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壮大公民社会的文艺

壮大公民社会的文艺

黄纪苏

中国这100多年处在剧变当中。剧变社会里，大家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匆匆赶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觉就是国亡无日，着急上火，看什么都像中国的病根，看汉字、中医、旧体诗、京剧什么什么的都不顺眼，觉得中国都是它们害的。那时候他们骂中国骂得很激烈也很过头，但并不幻灭，你从他们文章中读不出破罐破摔来。他们认为只要找对路，搬掉路障，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到1949年由乱而治，中国从近代危机里第一次伸出头来，扬眉吐气，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设底层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负。但因为时间短，建树不多，也不牢固，后来政治上往极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点成绩，如京剧现代化之类全赔进去了。“文革”破产，使整个中国革命名誉扫地，并进而殃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经历了近代以来最深刻也最肤浅的幻灭，所剩无几的灵魂后来又被市场社会洗劫一空。你看那帮名导演名演员，别看一个个干得挺欢，不少人怀里揣的都是外国护照。这年头揣哪国护照本来用不着指责人家，但起码这说明他没看好中国，对中国的命运没有担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作为普通人，追涨杀跌、买绩优股抛垃圾股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文化精英。很可惜，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头和行头，灵魂上比小市民还小市民，简直就是一帮乱哄哄的精神股民或价值难民。他们干得再欢，也不过是个文艺包工头、打工仔，赶紧捞点名利“回家过年”——赶上风吹草动，他们一撒鸭子全没影，留下的净是烂尾楼。再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肯定不是这样的肩膀承担了的。这样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们做文化艺术的领头羊，能是什么结果呢？这30年的文艺当然有成就，但这成就跟中国的走势和气势不成比例。中国本应该出现伟大得多的文艺。

就说传统戏曲吧。上个世纪60年代京剧现代化再创辉煌的气象早已荡然无存，没完没了老是《三岔口》《穆桂英挂帅》，现代生活也只能演点计划生育什么的。古不能为今所“用”，结果就是灭亡，于是大家纷纷挤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种了无生气的生存。外来的话剧，这30年来在艺术上没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没有走近过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沿，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诨的去所，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谈不上多少贡献。音乐剧都是《猫》《西区故事》的生搬硬套，毫无中国气质，像当年《洪湖赤卫队》那样动人心弦的，半个也没有。绘画两点成一线，从画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厅，跟集邮、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个小组了。再说电影，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电影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还能把人民自己的伤心事，哭给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导演”净组织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卖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国还这副德行，觉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继续猥亵，接着欺负了。诗歌越混越没样，好像都不是不足挂齿，而是说着丢人了。唯一有些起色的是电视剧，那也是靠广大劳动妇女，也就是大妈大姐们坐镇电视机前把关，创作、制作方才不敢在审美上胡来。小说就没这福气，读者中不少没吸毒但胜似吸毒的小资白领，他们逼着作者按照他们的嗜好，编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总的说来，这30年文艺的成就不可能没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气，有愧于这个沧海桑田的大时代。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有了这些东西，外国人才来取经而不是来嫖妓。所以，要树立大抱负、提升软实力、改良社会、重建人心、促进文化艺术的产品升级，应该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拨所谓的大腕，他们占据着最大的资源，但凡做出一点垃圾来，就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权力进行媒体运作，忽悠全民认购。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这些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要么改邪归正，要么下岗出局。他们是这30年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他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中国不往前走则已，中国的文艺不向上走则已，要往前向上，就凭这些人，凭他们这副败家丧气的样子，走在队伍前头肯定是要耽误事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在哪里呢？我们先不说文化，先看看体制。今天的文艺体制大致分三块：一块是政府机构，一块是商业市场，一块是公民社会。

高速发展的经济让政府财源滚滚，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往往一台晚会就花出去几千万，组织一场什么“文艺国际研讨会”就是几百万。那些国家院团还有组委会之类，给人的感觉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倒也不一定是他们特别有钱，而是说他们有了钱也弄不出像样东西来。纳税人那么多钱被他们拿去设了那么多奖项，请了那么多评委，摆了那么多酒席，考察了那么多山山水水，结果洒出去的人民币倒是种出点什么没有啊？其实问题不在艺术家，也不在院团领导，他们都挺值得同情的。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大抱负的体制的日益僵化，款拨得越多，事办得越差。你说他拿钱没办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说他办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说他办了跟没办差不离就没冤枉他。他们用人民币搭彩虹桥，堆砌“今天是个好日子”，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气量，使得一个民族灵魂建设的文艺沦落为指甲油或精华素。文艺的许多部分是需要钱的，但文艺最珍贵、最核心的部分与钱无关，那不是富出来的，是苦出来的。

如果说国家院团这一块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么商业市场这一块则是除了钱什么都不认。原来好多人觉得只要一市场化，艺术上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这七八年我观察了戏剧和电影，还真没看出来，看到的是每况愈下。跟好莱坞接轨的那些商业大片，什么黄金甲、无极之流，真就是锦盒装的垃圾。他们哪一部都掀媒体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戏剧剧场这些年市场化的结果也出来了：各个剧场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组织了互助组似的，你教我无聊，我帮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恋爱加搞笑，因为投入低产出高啊。演员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个观众做痒痒肉的工作了。观众几年下来差不多被改造成只会笑的剧场动物。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挺大个的剧场里看戏，台上的幽默感差极了，但台下的痒痒肉却发达极了，满场乐得前仰后合，叮叮当当都快把椅子背儿砸劈了。有时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该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员导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码目前来看，市场一样担当不起重建中国文艺的重任。不过，现在电视剧看样子进入了良性循环，呈现出市场积极的一面。

我比较看好的是第三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并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因此无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关系、组合和活动，包括民间那些一块野营的爬山的，一块演戏的评戏的。周末你去公园看看，老百姓自己载歌载舞，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加入进去了，那气氛比国家大剧院过瘾多了。目前互联网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博客的社会含义是人人办报纸办杂志。人人办电视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个人博客、论坛、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并不断地伸头探脑，从虚拟走向现实。写诗的，摄影的，聊电影的，交流音乐的，传统的生活类别它几乎一个不少，传统没有的它也造出来了，而且许多都跟市场无关，跟宣传部门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这十几年互联网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就说传统文艺现代化吧。那些年互联网上像王佩写的对子，王小山写的快板，生香活色，灵动天成，真让人叫绝。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文艺，真比国家那块有活气，比市场那块有灵魂。群众自发的艺术，才不管什么市场份额，也不争什么金鸡金蛋奖，它没必要为了一鸣惊人而狗急跳墙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显出一种深刻的从容和优雅。我原来在朋友那儿看过她祖上留下来的书画，都是文人墨客间里互相解闷的，根本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画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饭，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艺术的两个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学水平多高啊。这些年公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参与一直在进行。再说流行音乐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种嗓子，原来是不入“流”的，但却在公民艺术的天地里得到发展壮大，最后体制也只好扩大修订自己的“美学”，开门请人家进来。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关屋外，其实是等于把自己锁屋里。网络上的群众参与造成了文艺上的大民主，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对官、商文艺形成了竞争和压力。作为第三方面，虽然目前还在造反起事的阶段，闹闹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会参与造就未来中国文艺的大趋势是明摆着的。2009年山寨版春晚虽然流产了，但却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我绝没有贬低国家与市场、把公民社会当灵丹妙药的意思。其实三者本身各有特点。特点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优点，过犹不及就成缺点。一个比较理想也还算现实的格局应该是让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让它们扬长避短、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混合文艺体制。按说这三样东西目前也都并存，但现在的社会指导理论，却没把混合体制当成一个长久的家，而是一个临时的店——也没准就当成发廊里屋的那张野鸳鸯的床呢。站资本那边的，他们惦记的是“大资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看这帮当官的还吃谁！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现在大家先练习着管书记叫“老板”吧，啥时候叫顺了啥时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着吃你！从无数个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关系真是够没劲的，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是你吃过来我灭过去。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希望公民社会加入进来，起点好作用。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剧协资助了30万块钱，他们进行公益基金式管理，营销上借用了市场的手段，排了40部戏，在几个剧场里热热闹闹了近一个月，末了还剩了几万块钱。廉洁、效率、群众参与、自我实现，应有尽有了。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还有一层不小的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改良了政府，借鉴了市场，形成了三者间的良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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