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要读的最后一部书：《容斋随笔》

毛泽东要读的最后一部书：《容斋随笔》

徐中远

毛泽东到了晚年，病魔缠身，视力减退，身体日渐衰老，但每天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看书。平装小字本的看不清了，就看新印的大字线装本的。

他要看什么书，除身边有的书他自己拿来就看外，其余的都由我们负责提供和查找。

当时我们工作制度规定：毛泽东要看的书，是什么时候要的，从什么地方找出来的，是新购买的还是从外单位借来的，以及书名、作者、译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开本、册数、退回时间、阅读批注、批画情况等都要一一登记清楚。

根据我们当时的记载，毛泽东要读的最后一部书是《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

这一次的登记，是在一组（为了保密的关系，当时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处按顺序分别称为组，毛泽东处称为一组，有时也叫一办）1976年毛泽东用书登记本（每本100页）第56 页的中间。

当时的记录文字是这样的：“8 月26 日晚9 时45 分《容斋随笔》（宋）洪迈撰明刻本两函14 册借北京图书馆。”

这样记录本是很平常的，因为在此以前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一年一年，登记本已记满了一本又一本。然而这一次的登记又不同于往常，它不再有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一本又一本的延续，是毛泽东用书的最后一次登记。

至此，我们为毛泽东提供和查找借阅购买图书的服务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后来每当看到这一本本、一页页读书登记的时候，便激起我们对毛泽东深切的怀念，激起我们对他老人家晚年读书生活的回忆。

1976 年8 月26 日，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此时，他已经不能下床行走了，差不多都是躺在床上，吃饭也是靠别人一勺一勺地喂。这时候，身边工作人员都为他的病情忧虑，想得更多的还是他老人家的健康，祈盼他的身体能转好、康复。可是他自己呢，还是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看书。

这天晚上9 时45 分，张玉凤告诉我，说主席要看《容斋随笔》，你赶快找一部大字的送过来。我急忙跑到毛主席书库（即中南海增福堂，因毛泽东个人藏书比较多，为便于保管和使用，经当时的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准，特将增福堂作为“毛主席书库”）查找。

毛泽东个人的大部分图书包括报刊杂志等都集中存放在这里。这里的图书、报纸和杂志，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和编序。因此，他以前看过多次的那部大字线装本《容斋随笔》一时找不出来。于是，我立即与北京图书馆联系，请他们帮助速找一部。

毛泽东有夜晚看书的习惯，特别是上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经常深夜里要书。为了保证和及时满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夜晚看书的需求，北京图书馆的领导经过研究，专门成立一个办事小组，全天都有人轮流值班。

有了这个办事小组，我们就方便多了。凡是毛泽东要书，他的书库没有或一时找不到，我们就可以与这个办事小组联系。再难找的书，再难查的话和诗句，有北京图书馆同志的支持，一般很快就能解决。

在没设这个办事小组之前，也就是在我们刚开始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时候，一是对毛泽东藏书情况不熟悉，二是个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毛泽东要书时，我们的心情是很紧张的。

那时，毛泽东要看书，我们主观上都想立刻找出来送去。时间长找不出来，就不能及时满足毛泽东的需求，服务工作没有做好，我们心里就感到不安。尽管自己也曾下了很多功夫，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知识的海洋是浩瀚无垠的，学问是没有穷尽的。有时有的书特别是古籍线装书还是不能马上查找出来，有的典故、名人诗句、警语、箴言等也不能很快查找出来。有了这个办事小组，毛泽东再要书，再查什么诗句、典故等，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这个办事小组的同志，当时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为毛主席服务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所以，深夜里也好，节假日里也好，凡是毛泽东要书，他们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最好的版本送来。

如果说我们为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做了点什么工作的话，这些工作中也凝结着北京图书馆和各方面同志们的辛劳。

大约过35分钟，北京图书馆的同志告诉我，书已从柏林寺书库找到了。我立即赶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附近孔庙东侧的柏林寺书库取书。

取回后，我按照惯例，迅速地翻检了一遍。这是我们当时的工作制度，凡是从外单位借来的图书，送给毛泽东之前都要认真仔细地检查一遍。主要是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带容易伤害人体的危险品、易燃易爆品及信件、字条等。

这一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二是为了防止将不该送的信件、字条及其他东西夹带送给毛泽东，增加不必要的干扰，以致分散他的精力和时间。检查完毕，我急忙将该书送到毛泽东住地。

当时是晚上 10时 50分。

1976年8月26日，距9月9日毛泽东辞世的日子仅仅十几天。也就是说，几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毛泽东还在不停地读书。

“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不止”，“决心学习，至死方休”的思想、理念、精神一直是毛泽东读书的自然驱动力。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酷爱读书，他的一生就是读书的一生。

1939年他 46岁的时候曾说过：“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 10年死了，那末就要学 9年零 359日。”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直到 1976年病危的日子里，他也在坚持读书。

1974年 8月，毛泽东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眼渐渐地都看不清东西了。1975年 8月中旬，北京广安门医院的唐由之大夫主刀，成功地为毛泽东作了白内障摘除手术。没过两天，毛泽东终于有一只眼睛能看清楚东西了。尽管还只有这一只眼睛，毛泽东仍然坚持夜以继日地看书。

病重期间，毛泽东体弱无力，自己的手无力举书，就让工作人员给他拿书；自己不能坚持看书时，还让身边的同志给他读书。在生命即将结束的前夕，依然读书不止。

《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撰写的一部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以及宋代掌故、人物评价等方面内容的笔记，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集。作者把自己所见所闻、道听途说中有价值的掌故、轶事及读书时所受到的启发、产生的灵感等随手记下，有时还加点个人的评论、想象和发挥，既有知识性、趣味性，也有一定的思想性。篇幅都不长，好读好记，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的笔记体书籍之一。

《容斋随笔》这部书，毛泽东读过多次。

延安时期，毛泽东读的《容斋随笔》是扫叶山房藏版、乾隆甲寅重刊的线装本，分上、下两函，共 14册。当时，延安的读书条件虽然比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好了一些，但所能得到的书籍还是很少的。毛泽东多次托人从解放区、从上海等地替他买书，也常到当地的有关图书室（馆）去借书。

他读过的这部《容斋随笔》就是从当时的马列学院图书室借来的，读过之后还曾转借其他同志读过。

1944年 7月 28日，毛泽东给谢觉哉写过一封信，信中就提到“《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

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不少的用品和书籍都遗弃或丢失了，可是这部《容斋随笔》毛泽东一直带在身边，转移、行军到哪里，他就把书带到哪里。毛泽东对这部书的珍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从延安东渡黄河带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到北京城，带到中南海。1949年 6月，到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居住后，两函《容斋随笔》连同其他有关书籍就放在他卧室的书柜上。

书中不少地方，如《随笔》卷七“羌庆同音”“佐命元臣”“名世英宰”及卷十、卷十三等许多则，《续笔》卷十一“古錞于”“孙玉汝”“唐人避讳”“名将晚谬”及卷十二、卷十六等许多则，毛泽东都用铅笔圈点过或者画上了杠杠。

毛泽东到外地开会或视察，还常在工作间隙读《容斋随笔》。

如 1959年 10月 23日外出之前，他指名要带上马列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多种有关书籍外，还嘱咐带上《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宋以来的多种笔记小说。

20世纪 60年代，毛泽东先后两次要过《容斋随笔》。

一次是 1966年 11月，这一次他让把以前看过的那部《容斋随笔》两函 14册全送上。

一次是 1967年 9月 23日，这一次要的不是全书，只要《五笔》两册。

到了 20世纪 70年代，毛泽东还几次读过《容斋随笔》。

为什么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他又一次要读《容斋随笔》呢？

笔者也想过这个问题。毛泽东晚年很少与家人生活在一起，身边除工作人员外，家里人一个也没有。与工作人员之间的情谊是不能替代亲情的。所以，毛泽东晚年的生活，特别是宁静的夜晚，逢年过节的时候，是寂寞、孤独的。读《容斋随笔》就如同读故事，读轶闻和趣事。该书中的每则故事篇幅一般都不长，一则故事也就几十字到几百个字。读这样的书，应该主要是在于休息，也可以调节大脑，缓解寂寞、孤独、苦闷的心情，让自己头脑里增加一些快乐元素，带来快乐心情。

在生命最后半年多日子里，毛泽东在先后失去周恩来、朱德两位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战友之后，曾痛哭流泪过多次，情绪是很悲伤的。

战争年代，牺牲了很多战友和同志，毛泽东很少放声痛哭，他把悲痛深埋在自己心里，带领部队继续前行。可是进入 1976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吃的也很少，行走更是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于 1月 8日在北京 305医院病逝。毛泽东得到噩耗后，沉默很久。在听工作人员为他读中央政治局报送的讣告时，渐渐地热泪盈眶。

14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工作人员读邓小平送审的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悼词稿时，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7月 6日，朱德逝世。7月 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地震，毛泽东得知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情难自禁地又一次放声大哭。那些日子，病重的毛泽东心中，悲伤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读《容斋随笔》或许可以转移、缓解一些这样的情绪。

就在 1976年 8月 26日这次要书后不久，毛泽东的病情恶化。9月 9日零时 10分，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他终身酷爱读书的生活至此结束。

从北京图书馆柏林寺书库借来的这部《容斋随笔》，就成了毛泽东要读的最后一本大字本线装书。

（作者徐中远，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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