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次特赦都赦了哪些名人？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对经过教育改造改恶从善的犯罪分子共实施了七次特赦。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在1959年至1966年间发布六次特赦令，1975年，因国家主席一职被废除，第七次特赦令改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布。历次特赦释放人员有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原属于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这是在新中国政权已经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同时对宽大处理战犯在人民群众中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的根本前提下，中央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大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作出的重大决策。

第一次特赦，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第一次特赦人员杜聿明，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图为1948年，蒋介石与杜聿明。

第一次特赦人员爱新觉罗·溥仪，图为溥仪接过特赦书。

第一次特赦人员爱新觉罗·溥仪，图为溥仪和毛泽东在一起。

第一次特赦人员王耀武，曾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图为1945年，王耀武(右)迎接蒋介石和陈诚视察。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包括爱新觉罗·溥杰，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图为第二次特赦人员范汉杰，曾任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图为第二次特赦人员爱新觉罗·溥杰。

图为溥杰与哥哥溥仪在一起。

第二次特赦人员李仙洲，曾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图为晚年李仙洲。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林伟俦、王凌云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图为第三次特赦人员廖耀湘，曾任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

图为第三次特赦人员林伟俦，曾任国民党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第四次特赦人员康泽，曾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图为第五次特赦人员王陵基，曾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第六次特赦人员甘珠尔扎布，曾任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图为甘珠尔扎布与川岛芳子结婚典礼。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第七次特赦人员黄维，曾任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官。图为1975年，黄维接过特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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