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劫难：再赴伊拉克！（十一）

作者：永不消逝的电磁波来源：砺剑 2018-05-31 1614

美索不达米亚之眼

——中东十五年（十一）

永不消逝的电磁波

砺剑说：

这是一位军工人的亲身经历。

美国的F-117是什么空中神器？中国是如何发现它的？中国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做了哪些工作？战争的真实情景是怎样的？中国军工背后都有什么秘辛？

本文不仅有军工记忆，还有国之重器，不仅有异域风情，还有中国精神，还有我们最为看重的珍贵的家国情怀。

今天，砺剑继续推出本系列文章第十一章。

消逝的07年

伊朗算是外联期间出差最短的，只有一个半月。回厂以后就继续研究电子对抗。当然，我的一个想法也得到了姜处和张主任的大力支持，那就是无人机。这两个话题都比较敏感，就先放一放，不谈工作，谈谈自己。

在2006年年初，我母亲被查出淋巴肿瘤，于是我爸和我哥就带着她四处求医，后来在郑州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本来我哥想让她在北京待多一阵子，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好一些，但是老人还是觉得老家那边方便。

那段时间我也经常回家，大概三四个月就回去一次。本来我家就不富裕，但是我哥算比较厉害，跟我嫂子在北京打拼，经营自己的业务，虽然辛苦，但是也算小有积蓄。母亲看病的钱，基本都是我哥出的。

我的工资不高，假期也有限，但是能够看看老人，也让老人看看自己，已经很满意了。唯一母亲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婚事。

其实我也怕她唠叨，但是感情这个东西也急不得，一方面自己虽然过了三十岁，似乎还没有找到恋爱的感觉。车间的大姐曾经给介绍过女朋友，是工厂的会计。我倒是满意了，人家未必看得上我，要知道，工厂里面比我高比我富比我帅的多了去了。那些小鲜肉虽然没有我聪明没有我善良也没有我懂得生活，但是姑娘通常不在意这个。

就在我刚刚想要提升泡妞技巧的时候，就接到出发斯里兰卡的指令。等我从巴基斯坦回来的时候，人家都订婚了。

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亏欠母亲的，但是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努力，才能实现她老人家的愿望。好在我哥哥还算争气，侄子也大了，母亲多少也有些安慰。

2006年年中，发生一件大事，我们厂技术处领导和另外几位同志在广德空难中牺牲。

事情要追溯至1996年，由于西方长期对咱们的技术封锁，以及文革直到八十年代的以商养军，导致军品开发断档期过长，因此当咱们从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学到现代空战技术，准备重新开发预警机的时候，发现手里们什么都没有。而西方国家又不会提供相关的技术，这时候以色列又出现了。

鉴于前面介绍过的“和平典范”项目的经验，这一次跟以色列签订合同是很谨慎的，四套费尔康系统，一年交货，准备放在伊尔-76上面。

可是仅仅交付了一套系统以后，以色列就“在美国的施压下”，单方面取消了合同。虽然以色列总理沙龙给第三代领导人写信致歉，虽然按照合同返还了3.5亿美金，但是跟“和平典范”一样，它耽误了最宝贵的时间。

后来毛子得到消息，想兜售它的A-50，但是咱们有了那样惨痛的教训，就更加坚定了自力更生的想法。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居然将另外三套费尔康卖给了阿三！这就不是费尔康，而是让人费解了。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法支持说这个动作是对华友好的动作。当时，全厂那个群情激奋呀！

以色列的费尔康，后来我们也没有用在实际部署，而是拿来研究，因为软件里面监测出来太多的木马，当然这些木马我们也留起来了，估计阿三的费尔康里面也少不了。

我们早就有技术储备，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就行。国内的科研，当时还大都处于体制内的状态，什么都是单线联系，上支下派，没有形成良性的竞争关系。

费尔康事件出来以后，各个单位同仇敌忾、摩拳擦掌、通力配合。三年以后，自己的系统就上机了。按照之前费尔康项目的规划，搞了两个系统，空警200和空警2000。200用的是运八载体，背了一个平衡木，类似以色列的研究但是没有装备的湾流系统。

以色列国土狭长，它对预警机的战术需求跟咱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平衡木上马的时候也曾经有不同声音，但是考虑到台海的紧张局势，考虑到一个过渡，最终高层还是拍板了这个项目。

各个专业快马加鞭，到了2006年初已经有了两架原型机，并完成了基本性能测试。但是在2006年6月份，在准备进行空中指挥和电子对抗演练的时候，2号原型机坠毁，40多名……

广德空难对工厂的冲击还是挺大的，虽然大家也理解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摊上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谁也不会好受。

虽然后面的调查显示，空难与雷达系统无关，但是工厂领导还是认真的总结了一下我们的设计，并与空军和西安的同志们一起，重新提出了设计要求。包括了平衡木，包括了大盘子，都进行了重审。

大家都很忙碌，但是也都很压抑，直到2007年年底，新的系统上机，经过测试也达到了验收标准，才松了一口气。

2001年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大叔，但是也打开了中东地区的潘多拉盒子。在咱们国内，很容易找到一本书，叫做《科林.鲍威尔传》，据说是励志的典范。但是这本书现在美国是找不到的。

鲍威尔曾经是美国历史上职位最高的非裔，现在也是排在奥巴马之后，名列第二。他曾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就是总参谋长。2001年年底担任第44任国务卿，2004年底当届任期未满辞职。

2003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他做了自己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次发言。他手里拿了一个小瓶子，说是从伊拉克得到的生化武器样品，播放了据说是截获的伊拉克军官的通话，还有伊拉克叛逃军官的证言，当然，也少不了包括有卫星照片和许多箱式卡车照片的PPT，以此来证明伊拉克并未放弃生化武器的研制。

他的发言，虽然没有让联军得到联合国授权，但是也使得一个月之后英美联军对伊拉克动手，干掉了萨达姆有了一个借口。后来在美国大众看来，鲍威尔的这一次演讲，严重影响了这次战争，造成大量伊拉克平民死亡和美军官兵伤亡。直到今天，即使已经占领伊拉克近十五年，美国和它的盟友依然没有找到萨达姆大叔研究生化武器的半点证据。不过无所谓，大叔还是上了绞刑架。

美国国防部2007年2月9日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伊拉克战争前情报的内部调查报告。报告认定：有关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存在明显联系的评估在质量和可信度方面都是可疑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2007年9月份出版的回忆录中表明：进攻伊拉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石油。2011年2月，曾经向美国和德国透露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导致伊战爆发的变节者阿尔-贾纳尼坦诚：一切都是谎言，但是不敢相信的是，你们居然相信了。

美国人，或者欧美人，普遍认为鲍威尔用假情报欺骗公众的行为是严重的渎职行为，是不可原谅的。这也导致鲍威尔没有完成他的任期，甚至没有像其它美国政客一样，可以在卸任之后担任大公司的顾问，或者再次走入政界。

不能说鲍威尔晚景凄凉，但是当年他支持奥巴马连任的时候，奥巴马甚至都不敢正面回应，连句谢谢都没说，可想而知鲍威尔的地位。

其实，个人诚信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最大的财富。许多人丢官甚至丢命都行，但是诚信都不会丢，诚信丢了，就生不如死了。

2006年底，老美准备从伊拉克撤军。不撤也不行，成本太高。而且按照当时的测算，伊拉克的每年需要偿还的外债和战争赔偿费用，已经达到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倍。

老美以莫须有的理由强暴了伊拉克，还让伊拉克买单，够狠的！

于是伊拉克过渡政府，当然是在美军退役将军杰伊.加納的指导下，开始了重建准备工作，其中分三个部分：选举并组建伊拉克政府；恢复伊拉克经济；重建伊拉克军事力量。

由于当年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时候，我国并未行使否决权，由此也得到了重建伊拉克的邀请。于是总参组队，因为之前对伊拉克事物相对较为熟悉，我被加入到工作组，2007年元旦到来之前就进入伊拉克，进行前期的评估和摸底工作。

这一次是从迪拜转机去了巴格达，比上次过去的时候方便多了。可以看的出来，解除经济制裁，对伊拉克经济的确实有很大帮助。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可是问题是，伊拉克的油田和炼油厂很多都毁了，产不出来油，哪里来的钱呢？用满目疮痍来形容当时的巴格达一点儿都不为过。

维基解密的美军文件显示，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的平民数量达到6万6千多人，这还不包括在战争中阵亡的伊拉克士兵和战争结束后阵亡的与美军作战的抵抗组织人员。小布什的牛仔风格也许爽了他和他的同僚，但是伊拉克的伤口却已经无法弥补。

上次过来的时候，伊拉克人基本安居乐业，家家有车有房。可是这次过去，路上随处可见汽车炸弹的残骸，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安保人员，晚上市区也大片的黑灯瞎火，只有使馆区所在的绿区相对还有些人气。

居然见到了纳西姆，八年没见，都有些认不出来了。上次离开伊拉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伙子，现在肚子也大了，脸上留起了八字胡。纳西姆的表情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整天笑嘻嘻的，见人就用中文打招呼。这次见面，感觉他虽然热情，但是眼神里面透着一丝苦涩。

战争对于纳西姆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在战争前，中资企业都撤了，纳西姆负责“打更”，替办事处看大门。尽管美军行动迅速的就推翻了萨达姆，但是并没有有效管制伊拉克，军事行动造成了权利真空，各个地方诸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纳西姆一个人在拉马迪独木难支，后来办事处被洗劫，甚至是谁干的都不知道。还好，由于纳西姆在巴格达有亲戚，他就带着家人搬过来巴格达。

由于他长期在中资企业工作，跟使馆人员也认识，因此就在使馆旁边开了个店，做一点中伊贸易。其实那时候哪有什么贸易，中国人的命要紧，你给钱人家都不来！纳西姆做的其实就是翻译、代办签证什么的，勉强养家糊口。

而平静的拉马迪，现在已经成为地方势力、反美武装和政府军相互争夺的据点。曾经在伊拉克，没人关心政治，大家都慵懒的享受那种虽然不太富裕却很知足的生活。现在倒好，伊拉克人不再懒惰，都忙着吵架、算计、防守、进攻，你给我一拳头，我给你一炮子。

其实估计牛仔小布什已经意料到他所面临的窘境，全球反美反战情绪高涨，而美国国力也只够支撑战争费用，对战后重建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在2006年伊拉克重建开始的时候，美国就宣布欢迎各个国家参与伊拉克重建。但是暗地里，毛子是被拒之门外的。

当年萨达姆大叔的十万精锐共和国卫队，面对美英联军的空中攻势，转眼就灰飞烟灭。但是过渡政府在重建军队的时候，却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

伊拉克人挺有意思，他们按照家族或者部落什么的来区分，举个例子，政府军派阿里巴巴去清缴四十大盗，还没到地方，阿里巴巴发现他跟四十大盗是老乡或者亲戚，那他直接就倒戈。政府那边在傻等，怎么还没有消息？再派人去看，发现阿里巴巴跟四十大盗已经联手成立新政府了。这就是当时伊拉克的情况。

一开始我们住在绿区，有时候晚上也能碰到各个国家的人。没有什么娱乐，大家就出来跑步。见了几面就认识了，也就互相打招呼。当然也说一些客套话，但是实话是不能说的，谁知道对方是谁呀？

不过也不都是坏人，有碰到一个黑人大妈，是北美一个什么教会的，帮助苦难中的伊拉克儿童，感觉挺好的。这个大妈应该是美国东部那边的，一激动起来说话速度超快，让我根本反应不过来。字里行间，她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是相当不满意的。她认为那是罪行，而她的团队，就是过来赎罪的。

美军把轻武器和运输、巡逻车辆都留给了过渡政府。但是伊战期间大量散落于民间的武器装备，让老美的这些轻武器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威慑力量。那边，伊朗派出的什叶派民兵也在打伊拉克的主意，安全形势刻不容缓。

据说，伊拉克在寻求我们的易货贸易，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钱，另一方面十年前人民币还不是国际流通货币。

我们的工作，跟当年黄处去斯里兰卡的工作一样，就是先了解情况，为制订下一步的策略提供准确的依据。

于是，就跟领导提出来要去纳西里耶和巴士拉看看。这两个都是伊拉克南方的大城市，相对治安条件稍微好一些，当时并没有中国的安保公司在那边，美国黑水的价格咱们也承担不起，使馆里面事情又多，抽不出人手。这个时候，就想起了纳西姆。

走过去纳西姆的小店，正好他在，说明来意，纳西姆显得有些犹豫，不过还是叫上了他的一个表兄弟，准备三个人一起出发。

跟着使馆人员去过渡政府办理了手续，过渡政府居然都没有派人跟我们一起去，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仅次于最高等级的第二等级通行证件，确定了当地的联络人员和联系方式。

于是就跟工作组做了汇报，我知道这一次有多凶险，因此把随身行李都留在了巴格达，只带了应急用的工厂发的手机、一个工具箱和随身的小本子，装在一个包里。我们租了一辆丰田皮卡，就匆匆上路。

纳西里耶是第一站，它位于巴格达跟巴士拉的中间，是美军建立的伊拉克政府军和警察部队的训练营。

来到总部，出事证件说明来意，当地指挥官伊亚德中尉告诉我们，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预警系统和防空系统，现在都是美国人在提供保护，他们也不担心敌人过来。我问他，那明天呢，以后呢？他说，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他自己还在不在世，以后的事情留给以后再说。

其实这也是事实，伊拉克部队士气低落也是有原因的，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并不在他们手上，是在美军手里。而伊拉克当时诸侯林立，基层官兵甚至都不知道为何而战，更不知道何时美军就用他们做炮灰。只是考虑到政府军的待遇要远远好过无所事事，因此才吸引了很多在战争中失去了经济来源的人加入其中。

从训练基地里面看，美军提供的训练内容还真的没有什么保留，都是实打实的。但是伊拉克官兵能否从内心接受他们的任务，还是只是把它当成是谋生手段，不同的目的将产生不同的结果。

当晚住在纳西里耶的训练营，傍晚，就听见一声巨响，次日早上有人说，前一晚市郊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虽然威力很大，但是美军只是几个受伤，没有人阵亡。

其实我觉得美军的防护做的非常贴近实战，全身基本只有四肢露在外边，其它部位都是凯夫拉的防弹衣，还有头盔和防碎片眼镜，当然，还有护膝和护肘。

在伊拉克，白天穿着那身装备会很热，但是美军大兵都习惯了。在受到突然袭击的时候，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头盔眼镜和防弹衣，会大大降低美军大兵的阵亡几率。

又想起来去年前的中国维和部队马里遇袭事件，以后有空详细讲讲……

到达巴士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吃了点儿东西，就跟当地指挥官易布拉欣中尉聊了起来。易布拉欣告诉我们，当地有两部预警系统，还有一些SA-6，但是不确定能不能用。我请他带我们过去场站看看，于是几个人就出发了。

到达第一个场站的时候，我稍微有些欣慰，因为预警系统基本能够满足要求，对当地的空情还是可以提供200公里左右的侦测能力。

当时已经是晚上，就跟易布拉欣中尉坐在院子里抽水烟。我对中尉说，临时政府的军队需要尽快明确自己的作战目标，这样才能够设计出它的体系。易布拉欣中尉说，空军现任最高指挥官，是阿巴斯将军，没错，就是我在扎胡场站的老相识，那个时候的阿巴斯旅长，现在的阿巴斯将军。

中尉介绍说，他们最困难的两件事，当然首先不知道他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要对付谁？其次，他们没有专业技术人才。萨达姆大叔被干掉以后，许多前伊拉克军队成员，或者共和国卫队成员，为了防备着被秋后算账，都已经解甲归田，基本没人留着军队里面。于是，我想起来一个人，曾经穆沙拉赫场站的指挥官，我的兄弟纳吉。

提起来穆沙拉赫场站，易布拉欣中尉说，那个场站已经撤了。于是，我拜托他一件事，就是在接下来几天，我会尽可能的尝试恢复他手里的几套系统，同时，我希望他调动一切关系，帮忙打听纳吉的下落。

修复工作有些危险，因为在伊拉克战争中，美英军队采用了贫铀穿甲弹。这个东西很恶心，它攻击力惊人，同时也是有辐射，因此在检查现有装备的时候，要特意检查它有没有被攻击甚至命中过。如果有残留，那就不能靠近了。

然后真的就发现有一套SA-6的雷达车，曾经被直接命中。于是我请易布拉欣中尉的人把那辆履带车拖到沙漠里面，离我们越远越好。

美军占领伊拉克期间，并没有恢复或者建立当地的秩序，因此当时伊拉克过渡政府的治安已经远不及萨达姆大叔时期。大部分值钱的装备都被当地的部落卖废铁或者，差不多的用途，留下的不能说是破铜烂铁，但是很多都是无法修复的。

这次来得匆忙，也没有带任何零部件，这就苦了我们几个。纳西姆本来是学修路架桥的，也被我拉着打下手。我们就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一周时间东拼西凑整理了一套SA-6系统。

易布拉欣中尉过来，也看到了我们的努力，一方面，他表示感谢，很由衷的那种；另一方面，他跟我讲对不起，说是没有纳吉的任何消息，不过他还会继续找。

我们又待了三天，把这边的详细情况做了记录。利用晚上的时间，我做了一份报告，是英文的，将我所看到的情况，对空情的分析，对现状的判断，阐述了我的观点。最后，我推荐了几款国产系统，包括了性价比较高的，适合当前伊拉克政府的预警系统，以及符合伊拉克政府需求的红九系统。

这里要说明一下，虽然红九不是我们集团的产品，但是它是我们国家的拳头产品，也最符合伊拉克政府的需求。如果这个生意能够做成，那么中国的产品，甚至产品线，就会成为伊拉克军队的标配，从而进一步改善伊拉克军队的防御能力和水平。

三天之后就启程返回巴格达，也不是我们不想多待，实在是情况特殊：伊拉克政府军居然补给困难，虽然只是多了我们三个人，但是感觉能够提供的给养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为了让我尽力工作，纳西姆和他的表兄弟每顿省了一个面包给我，看着有些让人寒心。返程路过纳西里耶城北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个很大很深的弹坑，不知道是不是两周之前那个炸弹留下的作品。

匆匆往回走，希望赶快回到绿区，谁知道刚刚过了纳西里耶，就出事了。

来的时候还畅通的路，上面突然多了个路卡，十几个穿迷彩服的人荷枪实弹的站在路障后面，打手势要我们下车。

这次我没有带伊拉克前政府的驾照，我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东西应该用不了了。所以，全程都是纳西姆的表兄弟在开车。他看到这个情况，就下车走过去路障那里，跟那些人讲着什么。然后，那其中像是带头的两个就举着枪走到我们的车子旁边，示意我和纳西姆下车。

纳西姆说看起来他们不是政府军，但是让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做。纳西姆下车把双手举过头顶，我也按照他的样子，举起双手，然后下了车。那两个人其中胖一点儿的走近车子，翻出我的包，扔在了地上，然后就蹲下身，准备去翻。

纳西姆喊了一声什么，然后旁边那个高一点的就用枪托一扫，从下往上重重的撩在纳西姆的下巴上，直接把纳西姆掀翻，痛苦的倒在地上，满嘴是血。虽然也在战场的边缘游走，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如此接近死亡。本来还有一丝恐惧，但是纳西姆倒地，倒是激发了我土匪的血性。

大老远过来，不是哭爹喊娘的玩什么“大漠好声音”，要么就挺过这一关，要么横竖一死。就算如此，我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不能丢了东北人的节气！脑子一闪而过的念头，就是死也就死了，但是不能跪着死，让人瞧不起。

于是我声嘶力竭的用中文喊道：有种冲我来呀，老子是中国人，甭指望让老子跪地求饶！有本事就干掉我，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丫挺的，来呀！

路障后面的那些人听见这边有喊声，马上把枪都举了起来。又有几个人冲到路障这边，举起枪，对着我们三个。这下子我冷静下来，观察了一下。本以为这些土匪端着的应该是AK47，没想到全部都是M16，看样子不是旧政府的残余势力。但是他们是谁？美军装备又是怎么落在他们手里的？

这些问题真的很难解释。纳西姆的表兄弟马上对着他们喊了几句，只见纳西姆身边那个高个子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纳西姆胡子上全是血迹，但是表情毅然的对着他说了几句。然后那个高个子走到我身边，我真的吓尿了，但是还是要故作震惊，心里算计着就别折磨我了，一枪结束算了吧；一边竭力控制我的腿不要抖得太明显。

高个子用英文问我：Are you Chinese? 我说：Yes. And you can kill me without doubt. But these two men work for me. They know nothing, let them go. 那个大个子听了，哈哈大笑，回头用阿拉伯语不知道说了一大串什么东西，然后后面的人就把路障一开。那个高个子走到纳西姆身边，拍了拍他身上的灰尘，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然后纳西姆和他的表兄弟就从地上捡起来我的包，拉着我上了车，一溜烟的走了。

就那么沉默的开了大概半个小时，才慢慢缓过神来。纳西姆一直在那里弄他的嘴巴，那个高个子一枪托打掉了他的两个牙齿。

我问纳西姆刚才是怎么回事，纳西姆一边吐着嘴里的血沫，一边说：那些人是拦路抢劫的反政府武装，看了我们的通行证，以为是政府人员，差点送我们去上路。不过后来高个子听说我是中国人，又说，那条路是中国人帮他们修的，而且中国没有轰炸伊拉克，也没杀害伊拉克平民，所以就把我们放了。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腿，半个小时了，还在轻轻的抖。就问纳西姆，今天我表现得怎么样？纳西姆说，“你真牛B！”，原话。

我苦笑了一声，战争，改变了太多太多。原本与世无争的伊拉克人，现在都成了梁山好汉。他们虽然放了我们，但是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仇恨不会消弭，它只会增长，不停的增长。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实际是把恐怖这个恶魔，播撒在中东那贫瘠的沙漠之中，然后用平民的鲜血去浇灌。

只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人，永远都不要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回到巴格达的时候已经是快要晚上，吃了点儿东西，打开自己的电脑收了一下邮件。结果，一下子蹦出来我哥哥发过来的七八封邮件。最早的邮件是问我在哪儿，电话打不通；然后就问方便不方便回家；然后就是我母亲病危，希望还能说一句话；再然后是哥哥跟我们车间联系了，希望能够联系上我；最后一封邮件是前天，母亲去世了……

我的天空塌了，是真的，如果说在纳西里耶的冲动，让我还有一丝力气，那么看到这个邮件，我已经完全瘫了。

母亲是天，我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跟她说，我这儿子也太不合格了！脑子一充血，拨通了车间张主任的电话，听到那头张主任的声音，我直截了当的问张主任，我家里是不是联系车间了，车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张主任听了我颤颤巍巍的嘶吼，让我别激动，说马上打给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除了哭泣，完全没有了意识。

大概过了五分钟，手机响了，张主任和其它几位车间领导从大领导的办公室打电话过来。大领导居然首先问，山爷，怎么样，还顺利吗？这个时候我算冷静下来，我想反问他，你妈若是没了，你还顺利吗？但是忍住了，平静得没再说什么，只是告诉他，我回国以后会直接请假回老家一段时间，然后就挂断了。

说实在的，我也记不起当时到底干了什么，走在院子里面，仰望巴格达夜空，不知道天上哪一颗星星是母亲。长这么大，没流过眼泪，但是这一刻完全控制不住了。我打开地图，定位了我家乡的方向，瘫在地上，茫茫然看着夜空泣不成声。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这样的无助。想吼两声，却不知道怎么样吼出来。我一直在掐自己打自己，但是无论怎么样做，母亲都不可能再回来了。时间仿佛已经停滞，世界也变得模糊……

虽然工作组的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但是可能还要继续逗留一周左右，后面有一点儿扫尾的事情。熬到早上，就跟工作组组长请假，希望第二天下午的航班就提前回去了。

组长听说我的母亲去世了，就问我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说四天之前。他气得差点儿没跳起来，说那你怎么才说呀？我说我也是昨晚刚刚知道，家里打电话到了车间，车间没告诉我。

组长先是震惊，然后冷静下来问我：山哥，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自己手里还有一些需要总结的工作，另外，也把写给阿巴斯将军的信交给组长，请他帮忙审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转给阿巴斯将军。同时，我也介绍了跟阿巴斯将军在扎胡场站的过往经历，嘱咐站长，最好带一点中国的特产给他。

另外一件事，我请组长一定要想办法，请北方集团也好，中铁中建或者其它的中资企业也好，给纳西姆一个中资职员的身份。他懂中文，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情谊，明知前路危险，仍然选择陪伴。这样的外籍人士，我们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留住他，留住他的人，更要留住他的心。这样以后我们中资企业正式进入伊拉克的时候，纳西姆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值得信赖的桥梁。

“就没有其它的了吗？”组长问我，我说没有了。组长看到我依旧在颤抖的双手，知道我在强压住内心的悲痛，也没好说什么，把他的电话留给了我。这个事情不简单，以工作组长的级别，找他秘书都要通过办公室的，现在居然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我。

然后，又硬塞给我一些现金，还叮嘱我路上不要太分神，要把家事当成工作来处理，要注意安全，还让我到家后务必给他一个电话。然后通知组里的同志，请他们帮忙办理当天下午的航班，让我马上就回去，不要再等到明天了。

组长，谢谢您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的理解和支持，我永远不会忘记！

当天下午没有航班，要晚上才有，于是下午就不知道去哪儿好了。找到纳西姆，打了个招呼，道了一声感谢。问一下纳西姆，能否带我去一下他们的清真寺。

看着纳西姆头上包了几圈急救绷带，估计他的下巴也脱臼了，也没跟他说起母亲去世的事情。他也没多问，带着我走了不到五分钟，就来到一个很大的清真寺。

以前我也跟他去过拉马迪的清真寺，但是因为人太多而没有进去大殿。我想象中以为那个大殿应该跟大雄宝殿差不多，里面有真主耶稣如来观音什么的，但是进去以后才发现，里面除了地毯什么都没有。我掏出来一个指南针，确定了一下方位，对着我家乡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纳西姆以为我要祷告，拉着我说，方位应该是大殿前面那边。原来大殿的三面都是门，可以随便出入，只有前面是墙。我对着他摇摇头，他就没再管我。

起身以后就跟纳西姆道谢，他替我挨了一枪托，委屈了。然后就是道别，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相见。我没有告诉他我跟组长的交待，不管那事儿后面成或者不成，我只是尽心了。对于这样的朋友，不能留下亏欠，更不能有遗憾。

回家待了两周，心思还在游离，无法释怀。平常出差的时间太多，没机会陪着母亲，连弥留之际说句话的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太亏欠母亲了！

父亲被我哥接到北京去了，我哥和嫂子也能够照顾一下老人家。母亲没了，我们希望父亲能够健健康康。对我而言，能够舒缓心情的最好方式，就是努力工作。

于是回到了工厂，刚刚走进工厂大门，迎面就碰到了张主任，他想跟我说什么，却又欲言又止。回到岗位，我虽想努力工作，但是心情还是在游离状态。

小王听说我回来了，马上带着老婆孩子来到我宿舍。以前在我这里，他插科打诨从来不停嘴的，现在面对着我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说。

后来，车间的其它同事告诉我，其实我哥给车间打完电话，车间上上下下就都知道了。张主任就要马上打我电话通知我，但是被车间的大领导拦住了，说是怕影响我的工作，而且还说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

母亲弥留之际，只是想听一下我的声音，这个朴素的愿望居然瞒着我不知道！我心里很压抑，把纳吉送给我的那个写着“美索不达米亚之眼”的扎头带在身边，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眼，抽烟喝酒发呆成了每天的三个必修课。

大概一周之后，也就是快春节了，工厂召开了员工大会，这是一年最热闹的时候，俱乐部里面坐满了人。我是像一只风筝一样，被人牵着进去的。人进去了，心思却不在，脑子里面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突然听见远远的主席台上有人叫我的名字，坐在旁边我们车间的同志用胳膊肘怼怼我，让我上台领奖。我稀里糊涂的就走上去了，傻傻的站在那里。

厂领导宣读了来自总参、外交部和集团总部的嘉奖令，由于我的努力工作以及之前跟阿巴斯将军建立的友好关系，伊拉克方面对我们的服务极为满意。里面也添油加醋的讲了一下在纳西里耶那宁死不屈的故事，就好像有人亲临现场一样。我知道，这个故事一定是出自纳西姆之口。

可是我，还是僵尸一样站在那里，直到厂领导走到我面前，递给我嘉奖令，然后跟我握手，对我说 “听说你母亲去世了你都没有回来”，我这才反应过来。这些日子的委屈和迷离终于找到了发泄口，我颤抖着从口袋里面掏出来纳吉送的头巾扎在头上，向领导鞠了个躬，然后走到主席团的一角，向着我家乡的方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掏出来打火机，在厂领导和四千多名厂职工目瞪口呆的眼神中，把那个嘉奖令烧给了我的母亲……

那个嘉奖令级别很高，虽然不是第一次，但也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拿到的，它是可以载入工厂和车间历史的。

厂领导本来已经商量好，嘉奖令和奖金给到我以后，奖金可以自己留下，但是嘉奖令要进厂荣誉室，没想到我的动作那么快。厂办主任李大胖子冲过来的时候，已经灰飞烟灭了……

那个嘉奖令级别很高，虽然不是第一次，但也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拿到的，它是可以载入工厂和车间历史的。

就在我灵魂出窍的这段时间，周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车间大领导向我隐瞒母亲病危消息的做法激起了民愤，首当其冲的是张主任。

由于张主任认为我有能力自己去平衡这个关系，所以当时极力反对向我隐瞒情况，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后来看到我整天失魂落魄的样子，张主任也崩溃了，他自认为对不住我，于是向厂领导提出来提前退休。张主任要退休，车间马上炸锅了，大领导才刚刚调过来三四年，而张主任在车间工作近三十年，为车间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不夸张的说，张主任就顶了车间的半边天。虽然张主任自己没说什么原因，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

接下来的一天早上，车间大领导去食堂买早餐的路上，正碰见已经退休了的老刘。老刘当街破口大骂，说大领导为了一己之私，牺牲了群众，是想当官想疯了，是坏了我们车间这锅粥的老鼠屎，是当代的秦桧。老刘是工厂老人，熟脸多，人也实诚，大家都信他，弄得大领导一早上的灰头土脸。

这个还算小事，反应最奇葩的，应该算小王。他曾经说上学的时候养成了毛病，最喜欢上政治课，因为政治课睡眠质量最高，所以他从未缺席过政治课。以前每周三下午车间政治学习的时候，小王基本都是在打瞌睡，有时候还因为呼噜声太大挨过批评。现在车间政治学习他不瞌睡了，反而提前仔细研究各种文件、领会各种精神，然后政治学习的时候就开始提问题。毛主席说：凡事，就怕认真二字。小王认真了，他认真学了，然后就变得可怕了。

每次学习，他都要找大领导的茬儿，尤其在政治学习那样的场合，甚至大领导每说一句话，他都要提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大领导好不容易答上来了，他突然再转，问大领导：你就明确的说，第一代领导讲的对，还是第二代领导做的对？这好比问你马克思的对，还是列宁的对？本来大家都喜欢打瞌睡，但是他这样一来，大家都精神了，在下面窃窃私语。大领导这样也不好回答呀，环顾四周，又发现其它人这个时候又恰好都低头做瞌睡状，谁也不出头打圆场。

再后来，大领导在所有的组织生活里提出来的建议，小王全部都反对，而且理由充分，发言的时候也是慢条斯理但是“坚持原则”。小王这种软磨硬泡的方式是当领导最忌讳的，你又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你的威信也被他慢慢消耗光了。小王这样一来，车间其它几个年轻的技术员也这么来，于是，死气沉沉的民主生活会一下子变得人声鼎沸起来。

于是大领导坐不住了，他开始臆想我在背后煽动人造反。其实如果换成别人，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问题，那就是直接找我面对面好好谈谈，如果在公开场合能够让我表个态，那事情也就过去了。

可是，大领导毕竟是大领导，他没亲自找我，而是让车间工会主席来找我谈心，说我不能把领导的好意当成驴肝肺，更不能拿领导的善良当成软柿子。还让我去找大领导承认错误……

这次谈话的效果可想而知。其实不能说我在车间的人缘有多好，但是我的人品不太差却是人尽皆知的。那段日子我整个人都是傻的，甚至都不跟群众接触，就我这个样子哪里还有心思去串联造反？再说，文革都过去了呀，谁还用造反这个词呀？

大领导的状其实已经告到了厂里，于是厂里派人下来了解情况，但这个风声传出来，基层群众就更不答应了。

基层的反应越强烈，他的压力就越大；他压力越大，就越认为是我在背后搞鬼。然后就越想“报复”我，这又激起基层更大的意见。于是他又进行错误的选择，试图用又一个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他怎么样我不管，反正我厌倦了。

我找到姜处，告诉姜处我想调离车间，姜处倒是表现得开心，以为我终于同意去联络处了。但是我跟姜处讲，就我处理矛盾的这两把刷子，去联络处估计也会吃不开，我是搞技术的，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能否调我去技术处。

姜处笑了，说他是联络处长，不是技术处长，我想进技术处，却来找他，这不是南辕北辙吗？我也是稀里糊涂的，没听出来这是个笑话。以为姜处也无能为力，于是下午就给我哥打了电话，说我自己的人生太失败，工作也是一堆烂摊子，想去北京投奔我哥。我哥倒是很爽快的答应了，说我可以先过去，愿意工作就出去工作，不想出去工作就待在家里，帮他和嫂子料理一下他们公司的事情，顺便陪陪我爸。

晚上，就在自己的电脑上面打了一个辞职报告。这个报告真的不太好打，一方面，我是真心热爱我的工作。我想钻研技术，同时也希望自己得到基本的尊重，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仅此而已。

走过那么多国家，最反感的就是窝里斗。有什么本事都花在工作上，那么多难题还没解决，浪费时间斗来斗去有意思吗？再说，我也不是吹牛，几通电话可以解决掉所有的事情，可是我也并没有出手呀，就是不想跟你玩儿这个。

另一方面，车间的同志们对我非常好，平时一起工作一起打拼，需要的时候对我都比较照顾，我也都记在心里。就算要离开，也确实舍不得我的伙伴们。

第二天一早，正好碰见小王，告诉他中午想聚聚聊聊，但是没提准备交辞职报告这码事。心里想着中午再跟小王交待一下，下午就回去收拾铺盖卷走人。谁知道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了调令。

这是一个升职调令，调任技术处副处长。我的下巴都掉了，看来中午还是要约小王，只不过主题就不太一样了。

技术处的副处长，通常都是工厂几个核心车间的技术主任出身，我只是一个车间的技术员，直接破格提拔成为技术处的副处长，这是什么节奏，又是多么大的荣幸啊！后来知道，其实张主任提交预退申请的时候，曾经希望我去接替他的位子。但是他也知道，这个建议车间大领导不会同意。

其实工厂领导也早就确定要把我弄到技术处，但是上次姜处调我去联络处的事情，让厂领导犹豫，不知道张主任放行不放行。所以再后来姜处跟厂领导提出我的想法的时候，厂领导先咨询了技术处的意见，也咨询了张主任的意见。张主任说，如果能够调我去技术处，同时还能够继续负责我们车间正在进行的几个项目，那就万全齐美了。厂领导说不急，调我去技术处没问题，但是你张主任也必须留下，不能退休，烂也要烂在工厂里面。厂领导都发话了，张主任自然没的话说，我的出路解决了，他的心病也消除了不少。

另外，也有厂领导担心我的精神状态问题，姜处倒是明说了，如果一个神经病都能得到最高嘉奖，那我们工厂就应该立即动手去精神病院去抢人。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厂办这一次动作这么快，比我还快，第二天就把调令发到了车间。

这也许，也是广德空难之后，工厂缺人的原因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