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八大贡献

作者：刘春秀来源：《党的文献》 2022-05-21 1608

摘要：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为党的成长壮大奉献了全部心血和聪明才智；作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领导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为人民军队的诞生和壮大作出重要贡献；领导党的秘密工作，为党的保卫、情报、机要通讯和无线电侦察破译工作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和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团结各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等，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共和国总理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领导新中国外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为推动新中国外交事业发展，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重要贡献；以崇高的精神风范为共产党人树立了榜样，为我们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良好形象的树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周恩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八大贡献

100年前，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之时，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有志之士，他们经过探索和比较，选择了坚信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救国图强之路，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就是在这种时代大势中产生的党的卓越领导人。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从1927年起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巨大心血”[1]，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为党的成长壮大奉献了全部心血和聪明才智

自五四运动时期投身革命后，周恩来就一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不懈努力。他东渡日本，远涉西欧，通过推求比较，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可以拯救中国的真理，并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曾立下《伍的誓词》：“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2]1921年春，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曾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为健全党的组织、培养人才、壮大党的力量作出努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许多不坚定分子开始退党、脱党甚至叛变。在这种危急关头，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紧急处理党的机关和党员的疏散、隐蔽工作，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并把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或送往苏联学习深造或派往各根据地，为党组织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8年，周恩来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他在确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指导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致使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3]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忠诚无私地为党和人民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31年9月，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的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由博古负总责。1931年12月，根据此前中央的决定，周恩来辗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根据苏区当时的实际情况，与朱德一起指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初，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此后，博古在中央苏区推行“左”的政策，并把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会机械搬用正规阵地战经验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致使我党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和长征初期损失惨重。1935年1月，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在周恩来等的支持下，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由此逐步摆脱险境走向光明。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从党的五大至十大连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达50年之久。他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党的成长壮大奉献了全部心血和聪明才智，也为全党树立了为实现伟大理想而矢志不渝、终生奋斗的典范。

二、作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领导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为人民军队的诞生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是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4]。1922年12月，周恩来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5]1923年4月，他更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6]1924年秋，周恩来奉调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1925年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他不仅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还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并将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改组为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1927年3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临近上海时，周恩来等成功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7月，他受中共中央派遣作为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于8月1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多人，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1928年，周恩来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并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期间，不仅在中央军委主持开展军事训练班等工作，还联系和指导党领导的各地武装斗争。他尤其重视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后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8月，在当时全国红军中影响最大的红四军领导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后，周恩来通知红四军速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929年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汇报，并决定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起草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在中共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会后，陈毅根据会议和周恩来谈话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分析了军阀混战的形势，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以及发展的方向与战略。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7]指示信还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作了具体指示。九月来信对于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统一红四军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日后古田会议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打下了基础。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2底到1933年初，他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并取得大兵团伏击战的胜利。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了漫漫征程。湘江战役后，红军人数锐减，蒋介石已判断出中央红军欲赴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调重兵欲围歼红军主力。12月17日、18日，周恩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到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会议通过决议，放弃了原先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上，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红军的失利归因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以此掩盖主观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随后，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发言后，他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分析和意见。最终，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8]3月10日，中央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行程两万五千里到达陕北。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为推动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努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他亲赴山西同阎锡山商定红军出师抗战问题，并对八路军三个师的活动区域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了战略部署，还身处第一线、对平型关战役的策划和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适时派彭雪枫赴豫东开创苏鲁皖边根据地，关心新四军与东江纵队的组建和发展，迅速打开了华东、华中、华南的抗日局面；他通观全局、洞察世界风云，在获悉法西斯德国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后及时电告中央，并科学预见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提出反击和战胜日寇的策略方针。

1946年后，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我们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个战场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不仅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且还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指挥和后勤保障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1954年9月以后，他不再担任与军事直接相关的职务，但作为共和国的总理，他高度重视尖端科技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亲自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极大提升了我军的军事实力以及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三、领导党的秘密工作，为党的保卫、情报、机要通讯和无线电侦察破译工作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积极领导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为党的秘密工作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其一，领导创建中央特科，在保卫党中央安全、搜集情报、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确保党中央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立于不败之地，周恩来制定出一套适应秘密工作环境的斗争方法和策略，并筹建了党的政治保卫和情报机构即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最初下设总务、保卫、情报三科，并遴选忠实可靠、机敏英勇的同志从事相关工作。

在中共中央领导和周恩来主持下，中央特科各方面工作全面展开。中央特科把情报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主要精力用于建立系统、严密的情报网，并积极进行反间谍斗争。在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条件极为险恶的条件下，周恩来为中央特科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还亲自为中央特科开办的训练班作报告，指导特科在秘密工作条件下的对敌斗争。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党中央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果断处置，并在陈云、陈赓等协助下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抢在敌人前面将所有中央机关和人员安全转移，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其二，领导开创党的机要通讯工作和破译国民党密码的无线电侦察工作，为党的秘密工作和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无线电通讯工作，在秘密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1928年，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张沈川、李强、涂作潮等通过变换身份考入国民党无线电学校和由组织派遣到莫斯科等途径，积极学习无线电专业技术。11月，中央特科设立第四科无线电通讯科，李强任科长。1931年初，周恩来亲自编制了一本以他的化名“伍豪”命名的密码“豪密”，并培养了邓颖超、陈琮英两个机要译电员。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沟通党中央与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1930年至1931年，中共中央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到瑞金的长达3000公里的红色交通线，以用于向苏区输送干部和紧缺物资及传递情报等。1931年3月，任弼时等携带“豪密”经红色交通线从上海抵达江西中央苏区。9月15日深夜，经过无线电相关工作人员的努力，苏区中央局和上海党中央的红色电波终于接通，这是我们党机要通讯事业创立的重要标志。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对苏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机要通讯、情报、保卫及相关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出重要指导。1932年，在周恩来和朱德的关怀下，曾希圣、曹祥仁等成功破解国民党的密码，开创无线电侦察事业，并参与创建了中央军委二局。红军机要通讯事业及无线电侦查工作的开展，在作战侦察、获取敌人情报、沟通前后方的联络等方面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为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曾称赞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9]

四、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和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总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10]，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和核心地位，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直接的接触，逐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1932年7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恢复番号后，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周恩来出于革命实际的需要和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了解，坚持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8月8日，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任命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在随后同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等一起，指挥红军不断取得胜利。但当时，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党内对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毛泽东本人也受到批评。在这种时刻，周恩来选择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左”倾错误进行斗争。比如，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当不少人把斗争矛头指向毛泽东等前方军事领导人，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时，周恩来力主把毛泽东留在前方作为自己的助理。在周恩来坚持下，会议最终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1934年，长征开始后，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红军方向和前途的抉择关头，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选择同毛泽东站在一起。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对于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起了关键作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并肩战斗，共同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指挥红军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新的团结和统一，党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作用以及毛泽东的领导和核心地位逐渐达成共识。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1]

1945年，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七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从此，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奋勇斗争。1949年5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号召，指出“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号召全国青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12]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协助毛泽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不懈探索。他在党的重大决策和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上付出了巨大辛劳，并始终从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局出发，坚决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和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团结各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等，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统一战线，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周恩来以科学的思想理论、灵活有效的工作方法、独特非凡的人格魅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实践，为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受中央委派，周恩来亲赴西安处理事变相关事宜。他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起，经过努力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又代表我们党同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1937年2月开始，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经过多番努力，蒋介石最终接受我们党提出的谈判条件。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自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周恩来在指导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过程中，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不断扩大工作阵地，在环境险恶的国民党统治区努力打开工作局面。他还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以文艺工作为突破口，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思想、文化、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并促成由著名文学家老舍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下，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特别是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期间，以党中央制定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准则，“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13]，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积极团结各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确保全民族抗战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各民主党派人士、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也通过儒雅潇洒、才思敏捷、气度非凡、待人以诚的周恩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希望所在，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团结共事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共和国总理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时期，周恩来作为共和国总理，“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奠基性贡献”。[14]

其一，把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工作的重点，着力领导恢复国民经济各项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民党留下来的财政经济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猖獗的烂摊子，我们党大刀阔斧地采取果断有力举措，通过恢复生产、开源节流、统一财经等方式，迅速稳定了局面。周恩来深入思考与当时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相关的内外、工商、公私、劳资、上下等几对重要关系，对经济建设进行通盘把握、合理布局。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他把水利和铁路作为重点工作来抓，领导开展了大兴水利和大修铁路建设热潮，治理淮河、荆江分洪及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等重大工程项目在短时间内便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关心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工作，对农业和工业生产、科教文卫、社会改革等领域工作统筹协调、周密部署，从各个方面迅速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使国家经济社会各领域展现出全新气象。

1952年7月，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已经取得扎实成绩，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一道，集中精力分析我国经济状况，开始重点研究五年建设的任务和五年计划编制问题。1952年8月11日，周恩来在他改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五年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发展农业，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使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报告还明确提出，“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15]。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设想确定后，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经过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努力，斯大林最终同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该协定，1953年至1959年，苏联援建我国总共156个重点项目。这些项目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其二，领导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1952年底，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解放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这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1953年起，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周恩来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工作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对经济建设提出“注意重点”和“注意质量”等明确要求。1953年8月，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我们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我国经济建设沿着总路线展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进入高潮。到1956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确立，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领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苗头。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多次强调搞计划必须实事求是，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要做好平衡工作，保证建设平稳进行。他多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控制和压缩不切实际的建设指标。1956年，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例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16]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1957年的经济建设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的最好的年份之一。[17]这为此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八大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曲折中前进，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也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为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苦努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七、领导新中国外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为推动新中国外交事业发展，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领导了党和国家外事工作。”[18]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方针，领导外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为维护我国国家利益、推动新中国外交事业发展、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以崭新的外交工作理念和风格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工作格局。新中国外交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走向国际社会。[19]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向世界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函。第二天，苏联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随后，在短短三个多月里，就有十多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50年10月底，经过谈判，印度、缅甸等七个与我国不同制度的周边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西欧的一些大国受美国反华政策影响，对新中国抱有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敌视态度，而北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表示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条件。周恩来根据欧洲国家的不同情况，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经过努力，西欧的英国、荷兰以及北欧的瑞典、丹麦等国最终表示承认新中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之初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一扫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不畏强暴的崭新风貌展现在世界舞台，奠定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格局。

其二，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要在国际社会赢得地位和尊重，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开展外交工作和斗争，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展现自己的外交理念，树立自己的国家形象。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20]。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对我国外交工作取得新的突破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1]

为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亚非会议，并推动会议取得重大成果。这两次重大的外交活动的成功，大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54年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会议决定当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他冷静分析形势，衡量各方利益，抓住时机积极灵活开展谈判，成功推动会议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获得突破。会议最终通过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日内瓦会议取得的成果，不仅把和平带给印度支那人民，而且证明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可行的，进一步壮大了国际社会上努力争取和平的力量。新中国通过这次会议，展现了自己推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对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恩来在会上表现出来的宽阔胸怀和机智灵活的外交才华，也给与会者和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5年4月18日，亚非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符合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国家人民要求和平和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周恩来紧紧把握历史大势，为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和平而努力。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放下分歧、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得到与会各国赞同。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亚非会议的成功召开，为中国与亚非国家开展更加深入的交流打下了基础，也进一步壮大了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周恩来为亚非会议成功召开作出的卓越贡献，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其三，20世纪70年代，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和中日恢复邦交等重大外交事件，成功开拓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发展演变，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这为我国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969年秋，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举行会晤，就缓和、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些具体事项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会晤后，周恩来又比较集中地处理了同柬埔寨、缅甸、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为修复或稳定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作出努力，使新中国的周边环境有了巨大改善。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最为重要的事件是中美关系正常化。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以“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成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递交《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表示中国“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5月17日，美方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22]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恩来同他进行了磋商。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双方就尼克松访华日期、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我国外交战线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有力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经过多次磋商和周密准备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美关系的缓和及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也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

这一时期，我国还发展了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先后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坚定地支持这些国家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与这些国家一道为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共同奋斗。[23]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我国对外工作成绩显著，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这一时期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开创，与周恩来的指导和辛勤工作密不可分。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以其足智多谋的外交智慧、卓有成效的外交实践、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外交艺术，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普遍尊敬，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国际声誉。

八、以崇高的精神风范为共产党人树立了榜样，也为我们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良好形象的树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展现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指出：“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24]

周恩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信仰的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勤政为民、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力挽狂澜的无畏胆识，呕心沥血、宵衣旰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优秀品格，谦虚谨慎、真诚宽容、善于听取意见的民主作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严于律己、公而忘私、清正廉明的高尚人格，是中国共产党员党性的生动体现，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他“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25]。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周恩来的名字和他的崇高精神风范，就像一面旗帜，指引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不懈奋斗。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22年第1期）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日。

[2]《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3]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4]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日。

[5]《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6]《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1页。

[7]《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173页。

[8]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76页；《中国共产党简史》，第59页。

[9]《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