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英、美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的思考简析

作者：胡为雄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08-27 1252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于争取“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进到社会主义有过思考，这是由英国共产党要删除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英文版)一文的前两段所讲革命暴力是普遍原则引起的。毛泽东以恩格斯的看法为根据，指出在特定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这是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的一个思想变化。他的这种思考与变化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较大关系，他把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取得政权这两种方式视为战略和策略的关系，认为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怎样取得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并对争取“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进到社会主义有过一些思考。尽管他认为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但又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对于毛泽东相关思考与看法的变化，我们过去少有关注，本文试作一简析。

一、毛泽东对英国和美国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思考的缘起

　　毛泽东对在特定条件下英国和美国等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的思考，一个直接原因是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要求删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前两个自然段。波立特于1954年3月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明了理由：“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假使我们发表了这一节，就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而且因为这一节也不符合1951年2月出版的我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对于若干公式经过极端认真的考虑之后，纲领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波立特要求删除的这两段，涉及《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核心观点。该文开首即提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波立特要求删除这一论断，毛泽东当然不能同意，故而坚持不让删。1955年5月波立特到中国访问，毛泽东在会见他时仍不赞成删除。然而英国共产党在出版时仍然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这两段删除了，因为英国的法律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这件事对毛泽东有所触动。

　　同时，这件事对于那些想通过暴力革命或通过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产生了影响，因此，他们在同毛泽东会见时这也就成为重要话题，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新思考，产生了在特定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的看法。

　　1956年3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会见长征、艾地时说：“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应当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显然，长期坚持暴力革命原则的毛泽东在此时引述恩格斯的主张，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其中的一个直接原因应当是《战争和战略问题》(英译本)的前两段遭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删除，并就波立特对此的解释而引起的。

　　在会见时，艾地特地问及这篇文章谈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并问毛泽东现在是不是还那样说?毛泽东明确表示：武装斗争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并且“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立特同志也曾提到这个问题，问要不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毛泽东在阐述武装斗争与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虽然仍倚重武装斗争，但他也郑重提及恩格斯关于在特定条件下英国和美国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自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恩格斯开始关注利用议会、选举权等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可能性问题，但他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观点。恩格斯的相关观点，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文献中有充分体现。他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毛泽东在会谈时提及恩格斯的话，这表明他认为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是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的。

　　不过，作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大家，毛泽东更善于从世界形势的变化、从现实的世情出发看问题，他在会谈时又提及列宁的看法：“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不过，毛泽东也没有把列宁的观点当作教条，他进而说：“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可见，因英国共产党根据英国的实际情况，在出版英译本时要删除《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论点，以利于自己的生存并通过和平过渡而取得政权，这确实引发了毛泽东的新思考，并引起其对恩格斯有关观点的关注，尽管他坚持不让删除自己著作中的话，即坚持暴力革命是一个普遍原则。

二、毛泽东对和平进到社会主义思考的现实环境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改变了亚洲的政治格局。中国领导人在争取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建设自己的国家时，在外交上也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效。一方面，在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特定国际环境中，毛泽东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因而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主要是与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发展关系，并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近邻和新兴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最终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同时，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发展前途问题;又参加了亚非会议，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同亚非国家的联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一是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中国的建交原则，并将其推广运用到所有的国际关系中去;二是中国的外交重心是与苏联结成友好同盟，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三是提出美国与苏联及中国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它包括广大的地区，日本、英国、德国也在内。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大半个欧洲。

　　此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毛泽东认为，世界上存在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而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比较接近。民族主义分布在亚、非、拉三大洲，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也帮助了中国。

　　正是由于这一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使毛泽东对发达的资本主义(英、美)进到社会主义的方式产生了新的看法，虽然所谓的特定条件当时并没有完全形成，但也初具规模，这为他的思考提供了现实条件。毛泽东当时期望社会主义能够取得世界性的胜利。如果世界革命力量壮大，英国、美国等国的人民就有可能和平取得革命胜利。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包括武装力量在到我们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正是出于这种战略考虑，毛泽东认为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可能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同时认为：“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毛泽东还以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美国和蒋介石是否愿意和平统一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是，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占世界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时候，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中，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显然，毛泽东认为像英国、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这种革命力量包括武装力量在内。若没有这种革命力量，英国、美国和平进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同艾地、长征的谈话，表达了他对于通过战争与革命，还是通过和平方式进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考。但毛泽东终归是一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醒艾地和长征：在帝国主义时代，只做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可见，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的观点及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三、毛泽东把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视为策略而倚重武装斗争

　　既然毛泽东期望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主要建立在革命实力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因此，他把通过革命战争取得政权和利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两条道路，视为战略与策略的关系。他认为，在战略上用和平手段消灭资产阶级政权不可想象，但在策略上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1959年，毛泽东在同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谈话时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当夏基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夺取政权问题上的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的论点时，毛泽东指出这个重大问题与战略和策略相关。他说：“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毛泽东还强调，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他提醒夏基，共产党人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这种斗争就是在使用和平手段的斗争方式时要善于把握革命时机。他说：“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所以，毛泽东提出一定要坚持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毛泽东把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与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两种方式，视为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这表明他倚重的仍是革命力量。

　　在会谈中，毛泽东还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为例进行说明。列宁在1917年2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但到后来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并且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说，对全党“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毛泽东还把暴力革命手段与和平过渡比作两条腿走路，并认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靠战争。他说：“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在谈到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时，毛泽东指出，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宣言也是提出两条原则：“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他认为，世界各国大多数共产党，如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等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讲清楚这两条，可以使资产阶级陷于被动。因为无产阶级表明自己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为什么共产党人要坚持用战争手段取得革命胜利呢?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明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他进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来说明革命的重要性：“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成功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也努力争取国内和平，但同时又发展了武装力量，内战发生以后，共产党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1949年春天，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力被消灭，他们提出要“和平”。但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后，国民党政权不肯在协定上签字。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很快渡过长江、占领南京。蒋介石跑到台湾以后，共产党仍然不放弃和平手段，因而有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至于中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毛泽东指出虽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不过，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不能作为和平过渡的典型例子，因为这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后才有和平改造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