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毛泽东与罗素

毛泽东与罗素

何  新

1920年10月底至11月初，湖南省教育会在长沙举行中外名人学术讲演大会，邀请在中国讲学的杜威、罗素，以及北京上海的著名学者蔡元培、吴稚晖、李石岑、张东荪、章太炎、杨端六等来湖南讲学，先后在遵道会、第一师范学校、省教育会坪、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等举行了40多场讲演，内容涉及哲学、教育、社会改造、男女平等诸问题。除省教育会委员、政界名流外，各县派代表前来长沙听讲，省城各校师生安排聆听讲演。一时间长沙城内听者如潮，“中外名人不期集合，诚吾湘得未曾有之盛会”。

其时，正值毛泽东参与发起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思想迷茫低沉之际，他不仅前往听讲演，还应长沙《大公报》之邀，担任讲演会的特约记录员。

本文根据《大公报》的报道，勾勒毛泽东在讲演会前后的活动和思想变化，以为研究早期毛泽东之一助。

一

湖南举行中外名人学术讲演，缘于欧战后各国教育思潮大变，而僻居内地的湖南省“自应急顺世界之潮流，藉促学界之进步”，于是1920年10月初省教育委员会建议省署，召集全省办学人员分期讲演，以促进地方教育。省教育会委员陈夙荒、孔竞存等考虑到教育会改选，各县选人皆来长沙，拟趁此时机，邀请中外名人来会演讲，定于10月25日至11月5日举行学术讲演大会。

目前尚未发现毛泽东参与学术讲演会筹备工作的相关资料，但可以确定，他被《大公报》聘请为讲演特约记录员。当时主要考虑到参加讲演的教育界名流多，讲演场次多，尤其是罗素到中国来第一次学术讲演，在全国的影响极大，负责上海方面联络的李石岑一再向省教育会提出，“又须预觅笔记最佳者数人”，各讲演稿须整理审，随着章太炎、张继、吴稚晖三人加入讲演行列，筹备会拟定速记十人，并已分途邀请。本着“记载翔实，刊布迅速”的要求，长沙《大公报》除了邀约张平子、龙兼公、杨国础、马文义担任讲演记录外，还特地邀请李济民为罗素、杜威讲演作记录，毛泽东、唐汉三、金缄三任蔡元培、章太炎、张继、吴稚晖的讲演记录，并在10月26日《大公报》上公布特约讲演记录名单：“此次国内外名人来湘讲演，于学术改进，文化宣传，所关甚巨。本报为谋各界快睹起见，特请北京大学哲学士李君济民专记杜威罗素两先生演辞，唐君汉三金君缄三毛君泽东分记蔡章张吴先生演辞，务期记载翔实，刊布迅速，以副阅者雅意。”

1919年11月起，毛泽东就曾应《大公报》之约，担任“馆外撰述员”，为该报提供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特别是关于赵五贞自杀事件和湖南自治运动的宣传和报道，充分展示了他出色的新闻工作才能和学术功底。而这次大型讲演会正需要这样的人手。《大公报》聘请毛泽东等人，正可发挥其所长，对该报宣传和报道名人讲演提供诸多帮助。

1920年9月应湖南教育会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邀请，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主事，又被推举为一师校友会会长，在湖南教育界有了一定的地位。当时与蔡元培等京沪教育界名流也有一定的接触和交往。这些都应是他被邀参与名人讲演记录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详见下文)外，还聆听了许多场次的讲演。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的信中谈到，“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也就是说，他听了罗素的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该信还说到，“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章太炎关于史学价值的观点来自10月28日讲演的《历史的价值》，毛泽东应当听了这场讲演。此外，1936年9月他给蔡元培信中仍不无感慨地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

此“湘城讲座”，即指蔡元培10月27日至30日、11月1日至2日在讲演会中的七场讲演，除了毛泽东担任记录的两场外，他还应当听了其他场次的讲演。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10月26日至11月2日期间主要在听讲演和担任讲演记录，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学术活动中。

二

在长沙讲演会期间，毛泽东先后担任吴稚晖、蔡元培、杨端六三人七场次的讲演记录，其中有吴稚晖的《都市文明》、《女子勤工俭学》、《勤工俭学》(第二次)、《劳动问题》;蔡元培的《对于学生的希望》、《美术的价值》;杨端六的《和罗素先生的谈话》。以下分别考述各讲演记录的时间和地点。

《都市文明》。演讲会筹备会最初安排六场市民讲演，其中吴稚晖有二席，即27日下午讲《劳动问题》和11月1日下午讲《市政问题》。讲演正式开始后，筹备会也发出通告说：27日下午四至五时，吴稚晖先生将发表市民讲演，讲题为《劳动问题》、《市政问题》。但是，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据10月29日《大公报》关于本日讲演分配的报道：“讲演会昨晚通告云，本会请吴稚晖先生在省教育会坪举行市民讲演。

第一次时间在二十九日下午二时至三时，讲演劳动问题。”不过是日所讲的主题不是“劳动问题”，而是“都市文明”，故记录者还是题名“都市文明”，以副其实。证诸10月30日《大公报》的报道：“昨日下午二时教育会坪内开市民讲演，由吴稚晖先生主讲，演题为‘都市文明’，听者数百人。”可见，该讲演的时间确是在29日下午。

至于讲演记录，30日刊出的《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4号明确标记《都市文明》的笔记者为毛泽东。该稿连载于《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4、5、6、8号。由上可知，《都市文明》的讲演时间是29日下午二至三时，地点在教育会坪内，毛泽东担任记录。

《劳动问题》。10月31日《大公报》刊出关于市民讲演的广告说：“前日教育会既请吴稚晖先生在本会坪内，为一度市民讲演，终恐听者尚未普及，昨仍请吴先生定于下月二号三号，继续在教育会坪内对市民大开讲演，长沙市民宜及时拨冗，前往静听，一领教益云云。”

这说明，在10月29日市民讲演后，讲演筹备会拟继续请吴稚晖在11月2日、3日对市民讲演。但是，第二次讲演实际上提前进行。根据是：《大公报》11月1日刊出的一则紧要启事说：“十一月一日下午二至三时在教育会前坪举行市民讲演，请吴稚晖先生主讲，不要入场券。特此通告。”2日《大公报》进一步报道这次市民讲演的情况：“昨日下午二至三时，教育会坪市民讲演，由吴稚晖先生主讲，讲题为《劳动问题》。”

《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7号(11月2日出版)刊载《劳动问题》讲演稿时，特别标记“十一月一日市民讲演”，“毛泽东记”。由上可见，《劳动问题》讲演时间在11月1日下午二至三时，地点仍在教育会坪内，毛泽东担任记录。《女子勤工俭学》。这是吴稚晖在周南女校发表的讲演，《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8号刊载该演稿，并标识“十一月二日在周南女校，毛泽东记”。可见，毛泽东11月2日在周南女校担任吴稚晖讲演《女子勤工俭学》的记录。

《勤工俭学》。吴稚晖关于勤工俭学的讲演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10月27日在第一师范分会场，讲演记录为金缄三。该演辞连载于28日、29日、30日出版的《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2、3、4号。而且《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3号同时刊登第一次《勤工俭学》(续)和第二次《勤工俭学》的讲演辞;31日的《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5号刊载《勤工俭学》记录稿时，说成是金缄三所记《勤工俭学》(续第一次)。

实际上，这个标注有误，它应当是续刊第二次《勤工俭学》讲演辞。鉴于此，11月1日《大公报》还特地刊出《正误》，指出：“昨日勤工俭学一篇，系续第二次，误作第一次，系毛泽东记，误作金缄三记。”《正误》，长沙《大公报》1920年11月1日。关于第二次勤工俭学讲演的时间，10月29日《大公报》在《昨日讲演会讲演纪略》中明确地说：“昨晚分会场在南门外第一师范，上午为蔡孑民吴稚晖两先生讲演。蔡先生所演者为《对于学生的希望》，吴先生所讲者仍继续前日所讲《勤工俭学》，主席者教育科长方竹雅。”

此处“前日”，当指10月27日第一次勤工俭学讲演。也就是说，28日吴稚晖作了关于勤工俭学的第二次讲演，由毛泽东担任记录。该讲演稿连载于《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3、5、7、9号。因此，毛泽东是在10月28日上午担任吴稚晖《勤工俭学》第二次讲演的记录。

《对于学生的希望》。前引10月29日《大公报》关于昨日讲演会讲演的报道提到：昨晚分会场在南门外第一师范，上午为蔡孑民吴稚晖两先生讲演。“蔡先生所演者为对于学生的希望”。可见蔡元培是在10月28日作这场讲演。至于讲演记录，30日出版的《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4号明确标记笔记者为毛泽东。

该讲演稿连载于《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4、5、8、10、11号。可见，10月28日上午毛泽东担任蔡元培在第一师范讲演《对于学生的希望》的记录。《美术的价值》。11月5日的《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10号刊登了蔡元培《美术的价值》讲演辞，而且标注是在周南女校讲演，毛泽东记录。演词前还有“记者按”，说明开首两段是周世钊记录的。是日该报仅载周世钊所记两段，毛泽东所记录内容续刊于《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14号(11月9日出版)。

《和罗素先生的谈话》。杨端六是湖南长沙人，也是这次讲演会的赞助人之一，他应邀回湖南讲演，同时又担任罗素的翻译。根据讲演会最初安排，27日和30日的下午分别由杨端六讲演。实际上27日他并未作讲演，而是到28日下午三时至四时半讲演，地点在第一师范分会场，演题是《社会与社会主义》，次日上午继续讲演这个题目，记录者为金缄三。10月30日杨端六作了《和罗素先生的谈话》的讲演。

证诸30日讲演会的当日讲演安排，第一师范分会场安排杨端六在上午与杜威同时讲演，下午二时半与章太炎同时讲演。又据31日《大公报》关于昨日讲演会讲演的报道：“下午为章太炎杨端六两先生讲演。章先生演题系关于学生求学的问题，杨先生演题为和罗素的谈话，易寅村主席，听讲者千有余人。”

因此，《和罗素先生的谈话》讲演是在30日下午进行的。

至于讲演记录，《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明确标记为“毛泽东记”《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5号，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1日。，演辞连载于第5、6、9、10、11、13号。可见，毛泽东是在10月30日下午担任《和罗素先生的谈话》讲演记录，地点在第一师范分会场。

三

对于各名人讲演记录，《大公报》提出了“记载翔实，刊布迅速，以副阅者雅意”的要求，从毛泽东所担任的七场讲演记录来看，他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如，在《都市文明》记录稿前有“记者”的一段话：“二十九日下午吴先生在教育会大坪对市民讲演，筹备员事先所标出之讲题为‘劳动问题’，而吴先生是日讲演，并没说及关于劳动问题的话，所讲乃为市民应有之知识及觉悟，许是筹备员请吴先生讲‘劳动问题’，而吴先生乃因连日讲演忙了，未及准备讲演这个题目，或者留了这个题目下次再讲，均未可知。今按吴先生演讲旨趣，标题为‘都市文明’，以副其实。”

由此可见，他不仅对《大公报》抱着一种负责的心态，而且对讲者和听者读者都是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从文字记录来看，毛泽东的记录也是比较全面真实的。如在吴稚晖《劳动问题》记录稿中，开头语为：“实在对不起!这么大的太阳，劳诸位先生前来听讲，我所讲的又是些无价值的话，对不起!谢谢诸位先生!”

又说：“今天我来的时候，一个朋友问我：‘你今天讲什么题目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好题目，现在世界劳动问题闹得很大，就拿这个题目说说罢。”讲演的结尾还说到：“对不住得很!今天无缘无故在这里吵闹了半天，请诸君原谅原谅。”可见毛泽东的记录不仅非常详细，而且将学术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以便宣传，以广读者。对于听不懂的方言、口音和一些学术名词，毛泽东在讲演记录中也如实作了交代。如在第二次《勤工俭学》演讲记录的最后写道：“吴先生演词，惟有听者能领略其神意，我实在记不出来十分之一，并且一定有错误，对不住读者和吴先生。”

在《美术的价值》演辞前加有“记者按”：“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开首有两段是周世钊先生记出给我的。”不仅如此，对于已发现的记录错误，毛泽东承认并予以纠正。如在《和罗素先生的谈话》记录稿之后，毛泽东还列出“正误”：“本篇昨日所登一段，错误之点改正如下：(一)首句‘罗素这个人’，脱‘人’字;(二)‘不尚空谈’，‘尚’误‘向’;(三)‘给他碰中了的，好，则全体通好’下，脱‘没有碰中的，不好，则全体……’十字。”

总而言之，毛泽东对于记录是非常认真负责的。

由于时间仓促和方言、语音等诸多原因，无论在记录员还是讲演人，对于讲演记录都有不如意的地方，所以讲演结束后，讲演筹备会也要求各记录员对记录稿认真地处理：“又此次之讲演，要使将来可以编译成书者，如詹姆士之实验主义，及罗素之哲学的科学方法，皆系讲演之稿，今已成世界之名著，(罗素赴华讲演在长沙为第一次，各地极为注目，故尤不可不慎出之也。)如此则讲者听者，俱有莫大之益处矣。”

讲演会闭幕后，教育会专门讨论了讲演稿的问题，并在《大公报》刊登《讲演会征集讲演稿》的有关要求：

(一)各种记录，均由各记录员在岳云中学选择一份，共同订定后交教育会。(二)分会场各项讲稿，请张效敏征集。(三)蔡元培所讲演之底稿，限十月八号以前交教育会邮寄上海。(四)征集正会场各项讲稿，经李济民负责。(五)讲演录汇集后，印刷成册，再定名湖南省教育会学术讲演录。(六)征集各项讲演稿，以阳历本月底为期。由此看来，毛泽东修订自己所记录的七场讲演稿后上交讲演会，后者将修订讲演稿再交演讲人或指定专人进行修订。蔡元培在1920年12月赴法航行途中“整理了七篇在湖南讲演的稿子：(1)何谓文化?(2)美术的进化，(3)美学的进化，(4)美学的研究法，(5)美术与科学，(6)对于师范学生的希望，(7)对于学生的希望。这七篇都抄过两份，一份寄湖南，一份寄大学日刊发表。”

也就是说，《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只是讲演记录稿之一，或者说是最初公开发表的讲演记录稿，《北京大学日刊》所刊则是经过蔡元培亲自修订的七篇记录稿。蔡元培对各记录稿作了不少的修改。《对于学生的希望》是上述七篇讲演词中修改幅度最小的一篇，大体沿用毛泽东的记录稿。最明显的修改有两处，一是讲演结尾的一句话：“我以上所讲，是普通的，最后对于湖南学术诸君，尚有二事，须特别说一说。”

《大公报》记录为：“我以上所讲的两件事，第一是要打破宗教，我所指的宗教是广义的，就是说要打破种以上各端，是吾一时想及，陈述出来，希望学生诸君留意。最后吾于湖南学生诸君，尚有一二特要商酌之点，述之于次。”另一处为《大公报》11月3日连续刊登的讲演内容，在《北京大学日刊》中只字未见，疑是蔡元培自己删除所致。

四

在这次学术讲演会中，毛泽东在接受新思潮新学术熏染的同时，以一种热烈求知和严肃批判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学术观点，因此讲演会对于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中，罗素讲演的影响最为明显。

毛泽东不仅到现场听了罗素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还参与了对讲演稿记录版本的选择和修订工作，在听或记录杨端六、李石岑、张东荪有关讲演中又进一步了解了罗素的思想主张。据当时讲演记录来看，罗素讲演是“湘人最为欢迎”的，“因为湘人几年来底痛苦，完全是恶政府所赐与，受资本阶级的毒，亦属不少。现在他们高唱‘孟禄主义’‘湖南革命政府’‘湖南共和国’‘联邦自制’。这种腔调，还是‘不得已而言其次’底办法。布尔塞维克主义，含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底质料，经过大劫底人，一入脑筋，自然滋味适口，盘旋不去。但是湘当局深恐湘人传染过激主义，(罗素曾声明布尔塞维克不是过激主义，世界本无所谓过激主义，过激主义底名词完全为日人捏造底谥号)颇有遏止意思，于是任翻译底赵元任杨端六曾约农诸君，译罗素讲义，其中真意未能完全照译。然而‘罗素是过激派’随[即]传遍长沙。”

足见罗素讲演很受欢迎，其宣传的“布尔塞维克主义”或“过激主义”在长沙引起很大的反响。毛泽东听了讲演之后，与新民学会会友多次讨论罗素讲演的问题，也在情理之中。从他参与办理的文化书社营业报告和销售书目也可看出，作为畅销书之一的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余家菊译)和《罗素政治思想》(刘衡如吴蔚人译)是这期间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了解和研究罗素思想的重要书籍。

毛泽东10月22日所作《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11月10日《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和《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表明，关于《罗素政治思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等广告宣传和销售，不仅适应了此次学术讲演会的形势要求，而且在讲演会之后进一步地宣传了罗素等人的教育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听了罗素讲演一个月以后公开表示罗素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在1920年11月连续收到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罗学瓒等人自法国寄回的关于蒙达尼会议讨论新民学会宗旨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和改造方法的信，特别是蔡和森对张东荪、张君劢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及对萧子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深刻地影响了他。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将罗素的主张与萧子升、李维汉的意见进行充分的比较研究，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

“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

又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

毋庸讳言，罗素讲演对共产主义的称赞以及对俄国“劳农专政”的批判，确实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但毛泽东最终扬弃了罗素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赞成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认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因为后来没有听过罗素《到自由之路》的临别演讲和主张以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道路，所以对罗素的长沙讲演始终是一种误解。

其实，罗素的讲演只是促进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因素之一，也是毛泽东通过批评萧子升、李维汉意见而用蔡和森提议来统一长沙会友思想和行动的凭藉。

在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讨论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然后列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如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以供参考。毛泽东首先表明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的态度，“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

这次学术讲演会正发生于毛泽东参与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后。讲演会中各种新思想的启迪和中外著名学者的迷津指点，促使毛泽东在11月中下旬全面地反思和总结自治运动的教训。综观此期他连续给会友的信可知，他觉悟到“政治界暮气巳[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决心顿湘两年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希望“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却又做不到，惟有希望“学生自决”。

而此“学生自决”也是这次学术讲演会的主题之一，对于当时以教育为业的毛泽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后在蔡和森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催促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下，毛泽东在思想上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作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后，他在行动上正式着手建党建团工作。如果说蔡和森的法国来信正面引导和推动了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那么讲演会期间各位名人特别是罗素的思想观点，从另一方面影响了他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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