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比较方法：必要性及其误区

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比较方法：必要性及其误区

杨金华 黄陈晨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已经逝世四十多年了，但是围绕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仍然诸论驰说，争议不断。有人打着历史比较方法的旗号进行机械类比，描绘出毛泽东的所谓“新形象”；有人基于抽象人性分析理论，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挖掘出毛泽东的“另一面”；有人简单套用历史比较方法，对毛泽东进行不具可比性的历史比较，得出匪夷所思的“历史结论”。鱼目混珠的“新方法”“新研究”和泥沙俱下的“新成果”“新结论”，具有很强的理论迷惑性和现实危害性，对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历史观念和思想世界造成比较严重的冲击。由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和缺乏必要的理论引导，许多人面对眼花缭乱的“新观点”和“新结论”，或困惑不解或无能为力。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深化毛泽东研究，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审视这些史学研究方法本身，以还原于历史真实，并借以厘清某些不当之议。

一、历史比较方法：一项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

“比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比较方法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使其在人类的各个认识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史学研究领域，历史比较方法也是历史悠久、应用较多且颇为成熟的研究方法。

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前提条件、适用边界和注意事项，现代比较史学的代表人物、法国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做过详细研究。他在《比较历史之方法》一文中写道：“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平行地研究那些既是相邻的、又是同时代的社会，它是一些互相之间不断影响的社会。因为它们的同期性和相互邻近，所以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受过同样的重大原因的作用，并且可以追溯到，至少可以部分地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看得出，马克·布洛克特别强调比较对象的“相邻性”和“同时代性”，比较结论具有一定的“范围性”。如果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加强历史比较方法训练，遵循历史比较的一般规则，恰当合理地使用历史比较方法，“由于这类比较方法能够更好地对近似点进行严格的分类和论证，就有可能希望得到对事实做出假设少得多、而精确程度却高得多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特别看重历史比较方法，并且多次强调，只有利用比较方法进行历史宏观分析，才能得出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具有说服力的历史结论。比如要研究德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恩格斯认为，必须与相应时代的法国进行比较。“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和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德国农民的生产形式、土地占有形式、小块土地的租佃者情况与法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土地占有形式非常相似，二者具备历史的可比较性。对于如何进行有效的历史比较，马克思说：“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也就是说，短促的历史时期，有限的地理环境，狭窄的历史视野，无法全面勾勒刻画历史全像，而通过历史比较，则可以看到单一结构视线中模糊不清的问题，在既有的历史史料中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优越性及其方法论意义，马克思说道：“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可见，通过历史比较，可以进一步证明业已被普遍接受的历史结论的正确性，也可以从反面检验中发现司空见惯的历史解释的不周延性。

面对眼花缭乱、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要抽丝剥茧般寻求其中的历史规律，通过历史比较方法就可以突破封闭狭小的“个案”研究模式，有利于发现历史现象的共同点和差异性。也就是说，通过历史比较可以描绘出不同历史现象的发展轨迹，或异中求同，或同中找异，既能够归纳出不同历史现象的“共同模式”，也可以对多元个性特征进行“历史概括”。历史比较研究显著的功能在于，通过历史比较，增强历史论证的鲜明性，将历史事物的特征明显而直观地突显出来；通过历史比较，使研究者突破具体历史事物的局限，获得认识历史的新角度，开阔视野，启发思路，产生新思想，提出新观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对照，从而提出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观点。历史比较方法为历史宏观分析和探究历史规律提供了重要而有效的认识手段，成为历史学家越来越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

二、不具可比性的历史比较会模糊历史本质

不同历史事物的共同性或相似性，是历史比较的根据和条件，没有可比性的事物不能比较；因而，历史可比性原则是一切历史比较方法必须遵守的首要前提。但是，在毛泽东研究中，有人从抽象历史尺度出发，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推上被告席，泛泛地为人类之殇呻吟叹息。比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从抽象历史尺度出发，将毛泽东与希特勒进行比较，将毛泽东的晚年政策错误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列入所谓二十世纪的“四大政治屠杀”，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失误与“二战”中纳粹暴行相提并论。这样的历史比较混淆了无产阶级的政策失误同法西斯主义暴行间的本质差异，完全忽视了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动机。完全无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特殊历史背景、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我党为纠正错误所付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仅仅看到“生命消逝”“非正常死亡”“人口减少”等表面现象，进行不具可比性的历史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的历史结论只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历史比较方法的首要前提是比较对象的可比性，如果抹杀比较对象的性质差异、忽视比较现象的特殊背景、无视历史比较的逻辑前提，为比较而比较，把历史比较当作目的，甚至是恶意胡乱比较，难免落入解构历史的虚无主义窠臼。正如有学者指出，所谓从“奥斯威辛的烟囱”到“文化大革命的鲜血”的蓄意排列，把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定性为政治大屠杀，根本混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失误和反人类的犯罪组织间的根本区别。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这种戴着有色眼镜、怀揣政治目的的历史比较方法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历史结论。其实，机械的、形式化的历史比较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如同马克思非常幽默而又辛辣的讽刺，“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

在进行历史比较时，必须深入把握比较双方的来龙去脉，全面考察比较对象的基本特征，既不能做简单的表象罗列与抽象类比，也不能以一方史实为坐标来简单地裁量另一方史实。但是，在毛泽东研究中，有人缺乏对史料和史实的充分占有与深入分析，仅仅根据历史现象的外在表现，简单粗暴地进行历史比较。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将毛泽东与秦始皇相类比，将新中国与秦朝相等同，认为“中国共产党打算建立的是一个统治一切的改良主义政府，而秦朝则强调由一个思想清晰、道德和精神优越的管理阶级来维护秩序和进行永久统治。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错误历史结论的得出，与错误地使用历史比较方法不无关系；仅仅看到毛泽东和秦始皇都是中国历史人物，而对两位历史人物的时代背景、历史方位、指导思想和历史贡献没有深入全面分析，就进行所谓的“历史比较”，其理论与实践的错误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实，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无论是以寻找历史共同点为主要目的，还是以说明相似历史现象的不同特征为理论旨趣，都必须建立在对比较各方有深入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只有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才能做到科学客观并且禁得起历史检验的历史比较。如果打着“历史比较”的旗号，把不相容不相干甚至是貌合神离的历史现象拉扯到一起，使历史评价以“客观描述”“简单排列”的方式表达，完全是混淆视听、颠倒是非。

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谈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改变中国面貌而进行的努力时，回顾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作为代表人物的所谓“中国两度进行的三次尝试”。“结果，本世纪目睹了中国人为重新唤醒、整顿和振兴国家所作的三次重大努力。其中的任何一次努力都不是孤立和个别的历史现象。每一次努力的前后都伴随着一些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又构成了环环相扣的更大的历史链条中的一部分，而中国人对他们的衰落状况所表现出的不断高涨的愤怒，则使这些历史链条不断延续。然而，这些事件又可以根据其领袖人物轻易地划分开来。本世纪中国革命的三位杰出人物领导了这些事件，他们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必须强调指出，这里所谓“中国两度进行的三次尝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的实践，是两种不同阶级特征的实践，也是带领中国走向不同命运的实践，其历史结果显而易见。如果简单地以“重新唤醒”“整顿社会”“振兴国家”的历史比较为尺度，则既看不到毛泽东是从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产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看不到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更看不到毛泽东是维系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的精神支柱，是开辟未来发展道路的指示路灯。

三、简单机械的历史比较会虚化历史形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客观历史丰富多彩，历史过程错综复杂，科学有效的历史比较研究必须用“历史的观点”和“历史的态度”，全方面多角度、具体如实地进行历史比较。但是，在毛泽东研究中，有人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等同于日寇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这些所谓历史比较方法，其历史观的错误、逻辑运用的荒谬和历史结论的混乱，稍微有历史基本常识和历史正义感的人都无法接受。

将毛泽东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相提并论，完全无视在非常状况下暴力失控和大规模有组织屠杀的本质区别。日本甲级战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罪恶累累的刽子手，日本右翼势力为双手沾满鲜血、罪恶累累的甲级战犯树碑立传、鸣冤招魂，把他们堂而皇之地当作“英雄”祭拜，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当作“伟业”歌颂，这种歪曲历史、践踏公理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严厉谴责和强烈反对。而中国人民缅怀新中国的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侵略战争、殖民统治当作“伟业”歌颂，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道德情感上都具有原则差别。可见，抹煞不同历史性质的原则界限，以抽象善恶尺度进行历史比较，再配以富于人性激情的文字渲染，只会忠佞颠倒、指鹿为马，陷入善恶不分、是非不辨的历史虚无主义混乱。列宁曾经在批判那种主观随意使用概念，进行无可比性基础的机械对比的错误时，明确指出：“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毛泽东是中国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但是有人不顾基本的史实，不顾起码的学术道德，将毛泽东领导的伟大抗日战争史中的史实争议与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相提并论，毫无道理地置之于历史比较框架，肆无忌惮地抛出新谬断。“说到篡改历史，中国和日本是半斤八两”，“中国其实是最没有资格指责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因为他们也一直在歪曲着抗日战争历史。”由于历史的久远和相关资料的匮乏，例如毙伤日军的数量、我军的伤亡数量、国家的经济损失等等，难免有不完善甚至无法精确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也是每一位研究者都能理解的历史现实。“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杀戮，日本右翼势力不仅不正视历史，反而逃避战争责任，淡化战争罪行，篡改和歪曲历史教科书。但是，中国抗战中的史实争议不能与屠杀我千万同胞的日本军国主义公然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滔天罪行等量齐观，不能把外敌入侵犯下的滔天大罪同抗日战争史中的史实争议并列而论。历史可以比较，但是必须有科学理论指导，如果忽视建立比较的根据和条件，单凭形式的推论和想象去建立假说，历史结论就会变成无根据的臆想虚构，史学研究就会嬗变为胡编乱造的“历史涂鸦”，只能让严肃的历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机械的、形式化的历史比较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无助于历史研究，还会导出颇为荒谬的认识。

四、历史比较方法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在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时，无论是归纳历史现象的共同特征，还是挖掘历史现象的细微差别，都必须对比较双方进行深入考察和全面分析。恩格斯强调，如果要进行历史比较，“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把它们彻底研究一番的。”不同历史事物的共同性或相似性，是它们可以相互比较的根据和条件，因而，历史比较研究只能在具有某种共同性或相似性的事物间来进行。这就是历史比较研究中的历史可比性原则，也是一切比较研究所普遍遵守的基本原则。马克·布洛克也一再强调：“比较只有在以对有关事实的大量资料从事实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证为依据的时候才会且有价值。”历史比较是对比两个或两类事物而认识其相同点或相异点的逻辑方法，比较必须根据同一关系进行，必须选择精确的比较标准。如果没有弄清楚比较双方的基本特征，主观随意、简单粗暴地使用历史比较方法，既不能透过历史表象分析历史深处的本质特征，也不能从历史现象的共同性中揭示历史的规律性，最终难免流于历史谬误乃至虚妄。所以，历史学家荷罗赫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比较对象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的历史比较，对比较方法的价值作过高估计是“危险的”。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历史比较方法不是简单机械地罗列历史现象，而是致力于研究那些具有可比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而对比较对象展开深入全面的历史分析。在历史比较中，针对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历史领域或不同历史阶段进行多元比较，应找出它们在本质上的相同点或相异点；如果抱着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历史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先入为主地去求同或求异，僵化地割取历史相似或相异之处进行粗暴比较，单纯地描述或者分析历史现象的类似或差异，就难免看不清楚历史的真实面貌，难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泥淖。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时，就经常拿154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作比较。他说：“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年—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对它置之不理。”恩格斯通过历史比较研究，找到了两次革命之间的相同点，也丝毫不回避两次革命的差异性，通过寻求德国革命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深刻全面地勾勒出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鲜明地刻画出来。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历史比较方法才能透过扑朔迷离的历史表象，分析挖掘深埋于其中的历史原因，从历史差异性中揭示历史规律的普遍性。

如何全面科学地研究毛泽东，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而且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从毛泽东研究的历史比较方法误区中可以看出，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理论陷阱和错误结论，是因为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陷入了历史形而上学的解读框架之中。要清晰全面地勾画出毛泽东的思想原像，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研究毛泽东，在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要抓住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深入进行学理辨析，揭开其伪学术的面貌”。我们要辩证地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观动机与实际结果，从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把握历史的主线，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观臆断历史发展的应然和可能的结局。应该牢记列宁的告诫：“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要全面客观地、历史具体地分析毛泽东犯下历史错误的特殊社会环境和我党不成熟的阶段，立足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从“彼时彼地”的历史条件出发，“合情合理”地评价，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错误。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从历史实际出发权衡轻重、分清主次，才能全面客观、具体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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