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细说“党内圣人”李大钊之死及生前身后事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细说“党内圣人”李大钊之死及生前身后事

林治波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在讴歌党的伟大和辉煌之余，不禁会想起当年那些挺身立党，在白色恐怖中夙兴夜寐，筚路蓝缕，为党的生存发展而殊死奋斗，为传播马列主义真理而奔走操劳的早期共产党人。

　　李大钊，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

李大钊先生

　　若以传统忠烈祠而论，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忠烈祠里，名列首位的，当非李大钊莫属。

　　（一）爱国·立党·在白色恐怖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出生，河北乐亭人。他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两大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是一个早慧之人，在少年时代已然心忧天下。1907年夏天，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遂考入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这是当时中国北方一所有名的学堂，总教习是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进步律师江庸先生。

二排左四为李大钊

　　1908年，19岁的李大钊就曾写过一首诗《登楼杂感（戊申）》，诗中写道：“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其家国情怀，溢于言表。这就注定了李大钊的一生，必然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1911年冬，李大钊就读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迎来了另一位学子——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张自忠。他后来战死于抗日沙场，成为台北国民党忠烈祠中排位居首的民族英烈。李大钊，则是共产党最著名的英烈。巧合的是，一文一武的两个人，都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至于他们之间是否相识，则不得而知。

　　1913年冬，李大钊得天津绅士孙洪伊先生资助，东渡日本，考入江庸先生的母校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郎在其撰写的《架向未来之桥——早稻田大学与中国》一书中不仅展示了李大钊的成绩单，还详细整理了李大钊上学时履修的11门科目及对应的执教老师。

留学日本时的李大钊

　　他评论说，“与其他日本人学生相比，李大钊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1915年1月，李大钊在早大学习的第一学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及其内阁秘密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事一出，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反应非常强烈，李大钊积极加入留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还拒绝选修“二十一条”的极力主张者浮田和民、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等日本教授的课程，并发表《国情》等文章，点名批判浮田和民和有贺长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李大钊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经时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的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又兼任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推动共产主义。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1919年7月，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大批爱国青年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这篇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其中有一位接受李大钊影响的青年，后来对中国的前途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就是毛泽东。

　　在李大钊此文发表之前的1918年8月15日，青年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事，由长沙乘火车到北京。但他最终没有去法国，而选择留在北京。10月，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回忆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有了这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

　　次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离职归湘。在北大不到半年的时光，毛泽东读了很多书，接触了很多的人和事，特别是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这一直深植于他记忆之中并带来深远的影响。

　　后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毛泽东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49年3月，即将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领袖的毛泽东回到阔别30年的北平，他远远地看到古都城垣，感慨道：“30年了，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和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同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1月，又亲自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的思想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陈独秀

　　1921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聚会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虽然因故未能出席，但仍和陈独秀一起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故有“南陈北李”之说。

　　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十分危险，但李大钊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积极付诸行动。为了共产党的发展，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不但冒着危险东奔西走，日夜操劳，而且倾囊而出，自掏腰包。他当时是北大的老师，连同兼职，月薪将近三百大洋。换作今天，他三个月的薪水就可以买一套四合院。但因为常常倾囊纾难，接济贫寒青年，支持革命活动，实际上他的生活是非常贫苦的。北大的学生后来回忆说，李大钊平常在学校的餐食就是馒头就水，常常连咸菜都没有。后来蔡元培得知李大钊把薪水都无偿献给了革命和穷苦学生，于是把他的妻子赵纫兰请来，让财务把他们家每月的生活费先交给赵纫兰，然后才把余下的薪金发给李大钊，以免家中断炊。

　　这个时期的孙中山，身兼广州军政府非常大总统和国民党领袖，开始探索与苏俄的合作。1922年6月16日，备受孙中山倚重的粤军将领陈炯明部下叶举出兵围攻总统府，并炮轰孙中山寓所，意在驱逐孙文离开广东。这让孙中山感到震惊，于是在困境中加速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李大钊曾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抱有很高期望。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时，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22年8月，李大钊到上海面见了孙中山，并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负责与廖仲恺、鲍罗廷等人一起改组国民党，从而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分析，李大钊认为国民党人整体牺牲奋斗的革命意志起色不佳，勇气不足，还真不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失望，让他更加坚定了共产党应当担负起牺牲奋斗的革命先锋的使命和信心。

李大钊和孙中山见面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派李大钊和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等五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在这次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回到北方，李大钊帮助国民党建立起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同时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配合北伐行动。

　　那段时间，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身兼国共两党，成了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为国共两党共同推重，其声望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二）被张国焘出卖，从此步入险境

　　就在这个时候，李大钊浑然不知，他因为被人出卖已经陷入险境之中，而出卖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学生兼同志张国焘。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不久就认识了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1919年，张国焘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但没有读完本科，就成为职业革命家。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担任北京学联主席，是北京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张国焘跟随李大钊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看他革命积极性很高，又有活动能力，很是看重他，两人之间形成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举行，李大钊因故未去，派遣张国焘、刘仁静与会。开会时，张国焘便刻意强调受李大钊委托而来，理应担任领导。原来的召集人李汉俊不想争夺权位，加之大家敬重李大钊，结果张国焘就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局三人团成员，分管组织工作。这样，张国焘就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上及创党初期，占据了重要地位。

　　张国焘一生中，曾经两度变节：第一次是1924年，第二次是1938年。其中，第二次叛变是公开的，为国共两党众所周知；但第一次却是暗中变节，具体情形鲜为人知。

　　1924年5月，张国焘一度被捕，5个月后获释出狱。

　　在回忆录中，张国焘自称他被逮捕后“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使敌人“一无所得”。按其所写，他俨然是一位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无愧其革命者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身份。不过一份解密档案，却无情地揭穿了张国焘的谎言。

　　事情的详情是这样的：

　　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分别包围汉口的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人被捕。杨德甫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由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随后，湖北方面将此情由京汉路局密函北洋政府交通部。

　　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3个侦缉队，前去全国铁路总工会所在地搜捕。当时张国焘并不在那里，敌人只抓走了彭子均、李凤林两名干事。随后，侦缉队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抓住了张国焘及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同时搜获许多党的文件和信件。张国焘对这突如其来的搜捕毫无准备，遂和另3位党员一道被抓入狱。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声讨北洋政府的反革命暴行，并开展营救活动。李国珍等19名众议员致函内务总长程克，要求释放张国焘；彭汉遗等15名众议员也致函程克，要求释放杨子烈。

　　张国焘等4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鹞儿胡同侦缉队中，敌人每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讯，但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5月25日，张国焘等人被押解到京师警察厅。从5月26日起，警察厅开始对他们进行野蛮的拷讯，每天拷打三四次之多。张国焘开始时不承认自己便是张国焘，也没有供出党及工会的组织。敌人就拿出在张国焘住处查获的一些信函、文件等，其中有一份委托状上列有总干事张特立的名字，敌人质问张国焘这是否就是他的别名。张国焘支吾否认，于是敌人又拿出其他一些信函，然后对他大施酷刑。张国焘为了苟存性命，最终还是向敌人屈服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但辩称自己并无任何职务，属于挂名党员。

在北大求学时的张国焘

　　他的新婚妻子杨子烈被捕与张分开关押，也屈服于敌人的酷刑，对敌人写下了亲笔供词：“张国焘是研究共产主义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们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老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宏，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京师警察厅审讯后认为事关重大，随后把张国焘等4人押解至京畿卫戍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发现张国焘是个软骨头，下令加重刑罚，逼其供出更多情报。张国焘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号芝圃）等领导同志和北京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一股脑全都供给了敌人，还供出了71位铁路工人党员的名单，其中京绥路工人党员7人，京奉铁路工人党员21人，胶济铁路工人党员3人，正太路工人党员2人，京汉铁路工人党员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通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工人党员24人，并详细向敌人提供了这些人的具体姓名及通信地址。张国焘因变节坦白得到了优待，住进了单间，伙食也改善了。

　　5月30日，王怀庆密信给内务总长程克，请求捉拿张国焘供出的北京“中共首犯”李大钊，李大钊闻讯迅速转移，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军警查抄了李大钊在北京铜幌子胡同的住所，不获。然后又赶到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亭追捕，当时李大钊化装成商人，在儿子李葆华的帮助下，逃到昌黎五峰山，使敌人两次抓捕都扑了空。6月11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并把通缉令下达到各省。

　　此前，李大钊在避居地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委派他为中共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就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然后去了莫斯科。临行前，他给赵纫兰写信：“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

　　李大钊因赴苏联得以脱险，但其他被张国焘出卖的同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比如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范体仁、吴鹏九、叶云清等同志也都被反动军警逮捕，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各地铁路工会负责人陆续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40多人。我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因此受到严重破坏，而张国焘恰恰是北方工运的主要领导人。

　　尽管张国焘变节出卖同志，但王怀庆鉴于张国焘系中共要人，依然把此案上报给直系北洋政府总统曹锟，要求枪毙张国焘。但另一名军阀齐燮元则有些奇怪地提出了一个建议：“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张国焘这才保住了性命。

　　张国焘在狱中出卖了自己的恩师李大钊，而毫不知情的李大钊却为营救张国焘四处奔走。李大钊与齐燮元系河北同乡，齐燮元保张性命的那个建议，极可能是出自李大钊的所托。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因冯玉祥钦敬孙中山，也同情共产党，李大钊便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为张国焘担保，张国焘夫妇才得以出狱获释。直系军阀在各地抓捕的其他共产党人，也陆续获释。

　　获释让张国焘高兴极了，他挽着妻子杨子烈的手走出了监狱大门。张国焘背叛革命的事情，当时并没有人发现。故其出狱后，回到中共中央继续就任要职。他不但对组织隐瞒了自己叛变的事实，还多次宣扬自己在狱中如何绝食，和敌人做着坚决的斗争，只是被敌人强拿着他的手按了红手印。但是，被同张国焘一起营救出狱的同志们也不是没有疑问：为何在狱中，后期只有张国焘一人得到了优待？张国焘巧舌善辩，说：“敌人想要把我永远监禁，老死狱中。”这个解释现在看来很是勉强，但当时还是让张国焘蒙混过关了。

　　李大钊被张国焘出卖，虽然当时敌人未能抓到他，但其后依然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李大钊的秘密身份由于张国焘的出卖而暴露，被北洋军警记录在案。1927年4月，执掌了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李大钊全家被捕。

　　李大钊是张国焘的恩师，更是中共高层仅次于陈独秀的领导人，其被捕和就义，是惊动全国和中共全党的大事件，张国焘却在回忆录中一笔带过，明显避讳不谈，恰恰说明了其心中有鬼。

　　1951年，新中国组织人力对北京大量敌伪档案进行查看。工作人员在查阅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了1924年张国焘被捕后的供词及相关文件，证明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被捕后都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并供出了当时北京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与全国铁路系统党员名单，其内容与张国焘的自我标榜大相径庭。张国焘在供词中写道：“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行为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中共）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进行党务者：南方有谭铭三（平山）等，北方有张昆弟等。”

　　另据其他文件显示，除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张昆弟四人外，张国焘还供认出了刘仁静、高君宇、范体仁等多位同志，几乎把他知晓的中共早期人员向敌人“和盘托出”。从性质上看，张国焘的变节不亚于后来顾顺章的叛变。不过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内斗不断，对一些省市尤其是南方各省控制力有限，才没有给中共带来毁灭性后果。

　　此次政治变节虽被张国焘长期隐瞒，却反映了其卑鄙的人格和软弱投机的秉性，并在其人品质上种下了无节义的思想基因，政治信仰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张国焘后来在1938年趁祭拜黄帝陵之机出走叛变，投靠国民党，可以说在1924年就埋下了背叛的种子。而杨子烈在张国焘叛逃后，之所以一直追随于张，除了正常的夫妻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人一起变节，因而具有共同隐瞒和相互依存的特殊心理。

　　（三）“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在反动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里从事救国救民的共产主义活动，充满了危险和不测，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对于胸怀信仰的共产党人来说，危险并不能成为退缩和躲避的理由，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要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得多。

　　李大钊性情温厚，作风淳朴，不图名利，很善于团结人，正如人们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但另一方面，在温和淳朴的表层之下，李大钊却有一颗热血激荡的心，他坚毅内敛，无私无畏，骨子里有一种壮怀激烈、大义凛然的伟丈夫气概。他把生死理解得很深，因为想透了，故而把生死看得很淡，故而不怕牺牲，非但不怕牺牲，反以牺牲为荣。他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是李大钊1919年写在文章《牺牲》中的一段话。他还有一句名言：“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1922年1月，湖南工运领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两人领导湖南第一纱厂罢工时被军阀抓捕砍头，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文中称赞他们是劳动阶级的先驱，对他们的殉难表示无限的敬意。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造成二七惨案，其中罢工前线领导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壮烈牺牲。对此李大钊激愤地高喊：“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1924年10月30日，李大钊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恳切地发表演讲：“国民革命的真正分子，除了孙中山外，只有一二人，其余的只有我们了！”“我们的团体（中国共产党）是全被压迫的民族的先驱，我们的革命是为全人类的，所以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旧中国的纱厂

　　目睹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和社会黑暗，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李大钊，主张大力铸造“雄健的民族精神”，他认为这种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为反抗外族侵略“竭尽其智力”“置生死于弗顾”的牺牲奋斗精神。“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在用心观察了18世纪至20世纪初法国、俄国等“世界革命先声”国家的政治革命历史后，李大钊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革命能够取得最终胜利，诞生新的国家，创造新的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者付出了“最大牺牲”。他用“革命血潮”“有血革命”来形容政治革命与牺牲奋斗的内在联系。他号召中华儿女拿出雄健民族精神来挽救中华民族，在这牺牲奋斗的悲壮歌声中“猛力勇进”，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延续和发展民族生命。李大钊主张新青年应树立“奋发有为的人生观”，努力做“旧生活的反抗者，新生活的创造者”。他激励青年们保持辛亥革命中那股“断头流血以从之”的牺牲奋斗勇气，绝不能胆怯，必须勇于牺牲奋斗，一定要拿出“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在李大钊看来，“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而“牺牲的精神便是爱”。

　　他始终抱着准备牺牲的决心，坚持在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为党工作。1924年12月李大钊从苏联回国后，毅然接受党中央的安排，一直坚守在北京领导北方革命运动。

　　这个时期，他不顾危险，公开发起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了5万余人的示威。

　　由于1924年张国焘的变节出卖，北洋政府已经知晓李大钊的共产党领导人身份，故于1925年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多次下令通缉他，李大钊被迫进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暂避。不久，他又走出东交民巷，继续领导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奉系、直系北洋军阀的斗争。

　　那时，以日本为后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崛起，大有夺取北洋政府控制权的可能。为了阻止奉系军阀的统治，李大钊投入巨大精力去联合冯玉祥国民军反奉；策反张作霖部将郭松龄起兵反奉；动员张作霖主要幕僚杨宇霆密谋反奉；还积极联络山西的阎锡山，试图组建反奉同盟。李大钊所做的这一切，被张作霖恨之入骨，张一口咬定李大钊是苏俄间谍，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5年月12月21日，张作霖与日军联合，在巨流河、新民屯一带击杀了郭松龄，将郭曝尸奉天城；随后与日军联合围堵冯玉祥军，将冯玉祥逐回西北。李大钊试图构建反奉联盟未能成功。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杀，是为三·一八惨案。李大钊的头部和双手负伤，但他仍不顾危险，镇静地指挥群众撤退。

　　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段祺瑞政府就下达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3月底，李大钊接受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奉军以“安国军”名义占领北京，随后加紧对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革命者进行迫害，李大钊的处境更加危险了。以足智多谋而被北京大学同仁戏称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悄悄把正在听课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叫了出来，神色郑重地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

　　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就连一些主张进步的报纸主编，如《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也都被残酷枪杀。

邵飘萍

　　鉴于北京的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在北方的领导干部纷纷离京南下，中共也将部分干部调离北京。在明知自己已经暴露、北洋政府已紧急下令抓捕的情况下，李大钊却毫不犹豫地坚持留在北京为党工作。大家都担心李大钊的安危，一再催促他离开北京暂避，他却平静地说：“要离开北京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哪里能离开呢？”夫人赵纫兰也为他担心，多次劝他暂避一下，他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嘛！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李大钊不顾生命危险，尽最大努力开展秘密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自1926年“三一八”惨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员也由2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共青团员也有了很大发展。同时，李大钊组织国共两党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使直隶、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他还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钊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他的名声也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

　　奉军进占北京之后，围捕之网越收越紧，李大钊处境危殆。他以往的办公室、宿舍、会议室、刊物编辑部及其他革命活动场所，均陷入奉系军警的盯梢和监控之中。

　　（四）被捕入狱，各方营救

奉系军阀张作霖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司法科长沈维翰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们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抓捕的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在李大钊身边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李渤海经不起拷打和诱惑，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将李大钊隐匿于东交民巷的情报及其他党员名单供出。后来，李渤海还充当了奉系军警进入苏联使馆区的向导。

　　吴郁文、陈兴亚大喜过望，马上报告了张作霖。

　　为了抓捕李大钊，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和特务化装成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国兵营门口窥视。凡是兵营出来的人，都有特务盯梢，直至拷问逮捕。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特务秘密逮捕的。

　　为了弄清俄旧兵营内部的情况，他们还利用兵营内招用工友之机，派遣四名暗探化妆打入内部。据当时北京《晨报》报道，这几名暗探在在旧俄兵营中经过3个月的侦探，“所有当中的一举一动，俱已调查明晰，并经绘图报告”。

　　按照国际法和外交惯例，一国对其驻外使馆是具有主权管辖地位的，驻在国军警无权擅自闯入。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更是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张作霖得知李大钊隐匿于苏联驻华大使馆，于是派人先找西方列强驻华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接着又与英法等国公使交涉。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的仇视，签订《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专门开会讨论，默许奉军派人进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区搜捕李大钊等人。

　　政治上几经转变的民国名流杨度先生，对李大钊的安危十分关心。他在为国民党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结识了主持北方革命工作的李大钊。此前，他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许多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对李大钊钦佩有加，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面对杨度政治主张失败后内心的苦闷，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后，杨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似乎在李大钊身上看到了那座指引自己前行的灯塔。他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为共产党做些有益的工作。

杨度先生

　　1927年4月5日，杨度在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女儿的婚礼，碰巧遇到北洋政府前外交总长汪大燮。一番寒暄之后，杨度无意从汪的口中得知张作霖准备大肆扑杀共产党员的消息，杨度大吃一惊，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

　　汪大燮从容地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跟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

　　杨度得知事态如此严重，急出一身冷汗，便借故中途退席回家，让长子杨公庶速去章士钊公馆，向章先生报告情况。章先生闻讯，立即将消息告诉了李大钊。但此刻为时已晚，苏联使馆已被奉系军警重重监控，李大钊来不及转移了。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订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吴郁文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把抽调来的540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捕人。

　　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实施蓄谋已久的疯狂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和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所幸，李大钊大儿子葆华与同学结伴外出，小儿子寄养在他处，因此躲过了一劫。

　　对于李大钊被捕的情节，其长女李星华有细致的回忆：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知名教授，论著颇丰，声望很高，名重京华，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

　　——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九校代表前往拜访张学良军团长，提出如下意见：（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此后两天，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也召集会议，就李大钊被捕一事，议决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

　　——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先生，也出面游说奉系要员杨宇霆向张作霖说情。范熙壬与李大钊是好友，曾参加了李大钊主持的共产主义小组。当李大钊被捕后，范熙壬两次探访与李大钊相识的张作霖参谋长杨宇霆未果，第三次他写了一封《致杨邻葛督军书》的亲笔信给杨宇霆，劝其消弭内争，协力对外。杨宇霆受了章士钊的委托，又读了范熙壬的信，确曾向张作霖求情赦免李大钊，但无效。

　　——在范熙壬的斡旋下，北洋政府也曾派梁士诒、杨度、罗文干面见张作霖，主张“移交法庭”处理。

　　——为营救李大钊，杨度甚至毁家纾难，卖掉了在北京的“悦庐”公馆，用所得4500块大洋积极疏通关系，为李大钊奔走呼号。杨度还设法促成北洋政府“政治讨论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向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建议，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办理。

　　——4月15日，《世界日报》报道，公民李公侠致书张学良，请宽赦李大钊，书中列举了10条宽大的理由，其中第8条写道：“且李氏，师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此论奖掖行德，而宜主宽大。”

　　——16日，《世界日报》报道，“李大钊等被捕后，各方面营救甚力，兹闻又有李之同乡白眉初、李时，武学易、李采岩（言）等三百余人，联名呈请释李。”呈文中说，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乡关系，愿保留李大钊之生命。”

　　——《晨报》就李大钊被捕一事发表了题为《共党事件，应交法庭》的社论，认为当局应采取宽大精神，党狱万不可兴，处罚不宜过重，建议将李大钊等人移交法庭处理。

　　——国民军统帅冯玉祥此时也拍了电报，向奉系军阀提出警告。

　　——得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苏联报刊立即作了详细报道。9日的《真理报》说：“6日上午11时，一队奉天士兵，还有宪兵和暗探等共约500人，包围了苏联使馆区，切断了使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后闯入内部，逮捕了7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教授和一些学生、妇女和儿童。所有当时在场的俄国人，包括武官处的警卫和职员等共22人，都遭逮捕。”同一天的《真理报》刊登了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抗议照会。10日的《真理报》报道了李大钊第二次被审问时的情形。报道说，“李大钊同志在被审问时镇静自若，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追随者。他说，他所以参加共产党（此处可能不确，李大钊在狱中只强调自己是国民党人--作者注），是因为他愿为党的原则和纲领而奋斗。”这一天的《真理报》，还刊登了李大钊同志的全身照片。

　　——同时国外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也对李大钊等人进行了声援。东方社莫斯科12日电：“本日下午，莫斯科10万工人职员，举行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策划的这一阴谋事件。”

　　凡此种种，都让张作霖面临巨着大压力。但他反复掂量，最终还是决定处死李大钊等20人。不过，各界营救的压力也并非完全无用，一同被捕的家属、孩子和苏联人还是陆续被释放了。

　　暗中出卖了李大钊的张国焘，此时正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重权高，却没有为营救李大钊付出任何努力。这进一步印证了其此前变节的事实。

　　（五）宁死不屈，《狱中自述》无一言述及家事

　　就在李大钊被捕的六天之后，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外围革命群众。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一时黑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南北。

　　李大钊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他坚韧不屈，总以“概不知之”来回答敌人关于中共信息的审问。张作霖也曾安排杨宇霆出马，企图劝降李大钊，杨说：“守常兄，咱们是多年的朋友，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那时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正处于合作时期），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在监狱中，李大钊仍然坚持宣传共产主义，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领导指示党的工作，不但狱中犯人大为感动，即看守的士兵也愿替他传递消息，充当监狱中的交通员。

　　在监狱中，在法庭上，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泰然自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如何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为此，他用血迹斑斑的手写下了《狱中自述》。

　　《狱中自述》涉及一个后人不太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李大钊不以共产党而以国民党的身份署名这份材料？这是因为，此时李大钊并不知道张国焘早在三年前已经将他共产党人的身份出卖了。在生死抉择面前，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的组织再次遭受破坏和如何保护一同被捕的同志。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鉴于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自己如果亮明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其结果可想而知。考虑到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半公开地位，张作霖正在拉拢国民党这层关系，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与敌周旋，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捕同志、掩护党的组织。所以，李大钊在狱中绝口不提共产党，而只以国民党的身份说话。但是，这个策略并无用处，在逮捕李大钊之前，张作霖从北京警察厅留存档案的张国焘供状里已经确切地知晓了李大钊是中共北方首要领导人。

《狱中自述》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写得干净利落，有条不紊，没有一丝的慌乱和畏惧。这篇文献，是李大钊对救国救民的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见证，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坚守信仰毫无动摇的见证，其境界与格调显然要高于瞿秋白《多余的话》：

　　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狱中自述》通篇无一言提及家庭私事，无一语关乎自身安危，字里行间所关心的全是国家民族的命运，阐述的全是他救国救民的主张。

　　其女李星华在《回忆父亲李大钊》一文中写道：“父亲在狱中十几日绝口不提家事，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个人的利益和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六）从容就义，三绞而绝

　　既然落到了死敌张作霖手里，李大钊自度难免一死，于是向法庭要求对自己实施绞刑而非枪决。

　　张作霖对法庭前来请示的人说：“只要杀掉他就行，绞死、毙掉有什么两样？你们答应他！”请示者为难地说：“我们从没有实行过绞刑啊，连个绞刑具都没有。”张作霖听了，不屑地说：“这还不好办？我自掏腰包，你们从法国进口一个绞刑架不就得了？”

　　绞刑架很快购得，李大钊死期在即。

　　这时，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杨度表示赞同。但李大钊得知信息后坚决反对，他说：“他说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们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对于党对于我的爱戴，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因为不只是囚室武装警卫，即监狱亦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党组织和杨度只好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

　　在狱中关押22天之后，1927年4月28日上午，也就是在处决李大钊的当天上午，李大钊和赵纫兰母女获准在法庭上相见。

　　李星华回忆说：

　　十几天（应为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实际上，在赵纫兰母女尚未回到家中时，李大钊已经牺牲。当时的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4月28日上午，由张作霖操纵的所谓“特别法庭”仅用了半天时间，即判决李大钊等20人死刑。下午2点，李大钊等20人被秘密押解到北京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刑场的一台进口绞刑架前，处决他们的罪名是“和苏俄里通外国”。

　　当时在北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何隽曾亲历现场，据他回忆，在受刑之前，行刑官曾询问过李大钊对家属有何遗言，表示可以书函转交。李大钊答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份也，何函为?”没有为家属留下任何遗言。

　　行刑开始，李大钊轻挽袍襟，头一个走出队列，迈步登上绞刑台请死。他新剃了光头，身着棉袍，神色自若，站在敌人的绞刑架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并转过身来，对着十九位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李大钊，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北洋画报》一篇题为《处决李大钊等琐闻》的文章里，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当绞刑架绳环放下的那一刻，行刑刽子手要求李大钊伸长颈脖，以方便绳套套入颈中，李大钊依言而做，视死如归，毫无惧色。有记载说：“李神色未变”，“厥态殊从容”。

从容就义

　　但是，刽子手事先得了张作霖的指示，不能让李大钊速死，为了让他多受折磨，使用了惨无人道的“三绞处决法”：把李大钊推进长方形的铁架子中，一共施行了三次绞杀，时间长达28分钟。

　　——第一次，把李大钊绞昏气绝，然后放下来，用冷水浇醒，厉声喝道：“你悔过罢！”

　　李大钊醒来后，徐徐睁开双眼，嘴里吐出了一口鲜血，愤恨地说：“快把我绞死！我的肉体虽殒，精神不灭！”

　　——第二次，吊起再绞，李大钊的眼球已经突出，口鼻淌血，刽子手再次将他放下，浇以冷水，李大钊犹如死后还魂，醒来后牙缝里只吐出四个字：“力求速办！”这是李大钊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四个字，掷地有声，摄人心魄。

　　——连刽子手也被李大钊的大无畏所震慑，不敢再说话，连忙第三次绞紧绳索，结束了李大钊的生命。

　　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此时牺牲的他，只有38周岁。其人格与气节，和变节出卖同志的张国焘相较，简直判若天壤，如隔云泥！

　　随后，刽子手将与李大钊一同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张挹兰共19人，挨个绞杀。

　　张挹兰，1893年生于湖南醴陵。在北大就读期间，得到李大钊的赏识，成为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妇女部长、《妇女之友》主编，是20 位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后受刑的一个。

摄于狱中。左起：路友于、李大钊、张挹兰

　　那一天，张挹兰穿着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她姿态安详，眼神坚毅，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在敌人长达 3 个多小时的绞刑过程中，张挹兰一直站在绞刑架旁，目睹同志们一个个倒下，她毫无惧色。当刽子手最后一个喊到张挹兰的名字时，她踏着夕阳，微笑着走上绞刑台，冲着敌人喊道：“行刑吧！”就这样从容就义。

　　在敌人的行刑报告上，我们看到了20位英烈就义后的情景：“行刑既毕，尸身20具并列于绞台之侧，男尸19具，女尸1具即张挹兰也，面皆俯向下，皮肤惨白，颈或有红痕者，头发无不蓬乱，衣多布衣，履多布履，一望固知其为寒士也。”

　　张挹兰牺牲后，她的战友褚松雪写了一篇《哭张挹兰》的文章，说：革命是准备着牺牲的。许多同志悲愤李守常先生之被惨杀，因而更增加其革命的勇气。挹兰的死，至少也可以引起妇女界的愤慨而紧张其革命工作的。对象越深刻，刺激力也越大。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党人是杀不完的，而且只有越杀越多的！挹兰真正用生命实践了曾经的豪言：“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

　　29日一早，报纸上刊出消息：“李大钊等二十人执行死刑矣”，甫一看到，赵纫兰立刻晕倒。《晨报》记者赶来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由日本出资开办的报纸《顺天时报》先是描绘了李大钊身后的悲惨：“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然后发表了一番冷嘲热讽的评论：“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为学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论，能被人称为学者，那么他的文章他的思想当然与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此文的意图，分明是规劝中国青年应以李大钊为戒，苟存性命，不要作什么“主义的牺牲”和“非分之想”。对此，就连周作人都看不下去了，他愤然写下《日本人的好意》一文予以驳斥：“你看，这思想是何等荒谬，文章是何等不通。……照我们的观察说来，大和民族是素来不大喜欢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个明证。……日本人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我并不希望日本人来中国宣传轻生重死，更不赞成鼓吹苟全性命，总之这些他都不应该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汉文写出来教诲我们。”对于日本人文章中的“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之语，周作人更是直接称之为胡说八道。

　　实事求是地说，在李大钊的事情上，周作人不但体现了深厚的朋友情义，而且展现了一点民族气节。若周作人能够一贯地坚持这个立场与节操，后来也不至于沦为文化汉奸。

　　李大钊被捕后，国内各界营救甚力，呼声极为强烈，苏联方面也向北洋政府发出了抗议，这给了张作霖巨大压力，但最终还是未能挽救李大钊等20人的生命。那么，张作霖为什么置广大社会舆论于不顾，悍然杀害李大钊呢？

　　一是张作霖对李大钊极为仇视。张作霖发现，主要幕僚杨宇霆和自己的矛盾、最善战将领郭松龄的起兵反叛、冯玉祥国民军的反奉等等，都有李大钊策动的影子，因而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纵容。动员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李大钊，早已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愤恨，同时社会主义苏联也被他们所仇视。在抓捕李大钊之前，张作霖已经派人接洽西方列强驻京使团，得到了他们的默许。所以，当奉系军警违反惯例闯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捕李大钊等人时，帝国主义使团非但没有抗议，反而宣称：“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约国之列，外交团已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民巷区域内所设立机关。”他们采取的是名为中立实为纵容的态度，这就为张作霖的暴行打开了绿灯。

　　三是国内反动派的支持。国内营救李大钊的强大舆论使张作霖有所畏惧和迟疑，为此他给蒋介石、阎锡山、孙传芳及张学良、张宗昌等六人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几人都主张将李大钊立即处决。虽然李大钊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正在密谋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国民党右派首领蒋介石，也从上海发来密电，建议张作霖将李大钊“速行处决，以免后患”。两个在北伐战场上相互厮杀的军阀，在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问题上居然达成了默契。特别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更是对张作霖起到了示范和催化的作用。军事上接连受挫，已陷入不利境地的张作霖，甚至想以屠杀共产党来博取蒋介石好感，拉近与蒋介石距离，以谋求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作为军阀鹰犬的中国青年党砸毁《晨报》馆，到处张贴标语，主张处李大钊以极刑，也对张作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口气绞杀了李大钊等20人，张作霖觉得大解心头之恨，很是高兴和得意，当晚还特地设置酒宴以示庆贺。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死期也将来临——就在第二年的6月4日，张作霖即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而和他一起被炸死的奉系军政官员也不多不少，恰好是20个人，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报还一报。

　　（七）装殓·出殡·身后哀荣

　　4月30日，《真理报》《消息报》等媒体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李大钊牺牲的噩耗。《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刽子手们动手了》的社论，对中国军阀的罪行进行严厉谴责。这一天的《真理报》的头版，还刊载了李大钊同志的传略，说李大钊同志是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北方地区的领导人。传略强调指出，李大钊同志在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起了杰出的作用。孙中山死后，李大钊同志在北京既领导着北方的共产党，又领导了国民党。他不仅在工农群众中享有威信，而且在敌视他的一些人中间，他也被公认为最有名的学者。这天的《真理报》，在第2版上还登载了李大钊同志的照片和两篇悼念文章，回忆了李大钊同志生前的革命活动。文章说，“1923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对共产党员要不要参加当时的国民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一部分同志认为共产党应该独立工作，不该参加国民党。主持会议的李大钊同志详细地解释了组织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终于说服了原来的反对者。文章还回忆了李大钊同志对当时风云一时的胡适的态度，对国民党要成立三青团的态度等。文章还谈到，李大钊同志热情关怀被捕同志的家属，自己临危不惧等情况。

　　5月1日，《真理报》在发表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文章里，还提到李大钊同志，称他是朋友、同志、学者、战士和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李大钊同志遇难十分注意，为此发表了《告全世界工农劳动人民书》，强烈谴责张作霖和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英国共产党也提出了抗议，谴责英国走狗张作霖并要求英国鲍德温政府对此负责。苏共中央还向中国共产党发了唁电。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片山潜说，李大钊同志被杀害，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国际革命运动的巨大损失……李大钊同志虽然死了，但他对中国革命来说依然还活着，他的著作，他的不可摧毁的意志将指引着工人，学生和农民，鼓舞他们去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李大钊牺牲后，军阀政府假惺惺地表现了一点“人道”关怀，对每一位殉难者都进行了装殓，由政府出资给每人配了一口棺材。那19人，每口棺材价值40元，唯独对李大钊格外“优待”，他的棺材据说花费了70元。警方将李大钊遗体装殓入棺，寄厝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派警察看守。

　　李大钊生前同乡好友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一起到长椿寺，准备领出李大钊棺材。鉴于棺材简陋，李大钊夫人赵纫兰也不愿使用军阀政府提供的棺材，大家决定为李大钊换棺，并募捐办理后事。

　　李凌斗找到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寿山，讲明要购买棺材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伊寿山推荐了一口上等柏木棺材，标价260块大洋。这个价位实在太高，李凌斗说明情况，恳请伊寿山降价。伊寿山表示：生平不识李先生，并绝对反对共产主义，因连日看报，对于其个人人格确有相当钦佩，故只索银140元，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举动也。查阅史料可知，购买柏木棺材和相关的费用出自李大钊的同乡挚友、著名地理学者白眉初。“白深知李大钊一生公正清廉，不治生产，且家中无主事人料理，遂派人找来北师大学生李凌斗，拿出三百大洋让他去买寿衣、棺木，并出面交涉领回大钊遗体。”

　　李凌斗走后，伊寿山请师傅把棺材外部用红土子涂了一遍。风干之后，又用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得十几斤黑生大漆，仔仔细细地给棺木上了五道漆。

　　5月1日上午，伊寿山带领16名工人扛着棺材到达宣武门外长椿寺，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杠房用药水洗擦李大钊遗体，穿上九层寿衣，头戴帽子，脚穿鞋，安置妥帖，转入新棺，最后用漆密封。11时许，又组织24人抬着李大钊新棺到妙光阁街浙寺，暂厝浙寺南院，安放祭拜。寺主因李大钊为政府绞刑不愿收留，经多方疏通，才允许暂时停放，双方讲好，每月租费4块大洋。可没想到的是，由于政府迫害，加之经费拮据，李大钊灵柩一直放在浙寺。就连帮忙入殓的伊寿山也被警察逮捕，后经保释才得以出狱。

　　到1933年，李大钊的灵柩已在浙寺停放了整整六年。他生前总是把自己的薪酬用来资助工农革命和困难学生，未曾留下任何钱财给家人。他牺牲时，家里仅剩下一块钱和一堆欠条。好在李大钊死后，其生前好友、同学和中共地下组织会经常来家里探望，正是靠着他们的接济，赵纫兰和五个孩子才艰难地生存下来。但不管怎样困难，李家后代从未因个人问题向党组织伸手。

李大钊结发妻子赵纫兰

　　在这种情况下，赵纫兰根本拿不出钱来为丈夫出殡，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为了让逝者入土为安，赵纫兰硬着头皮陆续找到了北大校长蒋梦麟，以及周作人、沈尹默、胡适等李大钊生前的北大同仁，恳求帮助。每当见到这些丈夫生前故人中的一位，她就含泪哭诉说：“李先生的棺柩至今仍然停放在浙寺，亡者难以入土，我寝食不安啊！”

蒋梦麟

　　赵纫兰的悲切打动了蒋梦麟，他慨然允诺为李大钊出殡，要知道这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下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北平，当时处于张学良的控制下，为李大钊出殡更是一件敏感之事。因此，蒋梦麟要求出殡声势小一点，最好从较近的西门出城。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意见恰恰相反，要求提高声势，借机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动员；赵纫兰也希望能为丈夫搞一个像样的葬礼，她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但不管怎样，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支持出殡，即足以证明蒋梦麟是一位心存良知的学者。

　　4月10日，由蒋梦麟领衔北大同仁周作人、胡适、傅斯年、沈尹默、钱玄同、马叙伦、许德珩等13人联合发起，共担公葬重任。13位发起人向社会广泛发起了捐款活动，许多外地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其中，鲁迅捐款50元，李四光也捐了款，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虽然很多人和李大钊政见不合，甚至有论战，但都为李大钊的人格风范所折服，因此在他牺牲后都慷慨捐赠，希望他的遗骨能早日入土为安。经统计，此次捐款人数达94人，一共筹得捐款2377元。

　　有了这笔钱，由蒋梦麟出面为李大钊选购墓地。经与赵纫兰商量，蒋梦麟在万安公墓为李大钊选定了墓地。办好手续后，又请北大教授刘半农为李大钊撰写了碑文。全文370余字，介绍了李大钊生平，并对李大钊人品学识给予高度评价。

　　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方面，在获知李大钊公祭公葬的消息后，决定把葬礼同时搞成一场群众悼念烈士、反抗反动当局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并决定这场运动由中国赤色革命互济会在河北的分支机构——河北革命互济会出面组织。

　　河北革命互济会随即成立了公葬李大钊筹备小组，对葬礼各个环节进行了周密安排。他们首先让李星华在4月22日的《晨报》登出讣告，写明李大钊出殡的时间、地点，然后由河北革命互济会组织人员参加公祭活动。这样安排是为了公祭活动中一旦出意外，就说是群众看到讣告自愿参加公葬的，不至于连累到李大钊的家人。

　　那么，李大钊亲属中谁出面比较合适呢？按说，以长子最为合适。但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正受到通缉而无法出面，长女李星华按照风俗不宜出面，次子李光华只有10岁，年纪太小。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遂决定派李乐光与李大钊21岁的族侄李振华联系，让他以李大钊“长子”的名义出面办理李大钊下葬事宜。

　　李大钊族侄李振华21岁，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1929年春，李振华在天津中日中学读书时，参加了杨景起(李大钊外甥)等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参加革命活动。接到通知后，李振华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为李大钊办理后事的任务。

　　1933年4月上旬，在北平志诚中学高三毕业的李振华返回老家大黑坨村，把李大钊的多位遗属接到北平，安顿在铁匠胡同一个公寓内。

　　1933年4月22日，公祭在妙光阁浙寺内举行。23日清晨，蒋梦麟、马裕藻等北大同仁及教育界人士，各大中学青年学生，工人及军人700多人，陆续赶到李大钊灵前致祭，参加出殡仪式。

　　李大钊次子李光华按出殡礼仪摔盆后，为李大钊送葬的队伍从妙光阁浙寺出发了。李振华以李大钊“长子”身份穿着孝袍，打着灵幡，走在灵柩前边。赵纫兰身体虚弱，已不能行走，乘坐一辆马车跟在灵柩后面。送葬队伍由浙寺出发。一路之上，人们高喊着口号，散发着传单，不断地有人加入，不久人群便堵塞了马路，致使交通一度中断。虽处白色恐怖高压环境，一路上仍有许多群众团体无所畏惧地为李大钊路祭送行，祭桌上摆满了水果、糕点和醇酒。不一会儿，由教师、学生、工人和市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送葬洪流，从宣武门一直到西单。人们时而高呼“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时而又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群众对反动派互相勾结惨杀李大钊及多年来不准许亲属安葬烈士遗骨愤愤不平，加之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国民党非但不抵抗侵略，反而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行动，群众早已怒不可遏。加入送葬的队伍，实际上变成了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抗议行动。有些送葬的群众边走边撒“纸钱”，而“纸钱”上印的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口号。

　　在西四牌楼，送葬队伍遭遇国民党政府布置的大批军警、宪兵和特务，他们用大刀和水龙驱逐示威群众，当场抓捕数十人。后经一番努力，找回杠夫，李星华姐弟及李振华收拾起被冲散踩碎在地下的花圈、挽联和鲜花等，护送灵柩继续前行，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香山万安公墓墓地，由北大同仁扶灵下葬。

　　公祭李大钊时，白眉初不仅再次捐款，还亲自书写了挽联：“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这是北平青年学生献给李大钊的挽联。

　　当李大钊灵柩刚进入万安公墓时，一辆骡车疾驰而来。车上用棉袄和花圈覆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十三个大字，碑额上方镶刻着镰刀斧头图案。

　　这是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以河北省革命互济会的名义为李大钊刻制的墓碑。在国民党统治的环境下，这块珍贵的墓碑无法公开树立在李大钊墓前，而只能和李大钊烈士同埋于地下。就连出自北大教授、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之手的公开碑文，也由于反动当局的破坏，未能立于李大钊墓前。

　　公葬之时，在场的人们失声痛哭，气氛悲切。李大钊的棺柩被缓缓放入墓穴，大家铲土培墓，肃立默哀，而后默默离去。就这样，李大钊在牺牲六年后，终于入土为安了。

　　赵纫兰总算了了让丈夫入土为安的心愿。李大钊牺牲后，贫苦的生活和艰辛的操劳让她身心交瘁，为丈夫出殡和把孩子抚养成人成了支撑她“活下去”的精神动力。及至葬礼完成，她心愿得偿，精神松弛下来，病情急剧恶化。1933年5月28日，也就是在为李大钊出殡一个多月后，善良坚强的赵纫兰在悲痛、操劳和思念中追随丈夫而去。这一天，恰恰是农历五月初五，民间的传统节日——祭奠屈原的端午节，也是李大钊下葬的“五七”之日。她留下的惟一遗嘱，就是把自己埋在李大钊的墓旁，她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北大同仁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再一次出面，将她安葬于万安公墓李大钊的墓侧。

　　1957年，也就是在李大钊同志牺牲30周年之际，陈毅元帅曾赋诗纪念：“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

　　1982年，为了更好地纪念李大钊烈士，学习李大钊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陵园选址在北京万安公墓中央，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坐西朝东。牌楼式的园门，上悬挂李大钊烈士陵园匾额。对着园门是李大钊汉白玉立式雕像，雕像背后是李大钊烈士及夫人赵纫兰墓地。墓后竖有一块花岗岩石碑，正面镌刻着邓小平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背面题写的是由中共中央撰写的《李大钊烈士碑文》。

　　1983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将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北京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李大钊烈士碑文》，对李大钊的一生给予崇高评价。同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了最高规格的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方面人士500多人出席，薄一波主持典礼，彭真宣读碑文。

　　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以后，前来祭奠瞻仰的人络绎不绝，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1997年8月，在李大钊家乡乐亭县修建了李大钊纪念馆，成为李大钊生平业绩的展览中心、李大钊研究中心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学习他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学习他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生前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经其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国民党统治下一直未能发行。直到1959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10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前述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李大钊全集》。

　　（八）25年后，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伏法

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月21日，据守北京的国民党军傅作义将军宣布接受《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命令所部25万人陆续出城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1月31日，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指挥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1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看见靠墙处摆放着一座绞刑架，便问道：“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一位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谁?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朱文刚闻听心中一惊，马上追问。

　　旧警察见朱文刚瞪着双眼紧盯着他，有些害怕，不敢再往下说了。

　　朱文刚已经清晰地听见了“李大钊”三个字。他对在场的旧警察厉声喝道：“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听见没有?!”说完，朱文刚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

　　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了朱文刚的汇报，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妥善保管。他指示谭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

　　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编号0001，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紧接着杀害烈士凶手的信息也来了。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冯基平马上叫来副处长狄飞，把信递给他说：“你来负责这项工作，一定要抓住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狄飞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调查科侦察员温振海。

　　第二天，身着便衣的温振海骑着自行车直奔鼓楼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从户口底册上查到一个叫吴博斋的人。登记显示，此人69岁，汉族，北京密云县人，无职业，住旧鼓楼大街4号。温振海心中暗想：“吴博斋”与密函中提到的“吴博哉”谐音，只差一个字，年龄也差不多，极可能是同一个人。于是，他决定前去探个究竟。

　　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房前，见屋门未锁，温振海借口找人走了进去，看见屋里有一张床，床上歪躺着一个老头，很瘦，满脸病态。温振海走上前去，关切地问：“老人家，您病了吗?身边怎么没人伺候您呀?”

　　“唉!老了，活不了几天了。”老头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机警的目光死死盯着温振海，似乎感到不安。

　　老头机警的目光，让温振海察觉出他不是一般人。为了不打草惊蛇，他若无其事地退了出来。从老头的邻居那里，温振海得知这个老头就是吴博斋。

　　为慎重起见，狄飞又安排侦察员查阅了接管的敌伪档案，提审了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的中统、军统特务，证实吴博斋就是吴郁文。

　　1951年6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将吴郁文抓捕归案。经审问，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犯罪行，判处其死刑。

　　之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刽子手陈兴亚、雷恒成、王振南等，也相继落网，逐一伏法。至此，连同被日寇炸死的张作霖等人，抓捕和屠杀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凶手，均未落得好下场。这是对李大钊等20位革命先烈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九）妻子儿女不负李大钊

　　赵纫兰，别名阿兰，生于1884年，和李大钊是同村人。她从小缠足，善良贤惠，和李大钊十分恩爱。她不仅是李大钊的结发妻子，也是李大钊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贤内助。据李大钊的朋友透露，仰慕并追求李大钊的优秀女性相当多，而李大钊不为所动。赵纫兰自知没有什么文化，生怕给丈夫丢脸，每当客人来访她便自觉躲避。李大钊明白她的心理，每次都主动把她从内屋请出来介绍给客人。还教她读书认字，让她能写简单的信件，能够读懂《红楼梦》。李大钊长期在白色恐怖中为革命奔走，不惜自掏腰包赞助革命、救济穷人，以致家中拮据，生活贫苦，而赵纫兰毫无怨言，总是勤勤恳恳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不让李大钊有后顾之忧，而且支持几个孩子追随李大钊参加革命。因各地青年慕名而来，家庭生活常被打乱，但赵纫兰始终热情接待。看到青年学生衣裳单薄，她就把刚为儿子做的新棉衣拿了出来。对她的深明大义，李大钊非常感动。赵纫兰，堪称伟大的妻子、杰出的母亲、革命的芳魂。

　　中共地下组织、李大钊北大同仁和亲友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她安葬在了与李大钊并排的一块墓地里。得知母亲的噩耗，正在家乡一带做党的秘密工作的李葆华失声痛哭。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召开会议，鉴于赵纫兰多年的表现，特别是在李大钊牺牲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培养教育子女投身革命的壮举，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议，刊登在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北方火线》上。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得知赵纫兰的事迹后，感动得为她题写了“忠魂铁血”四个大字。

李大钊长子李葆华

　　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曾用名赵升阳、赵振声，化名杨震。1909年10月2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大黑坨村，1921年入北京孔德学校学习。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时，碰巧李葆华与同学周丰一（周作人之子）同去城外燕京大学沈士远教授家聚会，而躲过一劫。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下，李葆华少年时期即投身革命。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4月在父亲被杀害后，根据党组织指示并得到周作人的帮助，李葆华的名字成功被列入公派赴日留学名单。原本生活极为窘迫的他，学业和生命都有了安全保障。到日本后，他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31年5月，李葆华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6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

李葆华（左一）与叶剑英（右一）合影

　　回国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在安徽，他实事求是大力平反右派，坚持发展工农业，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夜操劳，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李青天”。1973年，出任贵州省省委第二书记，同年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是第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5年2月19日，逝世于北京，享年96岁。

　　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1911年11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作家。1920年夏，随全家到北京定居。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李星华与母亲和妹妹一同被捕。获释后，返回河北老家。父亲牺牲后，辍学在家，照顾母亲和妹妹。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复学。第二年，她升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生活无法维持时，她在父亲朋友的关照下勤工俭学、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版，每月补贴一点生活费用。

李大钊长女李星华与丈夫贾芝合影

　　1932年春天，她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她借给学校刻印讲义为掩护，为党刻印革命传单，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1937年从中法大学毕业，1940年与妹妹李炎华、弟弟李欣华一起辗转奔赴延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不过，在此期间他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李大钊牺牲后他就曾尽力保护过李大钊的儿女们。在护送李星华、李炎华离开北平前往延安时，周作人特意告诉李星华：“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李星华到达延安后，先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之后在延安中学教书。1942年，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分别在师大女附中和马列主义学院第二分院任教，并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1979年11月27日逝世于协和医院，享年68岁。她的主要作品有《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白族民间故事集》《十六年前的回忆》（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十课），其中《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在她去世后不久出版，为读者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1923年在北京出生。在李大钊牺牲时才只有4岁，1933年母亲病故时，也只有10岁。他在党的地下组织和亲友的关怀抚育下成长。1938年7月，参加中共冀热辽特委发动的冀东大暴动，头部受伤。1940年随姐姐辗转赴延安。解放后，曾任中共乐亭县委宣传部长、唐山华新纺织厂厂长等职务。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卒年不详。

　　次女李炎华，1919年生。李大钊牺牲时，她8岁。从小学习勤奋刻苦。在大黑坨小学任教多年。全国解放前夕到冀东建国学院工作，后调北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1979年去世。

　　李欣华是李大钊的小儿子，李大钊牺牲的1927年，在乐亭大黑坨出生，未能与父亲见过面。1933年母亲病故时，他只有5岁。后在党组织和友人的帮助下，接到北京读书。1940年，跟随姐姐赴延安。从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48年奉调北平市军管会，先后在北京八中、九中任教。1954年，他主动要求到贫困山区门头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北京市大峪中学校长，门头沟师范学校党委书记兼教师进修学校校长。1989年病逝于北京。

　　李大钊的五个孩子，都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先后投身于中国革命；也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性情温厚，朴实刻苦，勤奋好学，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没有给父母丢脸。

　　（十）李大钊藏书的下落

　　李大钊不但是一位革命者，更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大学者，嗜书如命，爱书如子。在《狱中自述》的末尾，李大钊还特别就自己的书籍事对北洋政府做了一个交代：“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李大钊的所思所想断然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民族的前途。哪怕是致自身于死地的敌人，也要对他们做一个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交代。

　　实际上，北洋政府在查抄李大钊在北京朝阳里四号住宅时，并未没收他平生所藏书籍。那么，李大钊牺牲后这些书籍在下落如何呢？

　　据北京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在1927年5月10日向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报告中说：“兹复据探报称，本月九日下午一时许，内务部警政司长李青峰至朝阳里四号，用洋车两辆将李大钊书籍等物运往南池子葡萄园十号伊宅收存。”

　　李青峰何许人？他何以会保存李大钊的藏书呢？他和李大钊是什么关系？据1908年、1910年的《北洋法政学校同学录》记载：李青峰，号采岩，22岁，直隶冀州人。预科英文甲班(后称1班)学生。李大钊，20岁，直隶乐亭人，预科英文甲班(后称1班)学生。两人原为同班同学，李青峰年龄大李大钊两岁。在1908年到1910年预科三年间，两人是同窗。

　　李大钊被捕后，李青峰就曾以自己与李大钊为同窗、校友的身份，致信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李大钊妻女，信中说：“以峰在光绪末年曾与李大钊同学，彼既无父母，终鲜兄弟，今其多病妇婴同遭拘禁，无知孩提咸濒危急，其妻久不蒙释，女仆力何能任？是罪由一人延祸六口，路人亦且酸心，校友何忍袖手？……峰愿以性命、官职保之。”(《李青峰呈报京师警察厅函》)同窗李大钊被政府杀害，而李青峰身为政府官员，换做他人极有可能唯恐避之不及，而李青峰非但不肯缄默躲避，反而不避忌讳，甘冒风险，挺身而出为李大钊妻女说项陈情，这种侠义担当，实属难得，令人肃然起敬。

　　据《晨报》1927年4月30日载：“今晨八时，李之远族李采言、李凌斗两人，偕二女兴华、艳华，一同赴长椿寺。棺木运到后，即在停灵屋内重新装殓。李妻因病不能行动，故入殓时仅有二女在侧。亲友到场照料者有白眉社(即白眉初)等数人，情状殊为凄惨冷落。”此处的李采言就是李青峰。经与李大钊的舅父周玉春商议后，决定李大钊遗眷暂住李青峰家。李青峰就将李大钊遗属一行五人（妻子赵纫兰、长女星华、次女炎华、次子光华、三子欣华），接到南池子葡萄园十号自己家中暂住，以尽保护之责。5月1日，将李大钊的灵柩由长椿寺移至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暂厝。

　　因为李大钊在朝阳里四号的住房是租用的，5月9日取走书籍及若干用具后，便将朝阳里四号院落交由舜记木厂伙计国敬铭接收。5月11日下午，李青峰用汽车将李大钊妻女及赵纫兰胞弟赵小峰等，送往东车站，乘京奉通车出京，返回老家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的藏书就暂放在李青峰家中。

　　1939年，李大钊的家人曾因生活困难，托请周作人、钱玄同设法变卖历史典籍集成的丛书《九通》。

　　1927年4月，李大钊牺牲后，长子葆华改姓氏被护送去了日本；长女星华仍在孔德学校读书，没了经济来源，为坚持上学，经周作人安排为学校刻写蜡版，每月可得15元。

　　1932年，李星华接到母亲从乐亭大黑坨村老家来信，告知因实在无力偿还浙寺停柩的租金，要到北平安葬已在寺庙停放近6年的李大钊遗体入土。李星华接信后即去找周作人，希望能帮助出售父亲的藏书。

　　后来，由于寄存书籍的李青峰要搬家，一时没有合适地方存放这些书籍，大部分就放在钱玄同在孔德学校的房间里。李星华为解决家中生活的窘迫，再次向周作人提出售卖父亲藏书的请求，周作人在8月26日写信给胡适：“此事曾与兄及孟邻(即蒋梦麟)校长说过，惟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境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闻书目已由守常(即李大钊)内侄杨君(即杨景起)抄交孟邻矣。”但由于胡适态度冷淡，此事并未能落实。

　　1938年7月4日，中共冀热辽特委发动冀东大暴动。李大钊次子光华参加暴动头部受伤，因敌人搜捕，在家乡难以安身，李星华只好带着光华到北平寻找机会转赴延安。这时，李炎华和爱人侯辅庭参加冀东大暴动后，也到了北平。12月23日，周作人接到炎华求助信，先是送钱帮助度过寒冬，联想到此时或应出售李大钊的藏书，以解燃眉之急。

　　据周作人日记，1939年1月10日“玄同来访，在苦雨斋西屋坐谈”，玄同即李大钊好友、北大教授钱玄同，两人坐谈内容即商议卖书之事。此时的钱玄同正在病中，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他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李大钊的藏书。

北大教授钱玄同

　　1月14日，钱玄同致信周作人（又名起孟）说：“起孟道兄：今日上午十一时得手示，即至丘道交与四老爷，而袒公即于十二时电四公，于是下午他们(四与安)和它们《九通》共计坐了四辆洋车，给这书点交给祖公了。此事总算告一段落矣。”(因为敌伪统治森严，钱玄同信中使用了暗语：丘道是孔德学校；四老爷、安、袒公、祖公，都是此项成交的关系人。)这部《九通》已经在1月14日下午，被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秘书赵祖欣(1939年后任河北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等人，一并乘坐四辆人力车拉走了。至于这套书卖了多少钱，未见记载。

　　事后第三天，1月17日钱玄同先生竟因脑溢血病逝！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拖着病体、冒着危险，为帮助李大钊妻女的生活尽了最后一份心力，殊堪钦敬。

　　周作人在《玄同纪念》中翔实叙述了此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后来与北平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因此，李大钊藏书中的这部《九通》，现在保存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解放后，李星华在孔德学校书库里还找到两大木箱李大钊收藏的书籍，约100多本。交由周作人代卖，这次卖得120元，星华、炎华各得其半。

　　河北唐山也珍藏着李大钊的部分书籍。这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保存下来、李大钊读过书籍的一部分，大多是他在求学时的讲义和参考书。这些书籍分别保存并展出于乐亭李大钊故居、乐亭李大钊纪念馆和唐山市冀东烈士陵园。其中，李大钊故居保存的书籍比较多，主要靠老馆长刘荆山先生精心收集而来。其中有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日本早稻田大学使用的教材和参考书近50种，多为日文。还有李大钊和张润之合译今井嘉兴著《中国国籍法论》、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上世纪70年代，李大钊纪念馆开馆，故居保存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讲义《预科法学通论》和《正科刑法讲义》，上面的批注确定为李大钊手迹，决定转到李大钊纪念馆展出，并录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李大钊和张润之合译今井嘉兴著《中国国籍法论》也转到了纪念馆。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书籍中有两部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论著：《艺舟双楫》是清代包世臣成书于18世纪晚期的文艺论著，《广艺舟双楫》则是康有为于1888年撰写的关于书法的论著，由此可以得知李大钊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喜爱与研究。

　　在唐山市的冀东烈士陵园里，珍藏着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读过的四本书：北村三郎著《欧洲列国史》、英国勃拉斯著《南美共和政治之评论》、秋山雅之介博士著《国际公法》、中村进午博士翻译的俄国弗里德里西·冯·马腾斯著《国际法》(下卷)。

　　李大钊留下的这些书籍，不但可以印证他的勤奋博学和思想形成与演变的脉络，而且对于研究中国革命史、对于启发今天的青少年，也富有意义。不知李大钊的在天之灵是否晓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些书籍的变卖还曾接济了他的后人陷入困境中的生活。

　　结语：有感于李大钊之死

　　（1）在李大钊牺牲22年后，他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剿灭了所有的军阀和土匪，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不平等条约，执掌了全国政权，成立了新中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李大钊生前的伟大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李大钊，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2）当年像李大钊一样闹革命的共产党人，许多是不缺吃不缺喝的，可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呢？是吃饱了撑的，还是嫌自己活得太长？都不是。是因为他们深爱着这个国家，却又极不满于国家的现状。个人和小家庭的安逸富足不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情怀与目光所及，是我们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目睹国家衰弱屡受列强欺凌，百姓苦难常常食不果腹，他们就是要立志改变这种现状。为此，他们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而义无反顾。正如李大钊所说的“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而“牺牲的精神便是爱”，也就是用自己的牺牲去爱护自己的国家。为了改变国家衰弱的状态与百姓贫苦的生活，他们树立了“奋发有为的人生观”，他们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信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是，这样做就动了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奶酪，它们绝不允许共产党人这样做，而共产党人一定要这样做，于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无可避免的流血牺牲就必然地发生了。李大钊就是一个血的例证，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自己的理想，在理想的黎明还遥遥无期的至暗岁月里，就倒在了血泊之中。38岁的年纪，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

　　（3）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9500多万人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新中国诞生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国家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世界格局与力量对比为之改变，甚至人类的未来也极有可能为此受到有益的、深刻的影响。这一切，正是李大钊们当年为之流血牺牲的理想；这一切，都与李大钊们当年的奋斗与作为有关。因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一切伟大与辉煌，都是从他们那里发端的。陈独秀之子陈乔年牺牲前，狱中的战友为他即将被害而难过，陈乔年却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他们甘愿献出风华正茂的生命。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打井人，今天无论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享受着和平幸福生活的人民群众，都不应该忘记李大钊及所有和他一样奋斗牺牲的革命英烈、民族英雄。

　　（4）当年的英烈，是否为后人所感念和铭记，既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思想、人格、能力和业绩，更取决于他们开创的事业后来能否发展到强国富民、惠及子孙的程度。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国家由站起来而富起来，由富起来而强起来，正在回到世界的中央。现今的中国人再回眸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历史，对当年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充满了感激和敬仰。原因就在于，中国革命的结果，反过来证明了李大钊们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价值，反过来印证了李大钊那些革命者奋斗牺牲的伟大价值。

　　（5）但是，今天的我们，却很难想象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弱小与艰辛，其救国救民的社会环境是何等的残酷与危险。由李大钊的被绞杀，让今天即使不太了解那段历史的我们，也可以真切地感知当年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斗争是何其艰险不易。在这个伟大的党还处于弱小之势而不得不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她连自己的领袖的生命都保护不了，甚至连为死去的领袖举行一个葬礼都难以办到，这是何等的辛酸、屈辱与无奈！但幼小的共产党并未被恐怖和牺牲所吓倒，她并未停止英勇的斗争，而是继续赴汤蹈火，继续流血牺牲，继续砥砺前行。最终，她胜利了。因为，她的信仰、理想与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时代的要求与人民的期望，时代和人民最终理解了她，选择了她。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无疑是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救国救民的政治力量中理想最无私、信仰最坚定、政治最进步、方法最对头从而也最得民心的政治力量。她的成功与胜利，绝对不是白来的，其中没有一点点侥幸。

　　（6）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危险性和复杂性，还来自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徒。相比于富贵阶级中会有人背叛本阶级而投身于人民革命，那么艰苦卓绝、险恶丛集的革命阵营中出现叛徒和变节者，则是更加常见的现象。信仰的不坚定、思想的不纯粹和性格上的软弱，使得他们往往经不起危险和艰苦的考验，经不起敌人的诱惑和严刑拷打，不惜背叛革命、出卖同志，以变节苟存自己的性命。他们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牺牲，也给普遍的社会道德造成极大损害，他们作为革命的叛徒、人格的丑角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也从反面衬托了李大钊们的伟大、坚韧与壮烈。

　　（7）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还可以通过两个参照系来加以论定。在国外，是苏联共产党；在国内，是中国国民党。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而共产国际，只是苏联共产党指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总部机构。现在，共产国际早已解散，苏联共产党已经不在了，其余部俄罗斯共产党已沦为在野党；而中国共产党却发展成为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正在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国民党，也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因为它成立早、规模大、地位高，国共合作不能平等进行：第一次只能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二次只能是红军改变番号、压缩编制、更换军装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那时的国民党，是居高临下俯视共产党的，或是挥舞屠刀屠杀共产党的。但最后的结局是，国民党在大陆丢了大陆，到台湾丢了台湾；而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而强，打败了国民党，她领导的新中国日益强大，已经从西方列强手中收回了香港、澳门，收复台湾也将为期不远。这个结果，也反过来证明了当年李大钊们挺身立党、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的伟大意义。

　　（8）李大钊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然而与他亲密友好者，在他死后依然关心着他的家人者，却并不限于其革命同道，还有他的北大同事、法政学校同学及各路社会贤达与普通群众。尽管后者未必都赞同其政治追求，却认同他的人品与节操。比如，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长李青峰，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教授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政界与文教界朋友章士钊、杨度、蔡孑民等，国民政府官员马叙伦、邵元冲、蒋伯诚等，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以及李大钊生前同乡好友白眉初、李凌斗等等，都在李大钊牺牲后，纷纷给他处于困境中的妻子儿女以各种形式的弥足珍贵的帮助。这并非是他们熟悉李大钊的妻子儿女，也不是他们都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出于他们对李大钊人品和气节的认可钦敬。这说明，崇高的人格操守可以跨越思想立场的界限，而在“人”的意义上得到普遍认同。这也是“党内圣人”李大钊的一生，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李大钊不光是共产党人和各方革命者的光辉榜样，也堪为全体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共同榜样。

　　尊敬的守常先生，亲爱的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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