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毛泽东的文化观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史

作者：王今朝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2021-04-19 530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史

王今朝

　　【提要】一个人、一个政党的文化是否先进，就是其认识、思想、行动是否符合、体现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凡是符合或体现的，其文化就是先进的。认识、思想越符合，行动越体现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就越是先进的文化。一个政党只有聚集了大量掌握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存在决定意识、普遍联系规律以及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特殊规律（一般规律的应用和具体化）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政党，才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才能用它来改造世界。这就是毛泽东的文化观。回顾百年历史，毛泽东的文化观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百年浴血奋斗，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表现出极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基因，已经注定不可能领导中国前进了【1】。领导中国前进的任务历史地、必然地落到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毛泽东在1917年2月《致黎锦熙信》中明确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从而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终其一生，毛泽东确实是这样来实践的。高度重视文化是毛泽东文化观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成功，不能不依赖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精神文化。与获得物质进步相比，共产党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一种先进的文化，并使之发挥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主要不是指既有的中外典籍，也不是指博览群书，因为典籍可能精华与糟粕并存，博览群书可能食古不化，文化主要是指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科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能够基于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和实践论而形成的关于改造世界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把它们内嵌于人们的伦理之中，外化于人们的行动之上，并且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一个人、一个政党的文化是否先进，就是其认识、思想、行动是否符合、体现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凡是符合或体现的，其文化就是先进的。认识、思想越符合，行动越体现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就越是先进的文化。一个政党只有聚集了大量掌握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存在决定意识、普遍联系规律以及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特殊规律（一般规律的应用和具体化）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政党，才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才能用它来改造世界。这就是毛泽东的文化观。回顾百年历史，毛泽东的文化观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探索这种文化观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的轨迹，就是本文的任务。

　　一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先进首先表现在它是否能从政治上看问题。所谓从政治上看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就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同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急需改善自己和民族的命运。这本身就是矛与盾的对立统一问题——中国人民要用自己之矛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盾。

　　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就打下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它们是毛泽东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创造出世界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毛泽东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得他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事事关心使得他能够从实际出发，把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联系起来，既探索事物的特性，又挖掘事物的共性，从而找到撬动世界的杠杆。这两大特征使得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得以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脱颖而出，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特别是使得他能够出席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毛泽东政治实践活动的重要转折点。中共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就投身于把党的政治决议变成社会实践的活动之中，逐步成长为党内高层的杰出代表。他在长沙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研究发展党员、成立党的组织，选派共产党员前往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创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举行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举行游行大会，参与改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推动罢工斗争，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与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被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组成中央局，并任中央局秘书，多次与陈独秀共同发出中共中央通告，向全党提醒重要事务和动向，等等。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参与起草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宣言，数次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联席会议，创刊并主编《政治周报》，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分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多次列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注意到掌握兵力问题，主张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提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观点，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主张“只可用‘土地公有’的口号，不能用‘国有’的口号”，等等。这些实践活动和思想主张的提出，是毛泽东政治文化向军事文化转化发展的关节点。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旨在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出席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主张组织暴动，并产生在暴动失败后上山的思想。在去井冈山的路上，在永新对秋收起义的军队实行改编，在每一个连队都建立可以监督官长的士兵委员会，开始了以平等主义文化创建新型军队的征程。践行平等主义，建立了一种使人民军队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通道。这应该是毛泽东晚年依然怀念士兵委员会的重要原因。

　　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任务的机关【3】。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它还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因而共产党的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对于这支军队而言，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政治工作是其生命线。这是毛泽东军事文化的核心，是普遍联系这一世界普遍规律在军事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它看似简单，实则极其深刻。因为这一文化就把军事工作与政治、经济结合起来了，就把军队的功能放大到极限来加以运用了。同时，它也必然塑造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一文化，而不是基于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实践，毛泽东才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规定土地平均分配，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只有平均分配土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拥护，才能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和根据地屏障。

　　毛泽东不仅搞土地改革给人民雪中送炭，解民于倒悬，而且细处着眼，规定工农革命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打土豪要归公，保护中小商人。在注重正规军的建设的同时，毛泽东发展地方武装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他还产生了农村军事化的思想。这是人民战争思想的雏形。【4】

　　首先从政治上看问题是必要的，但仅仅从政治上看问题还是不够的，在军事斗争是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的情况下，必须有科学的战略战术。在正规军的战略战术上，面对敌强我弱的格局，毛泽东确立了“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的游击战思想，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他的宽待俘虏的政策有力地减少了敌人的战场抵抗，在平均分配土地政策的基础上，极大地有利于瓦解敌人军队和战斗力。

　　工农武装割据，即使能够保存自己，前途何在？在毛泽东看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扩大这种政权，毛泽东采取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战略。比如，他提出并制定党对流氓的转化使用策略【5】。这是辩证法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精彩应用。如果连流氓都可以转化使用，那么，统一战线策略不就顺理成章了吗？他主持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为整个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井冈山时期，他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毛泽东不仅有自己的独立的（军事）文化思维，而且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想得深，想得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

　　如何处理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中国共产党与国产国际的关系，是井冈山时期的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基本文化问题。基于自己所做的大量调查研究，毛泽东得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认识。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1930年他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显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在得知张闻天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即将开始的大转移中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后，毛泽东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6】，为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做了准备。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集中解决中央的军事路线，鲜明地提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观点【7】，既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党内团结。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客观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自此之后，失败后的大退却变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翻雪山、过草地、抵达陕北。中国共产党终于独立地站稳了脚跟。这表现了毛泽东卓越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正是由于这一系列正反经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革命文化开始形成。

　　二

　　如果说，从一大召开到长征结束是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期，那么，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则是毛泽东文化观日臻完善的成熟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反帝斗争变成为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如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对待国民党？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围绕这三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做出了军事文化、哲学文化和政治文化上的系统而科学的回答。

　　毛泽东1936年撰写并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它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在文化上的成熟。这是因为它不仅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四个基本特点，由这四个基本特点逻辑地推导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还详细地归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大量的战略问题。通过这篇文章，毛泽东把辩证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髓具体化到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构建之中。这是一篇充满了矛盾思想、斗争文化的光辉文献。

　　1937年，毛泽东撰写并发表《矛盾论》《实践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相比，它们从军事上升到了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从具体上升到了抽象。破坏和建设这两者之间的辩证法在《矛盾论》中得以详尽阐述。因为破坏就是原有对立统一的打破，而建设就是新的对立统一的生成。破坏（一个旧世界）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没有《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自己关于破坏与建设的文化。《矛盾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及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8】，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也将中国文化推到了当代世界的高峰。

　　文化发展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某个学科到哲学的发展，而且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哲学到某个学科的发展。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持久抗战的总方针。从逻辑上说，《论持久战》一文不过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文章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应用。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早已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战略上的持久战了。

　　毛泽东1939年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运用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阐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三大问题，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指出党只要、只有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就更加表明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哲学文化和政治文化上的成熟了。

　　1939年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又从军事文化上升到政治文化。该文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9】可以说，自此之后，党的领导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大政治文化特色。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将一事无成。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提出的根本要求。

　　毛泽东1940年写就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前途等问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回答了经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形塑了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偏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模式，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论与术语成为知识界的分析工具【10】，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的确立【11】。许多人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觉悟前者之被蒙蔽，觉得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12】。

　　中国社会的矛盾是交错的、复杂的。在中共致力于积极抗日时，本应担负主要抗日责任的国民党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并用“限共”“防共”“溶共”和军事摩擦的手段来对抗共产党的发展【13】。对此，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为了巩固根据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从这里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多党合作政策的影子和吸收国民党起义将领参加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政策的影子。

　　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多方面条件逐步成熟的条件下，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打造一个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的政党。毛泽东先后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系统揭示以王明为代表的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通过整风运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文化上成熟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两个中国之命运》开幕词和《愚公移山》闭幕词，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之后的三四年中，正是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速度之快，连美国和苏联都为之惊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在于她的领袖毛泽东深刻体悟到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道理——反动派由于违背人民的利益，必然会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人民所打倒。毛泽东承继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业，以一首“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打破了国民党策划的美苏也都同意的划江而治的图谋，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巨大的地理版图，留下了十几亿人生活于兹繁衍于兹的土地，避免了欧洲迄今为止都未能消除的小国林立局面。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一次重要应用，是毛泽东基于中国需要对于国外压力的又一次重大排斥。两个中国命运之争，既是政治军事的较量，也是思想文化的较量。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较量中，毛泽东的文化观日臻完善。

　　三

　　毛泽东的文化观是在战争年代成熟起来的，这种文化是否可以应用于经济建设之中？怎样应用？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的先进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检验。新中国建立不久，面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毛泽东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至今为止，毛泽东如何做出这一决策仍然让人感到神奇，其中革命文化的力量恐怕是最具有决定性的【14】。这里，革命文化的作用恐怕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面对一个强敌，决定敢不敢打，能不能胜的问题。从国际角度看，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使得中国陆军成为世界第一的陆军，然而，无论抗美援朝决策还是抗美援朝实践都是对人类智慧的极大考验。

　　其次，经济建设到底怎样安排？建立起全新的国家政权机关、做出基本法律制度的安排，甚至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经济，虽然不无矛盾，但总体来看，是较为容易的。事实证明，农业、农村从而农民的发展对解放后的中国共产党构成巨大挑战。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组织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确立“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针对公社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由于农村、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毛泽东主持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1964），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

　　中国新型农业文化、农村文化建设无疑牵扯了毛泽东极大的精力。从根本上看，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发展长期受到小农意识的严重干扰【15】。这种小农意识甚至在党内都是一个严重的存在。

　　第三，究竟怎样看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同意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观点，他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中都看到了政治。他认为，一切工作都有政治，都要政治挂帅！他正是从政治的角度写出了《论十大关系》一文。实际上，围绕农业农村发展方式的探索至少加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的判断【16】。

　　在美国提出和平演变、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东欧国家出现混乱、国内无产阶级意识淡薄的情况下【17】，毛泽东很难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很难不把阶级斗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这种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如革命成功前的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工农大众与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样的政治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了。这种主要矛盾主要是文化上的。但这种文化上的主要矛盾可以很快地（在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变成政治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他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敏锐地发现，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走向修正主义。他花费极大精力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现已是重要历史文献的文章，与苏联赫鲁晓夫进行论战，并认为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执行的还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时，他更加注意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认为，通过民主“新路”，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可以跳出政党、团体、王朝兴亡的“周期律”。而到了接近1966年的时候，他就认为历史周期律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不确定，他在战争年代里打造的革命文化是否能够在他不在后的新的历史时期贯彻下去。因为“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这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七八亿的人民。他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种教育主要不是专业知识的教育，而是中国国情的教育，是如何带领中国农民走上彻底解放的教育，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许多中高级领导人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已经在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从苏联解体中，他们体悟到了毛泽东关于国家治理的远见卓识，体悟到了毛泽东文化观的历史穿透力！

　　第四，综合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的实践经验，结合国际形势的动态发展，毛泽东日益认识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8】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晚年，毛泽东从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看问题，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由杜鲁门、杜勒斯等人所设定的中美关系的坚冰。他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在尼克松下台后再次邀请尼克松访华，并给予尼克松以第一次访华同样的规格和待遇，维护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尼克松在后来出版的《领导者》一书中写道：“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毛泽东始终是为人民而战，为社会主义而战的战士！

　　四

　　毛泽东不仅是战士，而且是文化巨人！他紧紧依靠人民，一刻也不脱离人民，严守自己所制定的纪律，他搞五湖四海，从无门户私计，一辈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为一个文化成熟的政党，使中国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张思德精神、抗战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把中国文化带到了20世纪世界文化的最前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伟大辩证应用【19】。

　　毛泽东还有许多未竟的任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不仅要全党集中全力进行经济建设，而且也面临着更加繁重的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任，因为经济建设所走的道路，必然要受到思想政治文化的影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积极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但毛泽东为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化观则是根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文化继承和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我们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全党和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才能在党即将开启第二个一百周年的历史征程中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进，行稳致远！这应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

　　注释：

　　【1】实际上，西方资产阶级建立在利益追逐基础上并以其为根本特征的文化是极端腐朽的。它的腐朽性长期被西方生产力发达的光环所掩盖。而今天中国的一些大资本以外国股东为基础，也有仰赖外国资本的性质。

　　【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3】在共产党军队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单纯地执行军事任务是不可能的。日本全面侵华时曾设想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不久即发现，单凭武力无法实现征服中国的目的。

　　【4】郑以灵：《论毛泽东的农民观与他的军事理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1期。

　　【5】即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4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72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77页。

　　【8】王振民：《西方对<矛盾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审思》，《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1期。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0】王毅：《民国知识界言说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党的文献》，2016年第3期。

　　【1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思想》，杨彦君译，杨德校，《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