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洲：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中）
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
（中篇）
又走上那条毫无希望的死路（上）
一.中国人民奋斗百年终于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
腐朽的满清王朝被推翻后，由于民国时期腐败依旧，买办化的发展道路仍在继续，民族危机依然日渐深重。尤其1931年9.18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之亡国灭种惨祸。然而，正如本文上篇所说：像中国这样具有强烈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决不会容忍任何列强及其买办走狗势力长期骑在自己头上。英勇的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45年打败了日本，赢得了民族解放。接着又经过3年内战，于1949年彻底打倒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官僚买办势力，从而完全摆脱了长达百年的买办化道路。这是我们的人民以其千千万万优秀儿女流血牺牲的巨大代价才换来的伟大胜利。
二.彻底清除了买办势力的新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从帝国主义及其买办走狗压迫统治下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立即焕发出移山倒海的伟大力量。人民的领袖、人民的军队和爱国的人民前所未有的紧密结合，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新中国刚刚成立，就一改旧中国软弱无能的国际形象，为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主动出国攻击并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以后又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和民用工业技术体系。并很快掌握了核武器、导弹、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在国际政治方面，中国敢于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仅毫不吃亏，而且能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取得自己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毛泽东曾经这样形容那个生机勃勃的峥嵘岁月：“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尽管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走过许多弯路，遭受许多重大挫折，其中包括大跃进的失误和文革的停滞；尤其计划经济窒息了市场价格机制自动调节的效率，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浪费和损失。但由于没有了旧中国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残酷剥削压榨，没有腐败，没有财富外流，经济发展速度依然能长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并用20多年的时间自力更生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工业体系。
新中国之所以近30年未对外开放，不是我们不愿开放，而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而以后之所以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主导对外开放，恰恰是长期坚持独立自主政策维护民族利益，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的结果。我们平等地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机会和地位正是我们自己长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外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红利。
三.我们的改革开放未能吸取晚清腐败导致买办化的历史教训
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都没有错，错就错在以必然产生腐败的方式对外开放。
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所有监督机构都因隶属于同级党委而形同虚设，这些监督机构与其说是在“反腐”“监督”，其实更多的是在帮顶头上司遮丑抹白。甚至在89年因腐败引起大规模政治动荡后仍未能重视建立有效的反腐监督机制。
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和领路人毫无“腐败必亡国”的危机意识，依旧如晚清沉醉于大国梦幻中，认定大国有承受“些许”腐败的本钱，只要对外开放，搞些现代化的武器和工业装备，中国就是现代强国。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建立商品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监督机制和法制基础。
而缺乏法纪和有效监督的对外开放不仅必然产生腐败，而且必然产生内外勾结的腐败，即必然会产生靠出卖国家利益而谋利的买办集团。并且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和深入，买办集团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从而逐渐使改革开放由中国国家意志为自己的利益所主导的进程演变为外国势力（通过操控买办）所主导的进程。
正如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所说：“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又如何“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呢？显然，惟我内部买办势力相助才有此可能。
而在早已彻底打倒了买办势力的新中国再培植起新的买办势力，则必然要进行长期持之以恒无孔不入的渗透。而我们的腐败则为这些渗透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机会。
四.美、日等国对我成功的渗透――以其所长击我之短
美、日等国对我进行渗透的优势
1．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足够的金钱收买我大批官员、学者。（此最简单常见之渗透瓦解手段古来便有，也是日本及西方列强近代之所以能长期欺辱侵略中国之看家本领。）
2．先进、富裕的资本主义强国，足以使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对其羡慕而产生盲目崇拜。因此，其思想、文化、学术（包括经济学及其它社会学）足以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发展方向。
3．较完善的法制基础和监督机制。彼之优点也正是我之弱点，因此其对我渗透易而被我渗透难。我与之开放程度越高，人员交流越广泛越频繁，其对我渗透就越深越广，而我则很难利用此开放时机向对方渗透。
我易被渗透之弱点
1．腐败。此最大弱点因我长期未予足够重视而愈加致命。
2．缺乏有效监督的集权体制。一旦境外敌对势力渗透进我高层，掌控部分权力，就可利用我无监督集权制的特点，在我内部顺利滋生繁衍，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向高层和要害部门渗透，从内部利用我之行政资源对我反控制。而我内部即使有人察觉其阴谋，只要没有更强大得多的政治力量支持也对其无可奈何。
3．我社会科学理论领域长期为政治宣传工作服务，缺乏认真、独立的学术研究气氛和探索精神，直至现在也仍未能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史学、哲学等社会科学体系。尤其改革开放后为减少来自理论宣传界的阻力而简单采取避免争论的策略，旧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因已过时而出现理论真空。结果改革开放完全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盲人瞎马，对发展方向、策略、步骤等重大问题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极易被人以似是而非的理论引入陷阱和歧途。
4．我们的对外开放对来自外部必然的渗透一直缺乏防范，掉以轻心。原公安部门兼有对内维护治安和对外防范颠覆渗透的双重职能，而自对外开放后公安部门与安全部门分家，安全部门与社会基层的联系已基本让位于公安部门，但公安部门又只有社会内部治安的职责，因此，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了基本无人过问的空白地带，国家的安全工作也就基本没有深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单位而只浮在缺乏基层细胞的安全部门这个层面上。相反，对外开放后，不怀好意的潜在敌国（如日本、美国等）在“友好”交往掩饰下的全方位渗透却在我社会内部越来越深入。显然，我们关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改变完全违背了对外开放对国家安全职能的客观要求，这中间有着巨大的漏洞，反映出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在对外开放之初就极为欠缺。
现在看来，境外对手已完全将其优势与我之弱点都予以了最充分的利用。我们的腐败及缺乏防人之心成就了美、日等国前所未有的渗透规模和程度。（据说美国对其在华渗透每每总是超额完成任务而感到非常满意。） 随着外部的渗透日趋向我要害部门和高层扩展，强大的外部势力就可根据我集权体制的特点在我内部繁衍并逐渐控制利用我部分行政资源和舆论阵地。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昔殷之兴也，伊挚（伊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姜子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尽量向我高层渗透，收买上智者为间。其“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则“必成大功”而绝非空言。
五.1993年6月开始的宏观调控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国家意志所主导的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改革开放，终于在1993年6月邓小平病重不能理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此之前，美国人、日本人等只能是在暗中悄悄进行渗透，收买官员、学者。而93年6月的宏观调控，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美国人普理赫所说的“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的时期。买办及其身后强大的外国势力从此已能操控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何以见得呢？
93年6月以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有许多错误，尤其教育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腐败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买办势力尚未发展到能左右大局的程度，主导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是体现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因此，人民（尤其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国企、民企及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效益普遍大幅提升，亏损企业不足10％。国家经济实力增长迅速，年均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坏帐最多也就2％左右。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政权和公用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从未发生过大批工人下岗的事。教育和医疗也未成为群众承受不起的沉重负担。不合理的商品比价逐渐得以纠正，市场价格机制在93年已基本形成，其巨大的调节效率很快就要显现出来。
但是93年6月的宏观调控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自主方向，自那时起近十年紧缩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94－9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严重的通货紧缩。被刚形成的市场价格机制调节出来的大量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一大半企业倒闭（国企、私企、集体企业都一样），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元。银行坏帐高达30％。城市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又有了新的扩大。
但令人奇怪的是，中、美、日三国的官方传媒和“权威机构”却异口同声地将此炒作为“中国的经济神话”。“软着陆”“高速度”“出色的宏观调控能力”等谥美之词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在美国甚至还有我宏观调控应得“诺贝尔奖”之说。此“中国经济神话”的另一版本就是被美、日进一步煞有介事炒作的“中国威胁论”。 而中国国内关于经济政策高度统一的舆论则完全是靠行政手段造成的，在邓小平时代一直被允许的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公开争论，在1993年年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就成了禁区，大权在握的最高经济权威要求宣传工作必须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严格的一致。实际发生的经济灾难和呈现在国内外传媒上的“巨大成就”强烈的反差，至少说明了两点：
1. 我们的经济政策被外部势力严重的有意误导，这只能是经济战。
2. 我们内部有人对敌人的经济战给以了有力的配合。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持续紧缩货币后经济极度萧条，失业和贫困最为严重，物价、工资最低的时候，美国人来了，沃尔玛等大量美国公司纷纷利用中国经济的低迷与许多中国企业签订了最为廉价的供货合同，仅仅使中国企业能以最低成本维持再生产，利润几乎没有。中国经济就这样由原依赖国内市场转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的最廉价商品供应国。
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顾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财产、生活的惨痛损失，蓄意坚持其受到美国鼓励的灾难性经济政策，据他自己解释：“我本想把泡沫彻底打下去，再通过出口把经济带动起来。谁知我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它（指经济）就起不来了。”他这番话本意是为其持续紧缩货币和高税率的错误政策辩解，但无意中却说出了其宏观调控的内在真实目地：将以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是其借宏观调控有意为之。其实所谓“一脚刹车踩下去它就起不来了”完全是瞎掰，只要他踩刹车的脚稍微抬一抬（将货币政策或企业税率松一松），中国经济很快就会恢复增长。之所以长期实行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政策，甚至在长期严重的通货紧缩时期却悖理地仍将防止通货膨胀作为主要“调控”目标，其真实意图无非是为了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尽可能保持在最低程度（也就是让外商实现最大的利润）。
不仅如此，出口商品换来的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还要再拿回美国去买美政府国债，以支撑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这与美国利用一切手段贿赂威胁各国政要（甚至不惜策划暗杀和发动战争），将中东及全球众多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美元再投入美国购买美国债的经济战计谋如出一辙[注1]。可见如此使用外汇完全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和要求。而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敌意和分裂意图已经表面化，有人从国家安全角度对此外汇使用政策提出异议，但那位当时的最高经济权威却以美国债的高利率收益为由批驳这些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见。
中国经济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的由内需型向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这种转变，对中、美两国各自带来了什么呢？
美国人无疑赚得金玉满堂，处处皆获巨利而无一小失。不仅美国公司获前所未有之巨大利润，而且正如美国和西方舆论普遍指出的那样：大量极廉价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政府过量发行美元毫无通货膨胀之忧，因此是中国人在对美国的全球扩张（包括对外战争）政策提供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国为中国商品而支付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买美政府债券，不仅再次支持了美国财政，而且抵消了美元通过交换他国商品而掠取了世界财富后便具有的不可避免的贬值因素和趋势，支撑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
所以，总的说来，美国因购买大量中国商品而获得了四重巨大利益。1.公司利润。 2.对美国财政商品形式的支持。 3.中国美元对美财政货币形式的再次支持。 4.抵消了美元购买他国商品而产生的贬值因素，支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注2]。
而中国得到了什么呢？1. 超过四万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真正银行坏帐的2倍）。2.大半国内企业破产倒闭。3.数千万城市工人下岗失业及数亿农民重陷贫困。4.银行金融系统风险空前严重，坏帐约3万亿元，坏帐率30％。三角债则不知高出银行坏帐多少倍。（以上四点前文已经指出，下面接着指出几点。）
5.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那位最高经济权威通过高增值税率将其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损失转嫁给了地方，各地方则也通过加重税费负担层层下转，最后这些损失统统落到最无权势的农民身上，使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又迅速扩大。我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空前紧张，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奴隶制剥削，教育和医疗成了赚钱牟利的“产业”，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民众难以负担的新“三座大山”。[注3]
另一方面，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转嫁，大大加剧中央和各地方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注4]
6.中国企业因社会利润空间消失殆尽而只能拼命压低成本，为生存而挣扎，因此统统是短期行为，过一天算一天。不仅根本无力自主研发，技术上永远依赖外国；而且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环境污染却越演越烈，经济秩序空前混乱。
显然，经过90年代中期中国宏观调控的中美商贸关系，美方尽占一切利益而无一小害；相反，中国得到的则是成本、代价、风险、失业、穷困、负担、屈辱、停滞落后、社会动荡、环境污染，离心离德，总之有百害而无一利。
当然，中国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无所得，除那位最高经济权威的儿子当上了美国最大金融财团的CEO外，中国各级政府还得到了GDP的统计数字，而2002年底以前的GDP数字经常还是编造出来的[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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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见美国前特工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所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广东经济出版社）。
注2：由于美元在其他国家内部不能作为货币流通而只能用于国际贸易，因此在理论上，美国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总额，既是其无偿占有的世界各国商品和劳务总额，同时也是货币市场上美元供大于求不断增加的差额部分，因此也是美元必然贬值难以改变的长期趋势。
美元贬值不同于其它货币贬值，美元是世界货币，具有世界一般财富储藏手段的职能，因此其绝对不可以具有必然贬值的长期趋势而应是长期坚挺的货币，即不能因持有它而受贬值损失，否则必将从世界货币的宝座上被排挤出去。
如美元一旦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将因需求减少而导致其币值大幅跌落。美国将因此而发生重大的经济灾难。美国大量的土地、不动产、优秀企业及大学等学术机构都将被外国人以极低的价格买走，然后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倒闭风潮，接下去由全面的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类似俄罗斯和东南亚曾发生过的经济灾难）。
注3：有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的恶性发展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是不能兼顾公平和效率所致。此论谬矣！不错，经济发展是会产生两级分化。但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过分发展的贫富差距则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恰恰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即买办内奸勾结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等为剥夺社会公众形成财富外流而采取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消除了社会利润空间并导致难以弥补的巨大经济损失的结果。（巨大的经济损失谈何效率？） 社会利润空间的消失意味着原有的经济关系已无法维系再生产，（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 于是只有拼命压缩成本一条出路。而在紧缩的经济环境中经营者只能靠短期行为苟延残喘，既无力搞科研开发提高生产率，也难以靠扩大生产和流通规模降低成本，于是只有压缩剥削最无权势者的利益――即靠尽量压低劳动者工资来降低成本，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以暴力维系强迫劳动的奴隶制；以及普遍的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破坏生态等等。
在此大环境中，所有个人及其家庭的不幸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事情。当 “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导致了我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财富外流，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及人民的普遍灾难就已注定了，不同的只是厄运降临对不同的个人家庭具体时间和场合的差别。他们或下岗失业，或为破产业主，或为遭人算计损失惨重的投资者，或作挣不着工钱的民工，或作包身工，或去黑煤窑，或被拐卖黑砖窑作奴工，或为娼为盗，或被黑了良心的医生谋财害命，或子女学费导致家庭负债破产，或吃了假冒伪劣食物药物而中毒，或因环境污染生病早逝等等。用过去最通俗的政治术语来说，所有这些灾难都是“（与官僚买办的）阶级仇和（与买办勾结剥削中国人民的美、日等的）民族恨”。
注4：即使货币供应已紧缩到流通环节濒临崩断的地步，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仍要刻意制造地区之间的差别待遇，资金在全国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优先大量投放上海，形成上海及周围地区资金充裕的环境，因而有了上海及苏、浙等地的经济奇迹和政绩。而对东北，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仅以一般性的宏观政策紧缩其资金供应，而且亲自跑到东北一个个大型国企，以清理三角债为名逼其还清债务，这些东北大型国企一般都债权大于债务，但债权不能流通，因而其资金周转都已极度困难，如其还清债务而债权无法变现收回资金，这些断了资金供应链的企业只有立即停产乃至破产，但提出此问题的国企经理立即被最高经济权威免了职，于是这些东北大型国企一个接一个在还清债务后，相继抱着一大堆无用的债权停产、破产。东北这个我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就这么被（不仅是错误的宏观政策，而且还有蓄意人为的因素）摧毁了。大批勤劳、智慧的东北熟练产业技工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些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因而失去了工作。那些年东北人民有着怎样的心酸和苦难，有多少家庭是靠其成员为盗为娼抚养子女的，后人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定将对此有催人泪下的描述。
东北人民的遭遇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对我东北怀有野心的外国势力与我买办汉奸相勾结的“杰作”。在东北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后，网络汉奸们便大肆鼓吹“中国人管不好东北，东北只有交给日本人治理才有希望。”
注5：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在94年后长达数年之久的时期内，在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中都与其本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公开评价南辕北辙。这些大公司几乎都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华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先建立足点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资。） 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有根有据的分析判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所在国情况的任务。）
就连美国的一些经济学爱好者也觉得政府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非常荒唐，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政府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在同样的中国政府统计资料中，与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数字相矛盾的是中国能源消耗及中国民航等行业连年的大幅萎缩。他们根据中国官方各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准确地判断出：94－9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严重衰退。从99年以后的几年止住了衰退，经济出现了正增长，但远未达到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却对这些经济学爱好者的报告装聋作哑，不置可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解释说，94年后能源消耗连年大幅下降是推广节能措施的结果，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真正快速增长，能源供应全面紧张之时，经济学家和管理部门却又说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在产出同样金额的GDP的条件下比发达国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几年前就是这样）。这就是说，2003年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实并无多大改进。这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对94－98年自相矛盾的统计数据的解释完全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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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国所鼓励的中国宏观政策与美国内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完全相反
93年6月以后改变中国改革开放方向并为美国及其所操控的国际权威机构所鼓励的错误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持续近10年之久，主要是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利用权力强制推行的结果。而他之所以能强行做成这件损我利美之大事，则是以其最初“清理银行贷款”及紧随其后的“控制通货膨胀”为名，控制传媒进行完全一面倒的宣传，并且得到美、日等国舆论及对华渗透密切配合的的结果。许多人（包括众多精英和经济金融大员）至今仍在相信并鼓吹紧缩货币是对付通货膨胀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其实这不过是美国人存心让我们相信，而他们自己却早已抛弃的谬论，是与自里根执政以来美国内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在经济理论方面摸着石头过河的不争论政策，造成自己经济思想的迷失，也因此必然产生对“先进的”美国经济学说的迷信盲从。此弱点无疑已被美国人充分利用，误导我们“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我们看到，一个没有自己经济思想的社会经济体系，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庞大躯壳，可以怎样任人愚弄和摆布。）
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前，确曾有过10年紧缩货币治理通货膨胀的历史，结果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七十年代10年左右的“滞胀”。 里根上台后，采用供应学派理论，避免紧缩货币造成流通速度（即所谓“私营部门的流动性”）下降而造成成本上升等消极后果，相反却通过减税等鼓励投资的政策增加商品供给去吸收通货膨胀。凭着供应学派主要靠减税增加商品供给的理论和政策，美国在里根时期成功地克服了“滞胀”，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失业率。此对付通货膨胀的看家法宝美国一直沿用至今。那些据说精通西方（尤其美国）经济学的精英们，竟对“供应学派”“减税”等西方经济学治理通货膨胀的常识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一边高喊着“通货膨胀是主要威胁”，一边将杀鸡取蛋式的高税率政策一意维持至今。造成至今依然难以缓解的严重失业。真不懂耶？装不懂耶？（或是美国老师未教？）
关于通货膨胀的一些理论问题
直到今天，央行及经济金融领域的精英大员们仍在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问题上继续念着抑制总需求这套歪经。
通过紧缩货币抑制总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下降的总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价指数同时并存。因为紧缩货币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会更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只要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可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同时存在。下面给出公式举例说明：
设：商品交易总额为 W ，商品供给（物）量为 Q ，商品价格为 P 。
有方程式： W = Q × P 。
如：货币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后，因需求受到抑制使商品交易总额（W）下降了10％，而商品供给量（Q）下降了20％，则物价（P）就会（在成本的推动下）上涨12.5％ 。
其方程式为：W（1-0.1）= Q（1-0.2）×P（X） 。与货币紧缩前的原方程式联立。解出：X=1.125 。即物价指数在商品交易总额下降了10％的情况下反而上涨了12.5％ 。此证。
有人会说，货币紧缩直接抑制的是需求，然后才从需求传导到供给，因此供给的下降应慢于需求。这种看似有理的推论其实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
凡货币（相对于商品的）紧缩，都会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即负的乘数作用），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会中断许多货币流通的链条而形成堵塞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说，货币供应缺口的正、负、大、小决定着流通速度的变化，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货币就越多（即货币供应缺口就越大）。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货币供应缺口更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缺口的进一步扩大又将导致流通速度更进一步下降……，整个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因此进入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而货币和商品流通速度越慢，一定时期内销量和产量就越小，则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借款利息、厂房设备店铺等租赁费用、仓储费用、一些办公费用以及工资中的一部分等）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不论工业还是商业都是如此。
因此，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由于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流通速度持续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市场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许多厂商亏损甚至破产，商品供给于是大减。【企业利润在销售额中平均不足10％，因此企业利润对商品供给（销售额）的影响有十倍以上的杠杆作用。】 另外，即使一些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因银根紧缩时普遍的资金短缺且（贷款）成本过高而无法扩大（甚至减少）生产。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产和流通）资金短缺，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厉害。正是由于被挤掉的商品供给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挤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断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动价格上涨的空间。于是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甚至“胀”的速度更快。（自93年6月紧缩货币后，通货膨胀速度显著加快，年通胀率93年底已达12％，94年加速到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胀率仍在20％以上。）
自93年6月后央行一直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数年如一日持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帐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物价指数越涨，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人为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宏观经济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虽然最终也能在所有企业拼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为挣扎中将物价降下来，但其代价却太惨重了，而且结局无非是普遍的萧条和严重的失业。
（关于货币供应及宏观经济理论问题，详见我的著作《价值论》第三章第七节《货币与商品流通中的问题》）
七.步俄罗斯后尘的国企大规模私有化
1998年俄罗斯发生空前惨烈的金融危机，外资大量变现抽逃，卢布币值一落千丈。恶性通货膨胀引起剧烈的挤兑风潮，银行普遍倒闭，金融彻底崩溃，进而形成全面经济危机，国家经济实力损失大半，俄罗斯因此而沦为三流国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俄罗斯1998年的金融及经济灾难是其长期对外大量流失财富，使巨大的财富黑洞累积超过社会承受能力而引发的质变。而其财富大量外流的根源，则是美国为其经济改革设计的 “休克疗法”―― 国企立即彻底私有化、放开外汇管制等等。结果造成俄罗斯每年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
俄罗斯国企私有化后，原从中央到地方的国企管理部门被统统撤销，由原腐败的国企领导人构成的新兴经理阶层立即获得了“解放”，已不再有任何力量可对其约束监督。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其国企的所谓“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正造成了责任虚置。由于众多小股东是分散的，新式的企业权力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根本无法对企业的经营监督制衡。于是新经理们主要关心的也就不是企业的经营，而是如何利用职权尽可能侵吞其他股东的财产，并倒腾进自己的帐户，尤其是更安全的海外私人帐户。由于卢布可与外币自由兑换，于是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就如滔滔江河奔流入海而势不可挡。
这种外汇形式的“资本外逃”所丧失的财富，决不仅仅是流失的外汇，因为大量丧失外汇引起的本位币币值（与外币兑换汇率）的大幅跌落，可使外币持有者（外国人）用外币以难以想象的低价轻易买走大量国内商品和民族企业，造成财富的再次流失浪潮――国内物质财富的流失。（90年代中后期以前去过俄罗斯的人可能都会记得那时美元在该国巨大的购买力，如一张莫斯科至彼得堡的飞机票只卖1－2个美元，这就是由大量丧失外汇引起的物质财富再次流失浪潮。）
随着俄罗斯持续数年外汇财富的流失及其所引起的国内商品等物质财富的再次流失浪潮，卢布就再也支撑不住其币值，终于引发惨烈的全面金融和经济危机。由于现代社会“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最终造成的经济损失必然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引发危机的那些流失财富。
美国对俄罗斯私有化导致大量非法收入转移境外，不仅早就知情而且一直暗中鼓励。美国中央情报局专家弗利兹在美《国家利益》杂志撰文透露，早在1992年他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获得证据表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200多亿美元掠夺资产转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司却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见《中流》杂志2001年第6期，杨斌《俄罗斯私有化的恶果与教训》）
显然，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是美国成功运用经济战手段，避开核武时代巨大的战争风险，兵不血刃打垮一个超级大国的经典范例。
搞垮了俄罗斯后，为胜利所陶醉的美国人又接着继续鼓励中国实行私有化。于是那位最高经济权威不顾俄罗斯惨痛的前车之鉴，（在明知国企领导层“100％存在腐败问题，至少一半存在严重腐败问题”的情况下，） 于2000年底――2001年，不分青红皂白撤销了几乎所有国企的上级主管机构，给了国企老总们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权。继而又在没有了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全面推开远不如俄罗斯公平和规范的，实际上只能按国企经营者和与之勾结的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和意愿进行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社会财富真正的“大出血”。那些腐败的国企老总们不仅盯着所在企业的国有财产，他们还充分利用没有上级机构监督的大好机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老总们勾结起来共同盗窃银行的贷款，造成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进一步增加和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出血”。待到国有资产的流失汇成大江大河，只被人民币与美元之间不可自由兑换这条大坝暂时拦在国内的时候，管理层又推开人民币和美元可自由兑换的“改革”进程。
应该说，中国国企的私有化进程是一个精心设计，严密组织，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此系统嵌套在宏观调控之中，衔接于错误的紧货币、高税率政策造成普遍的萧条和企业困境之后，然后又充分利用了这种萧条和困境――即国企越是困难就越说明其“应该改革” （冰棍理论）；以及因中央通过增值税改制将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转嫁给地方后，各地政府因财政拮据，产生消灭一切财政负担并抓住一切可卖的东西变现以弥补财政亏空的强烈动机，国企自然首当其冲。（亏损国企是财政负担，盈利国企可卖点现钱。） 接下来，借着企业的成片倒闭和普遍亏损浪潮，最高经济权威又强令国企职工大批“下岗”，“减员增效”，甚至盈利企业也必须完成下岗指标。[注1] 给了经理们按自己的意愿随意解雇职工的权力，清除了企业内部对管理层仅存的一些监督作用，为国企领导的“近亲繁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使国企在实际上已然是老总们的家天下。随后的政策也越发向腐败的企业领导倾斜，在压低广大职工工资的同时，却毫无道理地大倍数增加那些本应受到追究的腐败的国企领导人的工资，甚至亏损企业也要再向银行贷款以填满经理们豪华的“金饭碗”，使国企内部越发离心离德，举步维艰，于是更凸显出“产权改革”和“下岗分流”的必要。与此相配合，精英们“冰棍理论”“二八理论”等私有化产权“改革”鼓噪也甚嚣尘上。于是各地方政府纷纷为解决其财政困境（也为官员个人能捞一把）而迅速行动。一时间国企私有化如“大势所趋”迅猛发展。短短几年，几乎全部中、小国企和许多地方大中型骨干国企都被相互勾结的各地贪官和腐败的经理们仅以象征性的代价收入私囊。还有一些大型骨干国企（通过我内部买办势力）溅卖给了外国人，许多行业因此而被外国资本控制。
中国疾风暴雨式的国企私有化改革究竟带来了什么结果呢？精英们至今无人敢面对此问题做一严肃认真且有说服力的回答。“改革不容诋毁”之神圣光环遮盖不住其惨痛凶险之阴暗事实。
那些经营无能却长于监守自盗的老总们持了大股后，就与其俄罗斯同行一样，首先要做的是把企业的资产全部变成自己永久的合法财产。
他们一方面解雇大部分职工，用自己的亲信形成中间管理层，然后通过雇用农民工，尽量压低工资，不顾职工的安全环境进行掠夺性的生产。（采矿业没完没了的矿井爆炸塌方，每年6000矿工死亡，百万吨煤死亡率高于美国100多倍，俄罗斯11倍，印度15倍，国家矿产资源及生态环境均遭严重破坏。化工行业因设备缺乏维修频频发生重大恶性爆炸污染事故，其它行业也频繁发生大量工人中毒、伤亡等恶性事故，这些鲜血淋漓且没完没了的恶性事件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复杂交易和产权重组将企业资产转移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帐户，特别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帐户上。因此，在国有企业日益被掏空的情况下，银行私人存款远远超过经济增速的迅猛膨胀，以及大量中国财富源源不断流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随着国企不断破产，那些被原国企老总们持了大股的“改制”民营企业，在现有的生产力被野蛮掠夺殆尽和资产移空后，也会不断死去。这是对中国人民历经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创造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毁灭性打击，是原本还能正常运转的创造具体财富（能吸收通货膨胀）的社会造血细胞的真正消亡，这其中既有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血汗，也有数亿农民兄弟忍受不等价的剪刀差交换的巨大苦难所贡献的“原始积累”。这些得来不易的巨大社会财富除毁掉的部分，现都已或正在变成那些“胜利大逃亡”到国外的新富们满钵的“金银”。那些以改制企业为担保而贷款给老总们购买股权的金融机构（其中很多是国有金融机构）将因此出现巨额亏损，原本因三万亿的银行呆账就已十分险恶的金融形势将因此更加险恶。
中国资本外逃至今已远超四千亿美元（有人甚至估计已超过六千亿美元），而因国企私有化形成的部分无疑是其主要来源，其规模已超过当年的俄罗斯。之所以还未发生俄罗斯那样惨烈的金融及经济灾难，是因目前还有出口外汇和境外大量投机热钱涌入，暂时盖住了外汇财富流失的窟窿。一旦这些投机热钱在一番兴风作浪（卷着更多的外汇财富）撤出后，就会完全露出我们流失外汇财富的巨大黑洞而引发货币金融危机。
美国对中国国企私有化运动始终持积极鼓励的态度，那位最高经济权威甚至还受到小布什的当面称赞。转移境外的数千亿美元非法收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被美国高收益率的资本市场所吸引而流入美国，极大地支撑了美元岌岌可危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正是幕后操控我国企大规模私有化的那只 “看得见的手”。这样，美国通过我内部买办势力，在误导我实行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制造了我第一个四万亿元的财富黑洞后，又操控我实行灾难性的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成功地制造了我第二个同样规模的外汇财富黑洞，造成我岌岌可危的巨大金融风险，从而为其经济战决定性的最后一击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物质基础。只等我金融与国际接轨后的某个时期（很可能与其利用2008年奥运题材制造的台海危机相配合），对我给予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致命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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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这大概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官方经济政策。‘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普遍的经济学原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想方设法提高就业率。至于企业是否解雇工人，那是企业为盈利的目的而采取的微观行为，而不应是官方的经济政策。如果是为了国企能有更高的效率而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给企业人事制度的自主权也就完全足够了。企业是裁人还是雇人，裁多少人雇多少人，那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而把“失业率”（下岗指标）当作强制实行的官方政策，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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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官僚买办阶级的再次形成
因我内部腐败毒瘤至今未受有效抑制，其扩散、溃烂趋势已呈表面化。现行体制中凡贪腐皆属“正常”，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而廉洁、清官等则成另类，且不断被排挤而日益边缘化。随着开放不断扩大，腐败的官僚一经接触洋务，很快就都成了买办。而且只要受贿一次，就有把柄攥在外人手中。因此，买办、内奸自古就是不归之路，“上贼船易下贼船难”。众多官僚买办沆瀣一气，朋比勾结，形成当代根植于腐败深厚沃土的真正官僚买办阶级。
另一方面，外来的渗透已无孔不入，遍地开花，深入社会各个部门、行业和领域，高层和要害部门更是首当其冲。据说某位境外人士曾自称其每年在我最高领导人周围工作人员身上要花数百万美元，不管此话真假，我最高层领导周围人员无疑会是外部势力最重要之渗透目标。（待到我最高层周围被彻底渗透，外部敌对势力就不仅可掌握我一举一动，而且可随时切断我最高领导人一切对外联系而将其劫持或暗害。齐桓公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长期以来，我众多学术机构早已公开接受来自境外（敌对国家）的赞助，我许多高官、学者的亲属也在（境内外）外资机构担任要职或享受外方为其提供的留学和就业等方面种种优惠。这种变相贿赂从未受到官方禁止。因此，我学术机构及众多高官、学者胳膊肘向外拐自然就成为很“正常”的事情。这些被如此收买的高官和精英学者，无疑是这个官僚买办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已退出政坛多年，但其权盖朝堂近十载，其人虽退，其门徒羽翼却已遍布众多关键要害部门而尽掌大权（尤其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及研究机构）。这些部门许多官员和学者多年来将经济全球化奉为最高准则，有人甚至鼓吹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公然反对国家利益，却把美国利益视为“神圣”职责。他们对国家安全排斥反感，居然说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买办对爱国者和爱国事业有着天然的反感，在这些买办势力强大的关键部门以排斥爱国者和爱国思想为潜规则，在此氛围中许多官员已彻底丧失了爱国心及对国家最起码的责任感。
这个官僚买办阶级由于与最强大的国际势力勾结在一起，已是当今我国势力最大也最危险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早已能实际控制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强大的买办势力在中国销声匿迹三、四十年后，如今终于又昂首阔步趾高气扬重回政治舞台。
随着官僚买办阶级的再次形成及买办化道路的迅速发展，与这条道路难舍难分并互相强化的慈禧和李鸿章现象又再度显现，为保其无名分之实际大位而结私党，其羽翼必为谄媚营私之徒。正如唐人陆贽所言：“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慈禧现象也是导致我虽有高度集权之行政手段却不能用来有效肃贪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些不怀好意的强国对我再现慈禧和李鸿章现象自然十分高兴，他们不失时机地以各种方式对此予以了鼓励。（其中李鸿章现象却正是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结果。）
和晚清一样，在“盛世”虚荣浮华的外表下面，买办势力――这些遍布我国家肌体拼命繁殖的毒瘤，正伙同外人贪婪无情地吞噬着我们祖国母亲的膏血，一边迅速喂肥其外国主子和他们自己，一边以其不断坐大之势力内外联手勾结，阻断其寄生肌体各个部分之间，尤其是各个部分与首脑之间的联系，直至将寄生体的膏血彻底吸干。
（中篇上半部分完）
杨芳洲
2007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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