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

毛泽东：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

宋金寿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结束了长征。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的会宁、静宁会合，红军三大主力最后在陕北“落脚”。陕北成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红军新征程的“出发点”。

吴起镇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落脚点”

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罗迈）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才正式宣布成立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随陕甘支队北上时，沿途检查军容风纪。因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多是回族，搞好民族关系很重要。我跟彭老总一道走，一起到达吴起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犹如离开了“家”。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就算是到“家”了。

1936年12月，毛泽东给红军大学做讲演时说：“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跟，巩固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所未有。”这就是“落脚点”与“出发点”的意义，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新的长征也从这里开始了。

1981年3月笔者采访程子华时，程子华说：“在消灭榆林桥的东北军以后，我仍在道佐铺。陕北苏区洛河川特委书记李景林来说，有‘马回回’到了吴起镇，穿的衣服什么都有。他给了我一张布告，我看落款是陕甘支队，有彭德怀、杨尚昆的签名。这样，我就清楚了，这是中央红军来了，赶快欢迎，慰劳他们。我给彭德怀、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说了陕北敌人的形势，红军的作战方针，劳山、榆林桥战斗。”

中央红军是因为看到吴起镇上有苏维埃的红色标语，才认定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

中央派贾拓夫寻找西北红军，在下寺湾遇到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

李维汉说：“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

贾拓夫原来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志，1933年10月去了中央苏区，并留在中央苏区，在白区工作部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红军回到陕北。相对其他地区的同志，贾拓夫更了解陕北的情况，又懂当地的方言，派他去寻找、联络西北红军，最为合适。李维汉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处理组织问题，管理干部工作，也合适。他们从吴起镇南下，在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才算联络上了西北的党和红军组织。

郭洪涛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稍后，聂洪钧也来到了下寺湾。聂洪钧当时是西北军委主席。他们先后向李维汉、贾拓夫谈了西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

《毛泽东年谱》有如下的记载：“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湾边区特委，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也就是说，中央在听取了郭洪涛和聂洪钧的汇报以后，初步掌握了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并决定了处理陕北肃反的基本方针。

在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为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问题，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应保存，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一军团，并成立红一方面军。

为此，会议决定：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并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自此，红十五军团归红一方面军建制，直接纳入西北军委，亦即中革军委的领导。

11月4日，中央决定分两路行动：由洛甫（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瓦窑堡；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瓦窑堡成为具有转折性战略意义的“落脚点”，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

洛甫、博古等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袁标志着瓦窑堡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11月13日，由洛甫、博古等率领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达瓦窑堡，标志着瓦窑堡成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

郭洪涛说：“为迎接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到来，我和贾拓夫先行回到瓦窑堡，布置接待工作。中央和中央红军到瓦窑堡那天，有数千名赤卫队和群众夹道欢迎，为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干部、战士送茶送水；街道两侧红旗招展，到处贴着欢迎的标语。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干部、战士频频招手致意，群情激奋，欢呼声此起彼落，那情景令人难以忘怀。我请中央领导同志到省委机关就餐。这顿饭比较丰盛，有海参、鱿鱼等佳肴。这些海味当时在陕北很罕见，是解放瓦窑堡后打土豪的胜利品。中央领导同志讲，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遵义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大家都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意气盎然；有人还唱起中央苏区的小调和《国际歌》。对干部、战士也安排了较好的饭菜。”

在洛甫、博古等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达瓦窑堡以后，中共中央即以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在瓦窑堡开始运作，并做出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战略决策，使瓦窑堡成为具有转折性战略意义的“落脚点”。

西北中央局在瓦窑堡发布了新的纲领和政策

中央机关到瓦窑堡以后，西北中央局仍然由洛甫“负总责”，遵义会议的格局没有改变。

西北中央局依据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的新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先后发布了许多决定和决议事项：1935年11月13日，以中共西北中央局名义发布了《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指出：“全中国人民现在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号召“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同日，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声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拥护中华苏维埃与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反蒋的英勇斗争，拥护中国共产党救国图存的唯一正确的主张”；11月28日，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向全国人民宣告：“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提出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等等；12月6日，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争取富农对苏维埃政府采取“善意中立”的态度。这一切，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设立，并行使职权

在洛甫等到瓦窑堡以后，当即宣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成立。

随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西北苏区划分为两个省、三个特区，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了各级组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了行政机构。

中共中央早在下寺湾就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并宣布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为副书记；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

陕甘省与陕北省以下寺湾为界，下寺湾以南为陕甘省，下寺湾以北为陕北省。

陕甘省的主要辖区为甘泉、鄜县（今富县）、保安及甘肃的陇东部分。陕甘省苏维埃主席李生华，副主席朱开铨。驻在地在下寺湾。

陕北省的辖区基本上为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除神府苏区外），包括清涧、绥德、米脂、吴堡、延川、宜川、延长、秀延、秀水、延安、安塞等县。省委书记郭洪涛，宣传部部长贾拓夫，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妇女部部长白茜，工会主席高长久，军事部部长钟赤兵，少共书记慕纯农。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副主席霍维德。驻在地瓦窑堡。

三边特区，包括定边、安边、靖边，书记谢唯俊，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慕生忠。

神府特区，包括神木、府谷，与整个西北苏区相隔较远。书记杨和亭，宣传部部长张江全，组织部部长张秀山，少共书记张汉武。红军主力为红三团，团长王兆相。

关中特区，辖原陕甘边南区，特委书记贾拓夫，后由习仲勋接任。

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协同打了直罗镇一仗

程子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周恩来一块下来，11月初，在道佐铺会合。中央红军来时，东北军正进攻陕北。当时，红十五军团在榆林桥一带。因为中央红军，即红一军团很疲劳，为粉碎东北军的进攻，把红十五军团调到张村驿、东村一带。东村有一个地主碉堡，很坚固。红十五军团打掉了东村的地主碉堡，为后来的直罗镇战役准备了战场。直罗镇战役中，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南面，红一军团在直罗镇北面。头一天，红十五军团包围了东北军一○九师师部，一个孤立的山包包，山陡上不去，把它围起来。周恩来来了，决定晚上发动进攻。随即，周恩来走了。同时，准备敌人突围，我们也做了准备。晚上我们发动进攻，东北军突围逃跑，我们追。第二天把师长牛元峰打死了。红一军团向西追，追到黑水寺，又消灭一个团。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战后，总结了经验，毛泽东、周恩来去了后方（直罗镇战役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去了瓦窑堡。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我们继续准备打仗。直罗镇一仗，红十五军团是主力，也是主攻。

瓦窑堡会议成为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起点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

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这个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当时虽然并不包括蒋介石等人，但它是从国内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起点，并开启了争取东北军抗战的工作。

为表明抗日决心，也为求生存与发展，红一方面军发动东征战役

陕北地瘠民贫，除了绥德地区稍微富裕一些，其他许多地方靠天吃饭，粮食产量极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先期来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有几千人，新来的红一军团有六七千人，加上非军事人员，合起来有近万人，给陕北苏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都在压迫苏区，随时准备进攻。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国的决心，中共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发动东征战役。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1.2万余人由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领，东渡黄河，东征山西。

东征战役，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并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而且迫使“进剿”西北苏区的晋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发展和巩固，大大地扩大了红军抗日的政治影响。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会谈，定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态势

1935年10月25日，在榆林桥战斗中，红十五军团俘获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

程子华回忆说：“我问他（高福源），你打算怎么样？他说，我被你们俘虏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还有什么打算？你们打算把我杀了，还是把我放了？我说，不杀，也不放。他说，那还有什么想法，没有了。我说，后方有一个军事学校，请你去讲军事，你去不去？他说，我一定把军事课讲好。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又教育他，派他回东北军去，与张学良牵线搭桥。”经过高福源的沟通，首先促成了李克农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议。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会谈。

会谈最终商定：张学良在内部“劝”蒋介石放弃内战，共产党在外面“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共同一致的抗日救国。

于是，张学良带着周恩来“联蒋抗日”的承诺，回到西安；周恩来怀着“联蒋”的使命，去了瓦窑堡。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东征战役回师通电，明确表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这个通电表明，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反蒋”的策略。9月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样，就完全落实了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精神。

与此同时，张学良到南京，在洛阳，苦口婆心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蒋介石无动于衷，坚持“剿共”。

“落脚”红色之都———保安，处理扭转乾坤的大局

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甘肃地方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造新根据地，扩大陕北苏区。

红军主力西征，后方空虚，从1936年6月初开始，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向瓦窑堡进逼。14日，中央做出撤离瓦窑堡的决定。21日，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瓦窑堡。22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将其包围，随后与东北军达成谅解：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撤出瓦窑堡，由东北军进驻。

7月初，中央决定进驻保安。7月11日，洛甫、毛泽东等到达保安“落脚”。后来，保安被斯诺称为“红色之都”。

斯诺为探寻“红色中国”来到保安，向世界阐述红军这篇“大道理”

1936年6月，为探寻“红色中国”，斯诺先到了安塞的一个村落，最先受到了周恩来的接待。几天之后，斯诺到达保安。

斯诺到保安以后，首先与毛泽东、彭德怀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以后又去了宁夏预旺县，然后又折回保安，进行了长达三个多月的采访。回到北平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1938年1月，斯诺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书名）做的序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是他们的书。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做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可以说，斯诺的这本书是以中国革命者的生命和鲜血写就的，因而它阐述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这篇“大道理”。

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协商大计，“逼蒋抗日”获得成功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但是，会师并不等于“落脚”。红军主力决定东移，11月21日至22日，山城堡一战，给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最后一仗。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之后，便立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南进。”

面对突然爆发的事变，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复电：“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当张学良得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到西安协助处理问题，当即致电中共中央，准备派飞机到保安接周恩来，要中共中央在保安修一条简易跑道，以便飞机降落。中共中央立即动员群众修跑道。

当时，中共中央对如何处置蒋介石，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直到15日，才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

此时，人们修跑道的积极性之高，无以言表，仅仅几天跑道就修好了。当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上空转了几圈，却因为跑道太短，又极不平整，实在无法降落，又飞了回去。无奈，周恩来只好骑马，经安塞，于17日到达肤施。张学良派飞机到肤施，仅一个小时，就把周恩来接到了西安。

当晚，周恩来在西安金家巷一号与张学良会谈。面对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双方首先商定：东北军、西北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西北军组成的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周恩来表示：中共愿意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蒋介石的安全不予保证。

17日，周恩来到西安的那天，宋子文也到达西安。宋子文见张学良以后，也见了蒋介石，并递交了宋美龄的信件，谈了南京的情况，并了解到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没有要加害蒋介石的意思，便要其同意张学良的请求，下令中央军撤离潼关一线，避免内战。随后，宋子文返回南京。接着，由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于22日再次到西安。23日，宋氏兄妹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进行会谈。

24日（一说23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有问题可以到南京去谈。

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26日，张学良到南京以后，在致蒋介石函中说：“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这就是张学良的民族大义之举，但蒋介石还是因此而拘禁了他。

延安，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延安成为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主力南移，驻在延安的东北军相继撤离，只留下了地方保安队与民团留守。由于东北军撤离，地方保安团心虚，于1936年12月17日自动撤离。18日，红军游击队开始进驻延安。25日，黄春圃（江华）率领红军主力进驻延安。1937年1月10日，洛甫、毛泽东等离开保安，起程前往延安，13日到达延安。

洛甫、毛泽东、博古等人的到达，标志着延安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西北办事处的驻在地，成了陕北苏区的中心。

自此，从1937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一直驻在延安，达十余年。所以，延安是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而且是最稳固的“落脚点”。其间，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延安又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在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成就了许多大事。

在延安，中共中央力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局面开始形成。但从南京对张学良的惩处与幽禁，以及准备再次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说明内战的形势仍然相当严重，和平的局面有再次丧失的可能。

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现了这种转变。其间，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所谓《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这个决议，虽要求共产党停止“赤化”宣传，但表示接受中共的提议，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为了落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2月12日至3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了直接谈判。2月26日，周恩来与张冲等进行谈判，但未取得进展。

此后，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的改编和苏区的地位问题上。经过艰苦的努力，国共双方达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规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不派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军队中的副职，从副师长到副排长，都由中共自行选派，南京政府只向八路军总部及三个师各派一名联络参谋。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9月中旬，博古到达南京与康泽面议中共中央提出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修改问题。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双方在《宣言》上签字。21日，博古、叶剑英和蒋介石、康泽、张冲在孔祥熙寓所会谈，蒋介石同意发表此《宣言》。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之总目标。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两军的第二次合作，标志着“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是全国抗战的“出发点”，是新的起步。

在延安，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8月25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副主任；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政训处副主任；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

8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即第一一五师的一部分，由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9月3日，第一二○师主力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第一一五师之后北上；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出发东进；30日，第一二九师主力也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东进。至此，八路军主力东进，奔赴抗日战场。

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路军把作战的战略方向选择在敌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八路军先后建立了由一一五师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二○师创建的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创建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并不断地发展壮大，也就成了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在延安，西北办事处改制，成立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

在国共两党的谈判过程中，1937年2月至3月初，国民党方面要西北苏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别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中共中央则主张保持苏区在行政上的完整性，政府人员民选推荐。到了3月末至4月初，国民党方面虽然同意在地域上可以完整，但不予以明确的区域界限，同时坚持派正职长官参与领导。到了5月，国民党方面仍坚持派正职实行领导，但人选可以由共产党方面推荐国民党方面的人员担任，共产党方面自己提出副职。于是，中共提出在张继、宋子文和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为正职长官。由于国民党方面违背承诺，决意派丁惟汾为行政长官，遭到中共方面的坚决拒绝。中共始提出，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张冲（国民党方面与共产党谈判的代表之一）、杜斌丞（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为政府委员，并力争“林正张副”，即林伯渠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仍坚持由国民党方面派正职长官。中共则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坚持苏区必须由党“包办”，决不让步，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横插”一人。事情未能解决。共产党一方面与国民党谈判，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将西北办事处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由林伯渠替代博古，负责西北办事处的实际工作。

4月下旬，西北办事处决定成立四个专门委员会，以研究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经济计划和文化建设等问题。5月中旬，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提出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以及经济、文化建设工作规划等，确立了抗日的民主制度，即容纳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和阶层的人们。

全面抗战爆发后，形势紧急，西北办事处着手进行从苏维埃政府向特区政府的转变。9月6日，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等九人为边区政府委员（也称主席团委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苏维埃政治制度的结束和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

其实，陕甘宁边区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实体，是中国共产党的脚踏实地的“一个落脚点”。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说，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此前，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谈及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说：“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

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就此，毛泽东对陕北和中央在陕北的工作做了基本总结。

陕北不光是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也是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落脚点”，是全国红军聚会的地方，是红军这个“大家庭”落脚的地方，“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但是“落脚点”不是终点，只是过去的终结，同时也是新的开始———“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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