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是怎样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的

作者：陈晋来源：《党的文献》 2018-07-20 724

毛泽东是怎样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的

陈晋

关于《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评价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水浒传》故事雅俗共赏，很适合民间流传和运用。《红楼梦》则更多地属于知识分子读物。毛泽东1964年9月7日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红楼梦》就是在一师学的”。

所谓“学”，是一般的阅读还是研究，不得而知。就目前看到的材料，在1913年冬的《讲堂录》笔记里，毛泽东写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意淫”之说，以及《红楼梦》第五回“世事洞明皆学问”这样的句子。

参加革命后，一路风云，毛泽东竟也时常谈论《红楼梦》。

1928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同贺子珍讨论《红楼梦》的人物，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写了贾母、王熙凤、贾政和贾宝玉、林黛玉、丫环“两派的斗争”。

1935年九死一生的长征途中，他同刘英谈到《红楼梦》，说贾宝玉是“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延安时期，他同文化人交谈时，经常发表对《红楼梦》的看法。据茅盾《延安行》回忆，1940年6月毛泽东和他畅谈中国古典文学时，“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

至少到1954年，毛泽东便已读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他当时在杭州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说的。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善本《红楼梦》，据说是胡适来不及带走的藏书，便让田家英持介绍信去借。但图书馆馆长向达不愿意，理由是图书馆规定善本书可以抄，不可以外借。后经副校长汤用彤反复斡旋，向达才同意破例，但要求一个月内还书。毛泽东也很守信义，第28天就把书还了。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让人抄写过一部善本《红楼梦》，有可能就是这部。

为毛泽东管理过图书的徐中远作过统计，从1958年7月1日到1973年5月26日，15年间，毛泽东共15次索要《红楼梦》，有时一次就索要好几种版本。他逝世时，在中南海丰泽园和游泳池两处故居放置的图书中，还有线装木刻本、石刻本、影印本及各种平装本的《红楼梦》达20种。放在游泳池卧室和会客厅的好几种版本，如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木刻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等，都用铅笔作了圈画，有的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着一些纸条。

看来，毛泽东晚年不仅多次阅读，还很可能把不同版本对照起来读。

毛泽东读《红楼梦》，还随手抄写书中的一些词曲，目前留存下来的有十几首。前些年有消息称，有一套毛泽东写有不少批语的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流失到了个人手中，因未看到原件，不好作判断。

《红楼梦》主要描写家庭故事和青年爱情，人物关系细腻生动，一问世即被称为“奇书”。但青年时代即宣称“我自欲为江海客”的革命家，一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毛泽东，竟如此喜读，迟暮之年还反复研阅，无疑是桩奇事，似也让人费解。

细细琢磨，这涉及毛泽东的欣赏旨趣，关乎他对《红楼梦》文学成就的评价，更来自他的读法。

《红楼梦》的艺术风格，属于儿女情长“婉约派”一路。从欣赏旨趣讲，毛泽东喜欢豪放浪漫之作居多，但他的内心情感世界毕竟丰富细腻，随着环境、心境、年龄的变化，完全有可能对相反风格的作品产生兴趣。他曾说自己对《红楼梦》，“开头当故事读”，和一般学子没有什么两样。但可能是因为读细了，读多了，便被其家庭琐事背后的故事张力所吸引。毛泽东曾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诗词欣赏规律。

1957年8月1日，他读了范仲淹两首具有婉约风格的词后，给江青、李讷写信坦言，“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但“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说的是赏词，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大体也是如此。

从文学成就上讲，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评价说，“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人们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他用“最”字给《红楼梦》“定位”，足见对其文学成就的推崇。具体说来，毛泽东特别赞赏《红楼梦》的语言。1964年，他同王海容谈到，“可以学习《红楼梦》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凤姐都写活了”。

毛泽东在著述和谈话中，也确实经常评论和引用《红楼梦》的语言。

1938年4月他在“鲁艺”的讲话中说：《红楼梦》“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这‘认镫’二字的”。1957年他在莫斯科讲的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便出自《红楼梦》。1963年9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他说：“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

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芸、唐闻生等分析国际形势，讨论基辛格访华情况，便集中引用了《红楼梦》中的一些生动语言。他说：

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说的话：大有大的难处。刘姥姥向她要钱，听了这个话就冷了半截。后头又转弯，说皇帝也有三门子穷亲戚，不要让你空手回去了。给了她二十两银子。刘姥姥一听，通身都发热，说，“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呢！……“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

陈晋：毛泽东是怎样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的

毛泽东喜欢读谈《红楼梦》，源于他的特殊读法。

毛泽东在公开场合从不讳言他对《红楼梦》的特殊读法。

1938年4月在“鲁艺”的讲话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1961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提法又进一步：“《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1964年8月18日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他再次明确说：“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

能不能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阅读本来就是一种再创造，即在原作中掺入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经验，以及现实的需要。出发点不同，读法和收获自然不同。所以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作为改造旧世界的革命家和对历史有深刻解剖的思想家，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社会生活的反映，当作历史来读，甚至当作政治小说，当作写阶级斗争的作品来读，自无不可，也属一家之言。

《红楼梦》描述了贾家宁、荣二府由盛而衰的过程，揭示了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不被社会理解、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悲剧，刻画了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被摧残、被扭曲、被毁灭的遭遇，比较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确实为毛泽东的读法提供了依据，并使这部小说在他的阅读视野里，不再只是缠绵细腻、香软浓艳一路，而是变得沉重起来。

那么，毛泽东又是怎样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的呢？

他对《红楼梦》的评论不少，中央文献研究室2002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收入了他从1959年到1973年谈论《红楼梦》的八段文字，其他未收入的还有很多。把他的评论作一梳理，可看出所谓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联系作者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读。

曹雪芹生活在18世纪上半期即清朝乾隆时代。毛泽东认为，那时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

接下来，他把《红楼梦》里的人物放在时代背景中来分析，由此提出：林黛玉、贾宝玉、晴雯是左派，是封建主义的叛逆者;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这些人是右派，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

再进一步，毛泽东还认为时代背景决定了曹雪芹的创作倾向，提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

二是联系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来读。

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关系，是维系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自然要反映在宗法关系上的松动。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毛泽东从中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这个趋势。

他说：“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又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

三是联系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来读。

在毛泽东看来，宗法关系的松动，乃至封建社会的衰落，最终反映在经济关系的变化上面。因为经济利益的分化和调整，是促使封建社会中各种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因素。他从这个角度读《红楼梦》，也有所发现。

比如，他认为，“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这里说的是家族内部的经营失败。

放开视野，毛泽东还看到《红楼梦》反映了“土地买卖”给封建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实例之一，就是小说里说的，“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毛泽东讲，“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经济关系的变化，既表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也动摇了封建制度。

四是联系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来读。

毛泽东读《红楼梦》，特别看重第四回，多次讲那是理解这部小说的“总纲”。原因是这一回通过“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出一套封建社会的“护官符”，反映了小说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政治关系。

他还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曹雪芹生在康熙、雍正之后，“他是受整的，抄家了的”。由此，曹雪芹写四大家族的兴衰，不能说作者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只不过，“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

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

五是联系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来读。

毛泽东一向主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自然会把它当作反映阶级关系乃至阶级斗争的作品来读。

1950年代，他在浙江同谭启龙谈话时，干脆把《红楼梦》视为“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

1961年和1964年又先后谈到：“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