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用人民币统一全国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其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全国统一金融体系的基本形成，标志着人民币将成为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这是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为筹建新中国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一、古朴建筑“小灰楼”承载着中国人民银行诞生的历史，是金融事业发展的见证

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55号有一座特殊的灰色建筑，被人称作“小灰楼”，其古朴典雅的风格格外引人注目。这座颇具纪念性的建筑前面，矗立着两座铜质塑像，一位是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一位是知名的银行家南汉宸，两位都是在1948年12月1日见证中国人民银行诞生和第一套人民币发行的创始人，他们目光炯炯有神，默默地伫立着，并肩眺望远方，像是见到了中国金融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欣慰地微笑着。

小灰楼旧照。

这里曾是当年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地方。“小灰楼”是一座水泥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房，始建于1942年，原为旧政府的建设总署所在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先遣军司令侯如墉率部占领石家庄，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司令部。因侯如墉字子固，所以当时的老百姓称之为“侯子固大院”。1947年春天，侯如墉的残部在清风店战役被歼灭，这里又成为当时的国民党石家庄行政公署公路局所在地。石家庄解放后，这座“小灰楼”成为首届中共石家庄市委的办公驻地，后移交给晋察冀边区银行使用。1948年4月12日，冀南银行总行也迁到此楼，与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合署办公。同年7月22日，两行奉命合并，改建为华北银行，仍在此楼办公。1948年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从西柏坡附近的夹峪村迁至此地，同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正式挂牌成立。

二、随着形势的发展，统一货币、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势在必行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有着其必然性。时值1947年春天，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逐步扩大，各解放区之间贸易联系、物资交流日益发展，各解放区由共产党领导的银行也达到30余家，发行各种票面货币257种之多。由于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货币比价不固定，造成经济发展和贸易交往上的重大障碍，尤其是部队在行进过程中遇到种种不便，严重地阻碍着部队的向前发展。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筹建华北财经办事处，调整各解放区的货币贸易关系，并着手开展货币统一工作。

负责华北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也感同身受。在西柏坡纪念馆留传着一个触动董必武统一货币的故事：据说，董必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陕北前往华北转移的途中，走到山西某村时，所带的干粮吃光了。警卫员跑到一个小店买烧饼，但店家不收陕甘宁边币，甚至连公家开的商店也只认晋察冀边币，最后只好空手而归。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这件事使董必武深切地体会到货币统一的必要性，货币不能流通，不仅严重地影响着商业活动，影响着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对解放军大兵团流动作战以及支援前线也十分不利。

1947年夏，董必武与参加华北财经会议的部分代表合影。

实际上，关于各解放区货币版别多、种类繁杂、比价不同、相互折算不便的状况，中央领导都有所知。为更加有利地支持长期战争的需要，1947年3月，分散在各解放区的共产党财经金融专家们，聚集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冶陶镇，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分析了各解放区的财力、人力、物力动用和交流的可能，制定了保障战争的经济负担原则。同时提出，大兵团作战所带来的补给困难严重地制约着战争的进程。若能解决这一困难，胜利的天平便能够向着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倾斜。所以在华北财经会议上，按照中央指示，董必武与来自各个解放区的财经负责人讨论了各解放区货币政策、各区货币的兑换比价，并研讨了货币统一工作如何进行，采取怎样的必要措施等问题。

7月上旬，董必武返回中央工委驻地西柏坡，以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名义致电晋察冀中央局、晋冀鲁豫中央局、晋绥分局、西北局、东北局，明确华北财办即将正式开始工作，地点就设在西柏坡附近的夹峪村。这个夹峪村，距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驻地西柏坡约两公里，在此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这个临时形成的精干机构，工作人员都是对各解放区财经情况了如指掌的行家，共同肩负起了战时“财经内阁”的神圣使命。

在董必武主持下，华北财办制定了《组织规程》，明确规定了办事处的职权范围、工作任务和组织设置等重要问题，其中第五项任务即是“掌握各个解放区的货币发行”，“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上报中共中央后，很快获得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杨瑞广，是专门研究董必武生平的党史专家，他说：人们认为董老主持华北财经办事处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筹备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这件工作既有当时的实际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董必武作为财经工作的负责人，站得高，望得远，因为他知道，解放战争很快就会在全国取得胜利了。他在从南京撤回延安的时候，就向张治中讲了一句话，“相见之日，为期不远。”所以到西柏坡后，看着胜利一步步推进，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着手印制人民币成了董必武心头很重的一项工作。

三、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命名，“这个名字取得好。它叫我们记住，人民银行是为人民服务的。”

华北财办和中央提出“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后，得到各个解放区的特别关注和支持。1947年9月14日，华东局工委书记张鼎丞和邓子恢致电华北财办，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战争，愈快愈好。”稍后，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发来电报，建议叫“中国人民银行”。这个何松亭何许人也?他是辽宁省昌图县人，早年赴英国剑桥勤工俭学，对金融颇有研究。抗战以前他在白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担任天津法商学院教师，并在天津边业银行兼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所以当在讨论全国性银行的名称时，何松亭经过深思熟虑，致电说：“可不能叫中央银行，要在行名上与国民党有区别。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那我们的银行就叫人民银行。”

在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后，董必武认可了何松亭的意见，认为新创建的全解放区的银行不仅要考虑目前的货币统一问题，还要和将来建立新中国联结起来，要考虑使其成为将来的国家中央银行问题。因为今天的解放区人民政府就是将来的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天创建的中央银行就是将来的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所以银行名称叫“联合银行”、“解放银行”或“全国解放银行”均与将来的发展不相适宜。而用“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称，既表示这是人民的银行而又别于蒋介石政府的中央银行，也不失将来作为新中国国家中央银行名称的格局。

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专门致电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并提议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询问是否可以，请中央复示。10月8日中央复电董必武，在电文的第四个问题中提出：“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经查中央复电草稿原件，发现中央对行名问题进行过多次修改。先是，“至于银行名称拟以中国解放银行为好”;后改为“至于银行名称用中国解放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均可”;最后才改为“可用中国人民银行。”这说明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名，是经过中央反复考虑才最终确定的。 “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两个字，说明了这个银行的性质，它是人民的，大众的，而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的，或某个财政金融寡头的;同时，也表明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它应当是未来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银行、中央银行。

董必武认真研究了中央复电指示精神后，指示华北财办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

西柏坡时期的董必武。

一天，朱德从西柏坡来到夹峪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后走进了院子。何松亭立即将朱德迎进屋子。朱德仔细询问了筹备处的工作情况，并问何松亭以前干什么工作?何松亭说他是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早在抗战以前就跟南汉宸、吉鸿昌一起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朱德闻听高兴地说：好，好!你是老银行，搞这个工作就需要你这样的行家里手。何松亭坦诚地向朱德汇报了筹备工作中的困难。朱德说：“你们现在的情况比中央苏区的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毛泽民是国家银行行长，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几根扁担，有了情况，挑起来就走。现在解放区的银行哪一家都比毛泽民的银行要大得多，也富得多。”朱德再次对“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名称赞不绝口：“这个名字取得好。它叫我们记住，人民银行是为人民服务的。”

四、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迫在眉睫，“必须赶在平津解放前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后，南汉宸被确认为筹备处主任。南汉宸，原名南汝宜，山西洪洞县人，在延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厅厅长，被毛泽东称为“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后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是理财的一把好手。

筹备处同时调来的有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和发行科长石雷，还有从晋察冀边区银行调来的武子文、秦炎、孙及民、王厚溥，从北海银行调来的赵善普等同志，这些被董必武称为懂银行业务的人，具体负责办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具体事宜。他们在经过全面搜集各解放区货币发行政策、发行指数、物价指数和设计人民币票样后，认为统一解放区货币，需要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统一。

为此，董必武在1948年3月召开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上，明确提出“货币的统一不单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它与财政统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财政不统一，而首先统一货币，那么某一地区在其财政困难的时候，如果增发货币，则可能把一部分负担转嫁到其它地区人民的身上，引发邻区间的许多纠纷。如果取消其货币发行权，在战时又不容易应付紧急需要。”故决定不采取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统一各解放区货币的办法，而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办法，来逐步达到统一各解放区货币的目的。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布告。

此时，华北重镇石家庄已解放，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货币急需统一。于是华北解放区的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决定联合办公，于1948年4月12日迁至石家庄中华北大街11号小灰楼，在7月份合并为华北银行。随着解放区面积在一步步扩大，根据中央要求，7月份华北、西北、华东三大解放区的货币，实行固定比价，相互流通。到11月15日，华中银行币停止发行，统一流通北海银行币，这样北海币就成为山东、华中解放区的法定本位币。到此，在华北、西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已初步完成了货币统一的准备工作。

战场形势势如破竹，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随着战争的迅猛发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大军秘密进关，平津解放指日可待。如果各路野战军带着几种不同的货币进城，势必造成北平、天津市场的混乱。中共中央当即委托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加快建立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和统一发行人民币。这样，华北财经会议原来确定的1949年1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的决定，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董必武提出，为使平津解放后物资交流畅通，避免金融混乱，“必须赶在平津解放前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

此时，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已在西柏坡胜利会合，谋划建立新中国的事宜成为当务之急。在九月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着重提出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发展生产、统一财经的问题。毛泽东强调：“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金融，这时已经上升为中共最高决策者的首选词之一。

五、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诞生，成为中国金融史和货币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1948年6月，华北财办已改为中央财政经济部，由董必武任部长。此后，60多岁的董老夜以继日地奔波在中央驻地西柏坡、中央人民银行筹备处夹峪村、华北人民政府驻地王子村和石家庄的小灰楼处，时刻关注着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筹备发行工作。

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召开的第三次政务会议，董必武主席临时加了一项议题，即“关于发行统一钞票问题”，并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同志向会议报告筹备工作情况。会上董必武再一次慎重地询问南汉宸：“汉宸，眼下已是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呢?”南汉宸胸有成竹地回答：“我看可以了!经过这一年来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了，12种面额的钞票版面，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看过，我们已托晋察冀边区印制局给印制出来了，存放在发行准备库里，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由我们的人民币占领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制厂谈妥，已秘密地代我们印出一批钞票，等我解放军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董必武高兴地说：“好!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应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加紧与各解放区银行的磋商，一面加速准备人民币的发行。”

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出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说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发行人民币的重要意义和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求各级银行首先在内部进行教育，使所有工作人员了解发行新人民币的重要意义，并以各种形式向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

华北人民政府政务会议的决议上报到中央，中央完全同意。11月30日，董必武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与西北、华东地区磋商，确定于1948年12月1日由华北人民政府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

1948年12月1日，石家庄的大街小巷都张贴着一张由董必武、薄一波签署的华北人民政府“金”字第四号布告：“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

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华北人民政府的决议，也于同日发出通告：“本行于本年12月1日，发行50元、20元、10元3种钞券……”

当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布告内容，并发表了《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推动解放区全面建设，稳定金融物价，调节货币流通，大力扶植生产，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经济有计划地迅速发展。

自此，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各解放区顺利地接管了新区敌伪银行，建立起外汇、实业、合作、储蓄、证券、保险等专营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初步使我国的经济实现了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统一，一方面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同时这也成为中国金融史和货币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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