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翼文艺”的力量及其可能性

作者:李云雷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315

新“左翼文艺”的力量及其可能性

——《那儿》简评

李云雷

  曹征路的《那儿》(中篇)不但是2004年第5期《当代》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堪称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力量,给人以强烈震撼。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最近因“郎咸平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学者也指出有些国有企业改制“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些都对“私有化”与“股份化”的经济改革思路不无反省意识。

  这篇小说表达了同样的反省意识,但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之简单化,而是细微地呈现了这一过程中不同人物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历史纠葛。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孤独的工人领袖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与厂领导与入主的企业有矛盾,不断上访;他是工会主席,是“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与普通工人有隔阂,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他的家人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劝阻他去反抗,这是他与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的冲突。在反抗与“不能反抗”的痛苦挣扎中,他最终身心交瘁,只能选择了自杀。

  小说还塑造了下岗女工杜月梅、小市民“我妈妈”、“我舅妈”等人物,而义狗罗蒂的形象尤为鲜明,它忠于主人而被驱逐自杀的命运,与“我小舅”的遭遇具有同构性。小说以“我”的视角描绘出了一个以功利世俗为意识主导的现实世界,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的反省与无奈,这一视角的选择具有“复调小说”的某些特征,通过作者、叙述人、主要人物的相互间离,使作者的复杂态度得以呈现,而褒贬则暗寓其中:比如写到罗蒂和小舅的笔调是温情和理想化的,写到“我”和“我父母”等人物时略为嘲谑,写到“顺时人物”西门庆和媒体领导们时则是尖刻辛辣的嘲讽。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复调”笔法的运用,都使小说摆脱了一般“问题小说”的简单化,而在艺术上具有较大的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我小舅”反抗的精神资源来自于传统社会主义,这里不仅有旧社会工运领袖(小舅的“姥爷”)榜样的力量,也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而小说的标题也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此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历史及其赋予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在今天的重要,而小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阐发、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

  纪录片《铁西区》描绘了东北一个重工业区衰落的景象,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耗尽了能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一起被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地位也走到了黄昏,面对这样一个日益市场化与同质化的世界,《那儿》以一个人悲剧性的抗争,展示了被抛弃者在这一过程中的绝望,并向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想及其实践,是否能为我们开辟另外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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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
李云雷
《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