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及其历史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及其历史价值

林绪武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活动趋多，主要与中国共产党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革命领导权、阐述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重点工作紧密联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开展社会动员和表达政治诉求的意愿。对恩格斯的纪念，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扩大自身影响力，从舆论上助力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革命领导权，并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探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可以为新时代的伟人纪念活动及表达诉求提供历史的参考和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林绪武（1972-），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100871）。

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无论规格还是频率，相对于马克思纪念而言有些逊色，有限的纪念以文本纪念为主”。抗日战争之前，对恩格斯的纪念活动不多，纪念文本稀少。抗日战争时期，因持续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又适逢恩格斯诞辰120周年和逝世50周年，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纪念活动趋多，主要与中国共产党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革命领导权、阐述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重点工作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必然表达相应的政治诉求。因此，探析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及诉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办刊物、写著述、办夜校、开讲座、做演讲等多种途径和方法，有意识地翻译、出版、发表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和观点，开始真正有意识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与推广。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主要集中于工人阶级，到了土地革命时期，随着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其传播范围扩展到广大农民。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之前，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初有成效。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更好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选择通过组织纪念活动配合进行抗日社会动员，并借此扩大自身影响力，因此，继续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其现实需求。对这位马克思的挚友、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恩格斯的纪念，自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而1941—1945年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展的整风运动，则是全党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再深化的过程，通过组织纪念活动配合这一过程也是应有之义。

抗日战争时期，大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较为闭塞，报刊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借助于报刊媒介，中国共产党以刊登恩格斯的文章、解读恩格斯的著作、诠释恩格斯的观点等方式纪念恩格斯，对外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内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统一全党思想，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1.高度评价恩格斯，树立其革命导师形象

1938年8月，为纪念恩格斯逝世43周年，《群众》刊载了列宁《纪念恩格斯》一文，完整回顾了恩格斯的一生及其与马克思的友谊。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所须要做的，就是：在许多社会力量之中，认识出那一个社会力量，因它在近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并且，要使这一个社会力量意识到它底利益与它底历史使命。这一个社会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无疑，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他积极参加国际工人联合会会务，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且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单独继续为欧洲社会主义者底顾问与导师”。因而，恩格斯不仅同马克思一起共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而且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对于仍处于探索中的各国工人运动来说发挥了实际的指导作用。

同样，为纪念恩格斯逝世43周年，中国共产党翻译出版发行了《马·恩论中国》，《解放》刊发了《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恩格斯》；1940年11月，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恩格斯的诞生》的社论及《纪念恩格斯感言》等，直接或间接提及恩格斯的《英人对华的新侵略》《波斯与中国》等著作，指出恩格斯不仅关心中国的革命，更“描述了他对未来的新中国的理想”，《读书月报》《北方文化》或直接引用恩格斯论述中国的词句，或全面阐释恩格斯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认为恩格斯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1945年12月2日，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5周年，《解放日报》转载了《苏联科学院纪念恩格斯诞辰》一文，认为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与恩格斯的无私奉献分不开。

论及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列宁的《纪念恩格斯》引用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员亚特勒对恩格斯的评价：“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就是为那位曾做他朋友的天才家树立了一座庄严华丽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的上面，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深深地刻上去了。”这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对《资本论》的重要贡献，也赞扬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共同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结下的深厚革命友谊。《群众》发文也提及：“讲起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来，他（恩格斯——引者注）和马克思两个人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文章还指出：“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底创立者之一，是马克思最切近的知友和共同工作的战士。马克思主义底全部学说和事业，都有恩格斯的劳动参加在里面。”1940年12月1日，《新华日报》转载苏联《真理报》纪念恩格斯的文章，认为：“在原始社会国家与家庭问题研究之确定成果方面，恩氏对科学之贡献亦甚伟大。彼发现国家之历史为阶级组织，此种科学发现乃作为胜利之劳动阶级国家与消灭阶级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构成之一先决条件。”1943年8月5日，《新华日报》撰文指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组织和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共同起草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国际共产主义第一个纲领式的文件，并积极地参加和领导了第一国际的工作。《新华日报》还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件内容：“倘若没有你，我就不能够把这工作（资本论）完成。”这再次阐明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资本论》所作的重要贡献。这些纪念恩格斯的文本较为突出的一点是，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地位并列起来，为传播恩格斯的理论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将恩格斯的生平介绍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相联系，逐步树立起恩格斯的革命导师形象。这种形象的树立提升了恩格斯的声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2.传播恩格斯理论观点，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刊发纪念文章，在树立恩格斯革命导师形象之外，还介绍了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并对其中的诸多理论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以评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评大纲》《反杜林论》《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以及其与马克思合著的《神圣家族》《德国意识形态》等得以介绍给中国大众。在介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解放》引用了列宁对此书的评价：“这本书，是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可怕的控诉，它所造成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到处都引用恩格斯的书，把它认为是近代无产阶级生活底最好的描写。而实在说来，无论在一八四五年以前或以后，都不曾有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底穷苦生活描写得那么动人，那么真实。”这高度肯定了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熟悉程度，而搞清革命力量的基本状况，是无产阶级革命首要的基本问题。同时《解放》高度评价了《神圣家族》一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奠定了革命的、唯物论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此外，还有诸多报刊对恩格斯的著作刊发译介。1940年12月5日，《群众》刊登《恩格斯著作中译编目》，简介恩格斯的多种著作；《读书月报》直接刊发恩格斯的著作篇名，编后记写道：“值得我们学习再学习。”

除了刊发纪念文章介绍恩格斯著作之外，中国共产党还翻译出版了恩格斯部分著作。仅1938年，就有《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德国农民战争》《从空想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史的唯物论》等著作翻译出版，以纪念恩格斯逝世43周年。这些著作翻译出版后，中国共产党又借报刊宣传并鼓励民众加强学习。《群众》在刊发《恩格斯著作中译编目》的同时，刊文指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是每一个自觉的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战士所必备之书。”《新知十日刊》同样认为，该书“实为我们这一时代中进步人群之必读的读物”。该书译者说：“伟大的新兴哲学家，都是拿本书作圭臬的。”《反杜林论》“给工人运动内部的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以迎头痛击”，被视作一部内容充实且“足资训教的佳书”，《时代杂志》刊文指出列宁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每个自觉工人的必备书”。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发行以及报刊的推介，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为全党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经典文本。

纪念恩格斯最好的方法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恩格斯的纪念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升了党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及掌握，一方面回击了抗战相持阶段后“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错误论调，另一方面强化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认可与价值推崇。

二、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当性

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事关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犯了右倾错误，放弃了对大革命的领导权。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革命领导权的重要，并通过正当的渠道和斗争极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

1.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1937年5月，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宣传提纲，提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因此，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活动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点工作，将恩格斯、马克思主义与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联系，既有政治动员之意，即动员全民族抗战，也有政治诉求，即争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综合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恩格斯的革命观点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撰文指出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和印度现时是亚洲的有决定意义的国家，认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鸦片战争，“是争取自己生存的战争，是谋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并预言中国人民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过了不多年以后……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底曙光”。恩格斯认为中华民族只有从民族革命战争中求得自己的解放，并提出要获得胜利就必须发动全中国的民族情绪，全民的团结是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动力。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动员全民族积极参加抗战，实行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又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二是阐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及其历史任务。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有着最为详细的描述。相较于其他阶级可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日趋没落或消亡，无产阶级本身却是大工业的产物，必然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壮大，这正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所在。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无产阶级发展的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列宁曾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是最先指明“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底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必然产物，现代经济制度，除资产阶级外，又免不了创造和组织无产阶级”这一真理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梦想家的发明品，而是近代社会底生产力发展之最终目标与必然结果”，且他们指出“人类现在受罪恶所压迫着，把人类从罪恶解放出来的，并不是思想高尚的个人底善意的努力，而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正是无产阶级先进性的体现。

三是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相联系。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科学共产主义同时也拥护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国共合作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借助恩格斯的观点从侧面证实中国共产党抗日策略的正确性。恩格斯的《波斯与中国》一文提出，中国应该“运用他们现时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在“袭击和夜中殴打”敌人，将有效的反击方法“一贯实施”。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坚持开展持久战和游击战，“采取灵活的运动战，助以广泛的游击战，适当的阵地战，那野蛮的日寇‘将有什么办法呢’？”中国共产党成为“实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艰巨任务之伟大推动力”。《岛风》在纪念恩格斯逝世44周年时指出，“必须在广大的乡村中发动灵活的游击战坚持持久抗战而争取胜利”，已经在中国的抗战中发挥了“极大的效能”，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胜利的领导者、指引者，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2.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性

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早在中国共产党四大就有所分析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也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打下舆论基础之意。

一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是工人阶级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精神武器，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共产党宣言》的精神“鼓励着并推动着全文明世界底有组织的战斗的无产阶级，一直到现在”，而其内容是指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展开阶级斗争的强大武器，鼓励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

二是宣传共产党的先进性。相较于其他政党，共产党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人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工人政党，更是全体无产者的政党，因此，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不仅着眼于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更着眼于全人类的解放。共产党人为达到工人阶级当前目的与利益而斗争，可是“它在现在的运动中同时代表并顾到运动底将来”。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决定了共产党的先进性。

三是论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信奉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社会理论，“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斗争，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为完成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而斗争”。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实践的苏联，“全世界十分之一的人民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并正为全世界人类社会的解放而奋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吸取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及走社会主义道路奠定坚实基础。

三、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描绘中国革命的前途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纪念恩格斯，苏联是“一块纪念恩格斯的适当的石碑”。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恩格斯的过程中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描绘，也是以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为参照而进行的。

1.评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有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和带领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进行奋斗的阶级组织——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纪念恩格斯的文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加以评述。

科学社会主义“正确的说明人类社会一切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群众》的纪念文章《现代社会主义底创立者》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断定“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不能永存的，必然要消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悲惨现象——广大工人民众的贫穷困苦——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终始”。《时代杂志》纪念恩格斯逝世50周年的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首次阐明社会主义并非幻想，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及必然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绝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人们计划一新的完全的社会制度；企图以宣传方法，或以模范新村榜样来强迫社会接受这一社会制度”。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做出了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例的发现，是人类“整个的宇宙观与方法论，是用人类知识的一切部门来做基础的；它的创立，需要从人类知识的一切部门的改造做起”。

2.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说引用到生活中去”，“建立了愉快的幸福的生活”。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新中华报》列举的数字颇具说服力，截至1937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人及雇工、集体农场农夫、工匠及手艺人、军人及学生占总人口的94.4%，较1932年工人工资增加113.5%、工人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准及消费水准增加2倍以上。这些成就初步实现了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预言，“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可以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光辉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科学预见，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对比之下的巨大优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也受到空前的欢迎。在恩格斯诞辰120周年时，苏联特刊印20万册《共产党宣言》；至1940年底，全苏联销行《共产党宣言》超过550万册，有39种语言文字版本，恩格斯的著作在苏联的发行量亦极为可观。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证实了无产阶级确实有不可被战胜的创造力量，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腐朽制度，将必然由于无产阶级的猛力冲击而归于灭亡”。同时，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表现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强大能力。苏联“以新的工人阶级斗争经验，以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来充实了它”，实现了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寄予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愿望。可以说，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初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并且“大大地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底理论，用新时代底革命运动底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新的阶段上”。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如恩格斯所预告的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最有力的例证。

3.描绘中国革命的前途

1939—1940年，毛泽东陆续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深入阐释和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突出党真正走向自主性与自觉性革命道路，凸显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效果。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诉求，既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自主性与自觉性革命道路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启发和影响。

  恩格斯与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想，首先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的政策与制度因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而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从这一角度看，科学社会主义并非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本身就有产生与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广大基础”。因此，“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事业是一定要崛兴的”。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给予中国无产阶级以重要指导和深刻启示，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须带领全国人民“加强中苏两大国家民族的友谊团结”，借鉴联共（布）带领苏联人民“怎样粉碎了十四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的包围；怎样清除了国内一切反革命分子；怎样建设了社会主义，巩固了社会主义”。

在纪念恩格斯逝世43周年之际，共产国际曼努意斯基为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而编写的《恩格斯及其事业》中文版出版发行。该书开篇写道：“今天我们纪念恩格斯逝世底第四十周年的时候……正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取得胜利的影响之下，在资本主义陷入极深刻的危机的影响下……极广大群众转而趋向于共产主义的时候。”《解放》《时代杂志》《学习》《察哈尔日报》等报刊将纪念恩格斯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相联系，阐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丰富纪念恩格斯的内容与方式，增进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的同时，也进一步让中国民众对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憧憬和信心。

借助对恩格斯的纪念来阐明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自身得到民族独立自由幸福的解放，而且定会像恩格斯所说是‘整个亚洲新纪元底曙光’！”结果必将说明“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是亚洲“有决定意义的国家”，这就使全党和全国民众增强了抗战必胜、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

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纪念的当代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主要是借助报刊通过专栏特辑、社论文章、短文短讯、编后记等，介绍和评价恩格斯的生平与贡献。纪念恩格斯的规模虽不及马克思、列宁，但恩格斯的诞辰或逝世周年的纪念活动，尤以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逝世50周年为最，仍被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诉求含义。这些纪念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影响力，创造舆论环境助力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当前正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逝世125周年之际，探析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的纪念，丰富和深化对经典作家的纪念活动研究，为新时代开展百周年纪念活动特别是对伟人的纪念提供历史的参考和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纪念的重要诉求是深入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争取更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和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一定能够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功和成就，就一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地回顾和总结了马克思的一生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重要特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和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面对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交锋，我们在新时代对伟人的纪念，要继续宣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其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恩格斯纪念的另一诉求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经过艰辛探索、长期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并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对伟人的纪念，要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阶段，夺取新胜利。

再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动摇。抗战时期对恩格斯纪念的又一诉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政党，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不仅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力量，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历史和现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时代对伟人的纪念，要突出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应对各种严峻挑战的能力，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后，发挥报刊媒体对纪念活动的重要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报刊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无论是开启民智、政策传播，还是舆论引导、社会动员，报刊具有特殊优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借助报刊以多种形式开展对恩格斯的纪念，既缅怀了伟人，也表达了诉求，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和丰富的资料，从而为今天的学人探讨这一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本和难得的史料。因此，新时代对伟人的纪念，报刊媒体仍要积极参与，既创设话题以引领舆论，又强化记忆而指引方向，要把对伟人的纪念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地位相结合，要把对伟人的纪念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结合，不断增强对历史的自信、现实的自信和未来的自信，为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时至今日，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21世纪20年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的传播极为便捷、渠道极其多样，纸质报刊这一传统媒体面临来自新媒体、自媒体的诸多挑战，需要其适应时代需求并实现转型发展，从而继续发挥党报党刊党媒的价值引领和舆论导向作用。纸质报刊作为信息传播渠道的重要性或许已经不如以往，但党报党刊仍有无法取代的独特的历史和时代价值，伴随时代发展而转型的党报党刊依然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

[3]王伟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4]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2期。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7]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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