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

摘要：焚书是可靠的史实， 史料来源于《奏事》。坑儒是三重伪造的历史，其第一个版本是收入于《说苑·反质 》的历史故事，第二个版本是《史记 ·秦始皇本纪》。其定本是《诏定古文尚书序 》。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家的经师，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

前几年，我在写作《秦帝国的崩溃》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个问题，《史记》关于秦始皇的记载，有太多的缺漏、错误和不实，我无法使用现在版本的《史记》作史料去复活一个真实的秦始皇。今年，我出版了一本新书《秦始皇的秘密》，围绕着秦始皇的亲族关系作了系列探索。在写作该书的过程中，我对有关秦始皇的史料、研究和评论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整理，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须要重新编撰，有关秦始皇的历史，须要推倒重来。

《秦始皇的秘密》这本书的底稿是电视讲座稿，为了使非专业的视听者听得懂，我以学术论文的内容和思维方式为底本，尝试用破解历史疑案的形式(历史推理)作了通俗的表达。不过，学术问题的解决，最有力的武器和最好的表达形式，无疑是学术论文。在本文中，我将书中曾经提到的一个历史疑案，焚书坑儒的真伪问题单独抽取出来，作一学术性的论证。

千百年来，有关焚书坑儒的议论和批评，如汗牛充栋，近代以来，学术界对于焚书坑儒的研究，有了深入的进展。概观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焚书和坑儒的原因、范围和历史评价的探讨上面。就笔者的管见而言，这些相关的议论和研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承认《史记》所记载的焚书和坑儒(或者是坑方士)是可信的史实。然而，《史记》中有关焚书和坑儒的记事是否可信的史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这个问题，既牵涉到《史记》的可信度的问题，更牵涉到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史书、史料与史实间的关系的问题。就笔者的孤陋寡闻而言，从一种明确的历史认识出发，1.首先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焚书和坑儒的记事，作为历史学家所编撰的史书来看待;2.进而向前一步，具体地考察司马迁究竟根据何种史料来编写史书中的这两条记事;3.进而再向前一步，在史书，史料和史实间的关系中考察焚书坑儒的相关研究，我还没有见到。基于这种观察和思考，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焚书坑儒这个老话题，从新的角度，再次作一考察。

一、《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记事的可靠来源

焚书和坑儒，分别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条，是发生于不同年份的事情。

关于焚书，在记事的可信上没有大的疑问。不过，《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焚书记事的史料来源，仍然有进一步追究的余地。《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焚书的记事如下：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始皇说。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始皇下其议。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曰：“可。”

这段记事，时间明确，秦始皇三十四年。地点清楚，咸阳宫，秦的朝宫。主要人物有名有姓，官职称号逐一交代，博士仆射周青臣，博士淳于越，始皇，丞相李斯。事情的进展脉络分明，咸阳宫酒会上出现争论，始皇帝交由廷议讨论，丞相李斯上言，始皇帝裁决，完全符合秦汉时代廷议奏事以及法令产生、颁行的程序。文中“丞相臣斯昧死言”，“制曰：可”的用语，正是秦汉诏书之一种，制书的标准用语。所以说，这一段记事，从内容上看可以说是相当可信。同时，从形式上看，也是一段典型的秦汉时代的上奏文。

《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有“《奏事》二十篇”，班固自注：“秦时大臣奏事，及石刻名山文也。”《奏事》这部书，是有关秦帝国的可靠的官方史料，两汉以来，一直藏于汉政府的档案馆。西汉末年，刘向著录于《七略》，东汉初年，班固著录于《艺文志》并加了注，他们都是亲自见过这本书的。《奏事》这本书，司马迁在担任太史令和中书令的时候，不但仔细阅读过，而且将其作为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基本材料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焚书的上述记事，其史料来源，应当就在这里。

焚书作为秦政府颁行的一项野蛮的文化政策，自有其思想和政策来源。我们知道，秦国长期奉行法家路线，商鞅辅助秦孝公变法，就曾提出过焚书的建议。《韩非子•和氏》载：“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但商鞅的焚书建议被实行一事，史书没有记载，也没有可靠的旁证，当是秦孝公没有采纳。秦孝公没有采纳的焚书政策，秦始皇采纳了。李斯所建议的焚书政策，其思想和政策的渊源，正可以在商鞅那里找到渊源。

关于秦始皇焚书一事，西汉初年的政论家贾谊在《新书》中多次提起。《过秦上》说：“(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过秦下》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对于焚书所造成的典籍佚失的后果，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时候有切身的感受。他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言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他的这段感慨之言，是就焚书事件后果的直接证言。这些年来，新出土的文物，也为秦始皇焚书一事提供了旁证。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焚书记事，其史料来源于纪录秦王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奏事》，相当可信，秦始皇焚书这件事情，思想源流清楚，多种证据齐全，是确凿无疑的史实。

二、《史记•秦始皇本纪》坑儒记事的可疑之处

坑儒一事，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以侯生、卢生、韩众等为首的方士们，为秦始皇寻找仙人仙药不果，为逃避处罚，纷纷逃亡，引来秦始皇的怒气和追究。《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条记载其事说：

(1)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2)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段记事，是坑儒事件的通行文本，有关坑儒的种种议论和转载，多是由此而来。不过，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段记事，不免产生种种的疑问。

疑点1：坑儒事件中被害者称谓的变化

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们为秦始皇寻找仙人仙药，因此获罪被处罚者，应当是方士。方士，又称方术之士，这里的方士，是指求仙炼丹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术士，他们在思想的流派上与道家比较接近。但是，在秦始皇大怒的谴责中，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不过，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笔带过的。

进而，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被变更成了“诸生”。诸的意义是多，生的意义是学者、学生，诸生的字面意义，是多位学者、学生，独尊儒术以后，往往用来指学习经书的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使被害者的身份模糊，淡化了方士，强化了文学，当然，这种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疑点2：添加的说明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紧接着这段记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记事。这段记事的原文是这样的：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非常明显，这段记事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按照常理讲，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来，扶苏这句话，明显的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如果没有这条添加的说明，秦始皇坑埋的是儒生这件事情就站不住脚了。

为便于理解，我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称谓变化作了一个整理如下：1方士-2文学方术士-3诸生-4“皆颂法孔子”的儒生。体察这种变化，难免不使人对这段记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疑点3：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前引记事，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御史们都归他管辖，他们办公的地方，叫做御史台。

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在这段文字中，秦始皇大怒说：“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是秦始皇预先定罪名的话，所定的罪名为“妖言以乱黔首”。妖言，正是秦汉法律的罪名之一。据此文本，御史们应当按照秦始皇的意思，定诸生“妖言”罪。按照秦汉的法律，“妖言”罪可能被判处死刑，处死的方式是腰斩。

然而，从记事的结果来看，这些被定罪的方士们是被“坑”，也就是坑埋处死的，这就不合秦汉的法律了。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秦汉法律制度，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坑”，也就是没有坑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在秦汉历史上，坑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有名的比如，秦国大将白起坑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坑埋秦国二十万降卒。由此看来，编造这段故事的人对于法律不太专业，留下了作伪的马脚。

疑点4：有名的方士都没有被坑

根据《史记》的记载，活跃于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大约有三百人之多，其中有名有姓者有五人，韩众(终)、侯生、卢生、石生和徐福(市)。他们都曾经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和厚遗，积极为秦始皇寻找仙人和仙药。侯生，韩国人。卢生，燕国人。徐福，齐国人。韩众和石生，不详。

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方士卢生、韩众和侯生等逃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此下落不明。石生也是没有了消息。徐福是与韩众和侯生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他逍遥法外，一直在琅琊台愉快地生活，继续为秦始皇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仙药。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方士的后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与徐福相见。秦始皇不但没有将徐福绳之以法，反而再一次听信徐福的巧语花言，乘船下海射大鱼，亲自动手清除妨碍仙人仙药出现的障碍。

由此看来，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方士，罪大恶极的五位有名方士，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副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不符合记事原文的说法，应当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三、《说苑•反质》——坑方士故事的原版

遍查《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

前面已经提到，贾谊是活跃于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他撰写《新书•过秦论》专门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他在该文中对秦始皇焚书一事多次予以严厉的批评，对于坑方士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

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他主编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年长，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伍被仕于淮南王刘安，是有名的辨士，他曾经引用秦国亡国的事例劝谏淮南王刘安不要谋反说：“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在他所历数的秦之失政中，只说到秦曾经焚书，杀过方术士，没有提到过坑方士的事情。

秦始皇坑埋方士的详细记事，现存西汉的文献，除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外，还见于《说苑•反质》篇，非常详细，兹引用如下(为了便于分析，我将全文分为3段)：

(1)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

(2)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3)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采，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熳，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仔细阅读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不但包括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坑方士的基本内容，而且详细交代了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下落不明的主犯之一，方士侯生的下落。故事中的这位方士侯生，真是一位了不得的英雄人物。他被捕以后，在车裂的酷刑和震怒的秦始皇面前，不但临危不惧，置死生于度外，而且大义凛然。他严厉谴责秦始皇的暴虐不道，尖锐指出秦坐而待亡的灭国危机，直说得秦始皇先是沉默不语，继而悔过求变，最后无奈感叹，释放了侯生。

分析这个故事的构成，非常清楚：1.这个故事的主体是第三段，分量是第一段和第二段总和的3倍;2.这个故事的精彩的部分也都在第三段，在于侯生的长篇说教;3.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简短文辞，不过是为了交代第三段，也就是为了讲述侯生登场演说而铺垫的引子而已。

《说苑•反质篇》所载的这个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同《说苑》中所见的众多历史故事一样，是长期流传于民间，见于典籍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西汉末年经过刘向的整理，一部分被编入《战国策》，一部分被编入《新序》、《说苑》当中。我们知道，这些历史故事，源流相当古老，从战国以来一直广泛地流传，多是游说之士的学习材料，或者是练习游说的脚本。这些历史故事的编撰者，往往是游士们自己。《说苑•反质篇》所载的这个秦始皇坑方士故事的出现和流传，应当在秦亡以后到汉武帝求仙求药，大尊方士之间。这个故事的编撰者，应当是外出游说的方士们，他们以古喻今，自吹自擂。从时间的先后和流传的状况来看，这个故事，应当是坑方士故事的原版，至少是原版之一。

四、两个坑方士故事的比较

司马迁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主要的史料有秦国政府的编年记事、奏事诏令、石刻文字、少数律文等等，这些史料比较可靠。同时，司马迁也从他所见到的典籍所载的历史故事中，选取了一部分内容写进去，使叙事更加丰满。不过，这些历史故事的问题比较多，又没有年代，不但需要作可信度的鉴别，而且需要作年代的排比。

《说苑》所载的一些历史故事，也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的史料来源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坑方士的记事，应当就是以《说苑•反质》所载的同类故事为底本，再加以改造写出来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我将《说苑•反质》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两个坑方士故事的前两节上下并列，通过对照比较来做一分辨：

(1)《说苑•反质》

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

(1)《史记•秦始皇本纪》

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2)《说苑•反质》

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说苑》、《新序》的编辑成书在西汉末年，但是收入其中的历史故事相当古老，我们的这个看法，也得到出土文献的佐证。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汉墓发掘，墓主据说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死于文帝十五年。墓中出土的汉简，有一部分与《说苑》和《新序》相关。这就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收入于《说苑》与《新序》的历史故事来源，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史记》的史料来源。参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胡平生、韩自强编著：《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帀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可以看出，两个故事应当来源于同一底本。《史记》(1)的文本，以《说苑》为底本，增加了三部分内容：谴责秦始皇贪权严刑，不听劝谏的内容;引用一条秦律，叙述方士的苦境。《史记》(2)的文本，也是以《说苑》为底本的，增加了两部分内容：将焚书和文学的事情牵连进来，与求药和方士的事情混在一起;将为秦始皇求药的著名方士们，一一指名道姓加以谴责。

已如前述，《说苑》坑方士故事的第三段，才是整个故事的主体和中心，该故事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不过是为了引出这段故事的铺垫而已。这一段故事，是一段对话，一个典型的游士们擅长的游说之辞，一个典型的编造的天方夜谭。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在虚构的“阿东之台”，秦始皇亲自登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落痛骂被捕的侯生“而车裂之”。后面侯生的长篇宏论，都是空洞的说教，秦始皇悔恨释放侯生的情节，也是民间故事的俗套。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时候，对于这一段过于张扬的编造故事，没有采用，仅仅采用了作为故事引子的前两部分。不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在采用《说苑》故事的前两部分加以改造后，另外增加了一条相关记事，这就是公子扶苏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文字：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这段文字，本来并没有说秦始皇坑埋儒生，因为正好添加在坑方士故事的后面，巧妙地成了秦始皇坑埋儒生的画外说明。关于这段文字的史料来源，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与《说苑•反质》所载的坑方士的故事没有直接的关系。结合《史记》编撰的手法和笔者实地考察的结果来加以考虑的话，这段文字的来源，可能与陈胜吴广起义“诈称公子扶苏、项燕”有关，也是一种秦末开始流传的历史故事，而这个历史故事是有史实根据的。

五、《诏定古文尚书》——坑儒故事的初版

考察整个西汉一代的典籍，见不到焚书坑儒这个用语。《史记•儒林列传》概述焚书和坑方士这两件事情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大体概括《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事而来，被坑者仍然是术士。

扬雄是活跃于西汉后期的政客文人，王莽篡汉建新以后，他曾经上《剧秦美新》文给王莽，对比秦之恶与新之美。在这篇名文中，他历数秦的种种不义暴行，对于秦始皇极尽攻击之能事说：

至政破纵擅衡，并吞六国，遂称乎始皇。盛从鞅仪韦斯之邪政，驰骛起翦恬贲之用兵，灭灭古文，刮语烧书，弛礼崩乐，涂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涤殷荡周，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业，改制度轨量，咸稽之于秦纪。是以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

扬雄博学多才，“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他曾经校书天禄阁，有机会阅览宫廷所藏秘籍，是一位通晓历史的大学者。在这篇文章中，他站在崇儒尊经的立场上，对秦始皇焚书的暴行作了强烈的谴责，并没有说到坑儒的事情。对于秦焚书时儒生们的反应，也只是说到他们纷纷疏远秦政权，藏书闭口不言而已。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直到新莽时期，不但没有焚书坑儒的用语，也没有坑儒的故事流传，否则，扬雄绝没有不用来攻击秦的道理。

从现有的文献典籍来看，焚书坑儒，是东汉以来的用语和观念。《汉书•儒林传》说：“及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大体沿袭《史记•儒林传》，文辞略有不同而已。《汉书•五行志》数落秦始皇的暴行说：“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已经将“杀术士”，改为“坑儒士”了。《汉书•地理志》又向前进了一步，数说秦始皇：“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不但改了词，而且将“燔书坑儒”连接成一四字词汇，从此成为汉语的常用词汇，成为数落秦始皇文化暴行的标签用语。

《汉书》经班彪、班固父子多年编著，至班昭时才最后完成。班彪活跃于光武帝时期，班固活跃于明帝、章帝时期，班昭活跃于和帝、安帝时期。我们知道，班彪、班固、班昭都是崇尚儒学的人，算是正统的官方历史学家。《汉书》的编撰思想，可以用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将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基于官方认定的儒家经典——五经的教义叙述出来。这种编撰思想，不但反映了班氏一家的正统思想，更反映东汉初年尊经崇儒的历史风潮。正是因为如此，《汉书》对于史书体例的选定，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对于历史事实的认定，大体都用经学思想作标准来加以裁决，相对《史记》而言，变动的地方很多，多是些曲从教义的倒退。

在这段话中，御史大夫桑弘羊先是攻击诸生，继而攻击孔子，紧接着说“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贯通文意来看，“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当指焚书一事，“坑之渭中而不用”，当指坑儒。那么，这一段话，是否可以作为西汉中后期已经有焚书坑儒的传言的证据呢?笔者以为是不可以的，理由如下：

1.盐铁会议，召开于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是《史记》成书以后的事情。桑弘羊的这段话，是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坑方术的记事，或者是基于如同《说苑•反质》所载的同类坑方士故事所作的个人发挥;2.这段发挥，是桑弘羊不能对文学贤良的辩论作有效的反击，词穷之下攻击文学贤良的话。他不但对文学贤良进行人身攻击，而且把孔子扯进来加以攻击，进而化用秦始皇坑埋方士的故事，将方士换成儒生，恶狠狠地以恨不得杀了文学贤良的话撒气，是情绪性的不实攻击之辞;3.前面已经谈到的，坑方士的故事，是汉代的方士们编造的自我吹嘘的故事。对于这种故事，其他各派人士大多抱着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司马迁将其用来告诫汉武帝与方士们。桑弘羊将其用来攻击贤良文学。贤良文学们也没有想到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如同东汉的儒生那样来美化自己，所以淡然无视而没有加以任何反驳。

受史书体例的限制，《汉书》没有专门叙述秦始皇历史的部分，不过，班固对于秦始皇是极其关注，而且是极尽攻击之能事的。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中，明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直接称秦始皇的名字为“吕政”者，班固是第一人。这件事情，是他为了丑化秦始皇，不惜歪曲事实的污点之一，集中地体现了他对于秦始皇的成见。《汉书》崇儒尊经，“燔书坑儒”一词出现在书中，当是体现“旁贯五经”的编撰思想的结果，同时，《汉书》是“综其行事”的史书，叙事要有史实的根据。正如前面已经讨论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确实的焚书记事，却没有确实的坑儒记事。坑方士的故事，不足以构成坑儒的堂堂正正的史实根据，为了确立焚书坑儒的说辞，必须另有被认定的坑儒的历史故事。这个被认定的坑儒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卫宏所讲述的故事中找到踪迹。

卫宏是活跃于东汉初年的儒士，他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讲述了一桩坑儒的故事如下：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坑儒事件的初版。从秦始皇坑士故事的源流上看，已经是一改再改的第三个版本了。对照前两个版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版本是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坑方士故事为底本，有意图地改造而成的。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这是交代坑儒事件的历史背景，起源于焚书引起的不满，将事件与求药和方士完全割裂。这个背景，《说苑》的故事完全没有，《史记》也没有，至此而坚定明确。

“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这是交代被坑埋的人等和人数。《说苑》和《史记》的故事都说是四百六十人，这里增长到七百人。七百诸生被征召拜为郎的故事，完全不合秦代的制度和历史，反映的都是东汉时代儒学昌盛的事情。

“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命就视之”。《说苑》和《史记》的故事都说，方士们是交由御史审判后定罪被坑埋的。这里改写成秦始皇预设圈套欺骗儒生，便于突然袭击坑埋他们。这种编造法，实在是幼稚得很。北宋程大昌《雍录》载：“议瓜之说，似太诡巧，始皇帝刚暴自是，其有违己非今者，直自阬之，不待设诡也。”批评得非常中肯。在这个故事中，被坑的不但有诸生，连博士也包括进来了。因为是事后的编造，所以情节更生动具体，《说苑》的故事没有坑埋的地点，《史记》笼统说是“皆坑之咸阳”，这里具体改造为“骊山陵谷”。地点在秦始皇陵南部的山谷中，远离咸阳数十公里，已进入秦骊邑境内。当地有温泉，地热种瓜，不合季节结果的事也编了出来。

“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这是详叙如何坑儒的细节，诸生明确为贤儒，他们被骗到这里，先被预先设置的机关伏弩射死，再被填土掩埋，静静地死去。因为前面说了骗人来看瓜，看瓜的时候如何突然被坑埋，故事实在有些不好交代，于是增加一个“伏机”的细节。

卫宏所讲述的这个坑儒故事，纯属编造，而且是太不高明的曲意编造，稍微有点头脑和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用耗费更多笔墨来辨识。我们感兴趣的是，当时为什么有人要编造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光武帝本是儒生，创建东汉王朝后，息马论道，建太学，立五经博士，掀起尊经崇儒的热潮。明帝即位，亲自讲经，诸儒问难于前，冠带缙绅环桥门而观，史称经学“盛于永平矣”。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义五经异同”，亲自裁决经义，由班固纪录成《白虎通义》一书。在这种政府主导学术的风潮之下，不仅经学的文本教义有了朝廷的钦定，对于解释经学教义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定。为了按照官方的教义规定解释经义，经师们也对传文中相关的历史作相应的修改。

卫宏在光武帝时期作过给事中议郎，建武期间，曾经受诏校订《古文孝经》呈上。卫宏也精通《毛诗》和《尚书》，著有《毛诗序》和《古文尚书训旨》等多种著作，是著名的经师。《诏定古文尚书》，当是他受诏校订的另一部著作，是朝廷裁定的古文经书之一。卫宏为该书作序，他对于有关经学的历史，自然是按照官方钦定的调子讲述。《诏定古文尚书序》中的这个故事，可能不是卫宏自己编的，而是当时已经流传开来，为官方所认定的故事。换句话说，焚书坑儒，作为一种官制的“历史事实”，在东汉初年已经被认定和确立，《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载的这个故事，就是被认定和确定的官方版本。

对于上述的论断，我们可以引用东汉初年学者王充的认识作为证明。王充在《论衡•谢短篇》说：

秦燔五经，坑杀儒士，五经之家所共闻也。

五经，东汉初年被立为学官的五部儒家经典，即《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之家，研讲这五部经书的经师们。由这句话可以看出，在东汉初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儒家经师们的共同认识，他们众口一词，一致认定这件事情。王充在《论衡•语增篇》又说：

传语曰：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传语，对于经书的解释，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既用义理，也用史实。由这句话可以看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已经写进传语，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所讲述的坑儒的故事，应当就是当时为了解释经书而写进传语中的诸多历史故事之一。

六、结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对焚书坑儒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作出一个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确切结论了。

一、焚书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史记•秦始皇本纪》对于焚书的记事，准确、可靠，史料来源于纪录秦王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奏事》，所以相当可信。

二、坑儒是伪造的历史，而且是一个三重伪造的历史。《说苑•反质》所载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故事，是西汉初年的方士们编造出来的，动机在于自我吹嘘，游说权贵以博取禄利。

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二个版本。司马迁为了告诫方士行欺瞒必将自取灭亡，采用了《说苑•反质》故事的部分内容，加以改造写进了《史记》，他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没有作严格的鉴别。

四、《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载的秦始皇坑埋儒生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三个版本。这个故事，是东汉初年儒学的经师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加工编造出来的。

五、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学的经师们，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从此以后，焚书坑儒成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化史上重大的文化标志、汉语的常用词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达两千年之久，实在是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历史是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不过，往事的残断传达到今天，已经是多重的镜像，不仅有自然的失真，也有人为的改动和歪曲。历史学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求真，尽可能逼近历史的真相。两千年来，秦始皇一直蒙受着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坑埋儒生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自信为他作了实事求是的辨明。

历史学的工作，当然也要涉及善恶对错的判断。采纳李斯所献的焚书政策，是秦始皇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过错。不管出于任何考虑，站在任何立场，用销毁文化典籍的政策来追求巩固统治，除了得到迅速灭亡的现实结果而外，还将得到毁灭人类文化的永久的历史骂名，可谓是反智愚民，蠢顽之极。

另一方面，依附于政治权力，在禄利的追逐中舞文弄墨的儒家经师们，他们不但将古典儒家典雅的文化精神变成僵死的教条，而且不惜伪造历史以谋求私利，他们既是阉割文化的变态者，也是伪造历史的造假者，可谓是曲学阿世，卑劣可鄙。

历史学工作的另一项价值，是要追求美。在去伪存真，扬善贬恶的基础上，用美丽的文辞和多彩的形式重新复活历史，当是历史学家的追求。坑儒是伪史的事情清楚以后，重建秦始皇与方士和儒生间关系的历史，当是一项可以着手的工作。不过，这牵连到秦始皇历史的重建，为完满地完成这个工作，我们还须将《史记•秦始皇本纪》解构，将其史料来源、编撰手法和编撰思想作一彻底清理，然后，我们再在解构的基础上补充新的史料和研究结果，与司马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编撰和复活秦始皇的历史。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学是联通古今的知识系统。从更长远处想，坑儒是伪史的事情清楚以后，孔子与秦始皇间的人为的隔阂就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消解，这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可以携手共进，共同为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他人不可取代的贡献。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明清史研究”202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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