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应外合”？--复旦前校长助理桑玉成澎湃发文声援贺卫方

　　“里应外合”？--复旦前校长助理桑玉成澎湃发文声援贺卫方

　　吴非

　　一、澎湃新闻推出桑玉成，替贺卫方辩护

　　近日，教育部部长就落实中办国办1月19日印发的意见发表讲话，讲话指出， “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该讲话在互联网上遭到少数自由主义高校老师和微博上反共的公知大V的围攻。

　　对于教育部长遭遇围攻事件，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朱继东2月3日撰文认为，这次围攻表面上看是针对教育部长的言论，实际上则是对中央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示威和反击，同时指出，“某些人或势力之所以对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一次次进行围攻，这些人或势力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随后，朱继东也遭到贺卫方等人的疯狂反击。

　　2月3日，北大，人大等各大高校党委书记也就中办国办意见撰文作出响应，其中以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在中国教育报刊发的文章，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因文中明确指出，“严肃处理公开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行……”，对此，舆论普遍认为，在北大教授中，存在公开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言行的人物很多，包括贺卫方、张维迎等等，但近期最突出的是贺卫方。随后，贺卫方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正当民间爱国民众聚焦、揭露贺卫方之时，澎湃新闻网、澎湃研究所于2月5日刊发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桑玉成一篇题为《讨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多点善意，少点武断》

　　(见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1151) 文章，极力庇护贺卫方，为贺卫方站台。

　　(澎湃新闻之背景，可见《澎湃新闻——南方系下的蛋》一文

　　http://www.wyzxwk.com/Article/yulun/2014/07/324385.html )

　　共识网转发了该文并在其微博上进行宣传，同时附上了陈丹青和贺卫方的合影，该微博得到@何兵、@迟夙生律师等公知大V的转发和评论，底下评论大多在反对中办国办文件以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讲话，甚至将习近平污蔑为希特勒，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污蔑为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的戈培尔。

　　二、为了替贺卫方辩护，桑玉成不惜裸奔

　　针对贺卫方被民间爱国民众批判的局面，桑玉成此文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没有深入一线的调研基础，没有长期的实践感悟……简单地高谈阔论、草率地归因于个别人、个别事件，甚至大打网络口水仗，于问题的解决百害而无一利。”

　　然而，不管是中办国办文件、教育部部长还是朱继东，都并未将高校意识形态，高校思政教育课的问题“简单地高谈阔论、草率地归结于个别人、个别事件。”谁都知道，问题不仅仅出在贺卫方一人身上，而且他的背后还有保护伞。

　　教育部长在讲话中就曾明确指出，“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一些国家“加紧对我渗透分化，方法手段更加隐蔽多样，高校宣传思想阵地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并强调“坚持课堂讲授有纪律，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课堂主阵地”。讲话中很明确，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意识形态的进攻，要守住高校意识形态前沿阵地。

　　朱继东的文章中也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在国内培植代理人、代言人”，并“采取多种手段大力地对这些人进行政治基因改造，使其成为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的主力”，对此，应该对这些人敢于“出重拳、拔钉子”。朱继东文还不点名地指出了贺卫方的问题：“如这次三问袁贵仁的是某大学法学院教授，而和他同一学院的一位大V教授屡屡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惩处甚至还名利双收，这对高校教师恐怕起到了一个恶的示范作用。”

　　朱继东文章将贺卫方当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代表人物。其文虽然有具体指向，但是也没有将高校思政教育问题“归结于个别人”。朱继东所讨论的，只是以贺卫方为代表的“境外敌对势力在国内培植的代理人、代言人”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破坏作用，并没有把所有的高校思政教育问题都归结于敌对势力，更没有“归结于个别人”。

　　但一个基本常识是，以贺卫方为代表的“境外敌对势力在国内培植的代理人、代言人”，虽然相对于13亿人口来说是一小撮，但是其能量和危害是巨大的，决不能掉以轻心。以贺卫方为例，早在1991年开始，他就受到美国情报部门控制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与扶持进行宪政研究，成为学术新星。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贺卫方以高层智囊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司法改革，其思想影响了政法界众多实权人物，并亲自培养培训了大批中国法官。(参见文章：《三峰：从“贺卫方现象”看中国面临的危机》 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6291.html )

　　桑玉成首先制造了这样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朱继东等人认为高校思政教育问题都是贺卫方等个别人造成”。然后桑玉成再指出这种观点是错的从而否认贺卫方的破坏性作用，他认为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草率地归因于个别人、个别事件，甚至大打网络口水仗，于问题的解决百害而无一利】。紧接着，桑玉成又强调：【教育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教育绝对不是万能的。教育绝对不是万能的。如果把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归因于学校教育，归因于教师，特别是个别教师的什么观点，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桑玉成在这里等于已经非常明确地认定，高校思政教育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与贺卫方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观点”无关。桑玉成实际上就是在包庇以贺卫方为代表的“境外敌对势力在国内培植的那些代理人、代言人”，回避教育系统已被敌对势力渗透的事实，替敌对势力代言人贺卫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打掩护。

　　桑玉成又一次弱智地耍弄小聪明，自己制造出“教育万能论”的伪命题进行批判。其实任何一个有正常常识的人都清楚，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肯定不是万能的，但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智力的人也明白，学校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人未来的思想价值伦理观念有多重要。假如以贺卫方为代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渗透并控制了高校学术研究教育及思政教育的平台，其后果对于党和人民是致命的。然而，桑玉成却避实就虚地强调，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主要是“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而非贺卫方们的观点导致的。

　　桑玉成非常极端地认为，【大学生的头脑不是一张白纸，不是任你抹黑了它就黑描红了它就红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人三观的形成，取决于非常复杂的因素。】在桑玉成看来，即便是贺卫方们完全控制了高校课堂，大肆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抹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毛泽东和马克思，大学生们也不会受其影响，“不是任你抹黑了它就黑描红了它就红的”。一个自以为是的高等知识分子，竟然说出这种没有任何常识的话，可谓匪夷所思。桑玉成为了替贺卫方辩护，简直已经开始不顾廉耻地裸奔了。有中国学术界常识的人都清楚，实际上贺卫方、张维迎们已经基本上垄断了大学里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在高校泛滥成灾，马克思主义完全被边缘化，其危害非常严重。

　　最后，桑玉成说：【总而言之，对高校思政教育这样一个几十年都在困扰着我们的宏大的复杂问题，需要的不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也不是简单的武断和指责，更不是恶意的冷嘲热讽和口水战】。很显然，桑玉成不仅污蔑民间爱国民众揭露贺卫方是是“恶意的冷嘲热讽和口水战”，他甚至猖狂地认为，高校执行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执行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贯彻教育部部长的讲话，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推行“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就是在“简单的武断和指责”。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教育部部长的讲话，完全符合《宪法》、《党章》，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必须措施，怎么就成了“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可见，为了庇护贺卫方，桑玉成不惜对抗整个党、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三、贺卫方们的危害不仅仅是高校，而是整个社会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指出，贺卫方们抹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言论，不仅仅在高校里影响、误导、洗脑了大批青年学生，更是通过其高层渠道和整个中国网络媒体(主要由西方资本控制)，从上到下影响、误导、毒害了整个社会。很多青年学生之所以被贺卫方们所洗脑，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阴暗面和社会问题。如腐败严重、国有资产被官僚买办资本侵吞、四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资本化成为民生三座大山、外资泛滥危害中国经济安全等等……然而这一系列问题，正是贺卫方、张维迎们所主张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潮所导致的。

　　对于贺卫方、张维迎等人的破坏性作用，有学者这样举例指出：【例如贺卫方所主张的经济私有化，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四千万工人下岗，几十万亿国资流入富豪手中，医疗住房教育的市场化形成了民生三座大山，大量的群众成为弱势群体。贺卫方们却不断告诉人民大众，这些错误改革政策都是共产党搞的，都是一党专政的恶果。这样，贺卫方在体制内同党们所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为贺卫方在体制外进行的激进颜色革命造就了庞大的群众基础。】(参见文章：《三峰：从“贺卫方现象”看中国面临的危机》 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6291.html )这一判断是非常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切中时弊的。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是大批官员乃至高级官员的严重腐败。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社会主义信仰遭受破坏。以贺卫方、张维迎为代表的西化派敌对势力(他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是指导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高层智囊)散播的西方错误思潮(如经济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瓦解了大批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信念;

　　第二，是社会主义价值伦理遭受破坏。这批西化派敌对势力所散播的极端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刺激了党员干部的物欲、贪欲。

　　第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遭受破坏。这些西化派敌对势力为中国改革所设计的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的极端市场经济制度，迫使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都不得不自然而然地奉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方面劳动人民遭受国内外垄断资本寡头的剥削压榨，另一方面，金钱则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没有钱在今天的社会不仅仅被贬低和鄙视，更是在现实中寸步难行。在国有企业中，鞍钢宪法被全面废除，党对国企领导干部的监管、群众对国企领导干部的监督都被废除，这使国企管理腐败混乱，在私有化过程中被官僚买办资本鲸吞。经济私有化、社会财富被资本寡头们控制后，他们必然进一步去控制政治权力，控制党员干部乃至高级干部，这是腐败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而贺卫方所要在中国推行的宪政制度，就是进一步让国内外垄断资本财团完全控制国家政权。

　　第四，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党内规则遭受破坏。在80年代，西化派就曾散播过“扫黄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谬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内外反腐败的声音很高，但是当时掌握政治、经济改革话语权的西化派敌对势力则散播舆论称“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张维迎等人的名言)，阻止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制度规则——例如党内监督惩罚机制、群众路线、鞍钢宪法等等——以遏制腐败。在西化派敌对势力们看来，如果党员干部不腐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运转良好，他们通过改革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就无法得逞。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本来自身有一套完整的预防和消灭腐败的制度规则(文化传统暂且不论)，如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惩罚机制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这本来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内核，然而这套东西由于被贺卫方、张维迎等高层智囊极力诋毁成“极左教条”从而被搁置了多年，所以腐败才史无前例地泛滥起来。

　　可以说，中国社会阴暗面的形成，是和以贺卫方为代表的西化派敌对势力对改革的误导和破坏密切相关的。当然，要说责任全在美国敌对势力及其控制的贺卫方们的身上，也不完全准确，更关键的问题，是贺卫方们在党内有一些与之“里应外合”的保护伞，正是这些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按照贺卫方张维迎们的资本主义理论进行“改革”(实际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假如只处理贺卫方，不打掉卫方在体制内与之“里应外合”的保护伞，不纠正违宪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解决上述社会阴暗面，那么最终结果是：“一个贺卫方倒下去，千万个贺卫方将站起来”。

　　四、桑玉成为何要与贺卫方“里应外合”？

　　早在2006年新西山会议上，贺卫方教授就指出要体制内外相配合、互相分工来推翻共产党，在贺卫方的设计中，一部分人潜伏在体制内，不发表过激言论，而另一部分(包括他自己)则推行体制外颜色革命的工作：“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

　　到2012年，贺卫方已经更加公开地传播他们的这种“里应外合”的战略。2012年末，贺卫方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被有美国情报部门背景的布鲁金斯学会出版。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1月28日于华盛顿为贺卫方举行的新书发表会暨中国司法研讨会上，贺卫方公开发表了反共宣言：“不要要求在职的中国官员们说老百姓希望他们说的话，而学界人士则可以大胆谏言，和政界‘里应外合’，各司其职。……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让司法无法得到独立，中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要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根基进行改造，……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之一。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其他党派的正当性……以及军队不由党来控制而是忠诚于国家。……有的时候民意对这个国家起到重要作用，网络时代几十万人同时感到很愤怒的事情，他们会很紧张”。

　　党员贺卫方们，二十年如一日地在党内、在北大、在中国、在美国赤裸裸地、公开地、肆无忌惮地进行违背宪法和党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颠覆活动，却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处罚，很显然是在党内有保护伞。因此，当贺卫方受民间爱国民众批判时，一些体制内人物跳出来支持贺卫方，就是必然的了。

　　桑玉成就一直在体制内担任重要职务，为显示其身份的高贵，他发在澎湃新闻的文章在开头时故意宣称：【读硕士那时候的课堂上，我们……跟着王沪宁教授选读从古至今的西方政治学名著】。桑玉成现在担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助理、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等职务。

　　既然要在体制内与贺卫方“里应外合”，那么其发言尺度自然与贺卫方要有区别。当然，贺卫方也不指望桑玉成们像他那样发表共产党非法、中宣部非法、军队国家化、平反陆肆、共产党是法西斯等言论。(贺卫方的这些言行参见文章：《三峰：从“贺卫方现象”看中国面临的危机》 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6291.html )

　　然而，尽管桑玉成“穿上学术的隐身衣”(中纪委语)，但仔细分析他的学术著作，可以发现，桑玉成的政治经济理论与贺卫方是完全一样的。

　　在2004年第9期的求是杂志社主办的《小康》杂志上，桑玉成曾发表过这样一段主张：

　　http://www.gotoread.com/vo/2522/page262910.html

　　【桑玉成复旦大学教授：政商关系的本质矛盾就是用权力代替市场的运作。从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来讲，因为市场领域主张平等交换、自由竞争，一开始是排斥权力的作用的。如果权利干预交换行为，就破坏 了等价交换的准则。所以英国古典主义学者亚当·斯密讲，尽量避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官商结合，权力主体渗透经济活动也是常见的事情。现在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一些利益关系，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力度 很大，无法避免。政府只能不断调整，政府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公共的政府，成为驾驭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商搅不清的关系。】

　　对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中国社会中官商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现象，桑玉成完全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来解读，认为“政商关系的本质矛盾就是用权力代替市场的运作”，并且主张政治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越小越好，不断调整政府的职能，最终将其变成一个仅仅维护公共事务的中性的公共机构。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其政府都有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职能，比如兴修水利、提供一定社会保障、抵御外来侵略之类，再比如惩罚罪犯(如杀人犯)等等，上述所有的政府类型或多或少都有这些职能。

　　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政治学说认为，国家的本质，并非是这些公共事务职能，而是阶级统治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政治专制，以及两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当然，这些本质性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和理论中都是回避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其政府仅仅是也应当是代表全民的进行公共事务的政府，否认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及阶级斗争的存在。他们认为其政府是超阶级的、超社会的、代表所有个体和公民利益的公共政府。这些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显然是替西方垄断资本寡头涂脂抹粉的遮羞布。从桑玉成发表在《小康》杂志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不仅仅奉行新自由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也全盘接受。他不仅仅要在中国推行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要按照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造成资本主主义政治制度，即将中国的党和政府改造成去阶级化的、中性的、超阶级、超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工具。其本质只能是垄断寡头们的共同事务委员会罢了。

　　桑玉成在这里指责的“官商结合”、“权力主体渗透经济活动”等现象，其实指的是官商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官商勾结现象在封建社会就存在，然而其主要特征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控制商人和资本，商人和资本为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服务。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是也只能是指政治权力与资本融合，官商不分、官商勾结的政治权力为资本服务的现象和状态。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在英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中的一大批骨干，就是由原来的封建金融贵族转化而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开始就是封建权力和资本高度融合的国家。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贵族的色彩和权力逐渐淡化，国家政治权力完全由垄断资本寡头所控制。这些垄断资本寡头不仅仅利用国家权力确保自己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也利用国家权力为自己的企业和资本牟利，乃至在全世界推行殖民主义、侵略全世界，所以资本主义到了这个阶段，仍然是权力和资本高度融合的权贵资本主义。美国建国初，是一个奴隶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联合专政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南北战争后，则发展成一个垄断资本寡头专政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在今日美国，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保尔森、罗伯特-盖茨等等高级官员，都是大资本家，即权贵资本家，而且他们都曾明目张胆地利用国家政治权力为自己的企业服务(例如小布什等人的企业在国外伊拉克战争和国内公共事务私有化资本化进程中大发横财，华尔街资本如高盛财团在小布什的金融政策下获利丰厚)，美国政府里的关键政治职位，必然由相关的大财团所控制(如高盛等财团控制财长，孟山都等控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等)，这就是最典型的官商不分、官商勾结的政治权力服务于资本的权贵资本主义。

　　放眼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模式，都是政治权力由资产阶级控制、资产阶级利用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利的权贵资本主义。贺卫方、桑玉成们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改革模式，出现官员蜕化成资本家、政治权力被资本控制的权贵资本主义，是必然的结果。然而，贺卫方、桑玉成们制造谬论，认为英国、美国并非权贵资本主义，其政府是代表全民的，其资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政府在资本家和工人两个公民之间是中立的、公正的角色。他们颠倒黑白地声称，中国的官商勾结、腐败权力渗透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源，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彻底改造党和社会制度，让党和政府变成所谓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彻底消灭党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才能减少腐败和官商勾结。

　　其实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政治组织(政党)对经济的干预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如美国等国政府主要进行的那样，是代表资产阶级尤其是资本寡头的利益对经济进行干预。美国政治权力阻止中国企业的进入、金额危机后美国的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措施(诸如拿公民税收援助金融寡头)等等，都是如此。第二种，则是代表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利益干预经济的运行，例如对富豪征收高额税收建立福利制度、反对资本寡头垄断等等。在苏联、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强盛的时代，为了防止底层革命，美国及西方国家也存在这种广泛的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统治阶级，他们必然要按照宪法和法律，通过国家政权，对经济事务进行管理、组织和干预，这就是经济计划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因此，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官商勾结、政治权力被私人资本家乃至外国资本家俘获并为之牟利的权贵资本主义现象，正是党和政府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经济事务的管理、监管、干预、监督的合法权力被破坏和束缚，政治权力异化并被资本所控制对经济进行非法干预导致的。

　　桑玉成们借腐败现象、借官商勾结现象，否定党和人民管理经济的权力，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颠覆。

　　当然，桑玉成的经济、政治观点不仅仅是这些。桑玉成的基本政治主张，其实就是贺卫方的西方宪政民主和全盘西化。例如，桑玉成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官民协同治理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的论文，其核心观点和建议如下：【政府不能是、也不应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成员的个体或团体如非政府组织等公民自组织甚至包括私营机构等等，都将与政府一起共同承担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 现实社会的异质性、离散性和复杂性程度随着现代化发展的深入而不断提升, 需要有效的社会规制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通过培育多元的社会治理主体, 利用灵活多样的社会规制工具, 编织社会良好运行的无形之网, 就成了政府作为的一般取向。……培育多元化的社会自治主体, 营造公民社会发育的良好环境, 使社会的自主和自治能力得以加强, 从而形成政府和社会良好互动的格局。】

　　桑玉成认为，党和政府不仅仅不能干预经济的运行，即便是在公共事务领域，也必须与所谓的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所谓的“公民社会”分享权力，即不仅仅让资本寡头垄断经济，而且在公共事务领域也让资本家尤其是国外垄断资本进入并分享权力。桑玉成明确建议，要“培育多元的社会治理主体”，即否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地位，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让新生的资本家尤其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成为社会治理主体，即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和贺卫方主张的宪政完全是一种东西。

　　可见，这次桑玉成如果不跳出来替贺卫方辩护，反倒是奇怪的事。综合桑玉成的一系列学术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正是在体制内一直与贺卫方“里应外合”的小人物之一。

　　搞笑的是，桑玉成还担任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职务，搞不好，这些人已经将很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搞成了“坚强”的反共堡垒了。除了清华、人大、社科院等少数几个马院外，在全国高校中，甚至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已经成了地下党。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再不拨乱反正，怎能不会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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