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毛泽东

大学者毛泽东

王今朝

毛泽东是具有高度理性的人物，是能讲出高深道理的人，也就是他是一位大学者，因此，才成一个巨大磁场，吸引着人们从他身上找寻改变自己和自己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方法。无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怎样诋毁毛泽东，无论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男人或女人如何受到其他诋毁毛泽东的人的影响，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有多少中国政商文三界男人在人生的一段时期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接触到的关于毛泽东的一切文字啊！又有多少国外的革命者从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和文字找到自己革命的动力和信心啊！毛泽东本人的人生轨迹是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他所领导的组织的轨迹也是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就从现在所收的党费来看，按照西方标准，毛泽东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组织。而这还只是毛泽东无意之中所达到的结果。可以说，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标杆，国际政治家的标杆，哲学家的标杆，战略家的标杆，革命家的标杆。而之所以他成为一个标杆，那是因为他成为了世界级的大学者。他因此被许多不同世代、不同民族的人们永远地尊称毛主席。毛主席本人在晚年也要求把自己的一切头衔去掉，只保留“导师”一个头衔，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大学者。他当然也知道，师父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弟子也可能背叛师门。

大学者之成其为大者，不是读书多，不是博闻强记，而是融会贯通，贯古烁今。毛主席本人在（经济）理论上很谦虚！但他的理论和实践确实都很厉害！到目前为止，每当遇到阐明大问题时，总是会遇到毛主席所做出的工作，总是能体会到毛主席是一位学者，一位伟大学者。不管是选定发展的定义（中华民族伟大目的的达到），还是考虑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安排（鞍钢宪法的提出），无论是科技进步（两弹一星等），还是国际战略（抗美援朝、纵横捭阖）、国内斗争（三反五反等）、制度安排（艰苦朴素、以身作则），无出其右者。在其左边者，综合来看，也差之甚远。看多了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敢说毛主席的理论都远远超越他们！做学问的境界是一层层的。有的在这层看着是对的，在更上面一层就是错的。反之亦然。真像道德经说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毛主席不因他少年时受正规学校教育少，不因他读某些专业书籍少而不成其为大学者。他受正规学校教育少，读某些专业书籍少而成其为大学者，正凸显其大学者之为大者。华罗庚说的由厚到薄，不仅是读书之道，实际上也是用书之道。所谓“薄”，就是要把前人之说中大量否定，大量去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只有不尽信书，不唯读书，而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成就一个人的大学者之身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多多少少的反反复复的认识提高的过程中解决一个社会急迫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而普通人许多之所谓大师者，大学之教书匠者也，大学象牙塔中某领域之顶峰者也，或解决社会经济中问题之一隅者也。按照大学数学中“偏序”概念，他们只不过是按照某种规则，在某个人群中达到了某种极大值而已，距离救人民于倒悬，脱民族于水火的要求太远了。比如，严复固然是大知识分子，但他1902年翻译出版《国富论》时距离1776年初版已百年有余，而距离1936年凯恩斯出版《通论》进一步否定“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只有34年了。当然，他自己也认识到《国富论》有许多缺陷。中国采用包含自由贸易主张的“国富论”作为治国方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还有一种可能，普通人许多之所谓大师者，有的不仅不能救人民于倒悬，不仅不能脱民族于水火，反而置人民于倒悬，陷民族于水火。按照某种或某些标准，胡适不能不说是大知识分子，其后期活动于民族有何大益哉？其兜售划江而治，不是分裂民族的图谋的一部分吗？

以上大学者一生成果分析和大学者标准分析已经足以证明毛泽东作为大学者的身份！但是，鉴于有毛泽东不懂经济的说法，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到底有多懂经济，来进一步验证前面的结论吧！

首先，毛泽东是讲究效率的大师！毛泽东建立的以公有制为微观基础的新中国经济根本制度，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或许一些人会用人浮于事、投资饥渴来反驳。但请这些人也注意到如下事实：中国1980年后逐渐盛行企业效率理论，尤其盛行产权理论，却没有给中国带来多高的效率的事实吧！企业效率仿佛很确定，其实是个很虚很玄的概念。一是它没有唯一指标，二是不同指标之间有矛盾，三是一些人用利润衡量效率是胡来，四是用任何指标衡量效率都不要指望总是达到最大效率。中国一句话很适用，叫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五是当中国进入到供给过剩要去产能的情况时，众多效率指标都失去其原有的意义了。六是当中国盛行国企效率低下的话语，其目的和指向恐怕就与私有化概念相联系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企业效率喧嚣一时的情况下，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被彻底拒绝。为什么被拒绝得那么彻底？究竟是什么人在起作用、各自起了什么作用呢？思考这个问题，有利于科学认识效率这个概念。

再试想，毛泽东如果不懂效率，又怎么可能在短短的1921-1949年就领导中国人民赶走日本人、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呢？毛泽东如果不懂效率，又怎么可能在短短的1949-1976年就建立起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奠定之后的发展基础，成为令西方人认可的大国呢？毛泽东做出这两大贡献会支持毛泽东不懂效率这个观点吗？毛泽东不是不懂效率，而是非常懂。反倒是那些认为他不懂的人实际上不懂。也因此，毛泽东是交易成本的大师。他至迟早在1927年就开始系统地思考交易成本问题，也因此设计了一个新的政党制度、军队制度和国家（瑞金苏维埃）制度，比西方的交易成本理论家早十年。西方的交易成本理论家还是空头的，而毛主席是实干的。毛主席也因此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师，而西方6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不过是用所谓新方法分析旧事物而已。

其次，毛泽东是经济学的大师！其实，如果经济学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让我们姑且承认），那么，由于私人利润与工资之比在许多情况下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毛泽东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是最根本地解决中国资源配置问题（贫富分化）的办法，也从而为不同企业、行业、区域的利润均衡、平衡发展打下了科学基础，这远远超越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所达到的理论水平（这个经济学只讲边际和均衡，而不讲比例；漠视少数人赚取巨额私人利润）。中国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应该完全是内部演化的结果，与新古典经济学无关。本来，如果市场的本质是交换（用于解决不同行业、企业、区域的利润、消费等比例关系），市场价格只是交换的条件，那么，计划经济里必然有交换，因此从质的规定性看，必然有市场，中国社会主义在实施了一五计划后，逐渐地就无需那么大规模的计划了，但是，控制通货膨胀要计划，控制生产要计划，控制收入要计划，没有计划，就会量变引起质变。就是今天那些在中国搞私有化改革的，难道就没有计划？因此，从实践指导性看，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什么呢？主流经济学应该是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邓小平说的计划里有市场，市场里有计划，是对的。但可能邓小平没有意识到，在这一句话里，他用了两个市场概念。前面的市场是指交换，后面的市场是指资本主义。据说，撒切尔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这恐怕是就后者而言的。这样看来，邓小平所讲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建立一套比较好的价格体系而已，这也是符合毛泽东的经济学思想的。当然，邓小平也不会指望建立一套能实现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更不会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给改没了。中国自1990年后逐渐盛行新古典经济学，以至于有人把它称为主流经济学。而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市场是私人资本的托词。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中国改革最多具有辅助作用，而且只是在九十年代后才逐渐具有。这样看来，把新古典经济学说成是中国主流经济学，那置邓小平经济思想于何地呢？是否实际上就是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地位，也否定一大帮人，否定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呢？如果承认它的主流地位，那么，要么推出邓小平等人是西方新古典的信徒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要么推出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是非主流经济思想的结论。无论怎样，都在政治上是荒谬的，都是一种颠覆。而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资源配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只是没有钱的人怎样把一分钱掰成两块花而已。这与毛泽东眼里的资源配置相比，有天壤之别了。

第三，毛泽东是讲究自由的大师！西方著名学者根据某些似是而非的案例就武断地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许多人事实上以西方为参照，攻击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自由。比如，曾几何时，户籍制度似乎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而成为与其它制度（如计划生育、人民代表大会）一样备受攻击的对象。其实，户籍制度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制定的服务于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度。相信周恩来的智慧，就不会认为这项制度差，就不会用西方的人口迁移理论来评价中国这种制度。这时就产生一些新问题，从中国自己的观点看，户籍制度现在真的变差了吗？如果是，那从何时开始的呢？怎么开始的呢？有没有可能它现在依然不像一般人理解的那样差呢？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它的作用的变化，也是值得研究的。在这些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攻击户籍制度的合理性，是科学的态度吗？这种不科学的态度究竟起源自哪里？目的何在呢？与消解户籍制度的做法相反相成的是，一些人认为，消解资本主义在词汇上都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变化了。就好像一个张三，从小到大，到死，因为有了这些变化，他就不是张三了，甚至不是人了。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尽管形式变化，但实质仍在。不是马克思主义人为地确定了一个资本主义，而是它自身存在，只是马克思主义让人们认清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给绝大多数人所施加的奴役是户籍制度这个表面上限制人的自由而最终结果是在经济落后国家必然增进人的自由的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当资本主义越来越对于处理它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无能为力的今天，反对自由主义的毛泽东作为追求自由走向自由王国的远远超越西方诺贝尔奖学者的大师的身份就会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承认！

还有许多例证可以说明，毛泽东远比其他人要懂经济。比如，有人说，货币是好东西。毛泽东就不这样认为。中国的英雄们都是只重视人心不重财富的人，都是把财富作为工具，而不是目标的人。知道人人都有一死的道理，何必财富聚于自身？如果为了钱，汉武帝也不用打仗了（金钱的辩证法）！西方国家被一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把持，恐怕是它们的一个根本劣势！有人说，发行货币需要黄金准备，而革命边区和新中国的货币发行就根本没有黄金准备。有人说，通货膨胀难以治理。毛泽东主席时代，虽然有通货膨胀，但物价控制之好要远远优于西方国家。有人说，中国今天要避免通货紧缩。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系统地采取通货紧缩政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毛泽东也曾要求降低物价。通货紧缩，恐怕不仅没有什么可怕，用的好可能反收奇效。有人说，要避免硬着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不是有三起三落吗？那就是硬着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这样看来，硬着陆只是西方人杜撰的一个吓唬中国人的名词。

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从这些例证中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一些学者事实上可能是把自己当成“上”而唯，表面上的“不唯上”，实际上的“只唯我”，“唯我独尊”。这些事件如果发生在党派内部，就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从苏共解体的教训看，苏共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先妖魔化斯大林（等同于唯赫鲁晓夫），然后把支持马列的党内左派当成斯大林分子大规模清洗，党内右派占据主导地位，迅速腐化，脱离群众。事实上，可以这样理解斯大林，加在他身上的专制一词主要就是因为他制止了许多人要造反走向资本主义而在身后被那些被制止的人加上的。国民党的蜕变也是如此。有人认为，1927年国民党清党把党内左翼力量清除殆尽，使得右派独大，使得国民党迅速腐化，失去革命动力，迅速从一个革命政党变成一个腐朽的被革命对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尤其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

以上分析尽管远远没有穷尽毛主席的个人理论和实践，但它已经足够证明，毛泽东主席是大学者，即相对绝大多数人更接近和代表真理（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而言，可能无人能及），应该是一个可以经得起检验的结论。这既是我们应有的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也符合毛泽东主席的愿望和自我认识。认识这一点，能够极大帮助我们解决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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