一位美国学者的文章说，二三十年前，美国认为生产印刷电路板(本来是美国人发明的)有污染、附加值低，于是抛弃了这个工业。但是，当时谁都没有预见到，今天的电路板已经成为高技术产品，因为它随着终端产品的变化而变得如此复杂(想想今天智能手机用的精密多层电路板)。

那位美国学者感叹道，当美国中断参与电路板技术进步的过程很久之后，再想进入这个工业就几乎无望——什么样的资本愿意忍受招募高成本、低技能的人员去从头儿学习做电路板?何况这样做还会面临着强大竞争者的压倒性优势。

现在看得很清楚，一个经过去工业化的国家要想再工业化，它的难度比第一次工业化还要大。特朗普仅仅靠4年任期不可能解决美国积累了50多年的问题，把关税提得再高也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当然，中国自己不能犯根本性的错误，尤其不能再自缚手脚。

三、为什么强调，中国工业不能自缚手脚?

3. 1 中国工业发展不能再自缚手脚：新兴产业发展不能代替传统产业

观察者网：为什么您一直在强调，中国工业“不能再自缚手脚”?

路风：这就涉及到我要讲的主题：美国要与中国对决，我们必须放开对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自我设限——中国只有依靠工业体系的整体力量，才能战胜美国在经济上和科技上的打压。

我说的“自缚手脚”，指的就是在“二分法”思维的影响下形成的限产体制。我在去年的观察者网文章中，详细地批评了“二分法”思维，这里再简单复述一下。

“二分法”思维是在高增长阶段(2000-2013年)的末期，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主导下，逐渐开始影响社会舆论的。他们的立场是把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看作是“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的”和“产能过剩的”，认为高增长妨碍了他们认为比增长更重要的自由化和市场化。

为了否定高增长，他们把为高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工业体系一刀切分为二：第一个部分是占工业增加值约90%的传统工业，属于不应该再发展的“旧动能”;第二个部分是应该成为未来发展重点的科研活动、信息化和服务业，因为他们看到的美国产业结构就是这样的。因此，“二分法”思维认为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是不再是增长，而是从以第一个部分为主的产业结构转为以第二个部分为主的“转型”。实际上，“二分法”是一种反工业化的思潮。

作者供图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二分法”思维深刻地影响了过去十多年的经济政策，以“新动能”代替“旧动能”的转型成为政策语言。一旦这样的政策付诸实施，中国就形成了一种限产体制，它动用行政手段，要求“各地要明确具体任务和具体目标，加大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对传统工业实施“去产能”、限产和关停并转。

限产体制走向极端的“业绩”，就是酿出2021年9月波及全国的拉闸限电，幸亏被党中央及时喝止，并提出“先立后破”的方针。即便高层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但直到今天，许多传统工业尤其是基础工业，仍然是在限产的束缚下运转的(如全国某种产品的产量不得超过多少)。

从正式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迄今已超过10年，进展如何?从图1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清楚地呈现。

图1：高技术工业和传统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作者提供

从2011年到2023年的12年里，尽管对传统工业极力抑制，高技术工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就从9.1%上升到15.7%;换作绝对值也就是增加了4.44万亿元的工业增加值，而2023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则高达39.22万亿元。也就是说，被忽视、被打压的传统工业不可替代，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那么，为什么高技术工业的比例不能按照主观意愿迅速地提高?因为工业体系是由多个工业部门组成的工业经济体，其根本特征是不同部门之间在技术上具有分工和互补的相互联系，在经济上具有需求和供应的相互联系。因此，工业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且每个工业的发展都有赖于其他工业的发展，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可以是越多越好。

例如，芯片是中间产品，所以集成电路工业的规模取决于那些需要芯片的工业的需求。没有使用芯片的终端工业，芯片就没有使用价值;如果生产终端产品的工业萎缩，半导体工业就立马“产能过剩”。很显然，高新技术产业不会替代传统工业，因为后者的经济体量(占GDP的比重)比前者大得多，而且高技术工业还要依存传统工业的发展来发展。当然，高技术工业的发展反过来会支持传统工业的技术进步。

既然如此，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就只能是对传统工业的压制。我在2023年、2024年的《观察者网》文章中提到过，“去产能”和限产体制曾经大量关闭被认为是“低端”的企业，首当其冲的是民营企业。这次，我再举一个央企的例子来说明限产体制的危害。

北京燕山石化是中石化的子公司，属于央企，始建于1960年代末(当时使用大庆石油)。它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生产乙烯的企业(1970年代从日本引进30万吨乙烯装置，后经改造提高到年产80万吨)，能够生产许多高端化工产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后，燕山石化是国内第一个紧急转产并大批量生产熔喷布(口罩的关键材料)的骨干企业，为全国的疫情防控做出突出贡献。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企业，地方政府近年来却试图只保留它的炼油部分(为保供北京的燃油市场)，而关闭自乙烯开始的化工部分(占产值的大头儿)。为什么要这样做?表面的理由是化工厂危险、设备陈旧、不利于环保等，深层的理由是怕出事担责。无论如何，官员们之所以而能够这样想、这样做，就是因为在流行性的“二分法”思维下，他们可以把石油化工看作是不重要的传统产业，认为可以通过发展“智慧健康养老”、“大熊猫园”或其他服务业来代替这么大体量的工业企业。

燕山石化位于北京市西南角的房山区(原房山县，1958年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的燕山区(毗邻河北)，建厂时恰逢“备战备荒”的年代，所以厂区是依山而建。那个地方的沙化土地不适合农业种植，所以以前很穷。正是因为建设起石化工业基地，所以今天那里变成绿水青山和一块城市化“飞地”(周围仍然是农村)。

实际上，工业化是提高环保水平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使用工业化的能源，老百姓才不会去为了生存而破坏植被，更重要的是使政府和社会有了改善环境的经济实力。实际上，燕山石化近年来为增加工厂的环保设备投资巨大，其生产过程的排放水平之低把来访的欧洲人吓着了，连呼难以置信。

因此，中国若是退回到工业化之前，就保不住绿水青山。作为老企业，燕山石化的设备确实陈旧了，但这正是实行技术改造的良机。按今天的国产设备水平，在原厂地(不必扩大用地)全面更新设备，可以使燕山石化的乙烯产量再翻一倍——这本来就是“内涵发展”的原义。

中国造船工业的例子也值得再提。这个工业在2013年被红头文件列为“产能过剩”的工业，随后受到一系列的歧视性政策待遇(如被收紧贷款)。但是，在经过一段困难之后，中国造船工业通过技术进步重新崛起。近几年，面对造船工业成绩辉煌但产能不足的局面，“去产能”政策和限产体制之弊，是不是值得相关部门反思?即便如此，限产体制还是给中国造船工业留下“创伤”(见图2)。

图2：2002-2024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

数据来源：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2025年2月8日， https://www.cansi.org.cn/cms/document/10854.html

从图2可见，截至2024年底，中国造船工业的手持订单量(表示在从客户那里接到的订单中未完成的船舶)为20872万载重吨，而当年的完工量为4818万载重吨，表明中国企业已接到的订单量超过现有产能的4年建造量。

因此，日本媒体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造船工业在保持世界第一的同时，目前的问题是产能不足。[6]实际上，国内媒体已经报道过，一些造船企业已经不敢接单了，其原因仍然包括在被列为“产能过剩”黑名单后受到的歧视性贷款政策。这些歧视性政策的继续存在，证明中国造船工业至今没有被正式平反。

在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中，真正为中国抗住第一波冲击并打疼美国的恰恰是传统工业，它们为中国高技术工业的突破赢得了时间。

就拿这次关税战来说，美国家庭一半的低价家具、近80%的圣诞玩具、70%的相框等等都是中国制造的，从服装、纺织品到手机、电子产品等各种消费品，再到工业设备和零部件，都是能让美国产生“痛感”的工业领域。

2022年4月1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援引著名咨询公司Gartner副总裁的话说：“不可否认，中国是各种各样零件的单一最大市场，从基本组件到复杂组件，无所不包。你无法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重建那种生态系统。”[7]实际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65%以上是中间品(如零部件)和资本品(生产设备和工具等)，只有不到35%的是消费品。这些产品都是传统工业生产的。

所有上述工业都是被限产体制重点“关心”的对象。河北省某县以环保为名，曾经企图把当地唯一对外(主要是在华北区域)具有竞争优势的家具产业“连根拔起”;江苏某市是中国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发祥地，但那里的纺织工业却一度被当作“低端产业”，企业被迫出走;美国曾经长期是炼油和乙烯产量最大的国家，但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刚刚赶上美国就被限产，燕山石化的乙烯及其下游就要被关闭。

根据山东省在2022年说出来的官方数字，那几年山东省累计关停“散乱污”企业11万多家、化工企业2300多家，化工园区由199家压减到84家，压减钢铁产能1840万吨、炼油产能2201万吨、电解铝产能321万吨。[8]

11万多家企业都是“散乱污”企业?我自己当然不可能都去自己看，但我亲眼看到的是生产、销售好端端的并符合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的钢厂被强行关闭。两三年前，一位太原生产无缝钢管连轧设备企业的总工程师告诉我，虽然中国的铸造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因为限产，所以他在整个北方地区(包括华北、东北和属于华东的山东省)找不到一家可以按期交货的铸造厂。顺便说一句，这家设备企业在两年前开始为俄罗斯企业设计建造两条技术先进的连轧管生产线，现在应该至少是在试产了。

这些年，因各种原因被限产或关闭的工业企业，有的起死回生，有的被迫外迁，有的永久关闭，令人痛心。

3.2 中国工业发展不能再自缚手脚：炒作"产能过剩论"，不过是闻外人之风而动

观察者网：主流经济学界的观点认为，“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加之节能减排等做法也符合增长的长远利益。但是具体执行层面，这些措施确实是把双刃剑。在您看来，为什么这样的思维能够影响政策?

路风：这里也存在着国际因素。2005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一次讲演中，把当时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美国之外国家的“saving glut”(储蓄过剩)，却只字不提美国当时正在中东和阿富汗进行耗资巨大的战争。虽然当时中美关系尚好，没撕破脸皮，但他指的是谁则一目了然，因为中国从本世纪之初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对美的最大出超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更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是造成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意思是金融危机怪中国喽)。但这些话术传到国内并经过一些人的重新解释，就在政策语言中表现出来了，如经济失衡、市场出清、僵尸企业等等概念，它们其实全是来自国外的概念。

拜登政府后期，美国对中国又采取一手打压、另一手劝其“自杀”的手法，再次编造“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老调，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跟着就开始煞有介事地讨论中国产能过剩的表现和原因，算得上是闻外人之风而动。只不过这一次党中央不为所动，中国才没有上当。

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国发展的议程是由自己还是由外人决定的?例如，2020年6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该论坛的官网发文说，

“全世界必须共同行动起来，迅速改造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每一种产业，无论石油、天然气还是高技术工业，都必须进行转型。”[9]

关键的事实是，现在中国的工业规模比美国、欧盟和日本加起来的总和还大，所以施瓦布这句听似道貌岸然的话之矛头所向，不言自明。他在该文中还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建立完全新的基础。”

也就是说，当中国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时，当中国工业发展出全球竞争优势时，西方精英希望中国的所有成就都不算数了，想把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打碎了重新来一遍。如果说，西方过去做的主要是劝说中国“自杀”，那么在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在欧洲国家纷纷借口能源危机而推迟减碳之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今天都在见证：特朗普正在打碎全球经济和社会系统的现有基础，目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无论国际、国内的因素是什么，当“二分法”思维和限产之风开始弥漫之时，就是中国经济下行之日;限产体制持续多久，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就会持续多久，因为它迫使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出现去工业化的进程。我们用国家统计局全部5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的数据来证明这个趋势。

图3：中国的“去工业化”趋势

注：(1)选取的五个年度是历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的数据取样年份;(2)工业部门的统计口径是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加总;(3)就业人数的统计口径是单位从业人员;工业资产占比是指工业企业资产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资产总量中的比例;GDP占比是指工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图3所显示的数据是，在高增长阶段结束的2013年，中国的工业就业人数达到巅峰，约为1.4亿人;2018年约为1.15亿人，5年间锐减2500万人以上;2023年的工业就业人数为1.14亿人，下降趋稳。在总体上，在2013-2023年期间，中国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36.83%下降到30.30%。

那么，就业人数的减少是不是工业生产率提高造成的?不可能，因为同期第二产业(工业)资产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总资产的比重从22.5%锐减为14%，证明生产率提高不是工业就业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而是工业部门的份额被绝对地压缩了。此外，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明显下降，进一步证明去工业化的趋势。

尤为令人扼腕的是，工业人均生产率迄今仍然是最高的，不仅高于农业，而且高于服务业。换句话说，限产体制是以低效率的经济活动和资产来代替高效率的经济活动和资产，经济增长速度怎么可能不下行?

观察者网：您一直提到中国1亿吨钢铁产能的例子。过去几年钢铁工业很困难：价格下跌、企业利润率下滑，许多人认为其原因就是产能过剩，而且记得钢铁产业“去产能”实施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过剩”?

路风：从2024年来看，中国钢铁工业度过很困难的一年。面临这种情况，难免又有人觉得是因为其产量(10亿吨/年)太大，“产能过剩”了。但是，任何一个工业的绝对产量或产能都不可能成为判断该工业是否过剩的依据，因为对该工业的产品需求来自其他工业或其他领域。

去年钢铁工业遇到困难的原因是经济下行导致的市场需求不振，并非只是因为它的产能很大。我举个例子。1998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还只有1亿多吨时就遇到生产“过剩”问题。那时，亚洲金融危机、通货紧缩、全国性水灾、国有企业脱困等等问题造成经济下行。也是在那一年，国家采取积极的宏观政策，逐渐扭转了经济下行趋势。

在随后开始的经济高增长阶段，中国钢产量连年高涨，到2014年已经达到8.2亿吨。尽管在那之后政府对钢铁工业就一直实施“去产能”和限产政策，但中国钢产量还是顽强地在2020年突破了10亿吨，因为市场需求摆在那儿。

如果只盯着某个或某些工业的绝对产量，而无视工业体系中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联系，就会犯根本性的错误。例如，就在开始对传统工业特别是基础工业实施“去产能”政策时，有人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发展“一小撮”高技术产业上，比如“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但是，这两年“大厂裁员”已成流行语。为什么?

因为传统工业才是互联网企业的主要客户，如果传统工受到抑制，作为供应商的高新技术产业不可能大展宏图。相反，实践已经证明，“掐死”客户，供应商只能萎缩，裁员是必然的。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传统工业不仅是其最大的客户，而且是支持其发展的最大力量。因此，去掉传统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抛弃限产体制，不能重振增长，那么不仅钢铁工业会过剩，而且包括高技术工业在内的所有工业都会过剩。因此，限产体制是对中国内需扩大的最大障碍。

3.3 中国工业发展不能再自缚手脚：DeepSeek的例子说明，传统工业体系越强，科技创新进步越快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钢铁等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是经济下行的结果。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的科技创新在不断突破，比如今年春节期间，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突然冒出来，风靡全球。此外，最近几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突飞猛进，推动中国的汽车出口量成为世界第一。而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未能止跌回升，这个问题的确困扰我们很久了，您能再详尽谈一谈吗?

路风：DeepSeek出来时，我当时觉得它对国内的冲击至少不低于对国外的冲击。

我先讲国外。DeepSeek对世界的最大冲击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在于它以更简单、更低成本的开源模型打破了美国自以为可以垄断人工智能(AI)的发展模式。美国的模式是不断增加算力、不断增加使用先进芯片的数量来保持通用大模型的技术优势，让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望尘莫及。但同时也就需要不断投入巨额资金，而且需要越来越大的电力供应，以至于几个大的技术公司都在谋划建核电站。

在DeepSeek出来之前，美国的AI模型都是公司专有的(即封闭的)，对用户来说要付费才能使用，但在人工智能真正找到大规模应用之前，那点儿收费远远抵不上对大模型的投资。这样，就存在一个如何收回成本的问题。

美国的AI发展模式并非依靠从应用市场获得投资回报，而是依靠资本市场对AI公司的股票估值。AI代表着最新的技术前沿，市场对它未来的发展潜力怀有期待(包括炒作产生的效果)，如果美国科技公司能够在这个领域保持遥遥领先以至于追赶者难以企及的地位，美国的资本市场就可以继续支持算力竞赛式的AI发展模式。

尽管这种模式的投资成本巨大，而且也没人说得清楚AI将来到底会怎样影响经济发展，但因为今天的美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少数几个大型科技公司(如亚马逊、微软、苹果、特斯拉、谷歌母公司Alphabet、Meta、英伟达)对股票市场价格的支撑，所以美国为“捍卫”这种模式带来的领先优势而不遗余力地封堵中国。因此，美国的AI发展模式是依靠金融资本主义和霸权的方式。

这时，DeepSeek突然冒了出来，它采用较少的算力和芯片就达到AI的先进水平。它对于美国的冲击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戳破了美国AI发展模式在资本市场引起的“泡沫”，不仅使美国股市下跌，而且使美国企业如何收回开发AI的巨额投资成本变成一个大悬念。

在DeepSeek“捅破天”之后，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在市场上推出功能不断增强的AI模型，同样采取了可以被免费下载、修改和集成的开源模式。因此，DeepSeek及其迅速跟进的其他中国企业，在通过算力和投资竞赛而“遥遥领先”的美国封闭模式之外，为AI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它可以使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世界用户和开发者都免费加入这个生态体系，共同发展AI。因此，有人称DeepSeek的创新是一场人工智能技术的“民主化”。如果我是特朗普，我也会对此感到心慌。

不过，这也就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的AI公司从大模型上挣钱了吗?其实都没有，包括DeepSeek在内，虽然它们可以融到资，虽然大型互联网公司可以通过开发AI来改进现有的业务。想想看，一个供所有人可以免费使用的开源模型能挣到钱吗?

那么，被热捧的人工智能技术怎样才能影响经济增长?这要先讲一下一般性规律。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生产率的提高，所以任何技术创新或突破只有在能够影响到生产率变化的条件下，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那么，技术怎么才能影响生产率?第一，技术必须采取产品形式;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技术能够通过工业部门之间的需求和供应联系在工业体系中得到扩散——如计算机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对总生产率的作用远大于计算机工业产值的作用。

科技创新与传统产业的关系作者供图

我在去年的观察者网文章中讲过，工业体系的互补关系是技术进步影响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即一个工业部门的创新会导致其他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而新技术在众多工业部门的扩散和持续改进才会使其经济效果得以充分发挥。

AI是数字计算技术的最新发展，它如同计算技术经历过的所有阶段一样，如果能够影响生产率，就必须通过实体经济的应用。AI仍然是“赋能”技术，不可能代替现有的工业，反而有赖于工业的应用创新才能继续发展。因此，在所有积极参与AI技术研发的国家中，一个国家的工业规模越大、门类越多，则AI技术可能产生的经济收益就越大。

此外，在目前的通用大模型训练已经趋近于用尽互联网的现有数据时，工业数据才是AI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才是拥有最多工业数据的国家。一旦应用规模扩大，那些今天只能靠融资的AI公司就能够挣钱，只不过需要的时间比许多人想象的更长，而且可能需要与应用方合作开发用于各种特定场景的专有小模型。

我这里讲一个最近参观一家制造企业I公司时亲历的一个例子。I公司的一个车间生产手机使用的NFC部件(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I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于无线充电)，它看似只是几组线圈和金属材料的组合，但有极高的精度要求，所以整个生产过程都是自动化的(只有上下料使用人工)。

据车间负责人介绍，在自动化的大批量生产中，识别产生次品的原因并加以改进，是确保产品良率的一个关键问题。于是，他们使用了国内互联网大厂T公司为他们开发的软件。他们看中T公司的原因是后者在开发AI通用大模型方面表现出来的计算能力。但是，T公司并不能直接通过自己的大模型来开发I公司需要的软件，因为训练这种专用的能力不可能依靠来自互联网的公开数据。

实际的过程是这样的：1)由I公司的生产车间对检测出来的次品进行拍照，然后把图片数据“喂”给T公司的模型;2)T公司根据I公司不断更新的劣品特征标记，训练自己的AI模型开发出有用的软件算法;3)T公司以产品的形式把软件交付给I公司，后者将其用于自动化生产线的控制(以避免再次出现次品)，并向前者付费，不断更新就不断付费。实际上，T公司只有一个人与I公司对接，全部过程通过网上传输就可以实现。

这个实际发生的例子非常生动、清晰地解释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之间的共生关系。给定中美两国都在不遗余力地发展AI技术，那么我们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谁能率先从AI提高生产率上赢利(不是从炒股上赢利)，因为这个问题决定着AI竞争的最终结局。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看出，T公司交付给I公司的AI软件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工业特定性的专用模型。这些软件或模型无法由其他企业所轻易模仿使用，因为I公司的自动化生产线本来就是自己开发的，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专属经验、技能和“文化”，若将其“转移”给其他国家，不要说是印度、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是日本、韩国或欧洲的发达国家，也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例子表明的工业联系非常清晰：T公司通过开发AI大模型的竞赛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技术水平，但它从AI上赢利却依靠服务于以I公司为代表的工业企业——它们可以是从纺织、服装、家具、玩具到机械设备、石油化工、制药等的所有工业企业，无论你怎样贬低这些工业是“低端”的。

因此，当参与AI竞争的国家在技术上一时几乎不分伯仲的条件下，决定长期竞争结局的关键变量取决于谁的制造业规模更大、门类更全。仅从I公司与T公司的合作上，我们就可以看出，高技术与传统工业并进的局面可以为中国带来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而且已经被最近的事件所证明。

当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高关税之后，I公司提出，除非苹果承担关税造成的全部成本，否则将停止供货。那么，苹果公司有可能把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吗?没有，它面临的前景要么是让苹果手机从地球上消失，要么是让它变成一个低品质的品牌。

双方已经形成的关系是这样的：苹果提出伟大的构想，而I公司帮它实现这些构想。例如，手机无线充电的想法是苹果提出的，但制造无线充电器的关键专利由I公司在全球独家享有，因为是它在技术上发明了这个器件(只是因为避免苹果陷入独家供应商的局面才授权少数其他供应商生产，但I公司保持压倒性优势)。当I公司的竞争优势不仅来自它自己的努力，而且来自整个中国工业体系的支持时，你就知道它是不可替代的。

果然，当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9日(美国时间)宣布对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加至125%(总税率达145%)之后的第三天(4月11日)，又戏剧性地宣布对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芯片等电子产品豁免所谓的“对等关税”。这背后的精彩故事，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吧。什么叫“不可替代”?就是让对手连一个星期都撑不下去的力量。

AI的发展将再次证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产业的规模越大，它的技术进步速度就越快;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规模越大、门类越多，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就越快，由技术创新产生新工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以为用新技术可以代替传统工业的“二分法”思维和限产体制必然导致经济下行，不管那些“高新技术产业”能不能发展起来。

再说DeepSeek对国内的冲击。它的出现使从社会到领导层都突然意识到，真正的技术突破原来不是像中国的“科技体制”所宣称的那样，必须先由国家给科研院所拨大钱，由科研院所研发出来“成果”，再把“成果”转移给企业。实际上，这种“科技体制”包含了一些骗钱的内容，总是围着解决不了真实问题的“中间状态”打转转，其“成果”总是不能被判定为成功或失败，而且还在中间状态时就把科研人员分为三六九等——戴上各种“帽子”，并按名分等级来决定他们申请课题的资格或评奖。

实际上，这个科创体制往往只是跟随别人——美国人做什么、怎么做，他们就做什么、怎么做。DeepSeek的出现打破了这个体制关于科技发展的“神话”，也就否定了“二分法”思维和限产体制的一个基本理由——世界上没有可以脱离产业发展的科技进步。

引起全球轰动和中国领导层关注的DeepSeek出现后，许多地方的政府领导人都产生了“焦虑症”，纷纷“反省”为什么DeepSeek这样的创新没有出在我的“地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对科技发展的焦虑，而是对政绩的焦虑。媒体上也热闹地讨论为什么DeepSeek等新技术企业会出在杭州。

我想指出所有这些讨论都忽略的一个关键事实：谁都知道浙江是一个富裕省份，但它的财富基础是从传统工业发展而来的，而且它的经济主体至今还是传统工业，而非高技术工业。

人们在惊叹杭州科技创新的时候，却忽视了浙江强大的占比76%的传统工业基础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计算，2023年浙江省出口总值达到3.5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9%。其中，全省机电产品出口1.63万亿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1.11万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97.6亿元，分别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5.6%，31.2%，8.97%。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都属于传统工业，加起来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超过76%。

实际上，浙江成为一个富裕省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那里有多少高新技术产业，而在于那里的工业化程度更高，人民对工业化的参与更广泛。如果浙江也像许多地方那样，认为高质量发展或产业升级就是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代替传统工业，甚至消灭传统工业，那么浙江就一定会“返贫”。

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工业化水平低于许多省份，因为它地处台海前线，国家此前有意不把大的工业项目和投资放在那里。但凭着当地人民的创造性和吃苦耐劳精神，浙江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发展各种工业而富裕起来。比富裕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较好的政企关系和营商环境，在去年出现异地执法的歪风时，第一个站出来喝止这种行为并为企业家提供保护的地方政府是浙江政府。当投资能力、产业基础、友好的营商环境都具备了，再加上还有大学，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科技精英就在浙江扎堆创业，许多在早期只能靠融资而不能靠销售的前沿技术企业就栖居浙江。

中国当然要发展高技术工业，不仅是人工智能，还有其他所有的高技术工业。正如人工智能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在高技术前沿保持探索努力，对中国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和“保值增值”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高技术工业与传统工业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促进、互相依存、互相融合的，完全没有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

想一想，如果一个经济体消灭掉传统工业而“专攻”机器人，别说是花不起投资的钱，就是生产出机器人也卖不掉。认为高新技术可以代替传统工业是“二分法”思维的根本性错误，而限产体制对传统工业的抑制，是中国经济出现持续下行和内需不振的主要原因。

四、工业社会主义对决金融资本主义，谁会赢?

4.1 工业社会主义Vs.金融资本主义：打破工业自我设限是最大的扩内需

观察者网：因此，您的立场是，我们应该放开和支持所有工业的发展，您称之为“全面的产业升级”，怎么理解?

路风：特朗普的关税战已经把他的长期目标完全显示出来了：虽然美国以独霸世界的立场对所有国家征收“对等关税”，但打击中国是其首要目标，尤其是当中国率先反制美国的霸凌时，就继续增加对中国的关税。目前的“冲突”焦点是在关税上，我认为以后还会扩大到其他领域。

我的立场是，在美国拉开架势要与中国对决时，中国当然不能投降，必须奉陪到底。现在需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中国迎接“对决”的主要力量源泉是什么?第二，中国如果“奉陪到底”，能不能赢得胜利?能不能“胜利”指的是：经此一战，中国能否更加强大?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能够并敢于迎接“对决”的主要力量源泉就是中国工业体系，其背后就是全体中国人民。中国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性资产。所谓“战略性资产”是指具有难以复制、难以模仿性质的“资产”，例如美国的美元霸权，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工业门类的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是向世界市场提供制造产品的最大供应国;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依赖中国低成本和灵活的大规模制造体系。同时，这个工业体系及其生产能力是难以被复制、被模仿的，这已经被特朗普于2018年第一次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来的事实所证明。因此，今天的中国工业体系及其生产能力就是中国屹立于世界经济而不可能被排挤出去的最大保证。这项战略性资产越强大，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就越不可能与中国“脱钩”。

这些年，中国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精英们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存在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经过改革开放后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几百种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占世界第一，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所以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增长，经济增速下行是必然的，经历一次经济衰退也是难免的。

实际上，这种错误观念是“二分法”思维和限产体制的自我预言。从历史顺序看，这种思维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在高增长时期就开始散布的，只是到了受这种思维影响的政策实施之后，即形成限产体制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才开始的。因此，中国经济下行是“二分法”思维和限产体制的自我预言的实现，而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什么致命性的障碍。我之所以是一个坚定的“中国经济光明论”者，就是因为我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原因是不适当的政策导致的。

从世界工业化历史看，中国到高增长结束时(2013-2014年)所经历的发展阶段，类似于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发展阶段，都是第一次经历了蒸蒸日上的大规模工业化，但也都尚未达到自己的最高水平。

按此逻辑，我来推断一则寓言故事：美国在那个阶段结束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和农业生产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但是，当时美国也随之出现或面临许多问题，如财富急剧集中、“人口红利”消失(那时美国收紧了移民政策)、环境破坏等等;同时，美国的科学研究还落后于欧洲(直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在欧洲获得的博士学位才会在美国得到严肃对待)。此外，当时的世界政治中心是欧洲，大英帝国是世界霸权，英镑是世界储备货币，虽然英国工业已经开始落后;在欧洲大陆，德国正在崛起，工业化速度惊人、科学研究领先、军力日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们判定，美国经济在经历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已经不可能再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美国工业是“大而不强”和“产能过剩”，在科学研究方面还高度依赖欧洲。于是，美国政策当局决定，美国不再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了保持经济平衡而对美国工业实行大规模的“去产能”政策和限产体制，当然要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同时也看看能不能借助欧洲人的发明来发展些“高新”技术产业。

如果这个寓言故事是真的，那么后来的世界历史也就没有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了：二战中占全世界一半以上工业产能的“民主的兵工厂”不会有(好处是也不会有大萧条)，甚至美国能不能保证本土安全也难说;战后由美国引领的新技术革命不会发生，经济总量再次翻番的可能性也彻底失去;马歇尔计划不会有，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经济秩序也不会有;即使有一批欧洲科学家因战争逃到美国，但工业体系的萎缩无助于新工业的产生——计算技术是像做办公室机械出身的IBM那样的企业给产业化的，半导体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发明的，然后被其他企业给产业化的;此外，如果只有来自欧洲的科学家，但没有美国的工业体系，原子弹也造不出来;如果没有改变战争性质的原子弹，也就没有冷战——因为没有保证互相毁灭的核威慑，双方看不上眼就直接“拳打脚踢”了(热战)。

当然，美国今天心心念念的“再工业化”运动也可能在几十年前就发生了。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历史事实。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在1949-1959年的GDP平均增长率是6.7%。[10]换句话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时，尽管美国自从实现工业化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后已有50年之久，尽管美国的工业产值在二战后一度占全世界的一半，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在随后的10年里又接近翻了一番。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说经过改革开放后40年的高速增长，今天的中国经济只能低速增长，这是不负责任的误国政策。

上面的寓言故事是被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杜撰出来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道理可以被历史证明是真实的和深刻的：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是没有止境的，其未来不是今天的“聪明人”可以预料的。如果有人断言，在人均名义GDP还只是美国的大约六分之一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已经消蚀，则完全没有科学的理由。

今天，中国的工业体系比任何国家的都更加强大，虽然存在与领先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和需要补上的“短板”，但反而说明中国工业体系的需求弹性依然存在。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仍然是在我们的前方，而不是在背后。

迎接美国发动的“对决”(无论其形式是关税战、贸易战、技术战还是军事威胁)，中国必须抛弃“二分法”思维，重新坚定一个观念，即：工业体系是中国最大力量源泉。中国的经济实力或工业实力是由生产体系的总体决定的，不是仅仅由“一小撮”高技术工业或“新兴战略性产业”所决定的，何况这些工业的发展仍然需要巨额投资和工业体系的支持和托举。

面对美国的贸易战、技术战和关税战，党中央已经坚定地表明中国“不畏惧任何无理打压”的政治立场。在这个政治前提下，中国迎接美国“对决”的唯一正确之路，就是放开“新旧动能转换”的枷锁，放开把工业分为三六九等的“自我设限”，释放所有的经济增长潜力。抛弃“限产体制”的最大意义，就是使中国工业体系能够再次发挥递增报酬机制，即一个领域的技术进步或突破会导致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一个领域的需求增加会导致其他领域的需求增加。

依靠中国工业体系的整体力量就是充分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因为“行行出状元”。高学历的人才可以去设计开发芯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但他们只占中国劳动人口的一小部分。中国还有几亿学历不高但聪明勤劳的劳动人口，他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工作。只有所有的劳动人口都有用武之地，中国才能走“共同富裕”之路。

在农业就业人口的生产率还不到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时，以工商业方式生产和经营被知识“精英”们认为是“低端”的任何合法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在几百个工业及其上千个细分领域，有千千万万个企业去寻找和挖掘市场，千千万万个企业去创新、去提高生产率，那么这几年饱受困扰的需求不足就会逆转上扬;一旦大多数普通家庭的收入提高，消费就会起来;一旦经济再次强劲增长，大部分今天令人头疼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因此，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战胜一切强敌的力量源泉。

只要有市场需求，如果中国钢铁工业的产能占到全世界的80%甚至更高(目前仅占全球产能的50%-60%)，那又如何?如果全世界开采石油天然气的钻机和钢管(中国无缝钢管产量已经占世界的三分之二)都只有中国制造的性价比最高，为什么不可以?其他的例子可以无限类推。

如果其他工业国用高关税来阻挡中国，那也就把自己与世隔绝，它们被保护的工业就再也进不了国际市场，它们所有的工业就只能使用成本更高的材料、设备和零部件，而且它们的生活成本就更高。因此，中国工业体系虽大，但没有一个工业是多余的，任何工业——无论从做鞋、做袜子、加工零部件到半导体、大飞机和人工智能服务的所有工业——都应该得到重视，都应该被放开发展。

路风：鼓励全面的产业升级，发挥广大人民的智慧，形成成百上千个压倒性优势行业，才能使中国在对决中立于不败之地。图为山东曹县的汉服市场

一旦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业都形成压倒优势，就无人能够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特朗普的美国可能不得不放下傲慢，而他的副总统万斯就会变成真正的乡巴佬。

4.2 工业社会主义Vs.金融资本主义：普惠金融帮扶工业企业，避免误入经济金融化歧途

观察者网：充分发挥中国工业体系的优势可以理解。在世纪对决中，您提到“工业社会主义”必然战胜”金融资本主义”，那我们的工业领域如何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

路风：“工业社会主义对决金融资本主义”的概念是我想出来的，但这回是第一次公开讲出来。它是通过比较产生的问题意识：如果今天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与其历史上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一种对比(纵向比较)，那么中国在这个历史语境中处于什么“位置”(横向比较的问题)?于是，我在5年前想到中国工业社会主义相对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表述。

一旦将工业社会主义的概念，置于工业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的语境以及美国霸权压制中国崛起的语境之中，它的时代意义就立刻显示出来，有点像在世界历史演进的“空格”中突然定义了中国的位置。

在工业社会主义的概念中，工业主义的含义是指，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建立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因为生产率提高是以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现象;而社会主义的含义是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中国坚持走工业化和以实体经济为主的道路。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形式下，工业主义一定走上金融主义的道路，对于霸权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大英帝国、英国崛起之前的荷兰和今天的美国霸权，都没有逃过这个历史“规律”。实际上，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经历经济金融化的过程。

中国有利于工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构特征体现很多方面，如共产党的领导、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公有制等等，但今天我只讲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国家有能力控制金融流入实体经济的通道，并协调金融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因此，只要政策不出错，中国就能够避免经济金融化。

例如，中国曾经有一项独具特色的技术改造贷款的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它是为改进计划体制只重视基建(“铺摊子”)的缺陷而创造出来的。技改政策发展起来后，它以信贷的方式(而不是拨款)支持国有企业进行包括设备更新在内的技术改造。

当中国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后，市场主体更多地成为民营企业，但由于技改贷款在国家投资体制中拥有正式的地位和渠道，而国家统计局也保留了“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的类目，所以任何有意愿进行技改的民营企业都能够从负有这种责任的银行体系获得技改贷款。因此，技改政策的延续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深远意义在于它变成国家以信用方式投资工业的一个有效金融通道。

但是，这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大约10年前消失了，“祸根”就是“二分法”思维和限产体制。还记得“不投资、不刺激”的政策吗?这个政策的前提是认定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是粗放发展的、投资驱动的和产能过剩的，所以在国家层次上放弃了对金融流向实体经济方向的控制，取消了银行提供工业固定资产贷款的责任，企图让自由市场去解决工业的投资问题。

于是，一度出现了互联网金融乱象横生，而工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普遍告贷无门，陷入流动性危机。因此，“二分法”思维和限产体制是中国经济出现金融化苗头的主要推手。

2022年9月，人民银行时隔多年重新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表明国家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国家开始推进超长期特别国债和设备更新改造政策。目前的问题是，超长期特别国债需要限定范围(如“两重”)，不能用于地方政府“化债”，否则就会引起通货膨胀;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没有直接支持生产领域，不属于技改政策范畴。

发展普惠性金融，不问大小和性质，让所有实体企业的创新升级能够得到足够资金支持，而不是走上经济金融化歧途，这是工业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目前应该加大实施技术改造政策的力度。这样做就必须打破“二分法”思维和限产体制的束缚，因为技改贷款必须是普惠性的，贷款对象是能够满足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或节能减排等任一条件的企业，不分所有制、不分行业、不分大小，否则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工业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它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保护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利，更鼓励人民广泛参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国家保持着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从而使资本不能左右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

就今天我们关心的问题来说，只要中国保持着国家直接介入实体经济的金融通道(包括国家牵头设立创业基金、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和实行技改政策)，就能避免中国经济掉入金融化的陷阱，就能保证中国长期坚持走以实体经济为主和工业化的道路，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打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条历史规律：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企业会退出那些劳动密集型工业，而美国的经济金融化甚至使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也逐渐退出被认为附加值较低的制造部分。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同时拥有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高技术工业的工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因为新技术革命将逐渐打破对工业的传统分类——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无人纺织工厂算是劳动密集型工业或传统工业还是高技术工业?而这样的工厂正在中国的纺织工业以及越来越多的传统工业中出现。所有门类工业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可以使中国在所有工业领域保持着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基础，而且通过工业分工的深化，创造出新的工业、新的投资机会和新的增长动力。因此，保证中国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应该是一条基本国策。

观察者网：那么，中国的工业社会主义能够在“对抗”中获胜吗?

路风：特朗普以及美国政治精英也看出来了，除非美国能让中国“去工业化”，美国的“再工业化”就很难成功。

自从以英国为先驱的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后，以资本主义形式推进的工业化就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力量来源，因为工业实力决定了军事实力，而军事实力可以强占殖民地并打开像中国那样本来是自给自足国家的大门。但是，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让位于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虽然金融资本主义帮助美国维系了世界霸权，也帮助资本家赚了更多的钱，但它最终掏空了霸权的基础，撕裂了社会。

今天，特朗普企图以美国的霸权地位来推动再工业化。但是，只要中国坚持工业化的道路、坚持“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并坚持国家保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特朗普就会面临着无解的“悖论”。维持霸权和再工业化就是一个零和游戏：要霸权就别想再工业化，要再工业化就得放弃霸权。正是因为他只能依靠金融资本主义的手段(如以美元霸权为前提的关税战)去推动再工业化，所以他最终改变不了美国的“宿命”。

因此，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关税战、贸易战、技术战等等，就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与中国工业社会主义之间的“对决”，它将影响世界格局在整个21世纪的走向。

那么，在这场“世纪对决”的一系列的“对抗”(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对抗)中，谁会赢?我们不必再去长篇大论。这里我借用一位美国政治学家James Kurth的判断。虽然他在中国并不知名而且始终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但我很欣赏他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深刻、简洁、睿智。他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的结语(当时中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

当新崛起的中国工业强权和海军强权在西太平洋对抗美国和美国海军时，谁会赢?你可以坚持想象那个只拥有打小型战争的军队(和缩编海军)的旧金融强权能赢，而且可以不用打一场长期和可怕的战争就能赢。但是，想象这个结果，你就不得不像金融行业经常做的那样，相信“这一次不同”。一个金融强权对抗一个工业强权的挑战而获得这样结果的情况，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11]

当然，中国没有去主动“挑战”美国。因此，我以中国文化教给我的谦虚，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把他的话修改一下来表达他的实质性结论——亦即我今天的结论：

500年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一个工业强国在对抗金融强权的挑战时，从未输过，无论那个金融强权当时是不是世界霸主。

(感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王晨和何鹏宇的协助，他们为采访准备了充足的材料)

注释：

[1] 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米尔斯海默主张“离岸制衡”战略，但至高战略主张“深度介入”。虽然两者都要维持美国霸权，但因为至高战略占据主流地位，所以米尔斯海默属于边缘分子。

[2] 比我在这里说的更直白、更全面的见美国学者的文章：Patrick Porter, "Why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has not changed: power, habit,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4 (2018), pp. 9-46.]

[3] 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 The Deindustrilization of America: Plant Closings, Community Abandonment, 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4]“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特朗普试图复制尼克松冲击，但成败取决于这一点”，《观察者网》，2025年4月5日，https://www.guancha.cn/YanisVaroufakis/2025_04_05_771024_s.shtml。]

[5] Alice Amsden,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中国造船业巩固首位宝座，产能不足”，《日经中文网》，2025年1月23日，https://mp.weixin.qq.com/s/_-_xle79MKtoaoGJNiN9Mg

[7]美媒：中国是世界上最大零部件市场，其他地方无法复制”，《观察者网》，2022年4月19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2_04_19_635701.shtml。

[8]“山东：关停治理‘散乱污’企业超过11万家”，《中工网》，2022年10月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413915467828402&wfr=spider&for=pc。

[9]Klaus Schwab,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World Economic Forum, “Now is the time for a 'great reset',” Jun 3, 2020,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0/06/now-is-the-time-for-a-great-reset/

[10]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able 1.5.5.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xpanded Detail" (accessed Wednesday, April 16, 2025), https://www.bea.gov/itable/national-gdp-and-personal-income

[11]James Kurth, “The foreign policy of plutocracies,”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7, No. 2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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