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利用战略平衡艺术推动事业发展

毛泽东如何利用战略平衡艺术推动事业发展

文林墨客

　　无论从政治上讲看，还是从经济上讲，战略平衡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战略平衡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够使事物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力量，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政治秩序、有利于化解矛盾冲突，抑制战争的爆发、有利于凝聚起和平、进步的磅礴力量。这正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太平盛世的和谐状态和大同世界的理想状态，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世界的政治家们都应该具有这种战略平衡的能力，并掌握运用这种能力，组织经济活动、治理国家秩序、抑制矛盾冲突、凝聚建设力量。从中国百年以来的情况看，中国的政治家当中，毛泽东是最善于运用战略平衡能力，治党治国治军，推动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他在引用了《庄子》的《天下篇》中的一句话：“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之后说：“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随后，他又针对国民经济计划说到：“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针对国民经济计划指出：“我国每年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来说，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这是毛泽东阐述平衡与不平衡关系最经典的两段论述。

　　正是在这样的科学认识指导下，毛泽东把建立战略平衡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简直成为了一种高超的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按照他所讲的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原理：就是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所谓对立，就是事物的存在呈矛盾状态，矛盾双方的斗争成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所谓统一，就是事物的存在呈同一状态，矛盾双方的联系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要条件。前者着重讲斗争性，后者着重讲同一性。

　　毛泽东运用矛盾斗争性的能力，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无人可以企及。毛泽东运用矛盾同一性的能力，也达到了驾轻就熟的程度，难以有人跨越。对于前者，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对于后者，我们讲得不多，所以，在这里想着重讲一讲后者。

　　毛泽东利用矛盾同一性的能力，建立战略平衡的局面，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做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那么，怎样才能建立战略平衡局面呢?按照他所讲述的理论原理，就是“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从这个理论原理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要想做到战略平衡，就必须创造形成平衡状态的必备条件。

　　毛泽东是怎样创造形成平衡状态的必备条件，来建立战略平衡局面，从而使革命获得了快速发展、使建设获得了有效进展的呢?笔者梳理了一下，主要集中在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用强大自身的办法，增强平衡的力量。所谓平衡，就像天平一样，两边力量对等、分量相当，形成不偏不倚的状态。当一方力量强大，一方力量弱小的时候，是不平衡的。要想达到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就必须使弱小的一方不断地强化自身，增加自己的分量，以期达到力量的平衡，继而实现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使弱小的一方变为强大的一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到同一性时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在民主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而国民党则处于强势地位。因而中国共产党处处挨打，甚至面临被消灭的危险。毛泽东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总是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振奋全党的士气。他能从黑暗中看到光明、从失败中看到胜利，据此，他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判断。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时，险些遭到被彻底消灭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不怕牺牲、顽强战斗，终于到达陕北存活了下来。这样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在民主革命中期，毛泽东充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并企图全面开战，变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殖民地这一国际条件;充分利用中国人民不甘心被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急需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这一国内条件，不断发展壮大自身。使中国工农红军从到达陕北时的不足3万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的120万人。革命根据地的人口达到将近1个亿。正是由于革命力量的增强，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在民主革命后期，毛泽东充分利用全国各族人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要和平不要战争、要民主不要独裁、要吃饭不要饥饿的强烈愿望，在道义上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在重庆谈判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较量中，通过不断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使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逐步达到了均衡状态。194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清晰地看到了这种状况：“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经过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等大小战役，人民解放军由120万人发展到500多万人，彻底消灭了包括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武装和土匪武装在内的总计1065.8万人的反革命武装力量，使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实现了彻底反转。最终实现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第二、用统一战线的办法，聚集平衡的力量。当矛盾对立双方处于失衡状态时，弱小的一方要想战胜强大的一方，必须借助中间力量来壮大自己，与强大的一方相抗衡。因此，争夺中间力量，就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中国共产党的办法，就是用统一战线的办法来争取中间力量。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从这段论述中，毛泽东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就必须用统一战线的办法，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这些同盟军联合起来，形成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要推翻如此强大的反动统治，显得势孤力单，难以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办法，就是借助外力，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这就是用统一战线的办法，联合各个革命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对敌。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也是一个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革命目标的比较强大的力量。在两党面对共同敌人的前提下，达成了国共合作的协议。于是，才有了1923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达成，标志着战略平衡的实现。在国共合作的后期，由于孙中山的过早逝世，给蒋介石提供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机会。在蒋介石转向右倾，露出了清党反共苗头时，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幼稚性，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没能看透蒋介石的反革命本性，因而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丧失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导致轰轰烈烈地大革命走向了失败。国共合作的破裂，标志着战略失衡的出现。

　　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一直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他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又策划全面灭亡中国的预谋，跃跃欲试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毛泽东心急如焚，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抗日时期的形势，提出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但是，在当时单靠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骄横的日本侵略者。因此必须借助于国民党的政权力量和军事力量，由此我们党才由“杀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由“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建立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办法，凝聚起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磅礴力量，又一次形成了战略平衡的局面。尽管蒋介石政府搞了多次政治和军事的摩擦，但并没有使国共合作破裂，没有打破这种战略平衡。正是这种战略平衡，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条件。正如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所指出的那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利用统一战线的方法，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并利用世界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国际力量，共同致力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国内，毛泽东非常重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亲自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主持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合作共事的历史征程，开启了同各少数民族团结奋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走共同发展繁荣道路的历史征程。

　　对国外，毛泽东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方法，同西方反华势力进行较量。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军事封锁，并企图通过发动朝鲜战争扼杀年轻的新中国。这种情况表明，同西方的反华势力相比，中国的力量相对弱小，使敌我双方处于严重失衡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及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结成友好同盟关系。借助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同西方反华势力进行较量，就使双方力量对比处于平衡状态，使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经济社会发展时间，创造了国内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苏联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世界霸权，并与我国交恶。不但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而且挑起边界冲突，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安全。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根据苏强美弱的状况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同美国缓和长期紧张的外交关系，以便抑制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此后，才有了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隔绝多年的大门;才有了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被誉为以“小球转动大球”的经典外交案例。正是毛泽东这种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战略平衡能力，形成了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新的战略平衡局面。

　　第三、用斗争的办法，消灭不平衡的力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那么，应该怎样才能解决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斗争，消灭不平衡的力量，使敌对一方力量或快或慢地衰减。敌方力量的逐步衰减，就意味着我方力量的增强，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实现战略平衡。

　　中国共产党是历来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但在战争势力占据主导地位，战争与和平处于失衡状态时，应该怎样扩大和平的力量、抑制战争的力量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对非正义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他还说：“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同一性。”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实现和平，首先必须抑制战争。用斗争的方法，避免战争的爆发。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其次必须消灭战争。用斗争方法，消灭战争的力量。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从而实现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的平衡状态，甚至使战争与和平实现反转。

　　在我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极力主张和平建国，建立国共两党共同组建的联合政府。然而，蒋介石的目标则是趁机消灭共产党，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但是，蒋介石又觉得时机不够成熟，打内战的准备还不充分，因而三次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蒋介石曾预想毛泽东不可能来重庆赴这个“鸿门宴”。可是，没想到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果断来到重庆，给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要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在谈判中，国共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毛泽东以让出八个解放区和军队缩编为代价，换取蒋介石关于和平建国的承诺。毛泽东在解释这种让步时说：“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利益。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重庆谈判的成功，表明国共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略平衡。

　　随着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内战的准备基本就绪，不出一个月，就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地攻势，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1945年1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1946年7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另一个党内指示中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从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用革命战争的力量消灭反革命战争的力量，才能使战争转变为和平，实现一种新的战略平衡。我们用4年多的时间，就用人民解放战争的方法，消灭了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战争。当我们党消灭了这种不平衡的力量，就实现了在中国范围内的战略平衡局面，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战略目标。正如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说：“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第四、用统筹兼顾的办法，建立起平衡的机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收拾国民党给我们留下来的烂摊子，医治战争的创伤，使社会迅速稳定下来，并很快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随后，我们党提出以“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方面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标志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另一方面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总结了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成功经验，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说：“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实行这个方针，就是要求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要从战略和全局出发，照顾到各方面，兼顾到各领域，使各项事业获得均衡式地发展。

　　众所周知，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革命和恢复性建设。在民主革命阶段，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激烈，不通过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手段，无以战胜比自身强大的敌人。既使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敌特分子的破坏捣乱也非常严重，不用激烈的斗争手段是无法治理社会，开展恢复性建设的。因此，矛盾的斗争性，必然成为占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矛盾表现形式。既使在斗争性占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毛泽东仍然能够有效利用同一性，创造战略平衡条件，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1956年9月，毛泽东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中总结了这样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这就是：“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 ’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做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把斗争性与同一性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展示了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高超本领。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略家，其战略思维、战略眼光、战略视野、战略定力、战略能力、战略制定、战略实践，都是超凡脱俗的。他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外交领域的战略设计、战略论述和战略实施，都有惊奇的表现和卓越的成就。事实充分表明，毛泽东利用战略平衡的艺术推动事业发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不但为中国人民所深切感知、所共同认可，而且为全球所举世瞩目、为世界所高度赞扬。

(此文写于2018年1月10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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