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剑汤雨曦：以正史引领新时代中学历史教学

作者：莫剑汤雨曦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1期 2025-04-13 2326

学术研究的专业性、创新性与历史教育的普及性、稳定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笔者时常看到一些青年教师将某些“一家之言”奉为圭臬，更加感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严肃性。面对各色新观点、新概念、新论断，必须取其正者，方能于教学真正有益。

近年来，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为高中历史教学注入新活力。在学术论著层出、各式观点纷至沓来的大背景下，如何选择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同时全面而深入浅出地反映历史学重大创新成果的教研参考资料，成为广大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难题。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堪称“及时雨”。现以高中历史课明清史内容的教学为例，谈谈个人收获。

在统编教材中，必修模块为明清史部分设置独立单元，在选择性必修模块各专题史中包含明清时期政治制度、法律与教化、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商业贸易、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新课标关于明清史的课程要求是，“通过了解明清时期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举措，知道南海诸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版图一部分，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重要变化;通过了解明清时期封建专制的发展、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结合统编教材篇幅比重来看，引导学生了解明清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成就是教学重点。当然，对于这一时期危机的认识与反思同样重要，但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既不能妄自菲薄或盲目自大，也不能以西律中、以今律古。当前，不少高中教师在关于反思明清时期历史局限与危机的教学设计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为高中教师纠正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权威和科学的参考。

图为《(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封面

(一)关于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问题

就笔者接触的高中历史教学设计来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明清时期中央机构权力强化的认识过于片面，如认为内阁、军机处、奏折制等“都只是权术政治下的产物”，将明清时期的新制度举措仅视为“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的趋势中的一环”。《(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从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互动关系的视角，考察中央集权与皇权强化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对明清时期国家治理发挥的作用。《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指出，“‘大一统’在明清时期达到一种较为完善的程度，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而大一统的完善，必然“建立在一个稳定、有效的国家治理机制基础之上”。《(新编)中国通史纲要》指出，军机处的出现“标志着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制建设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因此，在批评反思皇权专制加重相关弊病之外，也要看到其对“中央决策机制逐渐健全，官僚政治不断完善”的作用。如果割裂中央集权趋势与国家治理完善的关系，尤其是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新课标提出的使学生正确领会明清时期历史意义的要求。

(二)关于明清时期“历史停滞”问题

虽然关于明清时期中国“历史停滞”的观点早已遭到国内外学者广泛质疑，但部分中学历史教师尚未同步更新相关认识，“虽然有些变化，但社会整体却依然停滞不前”、“囿于原轨道而不变”等“历史停滞”论观点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不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对明清时期历史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概括。《(新编)中国通史纲要》指出，明清时期在制度创新上“对当代社会仍产生深远影响，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进一步分析到，明清时期的经济“并非传统小农经济简单规模复制或是量的增长”，而是“以强劲的创新性，开始出现早期近代转型、资本主义萌芽”;思想文化方面，“中国的文艺复兴伴随着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体现为个性解放思想、初步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精神三大时代主题。这一思潮既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开端，又是现代价值理念的内在历史根源，表现出中国式的人文主义觉醒”。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体会为何新课标在“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重要变化”一条中突出“重要”二字。从纵向看，明清时期的中国“开始酝酿、呈现出一定早期近代特点的新因素”;从横向看，这些新变化至少使当时的中国在前工业化时代仍然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此外，统编教材选择性必修一模块提到了明代张居正改革。《(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从更加宽阔的历史视野讨论张居正改革的历史意义，指出从嘉靖年间开始明朝“逐渐形成持续变革，直至万历初年张居正进行全国范围的改革，使得持续几十年的改革达到高潮”。结合这一论述，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选择性必修一中提出的“‘求变’‘求新’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重要原因”等相关认识，帮助学生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和连续性的历史逻辑。

(三)关于明清时期对外政策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对外政策的基本评价是“闭关自守”，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接受新事物，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二是将“闭关自守”视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乃至根本原因。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闭关自守”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揭示，“闭关自守”这一概念以及上述观点，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明清对外关系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作用。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在吸纳总结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评价明清对外政策。《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指出，明清时期虽然实行朝贡体制，“但随着西方国家到来，明清两朝在实践中逐渐务实地接受新型国家条约关系”，出现“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的对冲”现象，形成了新“天下”观;在点明清朝“一口通商”政策弊端的同时，指出清朝“维持着与西方国家、中亚国家、北部俄罗斯、亚洲的日本、东南亚国家的大规模经济交往”;“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随着丝绸、瓷器等贸易商品，传播到欧洲，在18世纪受到追捧，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中国因素”。《(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使用“自主限关”代替“闭关自守”，指出“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对国家稳定发展的局面造成安全隐患，为规范通商，防备西方殖民势力，清政府逐渐将西方商人统一到广州口岸，这是灵活调整对外政策的表现，故采用自主限关政策”。相较“闭关自守”，“自主限关”一词在准确描述历史事实(即“限制”而非彻底“闭锁”)的同时，凸显了以往被忽略的防范殖民主义渗透的一面。

当然，上述两本著作也没有回避“自主限关”这一消极政策的历史局限性，鸦片战争的爆发充分证明面对世界之变、历史之变，必须勇于把握历史主动，消极回避只会错失历史机遇，将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惨痛后果。然而，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握历史主动?如何跟上时代潮流?世界近代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扩张密切相关。后发国家如何应对殖民侵略并走上独立自主的近代化道路，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之问。回答这一问题，绝不能单纯以“开不开国”、“通不通商”、“建不建交”立论。否则，我们不仅得不到真正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有可能陷入殖民主义的话语陷阱，比如所谓鸦片战争是“通商战争”、“殖民主义给殖民地带来现(近)代化”等。

事实上，高中历史教材虽然沿用“闭关自守”概念，但非常注重表述的严谨性，如统编教材必修模块表述为“拒绝扩大对外交往”，选择性必修一模块将清政府拒绝马戛尔尼使团打开中国市场的请求，表述为“关上了对英交往的大门”。此外，必修模块世界史部分讲述了“围绕白银输入中国的贸易网络逐渐形成”，选择性必修模块也有关于“欧洲中国热”、“万里茶道”、“下南洋”等内容。然而在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师仍然延续旧的甚至是错误观点来解读教材内容，批评明清时期“拒绝与西方交流”，断言“海禁政策被闭关锁国替代……基本关闭了对外的大门”，导致“长期的与世隔绝”，“与第一波全球化失之交臂”。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述，不仅无法帮助学生准确理解课本内容和了解真实历史，甚至有可能误导他们接受错误史观，尤其是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更好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我国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共同目标。与此同时，学术研究的专业性、创新性与历史教育的普及性、稳定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笔者时常看到一些青年教师将某些“一家之言”奉为圭臬，更加感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严肃性。面对各色新观点、新概念、新论断，必须取其正者，方能于教学真正有益。正因如此，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和她推出的《(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让笔者分外欣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