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

著名农村作家高晓声被视为“‘新时期’的鲁迅”，他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史诗性的笔墨描述了主人公悲壮的造屋历程，以此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民坎坷不平、起落无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国当代农村的苦难，尤其显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和悲剧性。《李顺大造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时，它也从“新时期”的历史观点出发定格了中国当代农村历史。1990年代，新乡土作家刘玉堂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从一个乡村诗人的视角出发，将碎片化的集体化经验进行了另一种重构。“最后一个生产队”已经成为了一种民间的记忆。这篇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幻想色彩和乡村寓言的特点。它以“文学”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来重新记述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遗产。

许多人对今天中国农村的贫困、停滞和破败有着强烈的印象。孙立平谈及人民大学洪大用每次回家的一个直觉，农村不仅越来越穷，而且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出现了面部表情呆痴化的倾向。贺雪峰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物质生活比今天艰辛，劳动强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时是改造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换地”的劳动，他们觉得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为民族的崛起而劳作，他们觉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现在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是与他们的世界完全无关的表演和调情，因此，农民不麻木反倒是奇怪的事情。[1]一个良心感到疼痛在农村干不下去了的乡长李昌平，他著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那本书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创业史》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宝”。

至“文革”前，柳青全家在农村已经住了14年。这使我想起有人说“知青”是历史的悲剧，因为他们被迫“上山下乡”。可是，赵树理和柳青下乡却不是被迫的。其实，“知青”到农村去，最初也是主动、自愿的，和赵树理、柳青一样。赵树理和柳青去农村不是他们同情农民。李昌平对于农民的同情并不能使他在农村呆下去。赵树理和柳青之所以到农村去，是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是他们创作的根源，更主要的是他们觉得那里是中国历史的重心所在。柳青的《创业史》充满了激情。他把农村的变革提到了民族的高度，他意识到他是在面对一场历史性的巨变，而他是史诗的纪录者。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悲歌

多年来，人民公社和集体化已经成为了单纯的妖魔化对象。张乐天指出：“或许创建公社所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以致于公社日复一日地成为许多人攻击乃至诅咒的对象。问题在于，自然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制度构架业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价怎么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循环，并为最终摆脱‘循环的陷阱’创造了条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契入口。” [2]中国当代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无数的灾难。但是，另一方面，集体化运动中断了历史的循环，使中国农村走上了跨越发展的道路。正如鲁迅所说的，革命有污血，也有婴儿。农村集体化充满了苦难；但是，同时也是一次历史的解放。

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丝毫没有意识到相反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的结果。1980年代的粮食增产恰恰是建立在集体化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化肥的使用、以杂交水稻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基础上。有人说：“1980年代是一个吃老本的年代，但没有人感觉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这个庞大的事业被整个社会忽视了，也被国家忽视了。”[3]集体化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的协作能力，使得农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可能。黄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为例说明集体化对于农村的影响：“位于北京以东的大型密云水库，是一个在国家投资和领导下建造的水源，它对沙井村的影响重大。今日在村庄的居民点和农田之间，有一条混凝土渠道，供水给田地里的分支水渠，形成一个严密的灌溉系统。解放前没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麦，今日可灌水三次。国家在水利上的投资，又为化肥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土壤无水，不能吸收化肥）。”[4]相反，今天，集体化时代所修建的水利设施由于这一体制的崩溃而无法维持，使以前依托水利的农田无水可灌。“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这些年村级组织普遍负债，小水利也组织不起来，有些农户已经不得不在过去可灌溉的耕地里种植旱作物了。”[5]这也就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在90年代难以为继的原因。

黄仁宇和黄宗智等学者指出，中国在宋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生产水平；但是，从此一直停滞不前，没有孕育和产生发展和突破的契机。而农村集体化破坏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社队企业为农村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出路。张乐天认为，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农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黄宗智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中“真正的质变性发展是通过大多是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的反过密化”。[6]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动员，打破了传统的均衡，创造了新的发展道路。黄宗智指出：“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7]

仅仅从物质资料的层面，从这种物质资源上的过分透支和衰耗等方面还是远远看不到集体化组织结构崩溃对于农村发展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组织结构、思想和精神上的全面退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农村组织结构的溃散，使得异常艰难地组织起来的农村大面积地重新向小农经济和一盘散沙的状态退化。

农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农经济和避免阶级分化。这也成为了考验革命中国的重要问题。因此，农村合作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之一。黄宗智说：“我们不可忽视中国革命在冀—鲁西北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一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趋势之下形成的贫农经济。”[8]这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中国必须面对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来小农经济的历史覆辙。

1953年李准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后农村的重新两极分化的问题。以消灭阶级剥削为鹄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对社会新的阶级分化这一问题。如何弥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裂缝？这篇作品在《人民日报》等几十种报刊转载，并且改编成话剧和地方戏等多种艺术形式而广泛传播。解放后中国农村何去何从，这一思考确实在当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响。1955年出版的赵树理的《三里湾》是第一部描写农村集体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将合作化和兴修水利作为了自己描写的主题。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9] 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改造和消灭小农经济及其思想。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小农意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束缚和制约。如果不消灭小农经济，中国就只能在宋代以来的这种历史怪圈中不断循环。中国历代都是封建皇权和小农结成同盟，打击地主豪强及其土地兼并。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就会从根本上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封建皇权总是努力阻止和延缓豪强对于小农土地的兼并。但是，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中国历史的长期的循环和停滞。如果中国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不继续革命和将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改造小农经济，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就会陷入“打江山，坐江山”的简单循环。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说相比，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中农村叙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进到了新的层次，体现了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展。《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的是斗地主、分田地，是对于地主阶级的革命，而《山乡巨变》和《创业史》则是对农民小生产方式以及私有观念的革命。《创业史》里的郭振山就是《暴风骤雨》里的赵玉林，他是在革命进展过程中人物停滞的结果，从而成为了新的革命的对象。郭振山本身并没有退步，而只是革命已经前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历史阶段。因此，《创业史》展示的是新的矛盾斗争，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梁生宝和蛤蟆滩的赵玉林——郭振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矛盾冲突，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和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矛盾冲突。

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土地革命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垄断，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后造就了亿万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因此，在推翻地主阶级以后，改造小农的任务反而变得更为艰巨了。四亿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破碎，国家必须和广大分散的小农进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无法适应当时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中国或者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羊吃人”运动）或者以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柳青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1972年的一个报告中写道：“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确立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国会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三次法令，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力和市场。”[10]

农村集体化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外部起源就是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农民从主要是生产者也变成了普通的消费者，因此导致了粮食剩余的减少。薄一波在1953年秋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民而不仅仅是地主也成为了粮食的消费者，这使得新中国一建立就面临粮食产需供求的尖锐矛盾，并且和国家工业化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也就是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背景。“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11]

农村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汲取农村剩余，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1953年统购统销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成为了对于农民一种隐蔽的和方便的剥夺，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看不见的牺牲和贡献。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和国内剥夺农民（“羊吃人”运动），双管齐下。而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既不可能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又希望避免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夺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当时政府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通过集体化的组织方式稳定、持续地汲取农村的剩余，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黄仁宇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12]中共的这一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引起了梁漱溟等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这也就是后来“九天九地”说法的由来和所谓“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冲突。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着明显的分歧。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通过农业合作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毛泽东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13]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的革新本身也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并且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最终获得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认同与信服。

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而这样一条道路的出现又与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密切相关：“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是常见的，这是从帝国主义入侵后开始的。中国乡村发展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于村、乡集体组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一般地说，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农村人口都在消极地等待城市工业的扩张，将他们吸收为劳动力。工业几乎全部设在都市或城镇，工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外移。这种情况与当今长江三角洲颇不相同，后者的农村集体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的积累中起了主导作用……集体工业实际上是长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大部分地区乡村工业组织的主体。正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推动了发生于70、80年代的大部分乡村工业化，并且使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有别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14]

19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组织起来，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心理，挑战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使古老平静的农村深刻地卷入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之中。农村集体化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革命和试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篇章。柳青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变革置于广阔的历史进程和视野之中来进行描写。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农意识是最理性，同时也是最短视、最狭隘的。小农一方面充满了狂热的致富幻想，另一方面又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有道是：“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一场空。”实现合作化，必须改造小农意识，必须创造适应集体经济的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扩大农民的眼界和视野，使广大农民看到长远利益，认识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薛暮桥回忆说：“我国农业合作化虽然发展较快，但起初并未受到农民的反对……说农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强烈要求，也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15]赵树理说：“一般说，无产阶级的私有观念不大，自从这个阶级产生起就是这样。铁路工人不会产生分火车头、分铁路的想法，不会想分上一个车头、分上一段铁路回家自己开，而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农村中新和旧的斗争非常激烈，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新的东西，常常微妙地绞合在一起，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不会是真实的。”[16]柳青充分认识到农民并不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决不可能自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柳青的《创业史》和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都突出地描写了农民对于私有财产的强烈感情。《被开垦的处女地》描写了中农康德拉脱把牲畜交给集体农庄以后的复杂感情：“不管你怎样舍不得，也得把牲口送归公有，虽然它们是在家里的泥地上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这种舍不得私有财产的卑劣感情，一定要克制，不能让它在心里作怪……”“他睡不着觉，因为有条自私的毒蛇在他心里作怪，他舍不得财产，舍不得牲口，虽然他自愿放弃了这些东西……”[17]在《创业史》里，柳青描写了梁三老汉由于私有财产观念而产生的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抵触和自发反抗。《创业史》真实地描写了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艰难历程。卢支书说：“由不实心到实心，得几年哩。和尚刚剃了头发，就有了道行了吗？还不是要在寺院里修吗？”毛泽东认为：“教育农民是严重的任务”。列宁曾经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18]对于广大的小生产者来，放弃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不是自发的，而且从根本上是和他们的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创业史》的主题就是改造小生产者及其思想意识，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建立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的认同，使他们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范

柳青在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亲身经历了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变革这场历史巨变。1959年，《创业史》第一部在《延河》杂志连载，1960年出版单行本。按作者的计划要写成四部连续的史诗性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是我国当代文学中以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最优秀的，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柳青说：“我们这个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19]作者自觉地将写作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程的一种使命。作者满腔热情地讴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描写了社会主义的必然历史趋势，是对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贡献。《创业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杰出的典范作品。

柳青要使《创业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土改基本上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农业合作化以及随后的人民公社运动却很难得到大多数农民的自发支持，《创业史》集中描写了这样一次艰难的历史否定过程。

《创业史》以非凡的气势，精巧的构思，严谨的结构很好地实现了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意图。小说的《题叙》充分反映了作者巧妙的构思和史诗的特征。《题叙》叙述了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在旧社会满含血泪的创业史。梁家祖孙三代的创业史，也就是整个中国贫苦农民的创业史。《题叙》将叙事延伸向历史的深处，使《创业史》所描写的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农民的历史联接起来，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感。

渭河平原下堡村佃户梁三，原来创立家业不成，连续遭到死了牛、死了前妻的灾祸，终于连种的地都租不到了。在1929年的大灾荒中，娶了一个逃荒的寡妇，寡妇还带着一个前夫的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梁生宝。梁三重新结婚后，兴致勃勃，想重整旗鼓，再创家业。但是梁三的创业计划依旧失败了。儿子梁生宝长大后，继承继父“自家喂牛，种自家地”的创业理想，继续奋斗。梁生宝比继父有气魄，敢于用自己辛苦挣得的五块大洋买地主吕二的刚死了母牛的牛犊回来养，以实现“自家喂牛”的理想，使梁三自叹不如。牛养活长大了，梁三一家又租了地主的地，重创家业有了一点希望。但是，有气魄的梁生宝照样还是没有创起家业，交地租，交税，抽壮丁，把他家的血汗吸干了，梁三老汉彻底失去了希望。解放后，在土改中分了地，梁三老汉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梁生宝入了党，对集体事业的热心超过了个人的创家立业。梁生宝忙于办互助组，父与子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题叙》最后说：“于是梁三老汉草棚里的矛盾和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即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几年里纠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部‘生活故事’的内容。”《创业史》在国家工业化这样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以下堡村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为基本线索，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风貌。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合作化过程中各种人物的思想、心理变化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歌颂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逐步放弃私有制、拥护公有制曲折艰难的历程。

《创业史》第一章从梁三老汉夫妻吵架和郭世富新房上梁写起，一开始就扣人心弦地将叙事集中在从一个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个人发家致富两条不同道路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梁三老汉夫妻吵架是因为梁生宝热心于集体事业，与梁三老汉发家致富的愿望形成了冲突。梁家草棚院的吵架具有浓缩的社会意义，作者通过郭世富盖楼房进一步渲染放大，从整个蛤蟆滩的范围内，显示了富裕中农的榜样力量。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展现出来的是一幅传统致富创业的图景。新房上梁的鞭炮声，吸引了蛤蟆滩所有的庄稼人。富农姚士杰，在土改以后，重新挺起了胸脯，他的神气好像是说：“甭看共产党叫你们翻身呢，你们盖得起房吗？”土改时的带头人郭振山与他的仇人姚士杰一起成为了郭世富家的座上客。而一辈子受苦的贫农梁三老汉，则被别人的成功发家羡慕得两眼通红。这是一个无声的挑战，它显示了富裕中农走个人发家道路所能取得的成就，并且以它的存在，向蛤蟆滩的广大农民散发出巨大的吸引力。这样形成了一个点和面相统一的图画，显示了当时农村的形势，提纲挈领地把小说的基本内容给读者以概略的一瞥。这就是土改后的中国农村的面貌，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这个开头充分显示了作者的立意，作者一开始就将农村习惯的自发的发家致富的道路展现在人们面前。小说的主人公梁生宝要到第五章才出场，前几章的描写为主人公的出场和矛盾冲突的展开作出了充分的铺垫，创造出典型人物出现的典型环境。而柳青认为，“典型环境就是典型冲突”。

蛤蟆滩三大能人之一的郭振山是土改英雄，是蛤蟆滩第一个共产党员，在村里享有很高的威信。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后，他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思想水平上，一心扑在个人发家的“小五年计划”之中，“给自己当家，不给贫下中农当家了”。从郭振山的变化，可以看到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到柳青的《创业史》，中国农村叙事的进展。在某种意义上，郭振山就是蛤蟆滩的赵玉林。在赵玉林和郭振山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赵玉林们没有退步，而是革命和时代前进了。《创业史》通过郭振山买木料来安排他的出场。郭振山买木料，同郭世富盖房的情节有着内在的联系。郭振山和郭世富虽然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从本质上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利益和思想越来越相一致。第四章有这样一段描写：“郭振山街门外的土场上，一条大黄牛懒洋洋地站在拴它的木桩跟前。它有时向左边，有时向右边弯曲着它的脖子，伸出长舌头，舔着它的闪着金光的茸毛。大群温柔的杂色母鸡，跟着一只傲慢的公鸡，在土场上一个很大的柴垛根底，认真地刨着，寻着被遗漏的颗粒。这俨然已经接近大庄院门前的气象了。”实际上，郭振山已经成为了共产党内富裕中农利益的体现者。

小说描写了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内涵极为丰富的农民形象——梁生宝的父亲梁三老汉。他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旧中国农民的形象。他勤劳、刻苦，一心一意要朝富裕中农的方向“发家”。他是《创业史》中在艺术上最成功、最具有深度的形象。作品通过大量真实可信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内心矛盾、人际间的纠葛，既充分写出了他性格中固有的勤劳善良、务实耿直，相信共产党，倾向社会主义，又写出了他作为一个小农生产者的自私、落后、保守。他与梁生宝坚决地抛弃自发道路而致力于合作化的想法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小说细致地展示了这一矛盾冲突过程，作者以善意的嘲讽、幽默诙谐的笔调写活了梁三老汉性格中的这种两重性所造成的行为的矛盾，作家以最充分的笔墨写出了梁三老汉的转变。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他们狭隘、保守，看不到长远利益，看不清自己真实的利益。他们对于集体化自发地顽强反抗。梁三老汉经过事实的教育，终于相信了梁生宝的事业：“梁三老汉，经过了买稻种的事实，进山割扫帚的事实，面对着两户退组而不动摇的事实，他对儿子从心底里服气了。‘在党’可以把一个庄稼人小伙子变得这样强大，窝囊受气一辈子的梁三老汉，有什么话说呢？”

梁三老汉这一形象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认为梁三老汉这个形象“高度概括了这类农民的复杂矛盾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充分揭露了个体农民创业的生活和精神的‘耻辱史’，从他的自发倾向里生发出广泛联系着小私有者的充满矛盾的性格，使它成为整个农民旧历史的写照”。严家炎认为：“也许从作家的主观上说，梁三老汉并不是他所要着力刻画的人物，实际上，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满，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严家炎有关梁三老汉的评论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卓识。

小说的主人公梁生宝直到第五章才以“梁生宝买稻种”迟迟出场。小说以抒情的笔墨描写了梁生宝另一条与“蛤蟆滩三大能人”以及传统农民不同的创业道路。梁生宝形象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第一个比较成功和丰满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从这一点来说，无论《三里湾》里的王金生、王玉生，《山乡巨变》里的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都不能与他相比。梁生宝是作者从生活出发，经过高度的艺术创造，塑造的一个既平凡又崇高、既脚踏实地又富于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既着力刻划了作为梁生宝性格核心的共产主义优秀品质：大公无私，对党无限忠诚，甘于自我牺牲；又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描写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纯朴善良、喜怒哀乐。“庄稼人都是务实的人嘛！不保险不干。嘿，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是庄稼人的口头话。庄稼人眼见过小家小户小光景，没见过社会主义嘛！就拿俺爹说吧！俺父子在一口锅里舀饭吃，我做梦，梦互助组；俺妈说，俺爹做梦，梦他当富裕中农哩！”梁生宝对他的父亲有着深厚的感情，充分尊重农民的发家思想：“富裕中农的光景，在他眼里再美没有哩嘛。社会主义他没见过，咱不能强迫他相信。咱只能做出样子给他看。可是俺的樊乡长说俺的爹扯后腿，对不起共产党，是忘恩负义，是没良心，根本不像个贫雇农样子。俺爹为啥不像贫雇农样子？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跪下给毛主席像磕头，这是没良心吗？……他太把俺爹不当人了！俺爹是好农民。”

在写作长篇小说《创业史》之前，柳青出版了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从《皇甫村的三年》我们可以看到《创业史》构思的过程。《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是长篇小说《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但是，梁生宝又是作者在人物原型上的提高和升华。他们的经历、性格和某些事迹非常相似；但是，小说又并不局限于生活原型。作者在梁生宝的身上集中了当代英雄的先进事迹，创造了一个比生活原型理想化的人物。作者创造主人公的过程是一个从生活原型提炼、升华的过程。为了创造理想化的人物，作者并没有拘泥于生活真实。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曾经有过买地的念头。为了塑造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在《创业史》中，柳青略去了生活原型想买地的情节。作者把这样的小农思想主要集中到了梁三老汉等其他的人物身上。作者在塑造梁生宝这个形象的时候充分体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点。竹可羽批评作者40年代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时说：“如果能够不局限于他周围的生活，能够站得更高……或者说，如果作者当时已经能够自觉地掌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话，那是一定不会满足于现在这样子的写法的。”[20]而《创业史》则克服了《种谷记》的这种弱点。

严家炎认为，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中存在着“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划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写不足”），“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方面似乎并不是时刻紧紧抓住人物的性格的气质特点的。为了显示人物的高大、成熟、有理想，作品中大量写了他这样的理念活动：从原则出发，由理念指导一切。在后发展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启蒙”而发生的。同样，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也不是自发的，不仅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不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意识，而且工人阶级也同样不可能自发地形成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从外部灌输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列宁在《怎么办？》中要求把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提高到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认为其途径就是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从外部灌输给工人群众。

严家炎有关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形象艺术成就的有关看法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并不仅仅限于有关艺术形象的具体评价问题。周天认为并不能孤立地、简单地比较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塑造的高下。有关梁生宝的形象的塑造必须放到作品的整个艺术构思上来看。“而严家炎的文章，因为没有接触到构思问题，文章的客观效果便是相当漠视这些成就，而且也因此造成了批评不能击中要害的状况。因而，文章存在的弱点也容易引导人们离开问题的实质。”[21]《创业史》只有通过梁生宝这一形象才能真正表现作品的主题。梁三老汉与郭振山等人，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脱离封建农民的范围，他们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真正自觉。在某种意义上，梁三老汉、高增福、郭振山与富裕中农郭世富、富农姚士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甚至与土改中被镇压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高增福是想发家因运气不好而发家不成，梁三老汉的梦想是做“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郭振山的“五年计划”是赶上富裕中农郭世富，因此，虽然他们现在还处在贫农或中农的地位，但在思想意识上与地主富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没有超出封建剥削的思想意识。因此，梁生宝指出，不管梁三老汉他愿意不愿意，走“自发”的道路就是想变成财东去剥削穷人。

尽管梁三老汉的形象在艺术上比梁生宝形象更成功更出色，但我们仍可以说，梁生宝的形象是《创业史》最大的成就，才真正体现了《创业史》的艺术构思。也只有通过梁生宝的形象，才能真正表现《创业史》的主题。这个形象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创业史》的成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比塑造其他人物具有更大的难度，一些新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在生活中往往还只是以一种萌芽状态潜存于人物身上，必须依靠作家敏锐的发现。梁生宝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他是一个全新的形象。解放的意义对于多数农民来说，只意味着自己的解放，自己可以从地主那里分到土地，还可以在诉苦会上诉说自己的故事，可以从自己的故事出发对地主算账。而梁生宝已经不是为自己追求富裕的道路，而是为广大农民追求富裕的道路，这就是他回答梁三老汉劝他退党时的那句话：“你那是个没出息的说法”的含义。高增福对郭振山走资本主义道路反感，他从郭振山对困难户的冷淡中感到：“郭主任专心发家啰，对工作心淡啰。……唉，谁能给郭主任提醒提醒就好哩。可惜！可惜！郭主任是个有能耐的好庄稼人啊！”梁生宝担心郭振山沿着富裕中农的道路发展下去，下堡乡的工作会受到严重损失，“这首先是党和人民的损失！”“人民”、“党”这些抽象概念已经成为了梁生宝的生存出发点。忠诚厚道、勤劳俭朴可以出现在每一个传统农民身上，以这些特点说明不了新农民的真正品质。冯牧说：“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而“新时期”以来，农村政策发生了变化，有的学者认为《创业史》是左倾政策的产物，没有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农村生活，因为以今天的观点看，梁生宝这位“创业英雄”实际上是个悲剧人物，而蛤蟆滩“三大能人”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在今天是“当代英雄”。这种评价自有其道理。但是，它的合理性是在“今天”，即我们已经改换了一套新的叙事话语来重新讲述我们的故事的时候。

有人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和新古典主义规范相提并论，尤其是它们的理性主义特征和描写上的诸多规范。我们既要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带来的限制，又要看到它对柳青创作的提升。尤其是与《种谷记》相对照，可以明显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柳青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创业史》把抒情、议论和心理描写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充满了激情，使作品具有宏伟的气魄和强烈的抒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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