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

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说法相反，斯大林本人一直强烈反对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他在很多地方强调过，其看法主要是两条：第一条，突出个人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做法，布尔什维克强调歌颂人民和集体;第二条，如果要歌颂个人，重点应该歌颂列宁，而斯大林只是列宁的学生。

这个看法，在前文他与《斯大林传略》作者的谈话记录中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此外还有很多例证。

1930年8月，他在给沙屠诺夫斯基的信中说：

“你谈到你对我的‘忠实’。也许这是偶然脱口而出的话，也许……但是如果这不是偶然说出的话，那我要劝你抛弃这种对个人忠实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要忠实于工人阶级，忠实于它的政党，忠实于它的国家。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不要把这种忠实和那种对个人的忠实，和那种无谓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玩意儿混淆起来。”

卡冈洛维奇多次提出不仅要有列宁主义，还要有斯大林主义，为此遭到了斯大林的严肃批评。

1938年2月16日，斯大林就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一书给儿童读物出版社写了一封信：

“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

……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

建议把这本书烧掉。”

1938年，叶若夫以正式报告的方式向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提议，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诺尔达”。为此，加里宁在致最高苏维埃的一份正式说明中指出：“斯大林坚决反对更名。”此事被否决。

1945年6月25日，在为胜利阅兵式参与者举办的宴会上，斯大林即兴讲话，说：

“我想为那些职衔低和名声也不怎么显赫的人的健康干杯!为那些被认为是伟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人干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元帅、方面军司令和集团军司令，用句粗俗的话说，就一点也不值钱了。不论哪颗‘螺丝钉’坏了——当然都不行。我为那些使我们的伟大国家机器在科学、经济和军事所有部门保持正常运转的普通的、平凡的和朴实的人们，为‘螺丝钉们’干杯!他们人数很多，因为这有相当多的人名而举不胜举。这是朴实的人们。谁也没有描写他们，他们没有称号，职衔很低，但这是支撑着我们的人们，就像塔基支撑着塔尖那样。我为这些人，我们尊敬的同志们干杯!”[1]

这段话并不是正式讲话，不可能是秘书给提前写的稿子，它说明斯大林内心十分清楚并尊重人民群众的力量。

二战胜利以后，苏联决定在柏林建立一座纪念碑，并公开征集设计方案。经过层层筛选，多份方案被送给斯大林做最后决策。这些方案大部分都包括了斯大林本人的形象。

斯大林围着这些设计方案的模型转了一圈，对站在旁边的设计师、雕塑家们笑着说：“你们不讨厌这个蓄一撮胡须的人吗?”吓得所有人都不敢作声。

最后，斯大林排除了所有包含他形象的设计方案，选择了一个士兵抱着一个小女孩的雕像。

这件事和前面那段宴会发言说明，斯大林在战后对朱可夫的打压，是在提醒那些处在塔尖的高层人物，不可以居功自傲，而不是因为朱可夫抢了他斯大林的风头。斯大林真正想推崇的，既不是他本人，也不是将军们，而是战士和群众。

1949年斯大林70寿辰，全国各地关于庆祝寿辰的各种提议不断涌向莫斯科。斯大林反对为个人庆祝生日，但政治局还是以多数通过了举办纪念活动的决议。莫斯科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审理各方面的庆祝意见，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庆祝方案，送交斯大林审批。这个报告上的几乎所有提议都被斯大林否定了，这些提议包括将斯大林的生日定为法定节假日、设立斯大林勋章、在莫斯科修建胜利纪念碑献给胜利的缔造者斯大林、在莫斯科设立斯大林生平纪念宫等等。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向委员会转达意见：“谦虚一点为好。”

此类的事迹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同时，反面的例子却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找不到斯大林鼓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如果有，哪怕是一句话，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也必定会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但“秘密报告”中列举的几件事，都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的修改，修改方向跟赫鲁晓夫声称的完全相反，并不是鼓励歌颂个人，而是要求加强对列宁和领导集体功劳的描述。

1937年，斯大林在接受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采访的时候，公开回应了自己对“个人崇拜”的看法。

斯大林说：

“看来这个(工农群众一直关心的)摆脱剥削的问题的解决，使得人们欣喜万分。人们对摆脱剥削过于高兴了。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喜悦了。摆脱剥削是一件很大的事，于是群众以自己的方式来庆贺这件事。把一切都归功于我，——这当然是不对的，一个人能做什么呢?他们把我看作一个综合性概念，于是在我周围燃起了傻乎乎的兴奋的大火。

胜利是十分巨大的。过去地主和资本家是创造者，不把工人和农民当作人看。现在对劳动者的奴役取消了。这是巨大的胜利!地主和资本家被赶走了，工人和农民成为生活的主人。于是便过分地高兴。

这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讨厌这样做的。很难阻止人们表达自己的喜悦。下不了决心采取严厉的措施反对工人和农民。

我们的人民在总的文化水平方面还是落后的，因此表达高兴表达成这种样子。在这方面不能用法律禁止做什么。可能会落到可笑的境地。这使国外的一些人感到不舒服，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化水平不能一下子达到。我们在这方面正在做很多事情：例如仅只在1935年和1936年这两年在城市里已建了两千多所学校。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力图提高文化。但是效果要在五六年后才表现出来。文化是缓慢地提高的。而狂热却是急速地和不雅观的上升的。

至于说到官员，那么不能说他们没有欣赏能力。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没有陈列斯大林的雕塑像，那么或者报纸，或者上级会骂他们，或者参观者会感到惊讶。这就涉及官员们的功名利禄的事了。这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不受触动，需要摆上斯大林的雕塑像。取得胜利的任何政党总是会有异己分子、向上爬的人混进来的。他们根据看风使舵的原则，竭力保护自己——摆雕塑像，书写自己也不相信的口号。”[2]

这段话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个人崇拜”保持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工人农民因为摆脱了剥削、提高了社会地位而感到高兴，并把因此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权的热爱，转变成了对斯大林个人的崇拜。对文化素质比较低的人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过于枯燥，但活着的领袖则是很生动、很容易接受的形象。这就好比阅读列宁原著与看《列宁在十月》来理解列宁的差别一样。对群众的这种态度，斯大林总体而言是欢迎的、高兴的，认为不能采取强制手段予以禁止，而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随着等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能逐渐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正确认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之后，再逐步减少这种个人崇拜现象。

结合之前斯大林对瓦西里说的那段话——“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是报纸上和画像上的那个人”——就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斯大林是苏联政权在普通老百姓当中的人格化形象，文化素质偏低的群众需要这么一个形象来帮助他们理解苏联政权。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形象，老百姓和政权的关系就会疏远一些，就会降低人民群众支持政权的热情和政权的组织动员能力。

对于官员们对“个人崇拜”的热情，则主要不能归结为文化水平不高、历史唯物主义修养不够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上的“自保”行为，甚至有部分投机行为。

斯大林在处理“个人崇拜”的事情上，如果说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主要就是在对官员们的“个人崇拜”热情制止的不够坚决。他个人客观上是“个人崇拜”的受益者，所以一般性的表示谦让还远远不够，应该态度更坚决一些。当然，这里也有客观因素。一部分官员也不能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把对政权的忠诚和对领袖个人的拥护混淆起来;还有一些支持个人崇拜的官员是在客观反映群众的情绪，亦或者出于“自保”。这几种情况显然不应该受到惩罚，唯一需要被惩罚的是采取投机态度的、为了追求晋升而说谎的官员。但在实践中，要想区分“投机”与自保、自发是很难的。比如卡冈洛维奇就是一个狂热的斯大林崇拜者，但实践证明他对斯大林的崇拜是真诚的，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还为了维护斯大林而与赫鲁晓夫做坚决的斗争，并且在开除出党以后坚持不认错，一直到死都是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看起来只是比卡冈洛维奇稍微热情一点而已，谁能事先就料到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呢?

总体而言，斯大林对官员们的过度吹捧采取了一种淡然处之的态度。他并不根据谁吹捧他谁不吹捧他来决定提拔谁或者打压谁，而是只看路线立场和实际工作表现。热烈崇拜他的卡冈洛维奇被重用，喜欢跟他平等对话和提意见的莫洛托夫也一样被重用，曾经被布哈林列入“反斯大林关键人物名单”的安德烈耶夫也一直被重用。这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

斯大林在晚年确实有些骄傲了，犯了一些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错误，比如长期不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去克里姆林宫上班而是把政治局委员会叫到家里一边吃喝一边开会等等。但是，他始终没有搞什么特别劳民伤财的个人崇拜活动，也没有利用个人权威无端的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镇压，更没有试图去取得跟列宁同等的地位。斯大林始终坚持只提列宁主义，不提斯大林主义，把列宁作为唯一的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导师，在晚年，也一直在积极放权，没有事无巨细的把决策权抓在自己手里，而是大量委托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去做。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理论研究以及选择培养接班人团队方面，然后就是解决涉外的重大国家安全事务，尤其是处理朝鲜战争问题。

由于斯大林在苏联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中的巨大功勋，他得到了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一致尊重。由于这样的尊重，他的个人意见不论是在政治局内部，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都享有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超过了他的职务权力。这是一个很自然也很合理的现象。斯大林本人在晚年从未说过什么话或者做过什么事去刻意去加强个人权威或鼓励个人崇拜。相反，他一直在努力控制个人崇拜，并采取渐进的方式移交权力。

可以说，正是由于斯大林本人在对待“个人崇拜”方面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在斯大林晚年，苏联社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象并不算严重，也没有造成什么直接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攻击斯大林刻意加强个人崇拜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没有人还能再拥有斯大林一样的巨大威望，“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自然地就消失了。中央主席团立即通过了采取集体领导制度的决定，主席团中不再有能一锤定音的人物。新的领导集体在承认斯大林历史功绩的基础上，逐步对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完善，是完全正确的做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这方面丝毫没有贡献，而是片面的把个人崇拜现象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问题，这并不是“矫枉过正”，而是“画蛇添足”。

参考文献：

[1]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455页

[2]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179～182页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著有《先秦上古一万年》、《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变法与党争：大明王朝的衰亡》、《巨变与突围：碰撞中的清帝国》、《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多部历史与经济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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