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外一篇）
故乡是20世纪初英国福公司在豫北开煤矿、建电厂、修铁路形成的城市。我离开它30多年了。它带有民国时期风貌的街道，充满豫北乡土气息的习俗，像一幅历史画卷时常浮现在我眼前。这十多年它变化很大，我却很少回来。这次春节探亲，我想仔细地看看它的新面貌。
初到的几天，我每天都在街头行走观望。它与我印象中的模样相比，真像换了个人。我那时常去的露天体育场、职工俱乐部、新华影院、剧院等等，都连根拆除，改建成样式用途不同的新建筑。饭店、商店增加很多，街道两边一家接着一家；新高楼大厦，一座又一座散布城区。老城区市容变化太大，简直不敢相认了。只有残存的那些旧建筑，使我想起过去这里是什么样，它周围有哪些场所，道路通向哪里。新城区，是全新的地方，街宽楼高，气象恢宏，完全是现代化都市的景象。道路上不时出现的名牌汽车，展示着这座城市的富裕和时尚。看到故乡这些年来如此大规模快速地更新发展，作为久在异乡的游子深感惊喜，甚至庆幸它赶上了好时代。走得身体发热，想到这些心里也发热。
接下来，我的感受就变得复杂了。回到故乡，一连几天都是雾霾密布。明明是晴天，太阳却异常昏暗，全城像是钻进了热气腾腾的澡堂。刚刚走过不远，回首身后的高楼大厦已经被霾遮住。浓浓的霾，让人透不过气，看不清物。过去那种蓝天白云，空气清澈，一眼就从街道这头看到那头的寻常街景，变成可遇不可求的“美景”了。以前街上，人们骑着脚踏自行车，现在这类自行车少多了。摩托、电动自行车在马路上疾驰。商店里传出高亢的音乐声、叫卖声，道路上汽车的急促喇叭声，让人感到耳痛。故乡原本是方圆不过二、三公里的小城市，人们出门不是步行就是骑自行车，乘公交车的人都很少，走在街上，要不时与熟人打招呼。现在我到新城区游览，是在好友的陪伴指点下驾车前往的。友人们说，城市小时，很多当地人认为没有气派。后来城区像摊大饼似地疯狂扩张，转眼间从人口到地盘都扩大到惊人的地步。工作生活的半径大了，加上拥堵，大家又留恋小城市的便捷了。这几天我行走街上，竟没有遇到一个熟人，有身处异地他乡之感。
生活习俗的变化也不难察觉。过去邻里同事朋友间，相互串门拜年的活动现在消失了。拜年由亲自登临变成了电话问候或短息发布。以往年里走亲访友常留在对方家里吃饭喝酒，家家摆桌待客的热气腾腾的场面不见了。如今大家会面、吃喝大都转移到饭馆、茶社等公共娱乐场所。我上大学期间和工作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回来探亲，与友人、同学会面交谈、吃饭甚至玩乐，大都是在朋友家或自己家里进行的。友人之间相互串门，都要与对方家中的其他成员见见面，真诚的问候，简朴的款待，彼此间有一股热络劲，浓浓的乡情弥漫在身边。现在亲友之间走动少了，商场和饭店的喧嚣取代了家中客厅的热闹，社交场面上的客套语取代了朴素实在的家常话，羡富炫富的味道时时浮出，原来淳朴的乡土气息淡化了。
这次回故乡，我还明显地感到故乡那些独具地域历史色彩的东西大都看不到了。英国福公司高大宽敞的洋房院落，解放后曾长期用作市委招待所，到这里的名人要人往往在这儿下榻。这样重要的城市标志性文物和建筑，因地处在闹市，为建设商业楼盘从原址拆除。旧新华街是解放前城市的主道，街道两边主要是民国时期遗留下的建筑。那些砖砌门窗和墙饰图案，略带西式建筑风格。现在它已经拓宽改建，没有一点旧痕迹。还有一中的日字形大方院子，那是日本侵华时所建。解放后，家乡的第一所中学，就是以此院为依托建立起来的。方院内道路呈十字形，院内长满果木花草。其中一棵有碗口粗的桂花树，枝干旁逸斜出，宛如一个大盆景树。多年来，此院一直是这所中学师生心中不可取代的建筑符号。现在这个符号以及其他不少类似的符号，只能在旧影集里寻找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家乡是以拥有优质无烟煤炭资源而驰名的煤城，现在已是徒有其名了。这里的煤炭形成年代距今在两三亿年以上。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90年代左右，不足一百年的无节制开采，把这里的煤炭资源几乎掏净，原来的大矿井都被迫关闭。可是，有人还认为，摘掉“煤城”的帽子是件光荣的事。这令人深感遗憾。
当然，在这座现代的城市中，要想找到它过去的生活情景也不难。在离繁华街道不远的一片尚未拆迁的区域，那里房屋有的还是土坯墙，低矮窄小，没有规则地拥挤在一起。陈旧的木门窗，灰砖旧瓦，院落局促。狭窄弯曲的走道，连接着一家一户。在一个开着门的旧式瓦房前，我停了下来。一个古稀之年的老汉正在屋中扫地。屋里的陈设完全是20世纪70年代的样子，小条几、小方桌、两个靠背椅构成传统的正堂布局。条几上放着上发条的座钟，房子中间有一个煤球炉。卧室中摆着发黑的半截衣柜，只有两个抽屉的小桌子，一个木板支架床。搭在院里窄小的厨房内，木筷子笼挂在墙上，大水缸用木板盖着，一个小桌上放着小案板，调料和碗盘摆在两尺高的小橱柜内。老人抽的是竹烟袋，家内没有冰箱、洗衣机、电视。屋里没有天花板，电灯直接由梁上悬下来的电线吊着，开关是用绳拉的。这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场景。
“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几十年了。”
“家具怎么不换换？”
“还能用。年纪大了，化花那钱干啥。”
“现在盖了那么多新房，你怎么不搬走呢？”
“这一片全部要扒了盖楼，俺们等着拆迁呢。年纪大了，能凑合几天就多凑合几天。”
探亲假在鞭炮声中匆匆而过。故乡的新旧影像却常常在我心中对比出现，从变迁中看到的得与失、喜与忧，让我深切地认识到：世上的道路很多，但是要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正确道路，却总是人类的现实难题。故乡，我人生的起点站，真切地盼望你能成为实现人们美好理想的当代桃花源，不要让游子心中的雾霾遮住归乡的路途。
贝 壳 村 庄
今年六月中旬，我和毕业多年的大学同班同学们游览了山西省临县三个地方:碛口镇、李家山、西湾村。它们分别是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联合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或名村
碛口镇是紧邻黄河的一座古镇，隔河与陕西省佳县相望。在民国及更早的年代，它是晋陕两省间一个黄河贸易码头。从留存的店铺院落看，碛口镇的商业活动过去是比较繁荣的。镇上有专营不同商品的货栈，有钱庄、镖局、骡马店等各种配套部门。大的商号，占据几进的大院落。宽敞的窑舍和房屋，有专门用作货物再分包和加工的，有用作仓库的。小的商号，院落规模小些，掌柜住的窑舍也石条拱圈，窑前还要加上装饰性很强的过廊。镇上地形最高处，建有道佛混合的庙殿和戏楼，雕梁画栋，居高临下，颇有气派。导游讲，碛口镇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开始衰落，以后随着陕晋间运输工具现代化和运输线路改变，它变为普通的农业乡镇。在沉寂多年后，当地政府在这里发展特色旅游，资助并引导村民把过去破旧坍塌的院落窑舍，根据遗迹、传说和想象修葺重建。眼下的碛口镇，它被定格在历史上说不清的某个时刻。
黄河在碛口镇的脚下。镇的一条主要街道紧邻黄河，一边是店铺，一边是黄河。黄河处于两山低谷间，有百十米宽，水势不大，也不混浊，看似北方一条普通的河流。河水从远处打着旋向前涌。在下游不远处布满石头的麒麟滩，河水发出哗哗的响声。上游不远河床宽的地方，河中有不规则的沙洲浮现出来。镇里除了游人，原住居民很少，许多院落都空着，一些断垣残壁还未修复。镇上居民主要收入来自向游客提供食宿，卖些土产。游客总是早出晚归，住一两宿就走。日落时分，远方连绵不断的山川峻岭，如大理石画屏般呈现在西方地平线上，近处一道金灿灿的彩练斜铺在碛口镇的河面，镇上大大小小的建筑投下沉静空聊的斜影。
李家山和西湾村是离碛口镇有十几里的村庄，传说是碛口镇商号主人们家眷居住的地方，都保留旧的外貌。村庄依坡而建，一座院里往往有房也有窑。靠坡的地方挖几孔窑，左右两厢盖上房。有的时候，房咋一看像窑，因为它的门窗也采用拱形结构；窑，要在洞前接上屋檐，支起柱子，砌上砖石墙，又像是房。更有趣的是，李家山有的窑舍，简直可以称为“窑楼”。这里的窑舍是横着一排排、竖着一层层汇聚在一起。下一层的窑顶是上一层窑前的院场，从正面看这些外形相近、规整排列的窑舍像是镶嵌在高坡上的楼房。
在李家山的一个很大的窑洞院落里，我们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汉，明显有着中风后行动不便的症状，拖着一条腿在院里散步。我们在他院前歇息，同他聊了几句。他说：两个儿子全家都在外打工，只有自己和老伴在这个大院里生活。自己生活不便，要靠老伴照顾。原来将近一千人的村庄，不少人在外买房举家迁走，剩下人家的青壮劳力都天南海北打工了。现在村里只有几十人，多为老人。春节，打工的人通常回来住上几天，不到
在放着一座石磨的空场处，一个身材瘦健、头缠毛巾的老汉，孤独地蹲坐在有阴凉的墙根。他双肘放在胸前的双膝上，微笑地望着来往的游客，不时地点头回应游客的招呼。大概是感到这位老人友善，同学们都来他身边合影。他的孩子也在外打工，自己身体好，独自生活，还种着自己家的地。问他自己一人种地过得怎么样？他说，现在种一年地的收入，同在外打工的一两个月工资差不多。种地只是省下买粮钱。单靠种自家那点儿地，没法养家糊口。那些把地租出的老人，还要靠孩子寄些钱过活。村里少数人出外混得好，不愿回来。大部分人在城里吃不好，住不好，也不愿回来。村里一年农活干不了几天。化肥、农药、机器把过去的很多农活取代了。附近有些村的年轻人，不愿干农活，又没别的活儿干。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到城里后，没长辈们管教，不愿吃苦受累，生活没着落，总想发大财，竟然什么坏事都敢干，犯了罪家里也不知道。我们路过村委会，只见院门紧锁，院里高挂着的旗子已变成一条窄布带，偶尔也随风晃动晃动。
西湾村的情景同李家山大同小异。刚进村就看到一些屋顶已经坍塌，蜘蛛网挂在屋檐下，院里长满了荒草。这里村庄整体布局和独家院落结构，体现出很强的自我保护功能。村里每家临街巷的院墙和门楼，都建得高大坚固。有的院门的门栓，比通常的门栓多加了一道秘密机关。这种门栓横着插上后，又有一条暗藏的方木楔自动从上竖着插入门栓的楔口，形成栓管门、楔管栓的“加密锁”，不仅从院外门缝里无法拨开门栓，而且院内只有知道机关的人才能抽回门栓。大家感到稀奇，争着尝试一番。导游说，西湾村过去是一个设计严密的寨堡，但寨墙、寨门楼和不少院宅当年已被侵华日寇所毁。尽管如此，村里旧物件保存也很齐全，还存有手工织布机、纺棉线车等。一家不起眼的门洞里，还挂着“岁进士”的旧匾额。村里转一转，看不到小伙子矫健的身影和姑娘们青春的容颜，看不到孩子们在街头嬉闹。没有牲口，不见家畜，人欢马叫的农业劳动场景更看不到了。游览这样的村庄，我们像是对古人类遗址进行考古探索的历史学家，村庄像是博物馆中供人参观研究的历史标本。
游完西湾村，大伙乘车而归。我听着同学们重逢后的欢声笑语，心里哼着大学时代流行的憧憬农村美好未来的歌曲，看着黄河水不停向前流淌，油然生感：广大古老的农业乡村，几千年一直作为中国人口主体和国家稳定发展的社会根基，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冲击下，正一步步地空化解体，行将隐没到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幸存的村庄，也不再具备传统的社会功能。它们就像寄居蟹居住的贝壳一样，虽然贝壳完好，但是原有的生命已消亡。我们所游览的这三个地方，基本就是这样的贝壳村庄。中国数千年未遇的巨变，近在咫尺，观之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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