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魏巍专版：源于生活激情的真诚叙事

作者：北乔来源：文艺报 2015-05-25 701

魏巍是位具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在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杂文和电影剧本等几乎所有的文学领域都有不俗的成绩。这之中，《谁是最可爱的人》无疑是最耀眼的，浓缩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表情。“最可爱的人”从纸上世界回到社会生活，被人们在各种话语空间频繁使用，成为社会公众话语的河流中一朵激昂透亮的浪花。作家肖复兴称“可爱的人”是魏巍的一个贡献。评论家陈子善更是将此作品提升至一个很高的文学地位：“《谁是最可爱的人》堪比历史文献，写出了真正的红色经典。”

　　《谁是最可爱的人》堪称经典

　　擅长把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语言朴实优美，这是对魏巍创作的公认评价。但这样的评价是从创作力的层面进入的，很难让我们对魏巍有精到而深刻的认识。真诚，应该是魏巍创作最为显著和明亮的特点。真诚，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作家只有深度地参与生活，才能为生活所触动、感动。在产生强烈的书写冲动后，能够艺术性叙述，才可能把态度上的真诚转化为写作上的真诚，最终让我们读到作品中的真诚和真诚的文学。在这方面，魏巍无疑是典范。正如他所说，“亲身经历、感性知识是最重要的条件，但是也要善于运用群众的经验来丰富自己。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尤其是在散文和报告文学中，他追求最大限度地呈现历史原生态，以大量的资料和亲历者的记忆将支离破碎的历史复合，做到了理性地尊重历史的真实，感性地进入和阅读历史情境，尔后激情飞扬地再整合再叙述。他以个性化的创作，竭力还原历史片段的全貌，捡拾生活的细节。在历史事实的从容叙述中迸发一种逻辑力量，张扬一股浩然正气，鲜明地吟唱历史赐予我们的精神力量。”

　　《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3个事例，朴素而真实，由不得我们不感动。，现在读来，魏巍在文末的这段话更具现实意义：“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当我们持有所谓的某种立场，抑或进行所谓的零度阅读时，那么再好的作品也难以与我们的灵魂同频共振。这不是作品的力量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心灵有了沙漠化的倾向，我们对善产生了不该有的淡漠和不信任。

　　战场作为一个极端化的生活场，人面临最大困境，经受最大的挑战。自然也会集聚人类所有的情感与人性，或英勇或恐惧，或抗争或避让等等。英雄也是如此，他们有着人类最高的精神行为的同时，也一定是有缺点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英雄。英雄的叙事，也不一定就要个体的英雄进行所谓的全方位叙述，在书写英雄行为的同时又偏执地将其拉到普通的人群里。同理，战争叙事也无需都无死角地呈现战争的全貌或战场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灵魂的每一个细微颤动。

　　近年来，我们在对红色经典尤其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雄叙事进行重新评价，并在文学史的层面进行重新的定位。提出了“神性英雄”、“人的缺失”、“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等等观点和话题。但这样的行为，不能离开生活的情境、历史的语境和作家的真情实感，或者说，不能将文学与生活割裂，只谈文学的文学。文学史不应该是物理性的学术，应当是有生命体温的学术。这其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作家的创作态度是否真诚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亲历，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感知他们的内心。所以，当我们指责英雄叙事过于高、大、全，指责英雄叙事违背人之常情时，或许我们要做的不是学理上的推理和想象，而应努力回到生活的现场，体会非常态下人性力量的迸发和情感的喷涌。

　　就像魏巍等众多的作家，他们从战争年代走来，在战场上经历着炮火硝烟，看着身边的战友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在生死考验中自然地挥洒人性、情感和精神。这种现场的体验，是无法抗拒的，也会成为创作的持久的动力。魏巍在谈起当年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时说，他是在1950年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的，半年后便接到去了解美军战俘政治思想情况的任务，告别妻儿，踏上朝鲜土地。在志愿军里，魏巍耳闻目睹了许多撼人心魄的事情，决心留下来。此次在部队采访历时3个月，在朝鲜前线的日子里，魏巍被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所吸引，被英雄们可歌可泣的行为所感动。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认为自己应当立即把志愿军在朝鲜抗击侵略者的情况告诉给祖国各族人民。访朝归来已是1951年2月，他调到《解放军文艺》担任副主编，便抓紧一切时间赶写朝鲜见闻和感受。《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在20多个最为生动的故事中，几经推敲、删减，最后选定3个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事例写成的。它们既有独立性又互有内在的联系，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地表现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这一主题。魏巍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我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战士的英魂、英雄事迹是这样伟大，这样感人，而这一切把我完全感动了。”

　　结合文本和创作谈，以及大量的有关战争、战场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魏巍没有做渲染和故弄玄虚的操作，没有对生活指手画脚和自以为是的涂抹，只是将生活进行断面的截取和细节的分拣。他在深度参与生活的同时，努力地对生活进行审美性的感知和解读。应当说他将生活者与创作者智性而艺术地融合，以普通人的方式坚守于生活，以作家的个性关注和解析生活。那么他在熟悉掌握大量新鲜生动生活的同时，又在进行心灵的内化和审美的读解。他是在如实地讲述，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的种种。他的讲述和还原让他由写作者转变为引领者，带着我们走进他想让我们走进的生活。如此的还原是艺术的，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真实和亲切。

　　对此，评论家陈子善有很中肯的评价：

　　《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很大，按照现在的说法，作品真实反映了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战斗生活，在当代文学史上，其作用相当于历史文献。这部报告文学在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作为左翼报告文学进行研究的，属于红色经典。而且，我认为的红色经典，只有《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作品才能算是，它当时产生过正面的影响。现在回过头看，当然也存在时代的局限，因为写抗美援朝时有一定的表现手法，我们今天来看，它只反映了部分的真实，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全部真实，总会有局限，它当时能产生那么大影响，我觉得应该给它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

　　……《谁是最可爱的人》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很感人，有非常强的文学性，就是在今天看还是很感人，这个题目就非常有感情。当时写抗美援朝出了相当多一批作品，例如巴金的《团圆》，但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它读起来很亲切，教条的东西比较少。

　　作品中的某些词语和表述的确有着那个时代特殊的印记。但如今我们阅读《谁是最可爱的人》，依然是那样的激情澎湃，那样的激荡我们的心魂，那些闪光的坚硬的精神力量依然在滋养我们。

　　对《东方》的重新考量

　　或许是因为《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坛内外的影响过于强盛，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东方》的光芒，尽管这部作品曾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等诸多大奖。的确，《东方》与当下的众多战争文学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有巨大的陌生感。我们操纵着各种式样的理论话语对其进行肢解和再阐释，以基于资料式的想象表现自身的好恶，极端地用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或所谓的战争再发现等视角去再评价。我们常常以非文学的方式去面对文学，但偏偏又无法立于生活的大地。如此一来，这样的评价只能在文学和生活之外的某个空间晃荡。无论是研究性的阅读和欣赏性的阅读，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回到“人”的生存状态。那种以理论套现作品，擎着某种固化的观念进入作品，带着无体验式的想象阅读时，都将难以进行有效的研究与阅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阅读《东方》(当然，不仅仅是《东方》)，其实是考量我们的文学思想、阅读态度以及体味文本的能力。

　　在战争文学中，尤其是中国现当代的战争文学，《东方》的价值是独特而长久的。辽阔的视野、史诗性的叙事、对人物的传神刻画、张扬人处于困境中的正能量精神以及生活本真的现场感，在文学史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向度上都具有很高的品质。魏巍将后方生活与前方战场的叙事进行了无缝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生命体式的叙事，让日常生活与极致化状态产生双向性的有意味的流动和观照。对于战场的书写，他不只是在写战斗，而是将战场真正还原为人生存的一个场域。是的，军人已经不只是战士，还是战场上的生活者，战斗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们也有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常生活是在战场这样一个特定的生活现场。在他的笔下，军人的性情是那样的真实而可爱。他在塑造人物的性格，但并没有前置某种观念，而是让人物在不同的情境表现出不同的性情。这让我看到了战场上军人的真实，看到了军人作为战士和作为人的复合体。魏巍在《东方》中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异常丰富的人物形象谱系，这一群人，如果粗略统计，其数量之全、类型之丰，可能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郭祥、邓军、周仆、杨雪、杨大妈、洪川……有我军师团一级的将领，连排一级的指挥员，普通的共产党员和战士；有“革命的母亲”，有普通的革命农民；有朝鲜的将领、战士及人民军的母亲及天真活泼的孩童；有无产阶级的蜕变分子，地主阶级的典型，也有在西方“人文民主”精神熏陶下的士兵，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背后，都连着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和成长历程，都有其必然的政治背景和个性化的人格，都有一连串具体、生动、形象的故事。这些人物，或许有些让我们觉得不可信，或许感觉有面具之嫌，但我们又不能否认，在那个年代，这些人物的确鲜活过。

　　细细读来，《东方》的语言也相当有特色，真正应合了战场上军人的气质和特性。刘大顺被敌军包围，眼看要被活捉，心想，“我是共产党的兵，决不能当俘虏。今天就是死了，也要找几个垫背的！”这样的心理活动，既有英雄的气概，又有人的平常，当然也有政治性的浸染。类似这样的人物语言，在《东方》中比比皆是。总体而言，这样的语言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来自于家乡的原生态语言、战场上军事化的话语和带有时代政治色彩的言辞。这三部分语言，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在不同性格的人身上，以及语言指向对象上，随机而变，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功能性。因为时代的变化，我们对《东方》中的一些语言出现间离性的不解，甚至认为是魏巍脱离生活的再造。这真是一种误读。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对象面前，语言总是有着特定的表情，有着特定的表述形式和内容。时代性，不应该成为贬义词，浓重的时代印记和政治色彩，正是通向人物内心的最好钥匙，而不是成为我们或嘲笑或误解的理由。

　　《东方》最具价值之处在于魏巍对于生活的真诚以及将真诚落到叙事的能力。与一些军事文学的作家不同的是，魏巍是战场的亲历者，又能以采访者的身份去体察战场中的军人，回访从战场归来的军人，并用心查阅大量的战争资料。他将感性和理性统一在文学叙事这一行为之中，艺术地再现战争、战场、战斗和那些勇敢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