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与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

辩证思维与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

王安中

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是其军事思想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对此，学术界已从认识论、发展特点、演变发展历程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1]，但始终没能有力回应核武器造得越多越不会用、原子弹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以及战略上极端藐视原子弹但又极其重视原子弹的研制等看似矛盾的表述。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从辩证法角度对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进行深入解读，只有这样才能深刻领悟他在发展核武器方面看似矛盾但内在逻辑清晰的系列论述，理解中国核战略形成的深层次背景。

一、从政治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核武器的使用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需要

关于政治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有这样的经典论述：“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2]列宁对此高度认同，认为这是“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3]显然，克劳塞维茨和列宁关于政治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论述给毛泽东深入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启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深刻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4]他还进一步阐述：“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5]从毛泽东的系列论述来看，他与前辈经典作家对政治与战争两者关系的理解既具有高度一致性、又有所创新，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提出政治对战争的影响不仅是决定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政治从各个方面对战争发展的每个环节产生重要影响。

毛泽东认为，核武器这种能够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战争工具的使用毋庸讳言要受到政治的影响，必须服从政治需要。他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战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人民的反对舆论将对原子弹的使用构成严重制约：“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反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6]由于核武器的杀伤威力巨大、破坏范围广泛，在使用过程中无法有效地把军队和平民区分开来，一旦使用将产生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此任何主张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家都不得不权衡利弊，考虑使用它所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因此当斯诺问毛泽东：“有些美国人认为，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毛泽东当场坚决否定：“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用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7]杜鲁门也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对我来说，广岛和长崎的破坏已是足够的教训。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危险是世界承担不了的。”[8]事实上，即使是美国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而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同样引发巨大的伦理争议。原子弹爆炸所形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让主张使用原子弹的杜鲁门备受争议，以至于数十年后，美国两次参与空投原子弹的飞行员、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不得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驳斥那种以原子弹灾难混淆战争正义性的说法，重申1945年对日投掷原子弹在道义上的正当性。

二战以后，历次战争的经验充分证明了政治因素在核武器的使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朝鲜战争之初，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暗示将授权战场指挥官使用原子弹，结果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国务卿艾奇逊说，杜鲁门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言论“把盟友吓得半死，对敌人却未起作用”。[9]朝鲜战争后期，美国军方因为发明可以用大口径火炮发射的战术原子弹，再度暴露出想在战场上使用原子弹的意图，却遭到了其盟国英法两国的强烈反对，英国首相艾德礼甚至专门访美要求美方保证不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如果当时美国作出使用这种武器（原子弹）的决定，将会使我们和盟国之间造成强烈的分裂情绪。”[10]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后人在总结经验时将政治途径优先视为成功处理危机的重要经验之一。[11]可见，政治因素的确是制约核武器使用的决定性因素。

从二战以后七十多年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毛泽东关于政治制约着核武器的使用这一判断无疑是极富远见的。在强大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世界尽管数度处于核大战边缘，但是考虑到严重的政治后果和人民的反对，核武器的掌控者们始终未敢轻易揭开核战争的“潘多拉魔盒”。

二、从战略与战术辩证关系考虑，认为战略上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战术上须将其视为“真老虎”

原子弹以其巨大的毁伤威力，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核大国视为杀手锏。早在讨论二战最后阶段作战和战后国际格局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就向斯大林透露了美国研制成功原子弹的消息，妄图以此来要挟斯大林在二战后的国际利益格局分配当中让步。赫鲁晓夫认为核战争将导致“世界文明共同毁灭”，他煞有介事的说：“可以想象，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一旦原子弹和氢弹在城市上空爆炸，将会产生什么情况。难道这些炸弹会知道哪儿是共产党员，哪儿不是共产党员，哪儿是无神论者，哪儿是宗教信徒，哪儿是天主教徒，哪儿是新教徒吗？不，核爆炸的火焰将毁灭一切生物。”[12]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领导人都对其畏之如虎。

与美苏两国领导人的观点相反，毛泽东在战略层面是极端藐视核武器的。1945年8月9日，《解放日报》刊载了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消息，称其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毛泽东对此颇为不悦，随即召集胡乔木等人开会，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13]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别出心裁地提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14]此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将原子弹比喻成“纸老虎”。

面对战争疯子和战争狂人的核威胁，毛泽东提出不要有丝毫畏惧，认为即便是爆发全面核大战，人类的繁衍生息也不会终止。“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核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15]为了佐证上述观点，他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论证生物不灭的规律：“（核战争）打起来，即使人都死光了，50万年后又恢复原状，人还是会生长出来的……即使一个人也没有了，海里总还有单细胞的生物。”[16]后来，罗瑞卿向毛泽东呈送香港《新闻天地》刊载的一篇题为《核子劫后生机未灭》的署名通讯，文中提出西太平洋比基尼岛和恩利威吐克环礁“核子靶场”在封锁六年后万物复苏。[17]这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关于核武器不能灭绝生物的印象，为此他指示将此件作为参考资料转发给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和人大代表。[18]

不过在战略层面藐视核武器的同时，在战术层面毛泽东却又相当重视核武器。这基于他对战略与战术辩证关系的理解：“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19]

毛泽东对核武器的重视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原子弹研制的全力支持上。早在1954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地质工业部副部长刘杰时说：“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工作，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要好好地干啦！”[20]当苏联中断两国高技术武器装备合作时，毛泽东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21]。毛泽东还强调要倾注大量精力来推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22]为保障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经费，毛泽东要求降低军政费用的比例：“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原子弹），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23]在毛泽东心目中，对原子弹无疑是十分想要的，因此他坚决主张降低军政费用。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仍然叮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24]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核武器研制的每一个环节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的。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国才能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五个核大国之一，相较于美、苏、英、法等具有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中国能够在那个年代在核武器研发方面取得突破更加不易，而正是“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邓小平曾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5]

三、从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出发，主张“有矛必有盾”，提出核武器是可以防御的

从原子弹诞生以来，就以其巨大的毁伤力闻名于世，即使爆炸当量最小的原子弹也相当于数万吨TNT炸药的爆炸效果，原子弹以其能够熔化钢铁和花岗岩的巨大威力在世人面前形成了其无法防御的恐怖印象。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爆炸后，“在爆炸中心1.6公里半径内，钢架软瘫，混凝土化为齑粉，砂子熔结为玻璃体，树木变成焦炭。在0.5公里半径内，人体化为烟尘的一部分”[26]。最早尝试过原子弹威力的日本人畏之如虎，裕仁天皇在投降诏书中曾提到：“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27]

鉴于原子弹的强大威力，世人都将其视为一种无法抵抗和防御的武器，赫鲁晓夫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劝告毛泽东：“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于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3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过此以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28]在那些所谓深悉原子弹威力的核大国领导人那里，原子弹几乎是一种不可抵抗的武器。

不过毛泽东并不这样认为。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毛泽东就指出，即便没有原子弹，运用好其他常规武器也能够打赢战争。“至于说美国有原子弹，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坚决相信，我们的手榴弹，最后一定可以打败美国的原子弹。”[29]朝鲜战场上我军胜利的经验坚定了毛泽东以常规武器战胜核武器的信心。朝鲜战场上，由于美军掌握了制空权，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后勤补给一度受到严重制约，参战将士和朝鲜人民群众想出了依靠群众站岗避开美国空军的轰炸、新修加宽汽车道路、修建地下礼堂和地下仓库等办法保障了后勤供给。因此毛泽东总结的抗美援朝胜利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30]

与此同时，精通辩证法的毛泽东坚信“有矛必有盾”。对于原子弹，毛泽东同样持这样的态度：“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么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31]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原子弹尽管威力巨大，但必然有克制它的办法。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际，毛泽东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核武器爆炸的防御问题。当负责现场指挥的张爱萍和刘西尧向他报告：“在一定的距离外，只要稍加防护（如野战掩体），基本没有影响，各种工事、掩体，特别是地下工事，对原子弹爆炸有很好的防护能力。”得知此信息后，毛泽东迅速发出指示：“只有工事、矮墙、坚房等物，就能防御核爆，不致伤人。”[32]毛泽东还从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出发，清醒地认识到：“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33]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以地下防空洞为主要形式来防御核武器，与朝鲜战场中朝两军坑道作战的成功经验有密切联系。美国之所以没有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到了战争中后期，中朝军队基本实现了坑道化作战，即便使用原子弹也难以获得良好效果。艾森豪威尔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在前沿阵地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感到很悲观，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建造范围广大的地下防御工事。”[34]

事实上，中国庞大的地下防御设施成为了防御原子弹的有力盾牌。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拟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为了应对苏联进攻，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开展了一场全民挖地道的运动。中方数量庞大的地下防御设施让苏军投鼠忌器，成为其放弃对华核打击的重要因素。柯西金在劝说勃列日涅夫取消核打击计划时曾说：“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35]文革结束后到内蒙古参观过中国地下防御设施的英国前内阁大臣朱利安·艾默也感叹道：“在进行占领后的战争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36]

其实除了单纯的被动式应付，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核武器来防御核武器：“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37]正因为如此，在拥有核武器之后，中国是世界上首个宣布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从这个层面上看，核武器对于中国来说，仅仅是一种战略上用于威慑对手的武器，纯粹是用来保护自我、进行防御的。

四、从现象与本质角度来思考，认为核武器与冷兵器没有根本区别，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因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不少人被这种武器的巨大威力所迷惑，甚至认为它超越了一般战术性及战略性武器的范畴，是一种与其他武器有着本质区别的更高层次的战略力量，一旦使用不仅可以改变战斗和战役结果，甚至还能够改变战争进程，决定战争胜负。

苏美两国就是核武器“致胜论”的拥趸者。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1962年主持编写的《军事战略》一书中提出：“未来的世界大战，就武器来说，首先是火箭核战争，进行这种战争的基础是各个军种，首先是战略火箭军和导弹原子潜艇，大量使用火箭核武器。”[38]赫鲁晓夫曾就核武器的问题“忠告”过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即依靠人民群众力量的思路）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有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39]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的观点类似，同样认为核武器是能够决定战争胜负的利器。当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战事不利时，杜鲁门、麦克阿瑟都曾积极考虑过使用核武器改变战场态势。艾森豪威尔甚至将核武器威慑视为迫使中朝两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重要因素。无论是赫鲁晓夫、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都认为只要原子弹一出，就能够解决所有的战争难题。毛泽东则认为核武器与冷兵器和常规武器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战争的胜负。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几天之后，他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强调：“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40]

在对原子弹武器性质的分析上，毛泽东以其独到的洞察力，透过核武器杀伤威力巨大的表象，提出核武器本质上仍然只是一种武器，不过是威力更大而已，无法决定战争胜负：“在武器方面，美国以为它有原子弹和大炮，以为它的海、空军强大，因此它依靠这些东西。我想武器虽然有变化，但是除了杀伤的人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古代使用的是冷兵器，例如刀、枪等。后来使用热兵器，例如步枪、机关枪、大炮等。现在又加上原子弹。但是基本的差别就是，冷兵器杀伤的人较少，热兵器杀伤的人多一些，原子弹杀伤的人更多。”[41]

毛泽东甚至认为，单纯从死伤人数来计算，使用热兵器进行的战争因为时间短，其所造成的人员损伤往往还不如冷兵器时代：“原子弹并不比刀、枪厉害，你们相信不相信？古人用刀、枪一打三百年，汉代中国人口有五千万，一打只剩一千万。唐代又发展到五千万，安禄山造反一打又剩一千多万。用冷武器打仗拖延很久，死人很多，大片土地无人……用热武器打仗，缩短了时间，减少了破坏。现在打仗一般三四年可解决。”[42]从毛泽东对原子弹和冷兵器武器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他透过核武器威力巨大这一表象的迷雾直抵事物的本质，反映了其犀利的哲学眼光。

其实毛泽东将核武器视为战术性武器还有一个他自身的特殊情结。众所周知，使用核武器作战方式简单，无法体现战争指挥艺术和战役指挥水平。而对于战略战术的运用，毛泽东无疑是炉火纯青而且相当自信的。他曾经说：“搞军事工作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四大教程我根本不管，我也不懂。我只研究战略、战役。”[43]他还提出：“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44]

冷战时期的历史验证了毛泽东关于核武器本质的相关论断。自二战以后，尽管世界多次处在核战争边缘，但无论是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还是苏联拟对中国进行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人们都发现核武器并不能一劳永逸，不能对战争胜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更加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五、在对核武器威力的理解上，认为一次杀伤与多次杀伤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只要少量核武器就能形成战略威慑

核武器自其诞生以来，就如同梦魇一样让世人寝食难安，尤其是对于拥有核武器的美苏两国来说，由于对对方的核武器数量、质量、部署地点等缺乏明确的了解，为保持二次核打击即核报复的能力，美苏双方都极力扩张核武库的规模，企图形成相对优势。

二战以后，美苏两国进行核军备竞赛，巅峰时期两国的核武器甚至足够将地球毁灭几十次。《世界军备与裁军简明手册》显示，据估计1984年美国战略武器系统所拥有的核弹头近1.4万枚，苏联则在9640-18130枚之间，爆炸当量分别达到38.86亿吨和58.35亿吨。[45]全球平均每个人可以摊上数吨炸药的爆炸当量，给世界和平和美苏两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更加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是，由于核武器的高度保密性，美苏双方对对方核武库规模的大小均缺乏了解，即使再多的核武器也无法让美苏两国感到安全，从而导致它们走上了无限盲目扩充核武库的道路，形成恶性循环。

相较于美苏极力扩充核武库规模的努力，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清醒，在有无之间主张要有核武器。1950年，毛泽东访苏归来，曾私下对身边警卫员谈到：“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46]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他提出：“这件事总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47]第二年春，他在《论十大关系》进一步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48]1958年6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49]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50]由此可见，毛泽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然而在原子弹数量多少的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核武器要“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51]。他从中国的国情国力出发，提出中国即使要发展核武器，也没有必要搞成很大规模。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询问中国的原子弹制造计划时，毛泽东回答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52]毛泽东还说：“这个东西（原子弹）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53]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1965年毛泽东对安德列·马尔罗说，中国有六颗原子弹就足够了，到那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中国的城市了。[54]由他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在发展核武器之初，毛泽东就基于核武器的战略威慑性质，不主张大规模发展核武器，而是主张少量适当制造核武器即可。

从后来核军备竞赛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二战以后，美苏两国的核武器军备竞赛陷入恶性循环。两国在军费上的投入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水平。美国的军费1949年为166亿美元，1972年为1211亿美元，1984年更猛增至2003亿美元。苏联的军费1949年为188亿美元，1972年为954亿美元，1984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420亿美元。[55]核武器方面庞大的军费支出，让美苏两国不堪重负。然而即便是在核军备领域的高额军费投入，也没能让美苏两国民众感受到安全保障，只不过形成了核恐怖平衡而已。

相较于美苏两国在制造和销毁核武器上的巨大浪费，中国由于毛泽东在发展核武器之初就深刻地认识到核武器作为威慑力量的本质特征，认识到一次杀伤与重复杀伤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从而只寻求“等效威慑”，[56]发展数量有限的核武器，为此建立了五个核大国中规模最小的核武库，以最少的资源投入取得了最大的国防效益。从这个层面来说，毛泽东的先见之明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国防成本。事实上，从核武器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其本质是作为威慑力量存在的，古巴导弹危机处理经验表明“少量核武器就极具破坏力的事实所导致的恐惧心理，比起核武器的数量对比要重要得多”。[57]

六、从人与武器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人是掌握武器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

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军队战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就是现有手段（武器装备）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58]。其实关于人与武器谁更加重要的争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性能落后、攻击力有限，士兵的战斗意志无疑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进入热兵器时代以来，由于武器装备威力的增加，尤其是一些威力巨大武器的出现，让武器装备在军队战斗力构成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如马克沁重机枪发明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役中就大显神威，曾在一天之内造成六万英军士兵伤亡。而原子弹作为人类历史上威力空前的武器，更是极大强化了武器装备的地位和作用，让人的战斗意志这一要素的作用看似大大削弱了。

早在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之际，斯大林就得到了关于原子弹的相关报告，不过他对原子弹的威力持怀疑态度。1945年11月，斯大林在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谈话中说“决定战争结局的不是原子弹，是军队”，决定军队战斗力的是战斗意志，而不是某种威力巨大的武器。[59]和斯大林单纯认为军队的战斗意志决定胜负不同的是，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他深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60]。

从国共内战的历史经验中，毛泽东总结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有巨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的。他的武装很强大，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的武器，如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飞机。这些我们都没有，也没有重炮，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们只有步枪和轻炮。我们那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来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炮送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有了枪炮。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61]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指出“爆发战争和制止战争，并不取决于核武器，对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原子弹而是人，是政治”[62]。他认为人民群众一旦被动员起来，就能够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要搞战争的话，就要动员人民，就要使人民处于紧张状态，并且使他们学会打仗。但是，人民结合起来以后，势必会产生革命。例如，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印度的革命也是这样。”[63]所以，他认为只要争取到了人，武器装备完全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取：“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看谁拿着武器，看掌握着武器的战士们认为什么对他们最有利，看谁会打仗，而主要的还是前二者。至于说武器的多少，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武器的，现在我们都有了武器。”[64]毛泽东提出，人民的力量超过了武器的力量：“我们在开始斗争的时候手无寸铁，我们的对手都是全副武装的。但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却把全副武装的人赶跑了。”[65]他还认为即便是面对原子弹这样的核武器，人民群众凭借其无限创造力还是能够想出应对办法：“西方国家手里这些东西（指钢铁、钱、原子弹等）的作用，是不会超过人民的力量的，因为人民是有生命的。”[66]

事实上，毛泽东关于人比武器重要的说法得到了核武器发展历史的验证。美苏两国的战略预警系统都曾经出现过致命错误[67]，如果不是依靠人脑进行冷静分析和战略研判，而是由电脑执行反击操作，人类完全有可能陷入核战争的深渊。这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人比武器更为重要的说法，更加充分地说明无论威力多么巨大的武器，都掌握在人的手中。

七、结语

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因而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核武器发展的有无、多少、强弱等一系列辩证关系，从而确立有限发展核武器以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战略。他的核战略思想，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军事家的过人胆魄、哲学家的睿智思辨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因如此，中国在核武器领域能以小国匹敌大国、以弱国抗衡强国，在冷战时期核军备竞赛阴云的笼罩下“乱云飞渡仍从容”，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注释：

[1] 张家裕《试论毛泽东、周恩来的核战略思想》（《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在学术界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概念。黄次胜、王林琛《试论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军事学术》1990年第11、12期合刊）、李精华《毛泽东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4期）等文，对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进行了初步梳理和分析。蔡丽娟《论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岭南学刊》2005年第3期），刘毅、刘镇江《论毛泽东核伦理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从伦理角度分析了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认为他在战略上藐视核武器的军事作用，在战术上则重视核武器的政治价值。凌志《论毛泽东发展核武暑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5期），则对毛泽东发展核武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思想进行了解读。夏征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论人与武器的关系》（《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提出毛泽东在人与武器独特性关系方面的认识，构成了其核战略的思想基础。赵恒《高瞻远瞩安国强军———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特征分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2期），认为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具有战略坚定性、远见性、创新性、持久性等特征。李显荣《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认识论基础》（《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提出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对一切问题的思考有着坚实的认识论基础。上述研究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毛泽东核战略进行解读方面，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2]［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3页。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3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9页。

[5]同上，第479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

[7]《同斯诺的谈话》（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7页。

[8]［美］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李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第483页。

[9]王松瑜、徐焰：《中国曾遭受五次核威胁》，《武汉文史资料》2012年第6期。[10]［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樊迪、静海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

[11]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1页。

[12]《赫鲁晓夫的世界观（1936—1964年言论摘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4年编印，第6页。

[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16—617页。

[14]《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4—1195页。

[15]《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82页。

[17]通讯说：“就科学家理论上而言，核子爆炸后的地区，因大量辐射尘的浸染，将寸草不生，动物灭绝。最近美国科学家一行，回到六年来被封锁的西太平洋比基尼岛和恩利威吐克环礁‘核子靶场’时，却见杂花生树、好鸟飞鸣、鼠跳鱼跃、海藻飘浮，而莫不惊叹大自然在劫后复苏的伟大活力了。才知道所谓‘核子爆炸后放射性永久存在，将使一切动植物的生机绝灭’的说法，未免过甚其辞。”

[1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79页。

[19]《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

[20]毛岸青、邵华：《神火之光》，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00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87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8—309页。

[2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37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26]李原、黄资慧编著：《20世纪灾祸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65页。

[27]复旦大学历史系：《1931—194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

[28]《赫鲁晓夫回忆录》，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69页。

[29]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3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4—175页。

[3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66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75页。

[3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11页。

[34]［美］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樊迪、静海等译，第230页。

[35]唐灏：《乒乓外交高层内幕：一个细微事件开启一个时代》，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36]张鹭、房一盟：《1969：打洞时代》，《读书文摘》2011年第10期。

[3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60页。

[38]李清泉、王增林：《世界军事力量写真》，北京：长征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39]《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66—667页。[4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页。

[4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44页。

[4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93页。

[4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91页。

[4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27页。

[45]《世界军备与裁军简明手册》，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4页。[46]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5—186页。

[4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8页。

[4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8页。

[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3页。

[5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90页。

[51]陈昱澍：《浅析毛泽东核战略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1999年第1期。

[5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27页。

[5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27页。

[54]［美］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裘克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45页。

[55]《世界军备与裁军简明手册》，第46—47页。

[56]李际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维———答〈百年潮〉特邀记者问》，《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57]Jeffrey Porto，The Nudear Age Reader,New York:Alfred A,Knopf,1989,p.169;JosephS.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ew York:Longmall,2005,p.143.

[58]《战争论》第1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8页。

[59]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8月5日发表题为《广岛核爆炸使日本免于被苏联占领？》的文章，作者为谢尔盖·拉琴科。编译/何金娥。《参考消息网》2015年8月27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mil/20150827/920030.shtml

[6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6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74页。

[6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02页。

[6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43页。

[6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44页。

[6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74页。

[6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74页。

[67]1983年9月26日，苏联军官彼得罗夫值班时发现雷达显示有5枚核弹正从美军基地飞向苏联。按照规定，苏军应当使用核武器进行核报复，但彼得罗夫判断这很可能是电脑故障。后来查明警报的出错原因是追踪美军导弹发射架的卫星将太阳反射光误当成导弹发射的迹象。彼得罗夫的冷静避免了一场核大战。

（王安中，历史学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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