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大仁政”

毛主席的“大仁政”

耿来意

　　“仁政”是中国儒家的一种政治主张和统治思想，是说统治阶级应该对老百姓宽厚一点，多给老百姓一些好处，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具体一点就如孟子所说：

　　“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

　　而以儒家为指导思想的封建阶级社会，所谓“仁政”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麻醉性，是很难施之于民的，它是个虚伪的东西。

　　延安时期，毛主席曾就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时任中宣部长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谈了关于“仁”的一些看法，他说：

　　“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 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毛主席也是主张“仁政”的，但他的“仁政”与孔孟之道的“仁政”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仁政”，是“大仁政”。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主席对“仁政”有过不少论述，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仁政观”。

　　抗美援朝停战以后，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毛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胜利的原因和意义时针对“仁政”问题进行了一番说明和解释，他说：

　　“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毛主席在这里提到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集20万石公粮的事，他在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也早说起过，他说：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当时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注意“公私兼顾”，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同时实行“精兵简政”，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的负担。

　　关于“仁政”，不仅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对政治上的“仁政”，毛主席也有着明确的观点。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主席作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对将要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进行了宣言，他说：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施“仁政”是由共产党人的宗旨决定的，因为共产党人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此它要为人民谋取利益，更重要的，它要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做出选择，以实现更大的“仁政”。

　　抗日战争时期，如果边区政府单纯强调“仁政”，就无法克服边区的财政困难，无以支持抗日部队及广大干部的供给，抗日力量就无法壮大，抗日战争就可能延期胜利，人民的生活也无法得到保障。

　　抗美援朝时期，如果单纯强调“仁政”，战争不打了，那前线就会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一线，东北的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地生产，就会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那就会摸不到美国军队的底，取得不了与美国军队较量的经验，就会产生对美帝国主义的畏惧，就有可能诱发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打了抗美援朝，不但解决了上述一系列问题，最重要的在精神上重塑了中华民族，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说的好:

　　“这场战争也许比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还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也怀有这种感情。长期以来受到耻笑和嘲讽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给美军的这一教训也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首脑，并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它使1949年毛泽东的这一自豪宣称更加有力：’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如果单纯强调”仁政”，重工业不搞了，只搞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那中国的工业体系就建立不起来，国防工业也建立不起来，国家的独立自主无法得到保障，和平得不到保障，即便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可能能够长期保持得住。毛主席认为“一个国家没有重工业是不行的”，他坚持“在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使中国迅速地由一个农业国走上了工业国的道路。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写道：

　　“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从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11.3%。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6年后，又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而这些重工业成就，无不是一个国家的国之重器，没有这些东西，根本谈不上独立和自主。

　　再如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毛主席一直重视社会主义道路，把它视为不可让步的底线。

　　 1953年11月4日，毛主席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指出要“言及社会主义”，他说：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年民行小惠。必须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时时刻刻都抓住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这个纲，把“大仁政”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对社会主义世界进行“和平的转变”的时候，他及时地提出：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因为他知道，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而又在历史上受尽西方列强欺凌的大国，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能真正保护好老百姓的利益，才能实现老百姓利益的最大化，才能不重返遭二茬罪的命运。他也立下了把自己摔个粉碎的誓言，想尽一切办法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不想看到：

　　“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主席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短短二十几年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人民解放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建立了一套完整而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建立起了一套强大的军民结合的国防体系，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农业经济体系，建立了以公费、合作医疗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建立了面向工农兵的普及教育体系，建立了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民主保障体系。在国际上，他为中华民族交了无数的朋友，他为我们这个贫弱的民族赢得了尊严和地位，开辟了走上世界的广阔的道路和空间。

　　莫里斯.迈斯纳说:“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泽东时代，教育机构和受教育机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大量的文盲转为成为有文化的人，并且建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比较普遍的医疗卫生系统。在毛泽东统治的25年时间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将近1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这些统计材料表明，共产党革命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和社会上的利益。”

　　无一例外，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大仁政”，这些“大仁政”，至今还有许多仍然在护佑着中国人民，一些必然还将长期护佑着我们。

　　长期以来，有形形色色的人会抱怨或指责毛主席，包括方方面面，抱怨那个时代穷，抱怨那个时代搞阶级斗争，抱怨那个时代搞运动，抱怨搞大跃进，抱怨批老干部，抱怨那个时代不重视教育，甚至抱怨那个时代没跟西方发达国家搞好关系。抱怨的地方无奇不有，千奇百怪，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只看到了“小仁政”，而没有看到毛主席的“大仁政”，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但现实会教育人，现实会惊醒人，现实也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毛主席“大仁政”的光芒。

　　一场疫情，会让人重新认识毛主席的医疗卫生体系才是人民生命的最好保障；美国在技术等方面对中国的制裁会让人重新认识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国策才是国之根本；美国及周边的军事威胁会让人重新认识到毛主席“备战备荒”的国防思想才是护国的法宝；西方发达国家结伙围堵中国会让人重新认识到毛主席“亚非拉朋友手拉手”是多么重要。

　　毛主席的“大仁政”是他为中国民族“为之计深远”的远大谋划和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不充分认识毛主席的“大仁政”，就不能充分认识毛主席；不充分认识毛主席的“大仁政”，就会深深地陷在“小仁政”的泥潭里，拔不出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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