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何能够取得最终胜利？

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这种情况，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它影响和决定着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影响国际关系的某些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面前，国内各阶级、各党派都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抗日救国的共同利益，使它们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由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步发展和深化决定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令他们中间出现了联共抗日的倾向。但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行“围剿”红军的战争。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加剧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矛盾，这时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才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与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实现了国内和平，为国共两党合作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适应上述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口号上，实行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转变。这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酝酿到建立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是一个重大的策略转变。九一八事变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外屈服，对内集中全力“围剿”红军，压制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民族革命浪潮，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面敌人。所以，共产党继续采取反对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必要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适当的。改变这个基本方针和放弃“反蒋”的口号，只有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的威胁下，蒋介石的态度有了变化之后，也就是到1935年和1936年，才有可能。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正式放弃了“反蒋”口号，后来提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口号。经过共产党同国民党多次谈判，以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起来。

以上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主要是由中日矛盾决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也主要是由中日矛盾决定的。

在八年抗战中间，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反共摩擦，但都没有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两党合作始终没有破裂。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人民的反对，国际上的压力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日尖锐矛盾的存在。拿第二次反共高潮来说，当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把国共合作推到破裂的边缘的时候，日本不但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反而乘此机会，集中几个师团的兵力，发动了河南战役。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在日本的军事进攻下，不得不回过头来向共产党谋取妥协，重新调整国共关系，共同对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81页。]蒋介石除非决心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整个世界出现了大的黑暗与倒退，否则他是不敢轻易破裂国共合作、掀起全面内战的。如果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1927年破裂国共合作、退出统一战线以后，还可以建立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全国性政权;那么，在日本帝国主义决心灭亡中国的条件下，要破裂国共合作、退出统一战线，就绝不可能建立什么形式上独立的政权。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紧紧把握住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点，将之作为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的基本依据。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往往对国内阶级矛盾作出不正确的估计，例如把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国民党一发动反共高潮就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或者已经破裂。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点。

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有着一致性，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斗争的根本原则。毛泽东说：“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9页。]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决定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指导，等等。这些，就是共产党使阶级斗争的要求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步骤。在统一战线内部，没有消灭也不可能消灭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矛盾和冲突只能在有利于发展抗日运动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加以适当解决。例如，国共之间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最突出的表现。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共产党不是回避它，而是站在自卫的立场，以不破裂合作为限度，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以解决，最后达到坚持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目的。

总之，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一定要照顾大局，服从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团结抗日。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使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那就要犯“左”的错误，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反过来，抹杀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界限，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对它失去警觉性，那就要犯右的错误，也会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

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很广泛的统一战线，参加统一战线的成分十分复杂。每个阶级及其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大家都要求抗日，这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如何抗日，抗日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如何，以及抗日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则是不一致的，在这些方面，发生了谁影响谁的问题，即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主要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毛泽东曾经指出：“司令官、指挥官在中国主要是两个，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只有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存在和巩固。

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借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打倒共同的敌人，同时在中国继续维持它的一党专政。它一方面要利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害怕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发动。因此，它力图控制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不超出它所需要和允许的范围，服从于它的阶级利益。如果领导权完全落到国民党手里，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维持，抗日战争就有被断送的危险。

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彻底胜利而坚持奋斗到底的。为了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成为有决定意义的中心一环。

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实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上。这就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领导人民去实行这些主张，影响和推动国民党接受这些主张，而自己则是实行这些主张的模范。

从九一八事变后酝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在抗战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原则分歧，表现为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斗争的中心，是真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从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1944年下半年国共谈判(这中间发生了三次反共高潮)，斗争的中心，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还是搞妥协、搞分裂、搞倒退。1944年下半年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以后，斗争的中心，是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还是继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前者是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行动，后者是国民党的主张和实际行动。共产党坚持了自己的主张，批评、抵制和反对国民党的主张，引导全国人民按照共产党的主张去做，同时影响和迫使国民党维持国共合作，继续抗战，没有中途妥协。这就是发挥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如果共产党不能独立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不能贯彻实行，不去尽可能有效地影响同盟者，那就是放弃领导权，跟着国民党的路线跑。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就在于共产党当时虽然还有组织上的独立性，但是没有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

由于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阶级的情况不同，对抗战的态度不同，因此，无产阶级对其他各阶级实行领导和影响的程度和情况，也不相同。

无产阶级首先和主要的是争取和实现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在中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失去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空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他们不是跟共产党走就是跟国民党走。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归根到底，就是争夺对几万万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使他们脱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依靠实行代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来吸引他们，实现对他们的领导。国民党是通过强制和欺骗的手段实现对他们的统治。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要去争取领导的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团体，他们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有时还要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只能体现在主要问题上，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对大资产阶级(它的政治代表是国民党)能不能领导呢?总的说是不能领导的，只能在某些问题上或者在某个时期内对它有些影响，迫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去做，不能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事。

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有一个争取的过程。它不是天然就有的，也不是向人家要就能要来的。能否争取到领导权，领导权实现的程度如何，从共产党方面来说，取决于自己的政策是否正确、自己的力量的大小这两个基本因素。毛泽东早在1936年9月就指出：“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现在正在争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页。]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及其威信、影响和作用的不断扩大，争取到的领导权就愈来愈多。

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为前提的。在统一战线内部，由于国民党不给其他党派平等的权利，对共产党采取歧视、限制和削弱的方针，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特别重要。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要保持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要求全党提起注意。1937年12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否认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这个口号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才基本上得到纠正。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独立自主原则是贯穿到各个方面的，包括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以及对群众运动的组织与发动上。这些方面都密切地联系于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当然，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把独立自主与统一战线对立起来，以为讲独立自主就妨碍统一战线，像王明那样，是完全错误的。

又联合又斗争

又联合又斗争，是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后期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土地革命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两种极端政策而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毛泽东在讲到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说：在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必要的斗争是需要的。后来，他把统一(团结、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概括为一句话：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联合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规定。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联合与斗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很难正确把握的问题。能否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往往成为党的历史上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分界线。

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在实行中要求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程度的联合和不同形式的斗争。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主资产阶级，特别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过深刻的分析，根据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和派别的政治态度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这种客观现实，制定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有区别的具体策略。

首先，将民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毛泽东历来是把两者区别开来的。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究竟持什么态度，同大资产阶级有无区别，这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没有得到验证的。经过第一次反共高潮，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态度被证明确乎不同。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1940年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写给肖向荣的一封信里说道：“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根据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修改，写道：“在抗日时期内，他们(指民族资产阶级——引者注)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40页。]在抗日时期，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坚决联合的政策，为后来同他们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当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及某些错误，也要在团结的前提下，进行说服教育和善意的批评。

其次，将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有的已经投降日本，成为中华民族的敌人，是要坚决打倒的。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主体)有两面性，一方面抗日，一方面反共。在抗日方面，它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同日本“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它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实行一打一拉的政策。共产党对他们是团结抗日，反对其反共，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

再其次，将以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内的各个派别加以区别。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由于他们的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各种关系不同，历史情况不同，表现出来的抗日与反共的两面性也就有所不同，并且因时因地而发生某些变化。因此，共产党在对他们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时候采取的具体策略也有所不同，都是以对抗日对人民是否有利为原则的。例如，在国民党搞摩擦的时候，共产党对它的各派采取这样的策略原则：“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页。]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在晋西，共产党主要反击反共最烈的阎锡山;在晋冀豫区，主要反击朱怀冰、石友三，而与卫立煌等部建立较好的关系，争取了他们的中立;在陕甘宁边区，只打击反共分子何绍南派中最反动的分子，极谨慎地争取了邓宝珊、高双成等。在晋西事变刚一结束，1940年1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就指示在华北前线的朱德、彭德怀等，要薄一波等新军领导人向阎锡山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愿与阎锡山继续团结抗日。同年3月5日毛泽东又指示朱德、彭德怀等：要认真恢复与阎锡山的关系，极力争取阎锡山系统的一切人员，使之团结成为一个处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这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是大有利益的。总之，在同顽固派进行反摩擦的斗争中，不仅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些中间力量，还要极力争取国民党内的中间势力，这是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得出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

应当指出，在国民党内，包括它的军队，顽固派只是极少数，不能把整个国民党等同于顽固派。国民党内的进步派和中间派，国民党的中下层人员，是不愿意打内战的，是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划入中间势力。他指出：“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又说：“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亟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即使对顽固派，也仅仅在他们搞反共摩擦的时候，才给以反击，反击之后，还要同他们讲团结。所谓孤立顽固派，是指孤立他们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最后还是要争取他们共同抗日，这同完全孤立投降派是有原则区别的。既不能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对待，也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投降派对待，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复告诫的。只是对那些不可救药的坚决反革命的，才采取彻底消灭的政策。这类人不抗日，专门反共，有的最后叛国投敌，成为民族败类。

共产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的具体运用，就是建立在对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和派别的区别对待这个基础上的。

有一种意见是不对的，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评和纠正，这就是为了怕破裂统一战线，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不敢反击而一味地让步。他们不懂得，这恰恰会破坏统一战线，因为这样只会助长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把自己置于被消灭的地位。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事实证明，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和被制止，统一战线所以能够继续维持而没有破裂，不是由于共产党实行了退让政策，而是由于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以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例，在皖南事变爆发前，为了防止反共战争的发生，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大量党内外人士一齐出动，“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同时共产党还作了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让步。但是，当皖南事变一发生，共产党立即转入坚决斗争的立场，既没有理会有些人要求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的意见，当然也没有采纳另一些人要求共产党跟国民党大打的意见，而是实行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提出两个十二条的严正要求，共产党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抗议运动，等等。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有理而强硬的态度，加上其他国内外因素，第二次反共高潮才得以结束，国共两党重新修好。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道理。

在进行反摩擦时是不是无限制地斗争下去呢?当然不是。那样就违反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的原则，就要犯“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是有过的，当它一出现的时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及时地严肃指出并加以制止。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摩擦斗争，严格站在自卫立场，是防御性质的，是迫不得已而进行的。早在1939年1月12日，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反摩擦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进行反摩擦斗争，就不足以使顽固派有所觉悟，它会愈摩愈凶，可能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危害统一战线的存在。但是，如果超出自卫范围，无节制地斗争下去，也可能导致国共破裂，危害统一战线的存在。毛泽东指出：“反摩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插图]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两党的长期合作，以利抗战。除此以外，别无他求。共产党在反摩擦中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本身就包含着求团结的目的，这就是团结中有斗争，斗争中又有团结。为了团结，必要时还要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例如，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朱怀冰部被八路军解决后，蒋介石下令庞炳勋等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太行山以南地区)周围，目的在于逼迫八路军退出陵川、林县一线。为了避免新的摩擦，维持两党合作的局面，八路军主动让出了陵川、林县一线。

还有一种意见也是不对的，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评和纠正，这就是为了怕破裂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他们不懂得，人民力量愈是发展，愈能影响和争取更多的中间力量，愈能造成抗战局面，迫使国民党不敢轻易撕裂国共合作，迫使国民党不得不继续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巩固。如果因为害怕破裂而不敢发展自己的力量，那就会被国民党无所顾忌地吃掉，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基础是发展进步势力，这是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重要前提条件。发展进步势力，最主要的是放手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广泛地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页。]当然，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发展只限制在日本占领地区和陕甘宁边区被规定的范围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能引起冲突的行动。这也是共产党坚持实行的顾全大局的方针。

关于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7月作过精辟的概括：“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5.斗争是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有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291页。]

为了正确地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在共产党内必须注意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左”的倾向，一方面反对右的倾向。一般说来，在统一战线建立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只要斗争，不要联合。王明“左”倾路线就是这样。他们不要统一战线，实行打倒一切，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集中力量打击中间派。在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投降主义，只讲联合，忘记了斗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就是这样。他们对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和人民的军队。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候，“左”倾错误又往往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只讲斗争，忘记了联合。例如，混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区别，强调阶级斗争，提倡土地革命，反摩擦斗争超出自卫原则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随时警惕危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两种错误倾向，进行切合实际、适合时宜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有“左”则反“左”，有右则反右，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的时候又不放松对另一种错误倾向的防止和纠正。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所以能够把国民党这个抗日的重要力量团结在抗日阵营内，始终坚持了国共合作，维护了统一战线，同时又大大发展了以工农为基干的人民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就主观条件来说，主要是由于全面而正确地执行了又联合又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本文节选自作者所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的《关键在党：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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