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战胜“文明冲突”——兼评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

■一部分中国精英急于介入文明的冲突，主要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

■在这场文明冲突中，他们实际上已经选边站了；

■由于话语权的不平衡，长期的片面宣传，再加上一部分人无论如何也要和强者站在一起机会主义心理的影响，这种选边站，在公众当中相当有影响。不过，许多人并没有认真考虑，这种选边对自己、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文明冲突中与强者站在一起，这看上去非常聪明，但也有可能被强者利用，替强者火中取栗、挡子弹乃至引火烧身。

笔者一直主张，中国并非文明冲突的主体，不应主动介入文明的冲突。这既不符合古典中国的传统，也不符合现代中国的传统，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古代，中华文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在现、当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我们的立场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来主张平等对待所有文明。

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构想的深远意义，这是远比雄安新区更重要的千年大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是什么？

就是要超越文明冲突，反对文明冲突，就是所有的文明和谐相处。

如果不同文明之间你死我活，冲突不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又在哪里呢？

今天，在中国力推“一带一路”政策的大背景下，更应该强调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战胜“文明冲突”。

“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单纯的向东、向太平洋方向的开放，转向向西、向欧亚大陆的腹地开放。

从文明地域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要的，甚至是单纯地向基督教文明开放，转向以同样乃至更大的力度向伊斯兰文明开放。

“一带一路”方向上，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中东、北非，聚集着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伊斯兰国家；历史上，这里也曾是伊斯兰文明的腹地。

如果中国不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而是在这里选边站，陷入“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国策如何能够顺利推行？如果“一带一路”政策失败，中国将失去进一步崛起的战略空间。

反对主动介入文明冲突，有必要加强对伊斯兰文明的了解。在这里向大家郑重推荐王小强博士《文明冲突的背后》一书。

王小强曾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96年，王小强获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系博士学位。

《文明冲突的背后——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一书，2004年由香港大风出版。虽然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但今天看来，不仅毫不过时，而且更加切中时弊。

曾几何时，美国最老谋深算的国师级政治谋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

亨廷顿的基本论点是：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某些文明就不应该存在，某种宗教就应该被消灭，否则冲突不能停止。但与此同时，阶级剥削，精英对大众的压迫却被轻轻掩盖了。

王小强却在研究了大量事实后指出：

“所谓‘文明冲突’的背后，

是少数人暴富、巨富还是多数人共同富裕的冲突；

是唯利是图与精神文明的冲突；

是优待资本、虐待劳工与追求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之理想社会的冲突；

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重蹈资本主义道路覆辙走不通，还是另辟蹊径，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冲突”。

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后，王小强陷入深深的思考——

为什么这些并非无知莽夫的伊斯兰青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消灭另一生命？

是什么使标榜捍卫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人从不愿意想一想别的民族的境遇？

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世界不但没有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反而充满了战火和不人道？

王小强认为：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从已有的公平出发，搞经济改革，追求效率；资本主义阵营从已有的效率出发，搞社会改良，注重公平。两大阵营的对抗和竞争，付出巨大代价，毕竟从不同的方向，推动人类整体的社会进步。”

冷战结束，西方胜出，力量平衡被打破，结果就是帝国霸权的持强凌弱，所有的文明与进步力量都在明火执仗的强权下显得那么愤怒的无奈。

著名学者张文木教授在阅读《文明的冲突》后写下了这样的心得：

伊斯兰教诞生于社会分化极为严重的七世纪的阿拉伯贝杜因人时期。

史书上说，到七世纪时，阿拉伯商业衰落。商业资本流向牧区，用于重利盘剥，利率往往在本金一倍之上。许多部落陷入贫困，社会动荡与反抗的现象有增无减。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以追求平等和公平为主旨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后来也就成了穆斯林在私有制，尤其是在资本全球化时期追求社会公平的思想武器。

《古兰经》——穆罕默德于七世纪初给阿拉伯人带来的天启圣经，就曾强调穆斯林的首要责任，就是去创造一个公义、平等的社会，让贫者、弱者都能受到尊重。为了追求这样的境界，穆斯林需要在各个层面﹐都推动“吉哈德”（圣战）：在精神、政治、社会、个人、军事、经济诸层面皆然。

这样，小强先生将伊斯兰教及其“圣战”教义从西方的妖魔化阴影中剥离出来并还原到它的逻辑起点即公平和正义。伊斯兰教倡导的“圣战”（Jihad）只不过是穆斯林实现公平和正义的一种手段。

张文木明确指出——

当前的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及其教义实现的“圣战”手段并无必然联系，这与小布什动用军事暴力使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难，以及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监狱发生的“虐囚事件”等，并不能使我们因此怪罪基督教教义的道理完全一样。

与目前一些将恐怖主义归因为伊斯兰教及其圣战教义的本末倒置的视角相比，小强先生的这个研究成果确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文明冲突的背后》用一个新的视角去解读伊斯兰世界，这完全不是一直以来美国和西方告诉我们的伊斯兰世界。

在《文明冲突的背后》一书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王小强用大量的材料，梳理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这是今天的西方媒体、中国主流舆论刻意遮蔽的。

王小强在书中指出： 

当年在埃及，纳赛尔搞了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是复兴社会党的复兴社会主义，利比亚是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突尼斯是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在苏丹，在阿尔及利亚，在索马里，在塞内加尔，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世界都在进行社会主义运动。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统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部分穆斯林看来，社会主义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躲不开讲究物质利益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唯利是图的帝国主义，只有伊斯兰既是政治又是宗教，同时满足人类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需求，坚持公平社会的理想追求。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向往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并在理论制度法律组织全方位进行了社会实践。

《文明冲突的背后》揭露了冷战结束，伊斯兰社会主义试验失败后的中东社会现状：

石油资源的收入落到少数人的手里，严重贫富分化。在科威特，平均两个科威特人就拥有一个女仆，但阿拉伯人民并不认同现代边界，他们认为这是西方强加给他们的。美国和西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不断打断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进程，制造恐怖主义和战乱，是阿拉伯世界苦难的根本原因。

用“文明冲突”的逻辑，不仅不能正确解释当今世界的现状，更不能引领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只能使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人类应当重新认识列宁曾提出的“压迫民族VS被压迫民族”的解释框架。

压迫民族国家与被压迫民族国家，即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对立，转移了曾为马克思揭示出的资本中心国的国内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对立矛盾，“公平”的买卖关系掩盖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

当这种对立发展到极端，处于弱势的一方就会用极端的方式做出反应，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文明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

通过消除民族间的剥削压迫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对“文明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釜底抽薪，可以设想，这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天幕上一定有四个清晰的大字：“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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