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略论抗日战争的时代精神—救亡图存

略论抗日战争的时代精神—救亡图存
——纪念抗日战争七十周年

龚忠武

今天是抗日战争的七十周年。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另一首伟大的悲壮史诗，充满了血泪。半个多世纪之后，回忆这段国难深重、家破人亡、山河残破的历史，仍然像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恶梦，仍然令人感到有锥骨刺心之痛。
谈到抗日战争，虽然有说不尽的英雄事迹，讲不完的悲壮故事，但最后归结起来，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一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神圣战争，一场中国卫国的正义战争，和一场中国人不愿做日本皇国臣民的反奴役战争；简言之，是一场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不愿做亡国奴的战争。
 如何来刻划这场民族的圣战？当然有各种方式，但我以为最好的方式应当是用一首诗歌来加以概括。言为心声，诗言志；诗的语言，言简意赅，雄浑有力，富于想象；歌而诵之，充满激情，荡气回肠。
我们能不能找到反映这段民族悲壮心境和战斗历程的诗歌？有，就是抗战时期唱遍大江南北，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号角的〈义勇军进行曲〉，后于1949年9月经全国政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诗歌：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壮哉曲谱！谱出了抗战大时代的主旋律和时代精神；伟哉歌词！一共只用了83个字（不包括标点符号），道出了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的心声！真是天才的创作！ 聂耳，歌曲的巨匠；田汉，伟大的文学家、剧作家，真是民族的双璧！
这首歌词，仔细分析起来，至少含有下列几点深刻的历史意义：
 第一点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近代中国，在这之前，从1840年算起，我们民族已经碰到过多次「危险的时候」，1840年的鸦片战争、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5年的甲午战争、1898年的列强瓜分之祸，1900年的八国联军，1904年发生在东北的日俄战争、1915年的「日本二十一条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等等，都是「危险的时候」；而且一次比一次危险，国难一次比一次深重，国运危如累卵。但抗战却是这一系列「危险时候」中最危险的时候。
 有没有言过其实？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顺便区别一下东洋侵略和西洋侵略的本质上的不同；西方人来华主要是要做生意、赚钱，是经济商业侵略，是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传教，传播文化，是文化宗教侵略，是文化帝国主义。而日本不同，除了西方列强的经济商业和文化侵略之外，还要征服中国，纳入日本皇国的版图；要亡我民族，亡我国家。 
 所以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以前的危险，充其量不过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这次却是全国要被征服，要被纳入日本皇国的版图，中国人要被迫做日本皇国的臣民。这就是歌词里所说的「奴隶」的含义。所以，中华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急迫关头，也就是蒋介石所谓的「最后关头」。
晚清重臣，张之洞曾经将中国近代救亡图存概括为「国亡、种灭、教毁」三大危机。这次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就是集三大危机于一，的确称得上是中国这个国家民族面临最后生死交关的「最危险的时候」了。
第二点是，不愿做日本皇国奴隶的中国人怎么办？只有自救。所以，呼唤整个民族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求生是动物的本能，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这样。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求生存的最基本的本能；为了求生存，那可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是什么都可以抛弃的。
我们常听说的而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最爱引用的一句顺口溜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不过他们所谓的自由是个人的小自由，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个人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个人的自由成为一种奢侈品，甚至有害，妨碍争取国家民族集体的大自由。这个时候，人人追求的应当是民族国家集体的自由，不应当是个人一己的自由。为了民族国家集体的自由，大我的自由，个人的生命和爱情，都可弃之如敝履。这就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特征。
 已故的数理逻辑大师，王浩教授，晚年说过一句名言：「民族主义是近现代中国新的宗教。」的确如此。君不见，近现代中国有多少民族精英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牺牲、而「殉道」，而奉献自己宝贵的生命！
 第三点是，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中华民族对日本全面侵略的回应是「全民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党无分国共，都一致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从鸦片战争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到九一八，无数的国耻，无数的丧权辱国，国人一次一次地被当头棒喝，一次比一次更加觉醒，但都没有达到全国、全民觉醒、动员的时刻；但抗日战争却使全体中国人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求存本能的呼叫；沉睡的中华之龙，终于醒了，发出了震天的龙吟！
 中国人到了这个时候，只要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存续，就会六亲不认。宋庆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家可是中国的贵族，集荣华富贵于一家，然而她却毅然地六亲不认，舍家为国。这样的例子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这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得胜、资本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历史大背景，也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理论依据。现在有的反毛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把这种现象批成极左，实在是脱离历史客观大环境，反毛反过了头。
第四点是，虽然全民族都起来了，但如何打退敌人？靠什么？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军备远远不及日本。所以抵抗日本的唯一办法是靠精神力量，靠坚贞不屈的意志，靠敢于牺牲、前仆后继的无畏精神。总不能等着当亡国奴吧？歌词生动形象地说，「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是比不上敌人，那怎么办？总不能束手待毙吧？只好用血肉之躯，用小米加步枪，甚至用最原始的武器，大刀长矛，来同敌人拼命。当我们听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进！」的时候，脑海里一定会闪现出一幕幕枪林弹雨、血肉横飞、无数英灵先烈的尸体堆积如山的、残烈悲壮的画面！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牺牲了3500万同胞，但是他们短暂的生命却换来了民族国家永恒的生命。
 抚今思昔，怎不令人感叹！怎能不令人缅怀在八年民族圣战中逝去的英灵！
 历史是教人鉴往知今，鉴今知来。那么我们能从八年抗日圣战中学到什么历史教训？
 个人认为主要至少有下列几点：
 一是、根据我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点体会，我将这150多年的历史，或者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四大阶段或四部曲，就是求存、求强、求富和求文；文者是指文明或文化。八年抗战是国家民族求存的最后阶段，绝处逢生。就整个进程的目标而言，也可以概括为九个字，就是要做到「不挨打、不挨饿、不落后」。抗战是国家民族挨打的最后阶段，此后就同挨打永远告别。从一个历史阶段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是质的飞跃，一般都需要经过大动荡，大转折。抗战就是这样的转折阶段。
 二是、抗战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是舍我从公，舍家报国。谁能最好地体现这种精神，谁就能得民心，得政权，得天下。就当时国民党的重庆精神和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作一比较，个人认为，体现社会主义的延安精神最能体现这种精神，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重庆精神就不能。所以当时的延安精神吸引了无数的热血男女青年，民族精英，跋山涉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现在国民党人或同情国民党的人或中国自由主义者，举出许多理由来为蒋介石的失败、为国民党丢掉大陆、失掉民心辩护，但如果你把两个国歌比较一下，立刻就可以分出两党精神境界的优劣高下和吸引力、诉求力了。
三是、历史的偶然因素往往也很重要。是的，我们全民起来响应抗战了，也以我们的血肉筑成了新的长城；而且战略上国共两党结成了同舟共济的民族统一战线，以空间换取时间，打持久战，打机动游击战。这都很正确的战略战术，但这只能拖延战争，无法最终赢得战争，结束战争。这时出现了偶然因素，就是原子弹；原子弹大大缩短了战争，迫使日本投降，而且是无条件投降。这是历史事实，你不承认也不行。有人称之为「屈原」，日本屈服于原子弹；也有历史家认为，苏联参战，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叫做「苏武」，日本屈服于苏联武力参战。这也是促成抗战胜利的关键的外在客观因素。
这里就不讨论日本到底最后是败在谁的手里这个问题了。
四是、那么，今后中日关系会不会紧张？甚至中日两大民族还会不会再战？
今天仍然有一些残余的死硬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日本在大陆战争中，不是败在中国人手里，而是被美国人的原子弹打败了。所以，他们败得并不口服心服，所以还要等待时机再同中国较量，再决胜负。
但客观地分析一下，他们是在痴人做梦。中国早已不是昔日「东亚病夫」之中国，如果在现在或在可见的将来（就假定30年吧）的历史时空条件下，要同中国再战，那不啻是大和民族的自杀。
具体地说，纯就抗日战争而论战争，这是传统的中国陆权对抗传统的日本海权。这是中日两个民族的第二次较量。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然而，这次抗日战争几乎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海战，全是陆战。所以日本人陷入了中国的大泥沼，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大海洋。所以日本侵略者面临的是一场旷日持久、一眼看不见尽头的消耗战。
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者如果不自量力，还要再同中国较量，显然不可能再是一场大陆战争，而必然将是一场海洋战争，一场核战，一场太空战。现在日本处心积虑地介入台湾问题，长期纠缠钓鱼台列屿的主权问题不放，恐怕还有长远的生存自卫的战略考虑。这点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
 但是，只要中国保持强大，走出朝代盛衰兴替的循环怪圈，日本就无机可趁，就不敢发动战争。现在的日本，战略上是守势、自卫，待机而动。而且按中国历史朝代循环规律而言，现在的中国只是处于盛世的初期，一段很长的好日子还在后头，起码是五十年吧。近几年来，我到西部走访了不少地方，看到各地都在忙于开发建设，都在忙着奔向小康，一个兵强、国富、民安的盛世，指日可待。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可见的未来的三四十年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狂想曲必然是场自我陶醉的春梦。 
 现在我们有没有内忧？无庸讳言，当然有；成堆的问题，例如贪污腐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贫富两极化、教育、医疗、住房供需严重失调等；纵令如此，这些问题，也还不足以构成传统意义上的「民不聊生，民心思变」的「内忧」；何况目前的中国已经全面温饱，将近13亿的人口中，据官方说，只有三四千万人的温饱仍待解决。所以可以说已经初步具备了盛世的基本条件。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中共的第四代是一个有旺盛企图心、责任心的一代，是在文革烈火中锻炼成长的一代，是要有所作为的一代。我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胡锦涛2003「七一讲话」中对「三个代表」的阐述，集中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好，因为它继承并发扬了抗战精神。
 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抗战期间，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就是充分落实了这八个字。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为公不为私的政党，一个为民不为己的政党。现在第四代继承发扬这种抗战精神，民族精神，这个党和在他们领导下的国家，就会保持强大，保持活力。
 最后，我顺便再进一步分析我所讲的「求文」的问题。个人认为三个代表的提法是有待完善的，因为没有突出中心思想。所以我建议，应该将三个代表浓缩为「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文明（或文化）」，然后以三个代表为其具体内容。国内学术界有些人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例如北大党委副书记赵存生，在最近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言时，就提出「三个代表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有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提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这都在我所说的「求文」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文明应该独立出来单独提，而应该包括在广义的文化或文明的范围之内，当然可以把政治文明建设作为文化或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
 在这里顺便突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盛世并发症（症候群syndrome）」。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大朝代，开国初期至中期，朝野上下总是励精图治，所以人民安居乐业，四海承平，成为盛世。但由于长期外无敌国，内无动乱，人民承平日久，于是武备松懈，社会骄奢淫佚，官场贪污腐化，迅速转成衰世。然后是民乱四起，外敌入侵，以致灭亡。这就是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警告，希望共产党人能够注意并解决这个朝代循环周期的怪圈。我今天在这里顺便强调一下这个并发症，也提醒中南海秉国诸公和国人重视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怪症。而且切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是这个怪症的初期症状；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转为不治之症。
 值此抗战七十周年之际，特草此文，希望国人能够认真汲取抗战时期的惨痛历史教训，并身体力行，方无愧于我们是民族圣战中逝去的英灵的后代。
 最后，根据上面所讲的抗战时代精神，鉴于现在距离抗战已经七十个年头了，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内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为了「与时俱进」，个人觉得体现时代精神的国歌也应该改写了，以反映当前的时代精神和主旋律。为此，我建议改写如下，（曲谱照旧不变，只是修改原歌词）：

起来！不甘落后的人们，把我们的知识筑成我们心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国富兵强的盛世，每个人发出庄严的誓愿。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乘着民主（注）科学的东风前进，乘着民主科学的东风前进！前进！进！   

换句话说，现在的国歌，体现中共第一代毛泽东时代求存、求强的时代精神，而现在我们处于中共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执政的时代，中国已进入求富、求文的时代，所以国歌理应体现求富、求文的时代精神。改写的国歌正是体现这种精神。当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当然也曾考虑到周总理之所以赞成将「义勇军进行曲」改为国歌时提醒要国人永远要「居安思危」的一片苦心。

当然，这只是一时的即兴游戏之作，仅供参考，不能当真。

注：这里所谓的民主，不是指西方的议会民主，而是指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

 （本文根据2003年7月6日，在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会等单位举办的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六周年座谈会上的讲稿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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