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渊源与实践探索

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渊源与实践探索

龙剑宇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实践，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渊源。

一、从家族和地方传统中汲取勤、俭、简思想

反腐倡廉在毛泽东人生之初表现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毛泽东少年成长期处于家庭由贫穷到奋发到改观的上升期。无论在毛泽东的家还是整个韶山的毛家，勤、俭、简是其主要特征，而这正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最初的来源。

《毛氏族谱》有两处引录了“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奋志芸窗、勤劳本业”等家训十则，集中阐述了韶山毛氏家族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这种追求从“培植心田”、“品行端正”也就是从“严以修身”出发，以“奋志芸窗”、“勤劳本业”为方法与途径，落脚点则是“光明俊伟子孙昌”、“居人右”、“足自豪”，激发出一股奋发向上的正能量。不仅如此，韶山毛家也有强烈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例如，毛氏宗祠的门联“注经世业，捧檄家声”，再如族谱序言中“为国之华，为邦之望”这样激励族人的话语。

在对正面的价值观大力弘扬的同时，毛家对反面的人生态度则有愤怒的鞭挞：

人惟懒惰，递交赌友。

赌尽家资，一无所有。

三五成群，将为盗薮。

且引匪徒，钻墙窥牖。

非盗即奸，中媾亦丑。

博棋好饮，不顾父母。

不此之戒，祖岂尔佑？

这是对赌博恶习的谴责。

世上是非，多起于酒。

加以贪杯，愈丧所守。

乱语糊言，得非亲友。

甚至醉时，胆大如斗。

酗酒放风，裂肤碎首。

醒后问之，十忘八九。

何如节饮，免致献丑！

这是对过度饮酒和奢靡之风的反对。

损坏身体。劝尔莫吃烟，吃烟坏身体。呼吸熏蒸骨髓枯，容颜消瘐面如纸。

虚耗钱财。劝尔莫吃烟，吃烟耗钱财，广土宫胶如烈火，田园烧尽化成灰。

荒废正业。劝尔莫吃烟，吃烟废正业。百般生理误灯旁，赤手空归遭饿劫。

疏慢亲友。劝尔莫吃烟，吃烟慢亲友，横眠酷似病缠身，等候何人能耐久。

迷失晨昏。劝尔莫吃烟，吃烟失晨昏。一盏长明灯不息，空过阳世暗销魂。

贻害子孙。劝尔莫吃烟，吃烟害子孙。几杆短枪家杀尽，血流何处觅无痕。

终日昏昏恋睡房，孤灯鬼火照胡床。

千金购就迷魂药，百宝装成夺命枪。

废寝忘餐徒自苦，抛家弃业为谁忙？

容颜憔悴君知否？相对空含泪两行！

这是对贪图享乐和沉湎毒品的宣战。

四修《韶山毛氏族谱》中有《诚信仁厚勤俭谦卑》条，可谓毛家的核心价值观：

诚：存心中正，做事切实。暗室无欺，天日可资。莫弄机巧，莫使诈术。使诈终败，弄巧反拙。

信：事做十足，话到七分。大言无实，识者厌闻。轻诺难践，招人怨憎。抑人扬己，仇祸将临。

仁：忍隐为怀，爱人及物。见人美事，便当欣悦。见人患难，便当怜恤。消除嫉妒，以养太和。灾殃尽去，降福孔多。

厚：博厚悠久之道，宽大受福之基。说话莫占便宜，银钱要学吃亏。吃亏是真便宜，便宜终久吃亏。

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与学生毛泽东的谈话，评价韶山毛氏家族“风俗纯朴，烟赌甚稀”。这是对韶山地域毛氏家风的恰当概括。

勤、俭、简正是毛泽东个人生活的最大特点，也是他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以身作则、大力倡行的生活态度。从韶山毛氏家族传统和族风中，可寻找到毛泽东勤、俭、简的环境与氛围，但形成毛泽东人格中“勤俭”价值取向的第一现实要素则是父亲发家致富的艰辛历程和从中提炼出的家教家风。

少年时代的生活对毛泽东影响深远。父亲的创业艰难、稼穑之苦、节俭勤劳，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毛泽东并未成为父亲继续发家的帮手。1910年秋，他离开韶山，而他的父亲在毛泽东离家7年之后，即1917年到1918年，把那5间半茅草房改建和扩大成13间半瓦房，也就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样子。毛顺生创家极尽艰辛，日久成疾，所以他与妻子文氏仅仅在新房子里住了一年，就相继撒手人寰。

我们从毛顺生的发家经历能深深感受到一种“踔厉奋发”，正是在这种不断上进和努力当中，毛顺生积累了一定的资财，从而为毛泽东的成长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也正是在这种踔厉奋发中，上屋场毛家形成了具有极大正能量的家风，这种家风对毛泽东影响极其深远。

父亲对毛泽东影响至深，以致他出乡关以后还念念不忘。毛泽东家庭在振兴过程中形成了勤、俭、简家风，这是毛顺生给予毛泽东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家族和家庭共同影响了毛泽东最初的人生价值观，包括勤、俭、简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直到毛泽东成为国家领导人还一直保留和延续。

二、从传统文化中感受踔厉、节用、清修与利他精神

如果说，少年时代在家乡感受到的毛氏家族和家风中的勤、俭、简、诚、信、仁、厚等价值理念，对于毛泽东的影响还是比较直观和感性的话，那么，随着求学经历的拓展和对湖湘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收博取，毛泽东从理性方面获得了更系统的修养和历炼，从而决定了他人生价值观的走向。

踔厉奋发是克服懒散惰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贪污腐化的良药，是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讲述自己“颇有奋发踔励之概，从早至晚，读书不休”。我们能从中看到毛氏家训中“奋志芸窗”教育的影响，感受到青年时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跟从杨昌济学习修身课，也曾接受过关于踔厉奋发的教育，他在《讲堂录》中即记载：“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

又记录：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写道：“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这是毛泽东对奋发踔厉的理论性阐发。

墨家文化对毛泽东一生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节用”是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俭”，主张摒弃一切多余的开支，拒绝浪费。对代表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民众利益的墨家思想，毛泽东颇有研究。1939年4月24日，他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总结大会上，评价说，墨子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需注意的是，墨子节俭，并不是为个人累积财富。墨子把节俭看作治国安邦的一项基本国策。毛泽东汲取其精华，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强调：“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墨家“节用”思想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民性内涵，主张“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这实际上就是关于官吏勤政廉洁的政治主张。

毛泽东节俭的另一个方面体现为他的清正廉洁。毛泽东生活起居和用度方面有“极少”、“简约”倾向。他早年在故乡生活中受父亲影响，追求简单的生活，但父亲的目标是通过生产和节约来让小家致富，或者叫做“原始积累”，毛泽东不是这个目的，他不赞成对人“刻薄”，特别是反对自私。他和他母亲曾经慷慨地帮助别人，以弥补父亲“刻薄”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他并没有完全抛弃父亲的信条，那就是“开源节流”，他转而把父亲对别人的“刻薄”用之于自己，即自身在生活上极为节俭，对别人却常常大方。他一生以救国救民救苍生为己任。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更把节约的理念向全党全国推广，更从党、国家、民族的存亡和民心的向背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把节俭习惯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廉政风范结合起来，推而广之，从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廉政文化体系。

孕育毛泽东的湖南本土文化有着深厚的清修色彩。如宋代道州营道（现今湖南道县）的周敦颐，即是廉政文化的倡行者。他性情朴实，自述“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周敦颐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他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他虽在各地作官，但俸禄甚微，即使这样，来到九江时，他还把自己的积蓄给了故里宗族。他在《爱莲说》中写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自古以来为人为官的修养符号。毛泽东深受像周敦颐这样的廉政大师留给湖湘大地的文化气息的熏陶。

毛泽东青年时代接受清修理论与实践指引的杰出导师首推杨昌济。杨昌济的学问与思想是儒、道、佛和日本文化、西方伦理学的综合体，但诸学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为这位先生所接受并坚持，那就是自我的修养与磨砺，包括对思想、心灵、意志和身体的修养与磨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修”。

清修既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方法，毛泽东青年时代即认真作过思想、心灵和身体的“清修”，这于毛泽东意志力的强化和思想的冶炼有着巨大的作用。

影响毛泽东相当早的传统文化还有佛文化。佛文化对毛泽东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利他思想和博爱理念。佛文化中的利他思想对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是有过积极作用的。当然，佛文化的利他观念与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境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回顾毛泽东曾经接受过的诸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人民至上和国家至上是古今中外能够实现反腐倡廉目标的理念和价值观保障，它与法律、制度的保障构成反腐倡廉成败的双轮，或者说前者是德治的核心。反过来说，一切贪污腐败，都源于个人至上的价值观，是无视人民、国家、集体利益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对官员进行人民至上和国家至上思想的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关键。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和毛泽东创立的新廉政文化，都是以此为基石的。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曾强调法治。他在所留下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毛泽东对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曾进行法理评述：“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此文中提出了“幸福吾民”、“保人民之权利”、“利国富民”的观点。可见在他的人生价值观形成之初，德治和法治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无论他的反腐倡廉理论还是他治国理政理论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情形之下，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人民至上和国家至上的思想在湖湘文化中积淀甚深，一代一代的湖南人都以此为人生奋斗的真谛，因此在这块热土上诞生了一大批为国为民英勇奋斗直至流血牺牲而不悔的斗士，而这种思想与文化的传承，也让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文化渊源。

三、从杨昌济先生修身思想获得道德熏陶

毛泽东青年求学时期对中国的廉政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吸纳。他曾在《讲堂录》中引用：“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道；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栗（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这段话反映的是毛泽东早年在杨昌济先生的引导下，对修身理论进行过系统的学习与研究，而这种理论的核心则是“孝义廉耻”。修身课是毛泽东青年时代主修的一门大课，于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杨昌济修身理论建立在铸造“圣贤”的基础上，而圣贤的第一标准就是礼义廉洁。在“十一月十五日修身”课中，毛泽东记录：“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在王船山眼里，圣贤一定同时也是豪杰（其本人即如此），而豪杰则不一定是圣贤，德业俱全者才能称得上圣贤，如果豪杰的品德不圆满，也就称不上圣贤。王船山关于圣贤与豪杰的区分标准，毛泽东是非常认可的，他从这个时候开始树立起“圣贤”意识，以后有意无意地以“圣贤”标准来要求自己。

志与德、仁、义是何种关系？毛泽东记录杨先生的论述是：“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既然有远大志向，那么就不会过不了简单甚至贫穷的日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之有也。”孟子也曾谈到志向与气节的关系：“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也就是说，志是最要紧的，应当坚定执守，气节或者浩气也就随之而来。

那么，当下青年的志如何？杨昌济给毛泽东的答案是“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是杨先生对学生的巨大激励。正是在这种激励之下，毛泽东的大志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强烈。

杨昌济还具体而微地论道：“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承三圣者。”杨昌济又谈到“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也就是说，杨昌济赞成要做豪杰，先要做圣贤。圣贤的第一特点是“高尚其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而理想就是“志”，“心之所之谓之志。”“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庶几道德之理想矣”。

当然，杨昌济的修身并不局限于一己之身，因为修身只是人生的起点和第一个境界，所谓理想，描绘的正是接下来要达到的境界，是由小我而到大我，“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最大的我也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实现人与宇宙的融合，“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杨昌济阐述的这种“小我”、“大我”宇庙观，并非玄空的而是务实和有落点的，那就是救国救民。他批判道：“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他还谈道：“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

这种“小我”和“大我”的理念对毛泽东影响至深，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都在实践着这种理念。

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与人生历程，都是遵循着早年杨昌济给他描绘的路径的，由此能够很容易地理解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个人的清廉和他领导的党和国家的反腐实践。

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修身”课记录中，杨昌济的修身立论与廉政文化有密切关系，修身的目的和指向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杨昌济列举了一系列堪称圣贤的豪杰“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杨昌济总结说“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可见他把圣贤视为比帝王还要高大之人。为何？“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也就是说，帝王只是借助权威治理天下，而圣贤则可以改变民心风俗，让社会进步，达到真正的文明、昌盛和清明廉洁的境界。

这样的理念非常为毛泽东所认同。杨昌济还谈到为人处世的“刚”，即刚正、刚直，“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豢龙氏所以能豢龙者，龙虽神而不能脱夫嗜欲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无欲则刚，只有没有贪欲，才能做到刚正。由此，他教导毛泽东及诸学生“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杨昌济的修身和家教特别是有关廉政的家教，对毛泽东早年的影响极大。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引述大量修身的典范，“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又说“陆象山曰：激厉奋迅，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毛泽东特别写道：“无非使心地光明”。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引述“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作为做官和行军的纪律，毛泽东是充分吸收、加以改造并有他的独特表述的。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进行了全方位的修身理论与实践的历炼，而修身的内容相当广泛，既有勤、俭、廉，又有对于个人、家族与国家、民族、人民关系的处理，而这两方面是互为基础互为因果的，因为只有做到了勤、俭、廉即修好了身，才可能实现渐次提升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只有先天下先人民即人民至上和国家至上，才可能将勤俭廉进行到底。

在廉政文化体系中，正确的名利观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从根本上来说，廉政的败坏，原因都在于名利观的错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曾好好地上过“名利观”这一课，这一课深入到他人生观深处，所以他一生的名利观都是正确的和堪为典范的。

在“十二月六日修身”这堂课中，毛泽东记道：“郭筠仙以好名与好利判世代之隆污。汉人好名，魏人好利，晋名唐利，宋名元利，明名清利。”

毛泽东提到的郭筠仙，即郭嵩焘。郭嵩焘从名、利的角度对历代社会政治生态进行了中肯的评判与概括：“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这样的话真是切中要害，自古为然，于今犹是。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还谈到杨震。杨震是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人。累官至太尉。当其任地方官时，有次道经昌邑（今兖州金乡西北），邑令王密系其过去所举之荆州秀才，王感其栽培，至夜怀金十斤以赠，震拒不受，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熟读史书，也时常以古论今，杨震深夜不受金的故事和“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的言论，是影响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较早范例。

毛泽东在《讲堂录》关于名利一节，写下的“虚名折福”、“立定脚跟。一失足成千古恨”，至今都有警示意义。

四、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理论支撑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武器是中国传统的修身理论和廉政文化。而实践的基础则是农家的出身和早年的艰苦经历。父亲给他做出了实践的榜样，杨昌济则给予他文化与理论的素养，特别是修身理论的熏陶。但中国传统文化没能从制度的层面发现腐败的本质，而多从修身和德治方面弘扬清廉，也就是希望通过道德教育和自我约束来解决腐败问题。真正从制度的深层找到腐败根源，切中其要害，并主张推翻这个制度另建立一个新制度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在全方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腐倡廉理论，他因此而在中国传统廉政理论基础上得到一件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腐败的本质来源是剥削，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相伴随的；只有实行公有制才能遏制腐败和不公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在生产资料私有的制度下，“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马克思用于解剖的标本主要是进入到发展中期的欧洲资本主义，而毛泽东青年和中年时期的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马克思与毛泽东用于解剖的标本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剥削制度”，这一点是共同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试图对封建主义遗毒进行最后的肃清。但这种肃清远非易事，时至今日，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一些腐败问题在中国仍然存在。

腐败的根子是个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亚当•斯密的“人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念。毛泽东反对个人主义，“为人民服务”是其反腐倡廉思想的起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源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反腐倡廉主张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论述过民主监督在防止腐败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民主监督，使“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毛泽东从青年学生时就开始注意这些问题。例如，他组织的“驱张运动”和参与的湖南自治运动，都是这方面的探索。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并没有找到出路；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在延安与黄炎培关于杜绝腐败和防止兴亡周期重演的谈话就道出了他对民主监督的自信。

马克思还提出了建立廉价政府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国债”，必然会出现“贪污腐化的闹宴”，必然会纵容“一切腐败分子的胡作非为”。

廉价政府就是对政府瘦身。它能使“农民马上就能得到巨大好处”。“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金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

马克思还曾经关注政府和政策的透明问题。事实上，不透明正是腐败的显著特点，“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

毛泽东曾对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甚至整个社会架构进行瘦身。同时，他也致力于建立透明政府，一个办法就是让人民和普通人参政议政，也让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参政议政。

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理论建立在对整个剥削制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为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形成和成功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五、进行反腐倡廉的伟大实践

毛泽东根植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廉政学说，进行了伟大的反腐倡廉实践。

（一）铸造铁的纪律

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反腐倡廉斗争的先决条件。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党的纪律、管理制度和组织设置等首次作出明确规定。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三大通过的“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通过的“第二次修正章程”都专设“纪律”一章。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第一次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设立“监察委员会”章节，将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能写进党纲，这标志着中共纪律检查制度初步创立。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纪律”一词。

1927年10月至次年4月，毛泽东领导制定并逐步完善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个纪律一开始是军队的纪律，后来渐渐扩大为全党的纪律。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决议案明确规定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还规定了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1930年3月21日，为整顿军队的作风纪律，毛泽东和朱德发布《整顿军风纪的训令》，“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将“腐败思想”正式列为党和军队的严重问题，首次提出反腐败的概念，此信反复谈到的是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这就抓住了反腐败的“牛鼻子”，因为“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毛泽东的反腐始终是与倡廉结合在一起的。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我们党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更多地强调和推行严密的纪律（包括正面的教育和反面的惩处），而在局部或全部掌握政权的时候，则更多地强调和推行反腐。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选举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样，反腐败上升到政权的层面。

最早的反腐行动始于1932年5月9日。江西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犯贪污罪、谋杀罪被枪决。针对此事，毛泽东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次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颁布由毛泽东和项英签发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颁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法令。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毛泽东在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时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二）破解兴亡周期律

虽经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挫折，处在江西的中央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随着长征而发生战略大转移，随后又在祖国西北贫瘠的陕甘宁地区落脚、生根；但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让政权不但得到稳固而且开始向全国拓展。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廉洁民主政府、打击贪污腐败、积极推行精兵简政、培养公仆意识，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使解放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毛泽东在党的廉政建设中始终起着最关键的领导作用。他在写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阐述了他的廉政理念，他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次年10月14日，他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毛泽东深知，在廉政建设中，德治、民主监督与制度建设应当并行，这样才能长久有效。1940年3月6日，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是毛泽东建立民主政权的探索性尝试。

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双重挤压下，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在赢得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建立起了高效的民主政府。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10月10日，毛泽东就此事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要求从严惩处；10月11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判处死刑。如果说黄克功事件还只是严格执纪的例子，那么，对肖玉璧的处理则是反腐的一记重拳。1942年1月，陕北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被判处死刑。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和军队，而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则江河日下，作为第三方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国民政府参政员从重庆到延安，毛泽东与他们多次畅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人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防止悲剧的重演

历史有各种巧合却不会简单地重复。毛泽东长征结束后就一直生活在当年李自成起家的陕北地区，对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规定了整风运动的内容、任务、方针和方法。在这个运动中，《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重要的整风学习文件。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留下李自成足迹的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书面报告中指出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存在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要“整编党的队伍”。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严肃地提出“两个务必”：“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四）坚定执政党的反腐决心

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前，毛泽东领导的反腐倡廉主要偏重于纪律约束、思想建设的话，那么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健全制度和法律就被摆在了首要位置。

1940年至1949年，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廉政和监察制度的有效运行。

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确定由朱德等II人组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规定：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工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均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9日，朱德向毛泽东汇报中央纪委工作，他提出的起草工作细则、设立经常性的工作机构等意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2月，中纪委二次全委会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细则》和《关于中央及各级直属党委、总支、支部设立纪委会或纪律检查员的决定》。

1951年12月1日，他致电薄一波、刘澜涛：“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的情况补告我们。”同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作了3次修改；12月4日，他在北京市委关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批示，要求各省市区县、军区等在接到指示一个月内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并作相关报告。8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

指示、批示如此密集和具体，很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在部署三大战役时发出的数以百计的电报。毛泽东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视为一场关乎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战役进行着周密部署。

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办的元旦团拜会并致祝词，号召：“我国全体人们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毛泽东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中，密切地关注和推进着其进程。1952年1月4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立即抓紧“三反”斗争；9日，毛泽东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斗争给西北局的电报起草批语，他指出，有些贪污情况比甘肃还要严重的地方，在其报告中却说成不甚严重，因此要加以注意，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报告欺骗了；14日，他在集宁军分区“三反”斗争情况报告上批示：集宁分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

1952年1月23日，毛泽东在转发空军党委关于空军直属机关“三反”运动的报告上批示：“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在北京开庭公审7名大贪污犯，判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行政处原处长宋德贵等人死刑。同日，毛泽东致电张宗逊并告习仲勋，“应深入进行三反，着重反贪污，尤其着重打老虎，老虎不捉尽不许收兵，不许整编”。

1952年2月17日，毛泽东为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区“打虎”新预算和应取措施的报告起草批语，赞扬习仲勋“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意见提得很好。5月9日，毛泽东为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批语中说：“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

“三反”进一步演化为“五反”。“五反”，是指1952年我国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的运动。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

惩处刘青山、张子善将“三反五反”斗争推向了高潮。

1951年1 1月30日，毛泽东在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一些人为刘、张求情，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判处两人死刑。新中国成立不到两年，毛泽东为何就要掀起规模如此巨大的反腐风暴？这显然还是有鉴于历史上李自成进京后，因部属贪污腐化导致大顺政权惨败出京的深刻教训。毛泽东绝不容许悲剧重演，但他也看到，用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的反腐并非长久之计，而只能视为情况特殊时期的权宜之策，要使反腐败取得长效，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系统的制度和法律。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尽快起草惩治浪费条例和修改惩治贪污条例。4月16日，毛泽东对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说明稿》又作了批语和修改。4月21日，毛泽东签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总共18条，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的反腐败法律。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领导、制定并颁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等，规定了贪污贿赂的罪名和量刑标准等，使反腐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

（五）清廉从自身做起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廉洁的政府，这首先是从这个政党的领导人做起的。美国记者斯诺曾描绘：“毛和他的妻子住在一套两间四壁光秃秃，只挂满了地图的窑洞。”“毛泽东主要的奢侈品（同周恩来一样）是一顶蚊帐，否则他的生活与其他红军战士一模一样。在担任共产党领导十年中，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成千上万的财产之后，他自己所有的只是一条毛毯和几件个人物品，包括两件棉制服。尽管他既是红军指挥员又是主席，他的衣领也同普通红军士兵一样戴着同样的两个红领章。”

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1949年10月26日，他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指出：“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55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

1950年3月1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留下的生活用品中，即有大量的物证。例如，他不愿舍弃自己用过的破旧毛巾、面巾，要求留着用于缝补毛巾被、枕巾等；他的牙刷也要等到用秃后才同意更换；甚至一个普通的热水瓶破了，他也要让人去维修；一双皮拖鞋竟然有过多次修补的记录，甚至被人当作垃圾丢掉，他还要让人捡回来。1960年10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写“艰苦朴素”，反映的也是毛泽东个人生活的常态。

1955年10月21日，毛泽东审查卫士长李银桥起草的《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认为每天3元的伙食标准太高，在李银桥解释其中包括招待费后，毛泽东才签字同意。这说明，毛泽东既从宏观上指挥着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大战役，又关注着自己身边倡廉的小细节。

在中外党政首脑中，没有个人私产，毛泽东开创了历史先河。他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天下为公”的理念。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保存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生活账就有关于毛泽东日常开支的记录。河南省委办公厅一份收据记载：1964年3月30日－31日接待“首长”后，收取了1.25斤粮票；4月22日，滨江招待所收到为购买红米的粮票20斤的票据。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留下了1965年5月29日开出的两张发票记录：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合计17.50元；首长交粮票23斤。这几份票据上的“首长”指的都是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日常支出中，生活费、伙食费占了大头，最让人意外的是，其中竟有付月租费（即房租）的记录。如1962年7月的月租为91.42元，占到工资总额的23％。此外，毛泽东，包括家人看戏也是要交钱的，1962年7月即有看戏费109.1元。

毛泽东认为，任何人，不管职位有多高，都要带头勤俭节约，为国家的发展积累资材，而不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个人身上，更不能浪费。

1955年3月14日，毛泽东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来的给全国人大代表7个月的工作费350元后，在付费通知单上批示：“此项工作费，我不需要使用，应交给中央。此次送来的以及以后的，均请你交给中央会计机关。”

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缩小了最高工资标准与其他各级工资标准之间的差距，这是防止党政干部特殊化的一项重要措施。毛泽东还主动降低了自己的工资。

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不可能为毛泽东给亲友提供养家糊口的财源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毛泽东应当具备给亲友特别是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们以“回报”的条件了，但他坚决不给亲友这个特殊。他的原则是“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致信妻兄杨开智，信中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又致信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信中指出对杨开智的“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致信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信中说：“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1950年5月7日，毛泽东致信姻兄赵浦珠，表示对“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1950年5月7日，毛泽东致信表兄文涧泉，信中对为文凯介绍工作一事表示拒绝。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致信表兄文南松，“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致信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信中要求对他的文家亲戚要“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7月20日，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写信给田家英请求照顾解决文家15人的工作或学习问题。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1956年12月12日，毛泽东致信族姑母毛春秀。信中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

毛泽东青年时代从家族文化、湖湘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营养，也深深植入了勤、俭、简的理念。同时，他从制度的层面解剖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沉疴。这种解剖在他获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之后变得更加游刃有余并卓有成效。

毛泽东反腐倡廉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融铸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廉政学说，构筑了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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