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白求恩
凡是60岁以上的国人都知道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他就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的白求恩。
今天我居然“巧遇”了这位我最最敬仰的外国人。
今天星期五，我又去蒙市美术馆，还是铁将军把门（工作日应该开门呀）。正好有一对加拿大年轻人也想进去参观，他们见大门紧闭就打了电话，结果被告知侧门是开着的。我于是转过街角一路寻找，到了一个门口，那个门也是铁将军把门。这是我的“二进宫”了，受到如此待遇心里忿忿不平，但又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在心里给这家美术馆狠狠地打了个“差评”。
虽然很扫兴，但想起来路上看到了一尊汉白玉塑像，其身影很像白求恩大夫，我就想去看个究竟，紧赶慢赶一会儿到了那个街口（在maisoneuve和guy两条街的交叉路口），走近一看果然是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还是标准的中国形象（塑像本身和周围没有任何的文字说明，我猜想这可能是中国的机构或个人捐赠的汉白玉塑像）。我还注意到他的手里握着一朵小红花，石像的基部有几束鲜花。正面的基座壁上刻着几行字：
对于这样一位为中国抗战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加拿大受到这样的尊敬我心里感到欣慰和高兴。只是事发突然，我连一朵小花也没有准备。我在塑像前伫立良久，以表示我的敬意和悼念。然后我找了最好的摄影位置照了几张照片，但是自拍总是拍不好，这时我看见几个年轻的加拿大人拿着摄影设备在塑像后边说话，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快步上前请他们帮忙，一个小伙子二话不说，过来给我照了一张与白求恩大夫的“合影”。
回到家里，我翻开加拿大发送的介绍加拿大的《旅游指南》，翻到了介绍白求恩的一页，上面的标题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用他的无私和生命赢得了中国人永远的友谊与尊敬。”这个评价真是说出了我心里最想说的一句话。
白求恩大夫出生于安大略省的格雷温赫斯特镇，我这次旅加如果有时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这位伟人的故居。
在国内，人们都知道白求恩大夫，但是详细地知道白求恩事迹的人很少。我利用在加拿大（白求恩出生地）的有利条件，对白求恩的生平和事迹作了比较详细的调研。
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个牧师家庭，他的祖父是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白求恩自小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他8岁的时候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学着做解剖，母亲闻到了特别的气味，顺着气味，母亲找到了楼上。原来小白求恩正在从一只牛腿上剔肉，母亲问他在干什么，白求恩说，他要看看骨头。这就是白求恩解剖学的第一课。白求恩随时抓来麻雀和苍蝇解剖，谁承想，这些“功课”竟成就了一名著名的外科大夫。
虽然白求恩的家庭条件很优渥，但他没有当“富二代”。白求恩少年时期就开始打工，他做过轮船上的侍者、伐木工，还当过小学教员，甚至倒卖过古董，在攒够了学费后报考了多伦多的胸外科专业学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白求恩投笔从戎。也许是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无常，使得他受到了刺激，所以退伍后，他曾经酗酒、吸毒，过了一段醉生梦死的生活。
33岁那年，白求恩与一位名叫法兰西思的姑娘一见钟情，他们就草草结了婚。这时的白求恩一方面不计成本地为病患治病，经济上变得拮据起来，所以小夫妻俩经常吵架；另一方面，白求恩由于身体健康透支，罹患了可怕的肺结核（当时是不治之症）。为了不影响小他十几岁的妻子的前途，白求恩果断地和妻子分手。但是，天无绝人之路，白求恩用自己发明的“人工气胸”治愈了这个顽疾。他像凤凰涅槃，又过上了新的生活。
白求恩成了当时世界上“人工气胸疗法”的专家（13人）之一。他还研制了30多种医疗器械。这时他有了稳定的收入，但仍然免费给穷人治病。
1935年，白求恩应邀去苏联参加世界病理学大会，他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看到了苏联人民都享有免费医疗，这种社会制度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他加入了共产党（加拿大）。翌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毅然决然参加了西班牙战场医疗队。在西班牙，白求恩遇到了一位叫卡莎的瑞典籍记者，他们坠入了爱河，但卡莎被怀疑是一名间谍，白求恩于是离开了西班牙，随后去了美国。
1937年7月30日，在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晚宴上，白求恩遇到了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的陶行知。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白求恩向陶行知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 白求恩就此事向加拿大共产党作了汇报，称“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中国比西班牙更加迫切需要医生，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可以运用于中国的反法西斯战场”。
1937年12月，受美共与加共的派遣，白求恩赴纽约接受国际援华委员会（由共产国际授意美共与加共推动组建，配合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为援华抗日做募捐宣传）资助组建了加美医疗队准备赴华从事战地医疗工作。该医疗队的另外两人是：北温尼伯的圣约瑟夫医院外科手术医疗部精通中文的加拿大籍女护士简·伊文（Jean Ewen，中文名于青莲）和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他在医疗队出发前加入进来）。
1938年1月8日，加美医疗队携带一批药品和手术器材，从温哥华乘船赴中国。登船前白求恩给前妻弗朗西丝写了告别信。
白求恩于1938年1月20日抵达香港，白求恩于1938年1月20日抵达香港，收到了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的通知，通知告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将安排加美医疗队乘飞机去武汉。在武汉等待北上期间，白求恩与伊文到汉阳基督教长老会医院（今武汉市第五医院）帮助工作；医生帕森斯决定留在武汉国统区，白求恩拒绝了在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管辖区工作，他要帮助中国共产党。
经过在武汉的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安排，1938年2月22日，白求恩与伊文及基督教传教士查德·布朗医生一行随着运送医疗物资的数十辆大卡车离开武汉，辗转战乱中的河南，进入陕西潼关，渡过黄河，然后又从山西风陵渡来到运城，最后到达临汾附近的八路军总部。这时遇到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进攻，白求恩一行又经潼关转道抵达西安（3月20日），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的安排下，最终于3月31日抵达延安。
4月1日，毛泽东会见了加美医疗队，白求恩说利用他从北美带来的医疗器械足以组建一支战地医疗队，他表示战地医院应该设在最靠近战场的地方。毛泽东听说经白求恩治疗的伤员有75%的复原率，很高兴，并表示中国人民一定会大力支持他的工作。
5月2日，白求恩率一批医护人员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成了一名战地医生。
1981年在加拿大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详尽回忆了白求恩赴华的全过程。书中记载了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亲笔信：“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和能力完全信任。”白求恩还和晋察冀的木匠、铁匠一起制造手术器械，他也帮助创立医生护士和医院勤务兵的训练，帮助聂荣臻创办的军区卫生学校培养了大量医护人员。他还设计把包装箱用作手术台以及马背药箱。他曾创下了冀中齐会战役在69个小时内为115名伤员动手术的纪录。
他在中国时期曾和毛泽东通信。白求恩在中国的1年9个月零17天，写了很多信与文章寄给美国加拿大的机构与友人，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的抗战形势，呼吁国际社会为中国抗战提供经费、物资和人员援助。
白求恩原定于1939年10月20日启程，短暂回北美，为组建八路军后方医院与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筹款。这时遇上了日军发动对晋察冀冬季大扫荡，白求恩选择留下来参与反扫荡作战的医疗救治。
1939年10月29日，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在为一名腿部受重伤的伤员做手术，这时日军正在逼近手术所，为加快手术进程，白求恩把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一片碎骨刺破了他的中指。3天后的11月1日，白求恩还为一名颈部患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手指处的开放创口又遭到感染。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因败血症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农民邸俊星家去世。白求恩在去世前一天写给聂荣臻的一封信（遗书）中，交代了将自己的私人物品分发给八路军的战士们。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大夫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年，他49岁。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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