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爱国：警惕新自由主义陷阱

警惕新自由主义陷阱

    

    新自由主义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事业处于低潮的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些趋势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个时代至今尚未结束。正因为如此，能不能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抵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攻势，建立不同的发展模式，无疑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的发展同样面临巨大挑战，中国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成功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就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更自觉地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在各个领域的不良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求反对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目前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主流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证科学，它很少关注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甚至有意与之保持距离，以表明自己价值中立。但西方主流经济学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却一向是清晰的，即把效率作为最高甚至唯一标准，认为自由竞争是社会生活大多数领域实现最高效率的条件，因此，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加公开偏袒资本势力，更不关注甚至无视劳工和弱者利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和现存经济秩序，与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
    作为指导市场条件下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政策，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是失败的，证明它不能产生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摒弃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政策强调效率优先，相信只要经济增长了，人类发展的其他目标自然能够实现，也就是说，先运用一切手段把经济蛋糕做大，之后再解决如何分割蛋糕的问题，否则，将会影响到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普遍滞后，发达国家劳动者数百年斗争取得的相对稳定的工作和公共教育、医疗制度等遭到不同程度削弱，而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要么差强人意，要么以失败而告终。在一段时间内，有些国家的经济似乎开始增长，但随后证明这种增长不但无法持续，而且伴随更多不平衡现象，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为长期发展制造了更多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就像含有毒品的兴奋剂，它以牺牲社会肌体健康为代价来获取效率和增长，而最后结果往往表明，暂时的效益换来难以治愈的痼疾，它制造的问题远远多于解
决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科学发展观强调按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发展的要求，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可能做到的。
    新自由主义把自己的经济政策当作标准药方，力图按照一个模式改造他国，中国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
    当今世界，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处于不同的国际分工地位，面临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即使经济发展有某些共同规律可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不可能按照同一个处方，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问题。而“华盛顿共识”向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兜售的正是这样一个处方。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许对某些国家有一定效果，例如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处于任何阶段的任何国家都管用。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目标不在于建立一个一般的、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而在于通过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由此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对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那么，新自由主义是否有合理成分，它的某些经济政策是否可供中国借鉴？有些人认为，“华盛顿共识”的 10项政策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其中涉及一系列常用经济学工具，它们似乎可以为任何政府所借鉴，因此，新自由主义也有可取之处。但是，“华盛顿共识”的要害不在于它提出某项具体的政策建议，例如采取何种货币政策或汇率制度，而在于它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政策，即以推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目标的政策组合，通过这些政策相互配合、相互强化，传播和贯彻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反对新自由主义并不等于反对任何市场工具，也不等于拒绝任何经济调整，因为这些工具并不归新自由主义专有，也不是它的发明。例如，从一个国家内部来说，政府和经济运行的关系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不断探索和调整，逐步确立它们合理的运作范围。在货币政策或贸易政策等方面也一样。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某些常用经济工具的时候，如果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整套政策组合，那就很难不连同整个意识形态一并井接受过来，从而陷入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陷阱。
    总之，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有用，不能以这种理论是否流行。是否为一些国家所接受为依据。对我们而言，应当以它是否有助于认识客观世界，是否有利于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大目标为标准。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在理论上不懈探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走出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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