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明：“学术流量超男”易中天其人其学面面观
摘要：经由百家讲坛的运作，易中天成为学术明星。声名鹊起后，靠品三国赚足眼球的易中天又炮制了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及系列儿童经典读物。综观此类粗制滥造的“鸿篇巨制”，更像是一筐散发着历史虚无主义臭气的“历史预制菜”。哗众取宠的命名方式、为稻粱谋的制式快餐、膜拜西方的剪裁标准、欺师灭祖的降维打击、随心所欲的历史虚构、粗鄙轻佻的言说风格、颠倒黑白的历史叙事、无视史实的率性取舍、偷梁换柱的学术剽窃、定义信仰的西方基准、素养缺失的“流量超男”、恨国公知的惯用伎俩、荼毒少儿的“罂粟之花”……诸如此类，构成流氓史学的滥觞。正国必先正史，用唯物史观剔除历史虚无主义流毒，回归大道学术，责无旁贷。
经由百家讲坛的运作，易中天一炮走红，成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学术明星，可谓势似其名，如日中天。有央视背书、媒体造势、出版商青睐和资本加持的易中天，一时风头无两，俨然成为可以论学、可以衡文、可以题字、可以为国、可以指点江山的中国版堂吉诃德。声名鹊起后，靠品三国赚足眼球的易中天，一夜之间仿佛同射雕英雄传中梦幻般获得各大门派绝世武学的郭靖一样，拥有了秒杀史学界的盖世奇功，于是开始了旨在青史留名的学术建构，声言以一己之力、用毕生所学、以颠覆传统史学的手法和独特的全球视角炮制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前所未有的中华史诗、卷帙浩繁的“重头戏”——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其近乎疯狂的“五年计划”可谓惊世骇俗：从2013年5月起，用“每季两卷”的闪电速度重写中华史，“出齐36卷”，只手推倒历史五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为“常常被我们误读”的历史拨乱反正。经由易中天的“拨乱反正”，源远流长、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原生文明的中华文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必须到西方寻找根脉的次生性文明;历久弥新、活力无限的中华文明，秒变为世界上“最不给力”的文明;堪为文化瑰宝的中华文化，在拥有化神奇为腐朽法力的易中天笔下，蜕变为文化垃圾。
长于博人眼球的易中天，是如何随心所欲地把中华史从8000年缩短到3700年的?中华文化是如何秒变为文化垃圾的?品读易中天其人其学，不难发现，根深蒂固的流氓三观，必然有龌龊的思想和卑劣的灵魂为犄角。这部由文学人士创制、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史书，这部腰封上醒目地自诩为“易中天开讲轻松好读的中华正史”的《易中天中华史》，这部被造势者称为“千转百回、恣肆汪洋”的历史大观园，更像是一筐散发着历史虚无主义臭气的“历史预制菜”。坊间虽然有“如果你关注的是易中天，就没必要在意学界态度;如果你关注的是历史学，就没必要在意易中天”之说，然而，鉴于易中天量产的“历史预制菜”已成为资本宠儿，发行量巨大，作者不得不对这份疑似被转基因的“历史预制菜”的食材来源、勾兑方法、菜品毒性进行仔细品鉴。正国必先正史，以唯物史观手术刀对易氏流氓史学进行剖析，剔除历史虚无主义流毒，回归大道学术，我们责无旁贷。
一、哗众取宠的命名方式
在易中天看来，过去的史书“就是治老百姓的”，“《二十四史》基本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者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因如此，汗牛充栋的各类中华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也难得与其他文明相比较，因此必须重写中华史”。谈笑间，中国史学家的努力在易中天的八卦炉中灰飞烟灭;最注重记史、治史的中华先民的史学成就，被易中天一笔勾销。以历史判官自居、一心要青史留名的易中天，唯恐读者记不住这套另起炉灶的史书——我姑且称之为史书，特意命名这套成捆兜售的书曰《易中天中华史》。
与只是标明自己是作者的史家著作不同，为了彰显与众不同的风格，这套书的命名方式是“《易中天中华史》”，而非“《中华史》·易中天著”。以自己的名字冠名中华史，尽显易中天欺世盗名、哗众取宠的惯常风格。请问，易中天有权在中华史前用“易中天”做定语吗?中华史不是因人而异、可随意搭配的料理，有其历史严肃性、客观性和不可更改性，任何人无权以“***中华史”的方式冠名一家之言——即便能称得上一家之言的话。难道在“中华史”前面加个定语“易中天”，上下8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改名换姓了吗?难道经过易中天如此这般的运作，致力于与西学接轨、专炒西学冷饭、满纸轻佻话语的《易中天中华史》就成了中华正史了吗?或者说，中华史就变成专属于易中天的中华史了?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无论史家如何书写历史，已经发生的历史都以自己的方式恒久存在，不可改变——除非时光能够倒流!
扎实的文史功底、严谨的治史态度和驾驭史料的高超艺术，是著史者的基本功。以史为宗的史家，可融论于史，但决不可夹杂过多评论。被易中天视若粪土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即令人一唱三叹的“史家之绝唱”。在整套《二十四史》中，基本上是用史料说话，点评的内容少之又少，即便点评，也只是藏锋于鞘，将著者观点恰到好处地融入会说话的史料中，以便给大家足够开放的读史空间。譬如，刘邦得知韩信被吕后诛杀时，只一句“且喜且怜之”[《史记·淮阴侯列传》]，便将史家臧否暗含其中。短短传神五字，便将刘邦先是高兴、旋即又觉得韩信死得可惜的复杂情感描绘得活灵活现。史家似乎没有直接表达什么，却又尽在不言之中。反观《易中天中华史》，通篇对历史事件的个人好恶代替了真正的历史解读。从一捆捆《易中天中华史》中，你得不到任何真实的历史考据，而是易中天一肚子阴阳怪气、满嘴里吞吐莲花的东拉西扯，以及横扫史学界的诳语。
“我重写的《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同行看了会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华史!——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如此藐视、吊打史学界的豪言壮语，易中天张口就来。这个时尚史学的宠儿，公然置“传统的叙述史”于不顾而臆造穿越史。如此脑洞大开的“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堂而皇之地以论代史——确切地说是以吐槽代史，自然可以尽情挥洒，“虽千万人，吾往矣”!对更像一部吐槽集成的易中天的“中华史”，对历史了然于胸的史学大家自然会不屑一顾，如果确需点评也不得不给予差评，这不是文人相轻的问题，而是历史学者的良知使然。
鉴于易中天时而煞有介事地拿个别西方学者提出的哲学、宗教、艺术三要素冒充自己原创的文明衡量标准，时而常常故作高深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混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对文化与文明进行归纳整理：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文明是文化的高级形式，通俗地说就是鉴往知来的人文储备、化成天下的行动自觉、根植内心的家国情怀、顶天立地的浩然正气，祭祀制度、语言文字、冶炼技术是文明的基本标志。在文化和文明传播方面，正所谓条条大路通长安，史家各有所长，林汉达的《上下五千年》靠严谨的历史态度和轻松的叙事风格，在儿童历史读物出版史上享有盛誉;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和开阔的历史视野见长;张荫麟别具一格的通史读物《中国史纲》，尽显厚实的史学功底和深邃的历史见解;单田芳、袁阔成以诙谐的语言风格和高超的演说艺术，开辟了历史文化的大众化之路，将历史带入寻常百姓家。唯独调侃有余、严谨不足、薄积却佯装厚发、明显属于历史票友的易中天，偏偏要装扮成握有穿越历史独门密钥的严肃历史学者，且不知天高地厚地将其旁门左道之学命名为《易中天中华史》，他据以“一览众山小”、傲视史学界的本钱究竟来自哪里?靠一本正经般的阴阳怪气，靠脑洞大开后的信口开河，靠堂吉诃德式的愚鲁挑战!拥有这样的独门绝技后，易中天总是毫不掩饰对中国史学的蔑视和接轨西方史学的渴望，因为“国外历史学家写的那些人物传记，还有那些通史类的著作都非常轻松好读，而且也很时尚”，所以，以西方标准丈量中华史、一心与国际接轨的《易中天中华史》，旨在塑造天下皆浊我独清的学术声誉，顺便交上合格的投名状。
膜拜西方的基准，自由过度的解读，轻浮无凭的自信，一开笔就已经注定，自命不凡的《易中天中华史》难以熬过时间的筛选。书如其名，与千年史书不同的《易中天中华史》，确属易中天基于西方标准臆想的“中华史”。姑妄言之，《易中天中华史》也算名实相副——是易中天杜撰的子虚乌有“中华史”而不是真正的中华史!
二、为稻粱谋的制式快餐
2006年底时，刚刚爆红的易中天还坦承：“我不是历史作家，我只是一个爱好历史的非专业人士。”乘坐上央视的太空舱之后，突然灵魂附体，摇身一变为无所不能的“万金油”，完全迷失自我的易中天开始推送“餐餐有猛料”的史学快餐。2013年5月2日，易中天在博客上透露以颠覆传统史学著作的写作方法“重写中华史”的雄心壮志：“2012年3月，《易中天中华史》方案启动，策划和预备期长达一年。它的出版，则是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设想，从2013年5月起，每季两卷与读者见面，至2018年出齐36卷。”同时，易中天的出版合作方、路金波创办的果麦文化也“这边唱了那边和”，开始造势。时而一浪高过一浪的广告渲染和宣传演讲、时而故作神秘地闭关隐居等营销策略交替使用，将还在襁褓中的《易中天中华史》美化成值得拥有的“文史钻石”，吊足了众生胃口。
古往今来的著史者无不“衣带渐宽终不悔”，司马迁在《史记》里倾注了14年心血;司马光花费19年终成《资治通鉴》;谈迁用30多年著就编年体明史《国榷》;曹雪芹举十年之功才写成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以致有“字字看来皆是血”之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耗时4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的《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历经几十年成书，“考古成果汇聚了近百年、几代考古人的付出”。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穿梭于电视、讲座、书会间的学术明星，是怎样用五年的闲暇时间魔术般地无中生有出“上下3700年”的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呢?面对质疑，易中天一如既往地信誓旦旦：“请放心，我绝对不会找一些年轻人组成所谓的团队粗制滥造。”
果然，闪电般的写作速度令人目不暇接，在一片叫卖声中，这边厢，把普通读者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快感当成第一坐标的包装豪华、宣传到位、广告铺天的一捆捆《易中天中华史》，像流水线上的制式快餐一样，被一股神秘力量一本接一本地推向“学术市场”;那边厢，一篇篇雪花似的造势文章令人目不暇接。联系到此前《南方周末》2006年度人物候选人的入选理由——通过“对受众心理的准确揣摩……再辅之以现代传媒，易中天展现了一个学者把知识的传播效果发挥到极致的可能程度”，幡然醒悟，资本、媒体和学者的联手，翻云覆雨间可达到“上嘴唇接天、下嘴唇触地”的效果。
在资本裹挟下，所谓纵贯中华3700年、横通东西80000里的《易中天中华史》，完全是市场化的怪胎。服务于资本逻辑的量产作品，“每季两卷”的速度，哪里是著史!易中天自诩为“一气呵成”的《百家争鸣》篇，只花了20天时间。批量式生产的历史作品，使参与者各得其所，名利双收。对资产阶级伪史学者，恩格斯早就一针见血地揭露道：“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为了把学问这门生意玩得风生水起，使这份文化快餐卖个好价钱，将名气迅速套现，易中天不惜亵渎中华文化，炮制刻意媚俗、吸人眼球的学术垃圾。在蚊蝇遍地的作坊里制作的劣质文化快餐，读者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中华文化的真谛和对历史事件的本质性、规律性认识，而是浓墨重彩的低俗画面。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精于运营的易中天利益共同体像赚红了眼的赌徒。由于“每卷书的电脑字数是六到七万”，明显远远少于通常学术著作的字数，为了遮人耳目，使一本本令人眼花缭乱的书籍有足够的厚度，作为资本化身的易中天及其利益相关者，在书籍印制方面可谓煞费苦心，用增大留白、字稀行疏、无厘头换行、选用厚纸等手法，遮掩字数的不足。一大捆一大捆的《易中天中华史》运作者，如同缺斤少两的菜贩子和偷工减料的包工头一样，在这场显失公平的交易中不当得利。颇似“注水肉”一样的《易中天中华史》，硬是把不到100页内容的书生生扩印成200页码、300页厚度的过度包装品。装帧豪华、设计精美的《易中天中华史》，恰似深秋时节菜贩子成捆论堆卖的冬储大白菜。在背后金主路金波的运作下，以易中天的名气即使是卖白纸也是一门日进斗金的好生意!
豪华包装的内里，是远远大于同类书籍的差错率。易中天对天承诺：“我在写作时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速度。”果真如此吗?在《品三国》中，陈兴武“一日之间即得讹异文字达50余许”，且举例指出引文达10多处硬伤。如果不是易中天拍着胸脯保证“没有硬伤”，陈兴武教授本不屑于把不胜枚举的低级错误公之于网上。曾几何时，艺低却胆大包天的易中天，单凭张作耀著的《曹操传》，就瞒天过海，大品特品出整整一集《品三国·半途而废》来。可是，老天却与如日中天的易中天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就在易中天大盗欺天、忽悠观众的同时，《曹操传》中对“移时”的错误解释反过来把易中天狠狠忽悠了一把——“移时”本意是“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易中天看到张作耀书中说“‘时’指一个时辰，所谓‘移时’，就是超过了一个时辰(两小时)”，就将错就错地直接搬运到《品三国》中，结果不仅让《品三国》在无数硬伤之外又多了一处硬伤，而且还坐实了抄袭铁证。
三、膜拜西方的剪裁标准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观点，源于太史公司马迁自黄帝始记的《史记》。晋朝张辅读《史记》叹曰：“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列传》)在距今2000多年的司马迁时代，中华民族已有3000年可考、可证的文明历史。我在《历史文化隆起带现象讲演录》《哲学文化隆起带现象观止》等论著中论证了8000年中华文明史观。3700年还是8000年?这实际上是一个遵循文明固有规律还是按照西方标准剪裁中华文明的问题。
上古文明虽然幽昧难明，却也有迹可循。根据大量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华文明必将追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农业是文明的基础，离开农业也就无所谓文明。
8000年前的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时代文化涌现，农业获得稳定发展，灿若北斗的文明存在遍布大江南北。中华文明历史如同一幅复杂的拼图，每一块都有独特价值。2001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大量无可辩驳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8000年的文明。王巍在《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中绘制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考古遗址分布图”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考古遗址年表”，其中的40多个考古遗址，对解读中华文明起源有重要参考价值。王巍据此“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归纳为七个阶段：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三千年巩固、两千年转型”。
考古学的长期缺位，使“中华文明西来说”有机可乘。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文赫定、斯坦因等西方探险家以考古的名义纷至沓来，在中国进行破坏性考古。乱世无史，因为没有自己的考古，作为殖民地考古“重要成果”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甚嚣尘上。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有关中华文明由来的认识只能依据西方探险家“考古发现”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此说尽管毫无根据，却符合殖民者的利益。既然中华文明是西来的，那么殖民者强势回归进而用殖民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一如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做的那样。既然殖民地考古服务于、服从于“殖民有理”的目的，极力否定本土文化的历史深度，强推本土文化外来说，便成为殖民地考古通常的做法。凭借这些不得而知的考古发现，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威尔斯与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联合撰写的《全球通史》，将中华文明的起源界定为距今3500年;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关于中华文明史的部分，直接跳过了夏代，从商代开始;《剑桥中国史》对夏朝依然持否定态度。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民国大师”却对阉割中华文明的歪理邪说如获至宝。应运而生的“疑古派”甚至认为中国上古文献根本不靠谱，必须推倒重来。在西方阴谋考古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原初是为了援引科学方法批判封建主义的疑古派，摇身一变为照抄西方历史作业、解构中国历史文化的急先锋，奉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为圭臬，甚至与殖民考古者沆瀣一气。古史传说往往带有神话色彩，当然可以质疑。迷信《荷马史诗》的谢里曼凭借神话传说找到自称的特洛伊古城;宗教色彩的《旧约圣经》叙事，据说在两河流域考古中得到印证;从来没有官方修史传统的西方白皮，居然通过几许难以分辨的莎草纸残片就构建了真假难辨的古希腊史。可是，疑古派只质疑中华文明之古，对《荷马史诗》《圣经》以及中华文明西来的种种蠡测却照单全收。与西方探险家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民国大师”们，笃信3700年中华文明一说。“有的是学术盲从，在自觉不自觉的跟风中助纣为虐;有的则表现了史学领域的十足奴性和自我迷失”。放眼世界，民族中心论式的历史自我美化是普遍现象，唯独进行文化自残的中国“国学大师”们反其道而行之。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才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解构、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趋势。
上下8000年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史，是鼓吹西方文明至上的易中天们无法容忍的。为了维系殖民考古的权威，迎合西方文明至上观，接轨西方的断代标准，易中天千方百计拉低中华文明段位。为此，他刻意抹杀大地湾、仰韶、龙山、良渚文明甚至一万年的河姆渡文明的考古铁证，把符合自己需要的二里头文化作为起始，捡拾“民国大师”特别是一些疑古派的牙慧，按所谓的国际标准，再次强推3700年中华史观，为“中华文明西来说”招魂。为了实现逻辑上的自洽，《易中天中华史》与个别西方史学家遥相呼应，别有用心地以西方神话开启中华史的序幕，将女娲的前身追溯到夏娃，奉夏娃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从而将中华民族的神话史嫁接到西方伪史中。易中天沿着把西方神话当历史、把中国历史当神话、再把神话归根于西方神话的荒谬逻辑，最终把中华文明史源头引流到西方宗教理念中。这背后隐藏着极大的文化依附性套路，如果你接受了这种荒谬假设，就等于完成了文化上的自我阉割。为了彻底阉割中华史，易中天煞有介事地提出“我认为”实则是剽窃的文明三要素：哲学、宗教和艺术。姑且按照易中天鹦鹉学舌来的三要素标准，中国在任何层级上的文明成就也不逊于其他七零八落的文明。“无论以什么样的衡量标准，也无论衡量标准多么严苛，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诸子百家中，虽无名曰“哲学”的一家，但家家都有深邃的哲学意蕴，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阴阳和谐、万类相依是中华文明恒久不变的文明之魂，所以，在中华三才文化要旨中，天地人三才并立，父天母地，天人合一。
再看宗教，中国古已有之，但中国人从不沉溺于宗教，更无有神论国教。握有阴阳和谐思维秘籍的先民，不屑于将心灵寄托给宗教，故而，在中华文化中，教权没有也不可能凌驾于人权之上。《易》之64卦，卦卦以天地人三才作为言说标准，从无“怪力乱神”的一席之地。千年来混迹于教权高压下的西方人被植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宗教迷思，言信仰必称宗教，以宗教代替信仰，其实不过是一群满口宗教信仰的失魂落魄者。西方宗教学理归于神学，神学的世俗应用就是哲学，由神学而哲学，神哲一贯。压根儿没有弄清楚宗教和哲学渊源的易中天，试图以宗教迷思为中华文明塑魂，昏昏然将哲学、宗教并列为文明三要素之二，恐怕连他顶礼膜拜的神学家也不予理会。
至于艺术，只是宗教、哲学、文学的表达方式之一。
8000年前伏羲一画开天，道启鸿蒙，太极动漫图横空出世;7000年前，塞外“红山女神”泥塑彩像栩栩欲生;6000年前三星堆的青铜造型颇具观赏性……这一切说明，始终领先世界的中华艺术之光普照四方。
拥有8000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有如满天星斗，精彩纷呈。伏羲画卦遗址、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贾湖遗址、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发现，都证明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不仅可以用城市、大型礼仪建筑和文字来定义，而且可以薪火相传的大一统文化来呈现。大量史料表明，8000年前，各个板块之间的大一统共识使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成为可能。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天下一统观，是西方操控世界的理论障碍。为了缩短中华文明史，易中天必须以所谓的“国际共识”来裁剪中华文明，玩弄用西方的心灵皈依来置换中华魂的变戏法。人类文明的三要素应是产业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产业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根基和经济尺度;包含文字、文学、哲学、伦理、艺术等所有人文知识和行动依归在内的精神文明，构成文明的文化之维;社会结构状态的有序和运行状态的有道，谓之制度文明。与世界其他古典文明皆由西方探险家所发现不同，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是由中国学者自己完成的。所谓挤压中华文明的泡沫，实质是谁来评判历史的问题。易中天们心心念念的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千年，根本就没有历史学这个概念。纵观历史长河，没有出现历史断代、被真正用心记载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有修史传统的中国是唯一有数千年信史记载的国家!因为断代的原因，除了中华文明之外的所有其他古老文明，必须在其文明前加一“古”字，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唯其如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古老性和崇高性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
四、欺师灭祖的降维打击
为了同顶礼膜拜的西方保持一致，巩固西方中心论，易中天刻意把中华历史神话化、荒诞不经化。在易中天看来，《周易》之易、《老子》之道皆“没有神性和神格”，因而他不是从中华文化之源、中国哲学之蕴、六经之首《易经》与河图洛书、老子之道中去寻找中华文明源头以及先哲对于宇宙自然的解释，而是去《圣经》里寻找标准答案，以此斩断中国的文化根系，从源头上完成中华文化的西化改造，实现对中华文明的降维打击。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就是《中华根》，在《中华根》第一卷开篇《祖先》中，对人文始祖嬉笑调侃，把女娲到尧舜的祖坟刨了个遍。置换掉中华人文始祖女娲、将女娲诬称为一只蛙后，媚外无上限、辱华无下限的易中天把矛头对准了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伏羲这蛇头”原本是号称“天下第一厨”的炊事员;黄帝是熊，黄帝的母亲疑是性奴，黄帝的姬姓本为性奴族;炎帝其状若牛;颛顼半人半鱼;帝喾是鸟头猴身;备受推崇的古代两大帝王尧舜，纯粹是子虚乌有。易中天之所以把中华先哲贬低为各路牛鬼蛇神，无关乎图腾崇拜，只是为了证明中华神话的劣质。由此易中天断言，中华神话谱系“没有终极创造者，或终极创造者没有神性和神格”。即使确如易中天所言，中华文化没有创世神，难道不是优点，反而成了缺憾?为什么非要将站在人类文明制高点上的中华文明推入深渊，拉低到同满嘴宗教迷思、一肚子强盗逻辑的西式文明一样才满意?
为了弥补中华文明没有创世神的缺憾，解决“终极创造者缺位”的问题，“建立文化系统，找到人生坐标，实现身份认同”，脑洞大开的易中天展现了神奇的想象力，开始了文化上的“招商引资”，用引进《圣经》中夏娃的办法，解决困扰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通过引进“文明外援”，易中天得出惊天结论：中国人最早的母亲是夏娃而不是女娲!易中天“能够肯定的是”：“在世界神话的谱系里，女娲不是第一个神，也不是第一个人，甚至不是第一个女人。第一个女人是谁?夏娃。”
满世界找祖宗的易中天，强行指定女娲为夏娃后裔，用西方神话中的夏娃，来填补中华神话的缺失。
“女娲有前身吗?”易中天斩钉截铁地回答：“夏娃是女娲的前身。”欲灭其族，先断其根。这哪里是在寻根，分明是在挖根。虚无、侮辱中华人文始祖，是为了给西方文化腾笼换鸟。也许，这正是第一卷《祖先》开篇第一章就是“夏娃造反”的用意所在。经过易中天的追根溯源，子虚乌有的亚当、夏娃华丽转身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新祖宗：“亚当和夏娃扯下无花果叶那一刻，是全人类的人之初。”
在前两篇信口雌黄的基础上，第一章的第三篇“走进伊甸”，继续臆想“易中天的中华史”：夏娃代表的是更早的原始部落，女娲和伏羲仅仅代表着母系与父系氏族。为什么要把“夏娃看成是女娲的前身”“把夏娃看作地球上第一个女人”?易中天给出了三大理由：“毕竟，女娲和夏娃，都并非确有其人”，此其一;“女娲之前，没有天真烂漫的少女”，所以存在由少女到母亲之间“缺失的一环”，“自己缺失，就只好借一个”，此其二;“因为只有她，才具备中间环的双重性。创世纪的故事说得很清楚，上帝刚刚把她创造出来时，亚当只是叫她女人，偷吃禁果以后才叫她夏娃，理由是她将成为‘众生之母’。也就是说，之前她是少女，之后她是母亲”，此其三。凭借如此牵强附会的理由，易中天就武断地认定夏娃是“地球上第一个女人”，进而得出夏娃为“众生之母”的结论。中华文化的根系，谈笑间灰飞烟灭，进而从源头上完成中国文化的西化改造，腰斩中华文明。一个只能到西方神话中寻找根系的文明，其文明段位可想而知。
古有“昊天上帝”一说，上帝尊号专属昊天，而不是耶和华之类莫名其妙的舶来品。夏娃不过是《圣经》中一个地地道道的神话传说，而女娲虽然也有神话色彩，但在上古时期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叙事。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自己是羲娲子孙(伏羲和女娲)或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但是西方人知道他们是谁的子孙吗?根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因为他们没有一脉相传的文明薪火。西方历史太短，关乎祖先的故事只有离奇古怪的神话。否定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无异于彻底挖掉中华文明的根基。显然，没有了羲娲炎黄，抽掉了羲娲子孙和炎黄子孙的文化内涵，中华文明势必成为无根浮萍。
易中天一方面认为女娲和夏娃只是一个精神符号，另一方面却又言之凿凿地讲述夏娃的真实历史故事，进而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夏娃、耶和华之类模型来评判各个文明的历史传说。通过比较神话体系迥异、风马牛不相及的女娲与夏娃，易中天得出结论：中国连神话都不如西方，根本不在一个哪怕接近的量级上!在易中天看来，西方神话优于中国神话，西方神格优于中国神格。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作为《易中天中华史》开篇之作的《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为的是千方百计抹黑祖先。翻开《祖先》，满纸耶和华和夏娃，为进行祖先置换、撼动中华文明根基埋下伏笔。文化源头嫁接到《圣经》之后，接下来中国人就可以接轨西方，全民信仰天国。用2000年的神话传说去填补具有8000年真实历史的中华文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奇葩想象力!这究竟是在写历史书，还是在编愚人节故事?
五、随心所欲的历史虚构
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著史必须持之有据。为了以史为鉴，史学研究者必须对历史保持应有的敬畏和敬意。成为过往的历史，已经是无法撼动的事实，而易中天常常自以为浪漫而诗意实则庸俗而无聊地解构着原本严谨的历史。翻开史少评多的《易中天中华史》，满纸历史虚构，通篇插科打诨。他先是武断地宣布以前的中华史为虚假史、泡沫史，然后用侦探小说的手法臆想出“易氏中华史”，如此史书，值得借鉴和敬畏吗?!易中天无需像罗贯中那样遵循演义的逻辑，也不用如陈寿般去考究历史事实，更用不着鲁迅力透纸背的如刀之笔，只需借用现成的材料张冠李戴，以易氏料理添油加醋刺激人们的味蕾即可。
在《品三国》中，我们就见证了易中天的强词夺理和信口开河：为了表现他对历史的独特见解，博取眼球，无视历史事实，将“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的诸葛亮戏说为不知兵的后勤部长，歪解攻心联并以此抹黑诸葛亮穷兵黩武;将只是一个军师祭酒的郭嘉吹捧成三国第一谋士，把曹操手下所有谋士的智慧挪移到郭嘉一人身上;以曹嵩是曹腾养子为理由，粗暴地指责曹操祖上是曹参是胡说，说明其对古代宗法制度不甚了了，古代宗法虽然以血缘为基础，但是并不完全依靠血缘，曹腾既然收曹嵩为养子，就与亲生儿子无异，据此可认定曹嵩和曹腾同祖;称建安二十一年王粲死时，曹丕已经是接班人，事实是王粲生前，曹操尚未确定继承人，丕被立为魏王太子是建安二十二年;想当然地认为郎的长官叫郎中令;称洛阳北部尉是曹操第一个官职，反映他对东汉的职官设计一窍不通。信口开河，成为易中天收获“臆粉”屡试不爽的拿手好戏。
在《易中天中华史》中，随心所欲的历史虚构更是登峰造极。
“黎明的天空曙光初现，晨星犹在，月色朦胧。功成身退的夏娃将亲眼目睹女娲一鸣惊人地横空出世，并见证她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女神，光芒四射地站在那风起云涌的黄土高坡，成为中华史上第一座文化里程碑”。这就是名曰《易中天中华史》的玄幻故事书——且是愚人故事书。
“听见了这蛙声的，是月亮……月亮知道女人太多的秘密。造物主发明女人，跟月亮应该不是同一时刻吧?却不知道二者之间，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的相似和关联。月经一月一次，这就是关联;肚子有盈有亏，这就是相似。月亮就像巨大的青蛙或伟大的孕妇。圆了，是正在怀孕;扁了，是刚生孩子。生出满天星斗的月亮，又岂能不是神蛙?代表月亮的这只神蛙就叫蟾蜍”。“嫦娥与月亮，后羿与太阳，确有关系，却恐怕不是太阳神和月亮神”。要破解这个“文化之谜……有必要传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出庭作证”——你能够接受这样的历史书吗?可如此梦幻般的描写在《易中天中华史》中随处可见。用侯宝林相声《关公战秦琼》的话：这叫什么玩意啊!之所以如此笔法，原来他“受到了侦探小说的影响，依靠直觉、逻辑、证据”去写《易中天中华史》。纵览全书，只有直觉，唯见主观臆断，却看不到什么逻辑和证据!譬如，仅凭“娲”读音同“蛙”，就想当然地断定女娲是蛙。为了证明浑身“羊肉味”的伏羲是个厨子——一个为神做饭的厨子，易中天开始放飞想象力：伏羲也叫庖犠，“犠”字牛、羊兼备呀。伏羲，又称宓羲、庖牺、包牺、炮牺、牺皇、皇羲、太昊等，《史记》中称伏牺。此乃同音假借或音转而致，是对同一人的不同称谓。晋王嘉《拾遗记》卷1释曰：“庖者，包也。言包含万物，以牺牲登荐于百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牺，亦谓伏羲。”本是带领先民解决衣食问题、充实先民庖厨的上古首领，却被易中天望文生义为厨子、伙夫。
再看《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开篇的惊世之语：“如果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比如西方蔚蓝，伊斯兰碧绿，中华明黄，那么，也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咖啡色表示印度，赭黄表示蒙古和南亚佛教国家，灰白表示其他。至于斯拉夫、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紫色。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
易中天手执刷子，在世界地图上任性地涂鸦。如此随意涂抹，究竟是根据肤色，还是地理位置，恐怕易中天自己也说不清楚。众所周知，现代奥林匹克史上，也有一个用五种颜色代表五大洲的五环图案：蓝色代表欧洲，黄色代表亚洲，黑色代表非洲，绿色代表大洋洲，红色代表美洲。易中天借用的五环最初含义，照例没有按照通常的学术规范加以注明出处。
六、粗鄙轻佻的言说风格
口无遮拦、尖酸刻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易中天，惯用挑逗式言说风格，舌绽莲花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语言风格上刻意模仿鲁迅，奈何没有思想深度，因而常常蔽于“说评书”一隅无法自拔，每每以泼妇骂街的风格示人。这个有文化而无思想的骂街泼妇，对评价对象掺杂了太多的个人好恶，党同伐异，于是就有了“可爱的奸雄”“漂亮的草包”“三国第一谋士”等奇谈怪论。如此《品三国》，到底品什么?能品出什么?
正如易中天自己所言，其写作手法、篇章结构深受侦探小说的影响。譬如，第二卷《国家》第六章名曰《闯他一回红灯》;第四卷《青春志》第二章《情人》，所要表达的即是“人之初，性本爽”;第六卷《百家争鸣》第一章标题即是《这世界有救吗》。“用剧本的方法写‘中华史’”，确如易中天所言：“我这种写法一般人学不来。”为博眼球而极其轻佻的做法，显然迥异于史学界通常的叙事风格。在信奉流量为王的易中天那里，历史的严肃性被消解了。学术的最高境界，是用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道理。雅俗共赏、风趣幽默的作品妙在出神入化的内容表述，而不是以丑化为卖点，随意调侃历史。对易中天近乎故事会式的写作方式，我们耳熟能详，但易中天却矢口否认：“我不是通俗，是亲切的高端。……《中华史》并不大众化，它是一个高端产品，不是通俗读物，也不是大众读物。”同时，易中天捎带着为苹果带货：“如果它销量很不错的话，那只能说它是苹果6，苹果6不是大众产品，它卖得也不便宜，但是它照样可以受欢迎。”
发行量不是也不可能是评价著作的标准，就像毒品，一旦放开，肯定销量暴增。
一切已经成为过往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朝历代，所以给前朝修史，目的既是为了“鉴往”，还在于“知来”，更在于“开新”。如果说当年的疑古派因被屡屡暴打后丧失自信而“疑古”，那么，易中天完全是在“污古自宫”，至多算得上一个轻佻的疑古派。与其他疑古派不同的是，誓将中华祖先的面目揭穿的易中天，对中华史没有一丝一毫的敬意，相当不屑，就像是大街上两个吹牛娃，完全是胡说八道，语言极为轻佻，下流语言张口就来。随手撷取易氏污言秽语三例：
(1)易中天把当今中国人分为三种：乌贼、疯狗与脑残!——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
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这何尝不是既“污古”又“蔑今”的易中天自画像!
(2)易中天大爆粗口，痛骂统治中国60年的乾隆，一件好事都没干过，就是个王八蛋。如此下流语言哪里像个学者，简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网络喷子。乾隆一朝，古代中华帝国的国力空前强盛：中国人口第一次达到创纪录的四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一半;中国本土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位居当时世界第一;拥有50多个朝贡国，20多个藩属国。
(3)2011年5月22日，易中天为出席《易中天文集》首发式的嘉宾茅于轼站台时，说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咒语——“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疫情期间，易中天力挺方方的路数如出一辙，因《站在方方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的文章标题太过荒唐，早已被删，识时务的易中天也矢口否认。只可惜网络有痕，逆行有迹。按照易中天的标准，谁不站在方方一边谁就不是人，十几亿反对方方谣诼者瞬间被易中天“变性”!如此脸谱化的谩骂，还出现在一个品三国视频中，他直斥《三国演义》是混蛋，要求莫读《三国演义》，表示读陈寿《三国志》的自己跟罗贯中《三国演义》汉贼不两立!
历史的确是静止枯燥的，但历史上的是非成败完全可以用生动美丽的方式再现出来。仍以王巍的《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为例，每章每节开篇都有诗一样的引子，比如第三章“分化加剧，古国初现”开篇诗句“夜空繁星 忽明忽暗”，这显然是“满天星斗”说的伏笔。第二章“跨湖桥下独木舟”一节前诗句“一叶扁舟 激起——八千年的沧浪”，让人想到东南沿海先民，驾着扁舟开拓海洋的波澜壮阔往事。每个遗址的展开都是一个故事，娓娓道来。比如“三星堆，神秘古蜀信仰”一节，先以李白《蜀道难》中的诗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引出文献对古蜀历史记载的模糊不清，幸亏有了考古上“石破天惊”的发现。对三星堆重要文物的分析也文采飞扬。最后指出三星堆还有很多待解之谜。考古实证与合理推论巧妙结合，扣人心弦，激发想象，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跃然纸上。这才是好读好看耐人寻味的历史书!
七、颠倒黑白的历史叙事
历史固然可以酿酒，上下8000年中华文明就是历史酿成的醇厚美酒。易中天恶意抹黑中华文明，诬名化中华史，硬是把厚重的历史沉淀酿成了毒酒。热衷于特立独行的易中天直言：“没有颠覆性观点的写作没意义。”且看易中天是如何创新性地“揭穿中华谬论史”，开始他那名为正本清源实则颠倒黑白的“颠覆性观点的写作”的。
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的历史吗?
《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自原始社会瓦解以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概括为“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的“一条指导性的线索”。而秉持凡是革命导师的经典必须进行颠覆性创造的易中天，在“总结阶级史”时认为：“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就是反文明。所以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一部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就是剥削本国人民和掠夺其他国家地区人民的历史，就是美西方大国“煽动‘恨’与‘斗’”的反文明历史。只要还存在国家，人类文明史就仍然是以阶级压迫、剥削和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之一的历史。在异常残酷的国际国内斗争中，要求“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无异于引颈就戮。
井田制是土地公有制吗?
易中天放言：“‘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义上‘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所谓“井田制”和“公社制”“都是土地公有制”，完全是信口开河。井田制的规制是：如同井字格方块田中的八方块私田，由八户农奴分种、分收;中间一块归农奴主所有的田块曰“公田”，由八户农奴共同“助耕”，而“不复税其私田”。此“公田”并非公有制之田，而是农奴主公侯们的私田。无论是农奴的私田，还是农奴主的“公田”，皆非公有制之田，与公社的公有制之田风马牛不相及。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社制比作奴隶制下的“井田制”，可谓用心歹毒。
“攻心联”是讽刺还是赞颂诸葛亮?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赵藩所撰写的著名对联，世称“攻心联”。上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作为著名的治世名联，“攻心联”要义在于“攻心”与“审势”。赵藩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智圣诸葛亮心悦诚服，本是赞颂诸葛亮的对联，却被易中天在《品三国》的开篇就“颠覆性”地新解为讽刺诸葛亮穷兵黩武。把这副挂在“名垂宇宙”下的对联解释为暗讽，要么是不识攻心联，此为蠢;要么有意曲解，此为坏;或者，是为稻粱谋的惯用伎俩，此为财。
中国没有商业文明基础吗?
在易中天看来，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力量之所以弱，原因在于三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没有商业文明基础。自古以来，中国重农但不抑商。炎帝时就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的记载。中国人素有极高的经商天分，何必言必称西方发达的“商业文明”，补什么“商业文明这一课”!以鸦片战争为例，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中国针锋相对毁毒禁毒。那么，英国为什么以举国之力为贩毒护航呢?盖因英国商人商商欠缺，在同中国商人的交易中讨不到便宜。为了弥补逆差，所以才以武力为后盾向中国贩毒。
西方列强是改造中国还是侵略中国?
膜拜西方文明的易中天，不惜为西方的血腥殖民历史洗白。在《帝国的终结》中，他极力美化西方侵华史，公然为侵略者涂脂抹粉。与hs派如出一辙，认为西方国家不远万里而来，“与其说是要‘灭亡’中国，不如说是要‘改造中国’”;“与其说是要‘亡我国家’，毋宁说是要‘亡我制度’”。
他颠倒黑白地认为西方列强发动鸦片战争只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推动中国的发展。
“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家伙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夺钱财和妇女(此类罪行多半顺手牵羊)，更不是颠覆政权，而是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比如传教)。事实上，1840年那场战争，在英国人那里就被称之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说得白一点，英国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战争，竟不过只是要和我们做生意”。
既然英殖民者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推销鸦片、“掠夺钱财和妇女”，而是为了“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那么，用“鸦片战争”去定义这场战场，是历史的误会。只要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稍有了解，断不会认为被易中天和侵略者称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的目的，“竟不过只是要和我们做生意”，至于偶尔存在的血腥屠杀，那是因为中国人的“不文明”抵抗和清政府未能“平等待人”;大量存在的“掠夺钱财和妇女”的罪行，“多半顺手牵羊”而已。按照易中天的逻辑，我们应该为当年“对英殖民者误会太深”的前辈向如今仍然散发着血腥味的殖民者后代鞠躬致歉!
是平等互利还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易中天深知，洗白殖民侵略，必先洗白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可是，明明白白的不平等条约，如何洗白呢?这难不住易中天，且看他从个别辞藻入手的洗白套路：“它们常常被说成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实并非条条都不平等。比如‘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目保佑身家全安’，就不能说是不平等。‘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也只是为了‘贸易通商无碍’，并无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之意。何况‘恩准’二字，也给足了大清面子。”
易中天以条约中列强“给足了大清面子”的几句“客套话”来否认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性，真是黔驴技穷。沿着易氏逻辑，任何不平等条约都能用放大镜找到“平等性”，例如，“就算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辛丑条约》，其中也不乏要求平等之处，比如要求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就是”。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视作平等待我的例证，看来他实在是再也找不到自欺欺人的借口了。事实是西方列强要求将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将一切涉外事务放在清政府最重要的位置。至于条约中明明白白的“丧权辱国的政治条款和经济条款，比如放弃关税自主权，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等。但这些条款，是英方的敲诈勒索，还是清方的主动奉送，也还两说”。
这使我们想起了列宁对儿戏般研究的揭露：“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
易中天“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的颠覆性观点是：“‘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
为了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功绩进而否定中国革命史，易中天将常识踩在脚下。“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的断言，若非无知，便是在故意搅浑水。
(1)作为封建主义统治基础的土地私有制、地主剥削和人身依附制，直到始皇帝后的2100年，依然如故。分封制和集权制，只是封建帝王统治国家的权力分配模式。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同属于封建社会。共产党人领导农民阶级进行的土地革命，才真正终结了封建主义。
(2)将“帝国主义”偷换成帝王制，进而得出帝王制早被孙中山推翻的结论，纯粹是胡搅蛮缠。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政府，并未撼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有无帝王，是否“帝制”，绝不是判定帝国主义的标准，如同存在帝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是帝国主义而不存在帝王的美国却是帝国主义一样。在易中天的文字游戏下，血泪斑斑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瞬间化为乌有。量中华之物力、结帝国主义列强之欢心、被“孙中山推翻”的晚清帝国，敢说自己是帝国主义国家吗?我们说的帝国主义，通常是指那些百年来欺辱中华民族、逼迫中国割地赔款的西方列强，而不是类似于实行帝制的清王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倒了盘踞在中国大地上的帝国主义势力，改写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历史。
(3)垄断和竞争，不过是资本家牟利的两种方式，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又会产生新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辩证法。著名学者程恩富在《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中，指出了新帝国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一般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的新阶段”，而且这种新垄断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垄断。况且，资本与权力的合谋，是权力寻租与资本增殖的双向选择。易中天口中“压根不存在”的官僚资本主义，早在19世纪60年代时，买办资本就与宫廷官僚上下其手，联合打造出中国版的官僚资本主义怪胎。新中国的成立，彻底铲除了包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内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土壤。
“《马论》”是“用‘贫富’划分阶级”的吗?
易中天指责“《马论》错在用‘贫富’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依靠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依靠创造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特权无门、竞争无能的，是‘无产阶级’”。
稍微懂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马论》”根本就没有“用‘贫富’划分阶级”，而主要依据谁占有生产资料、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以及是否剥削划分阶级。列宁有一个经典的阶级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是和平使者还是战争贩子?
在粉饰美国方面，易中天不吝笔墨：“这个制定了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个谈出来而不是打出来的国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典型。”
果真如易中天所言，美国是和平建国、谈出来的吗?
“耸立在累累白骨上的帝国大厦，从头到脚都散发着血腥味。在崛起的道路上，美国恰似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自1776年立国至今，这台战争机器从未熄火。根深蒂固的战争文化，使得武力已不再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项，而越来越成为第一选择。正因如此，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位和平总统。以自由女神名义进行自由杀戮，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强盗逻辑，以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美国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战争史”。犯有史上最大规模种族灭绝罪的美国，以战立，以战强，以战霸，也必将因嗜战而亡。无视历史事实，将战争贩子美颜为和平使者以售其奸，易式“中华史”果然不俗!
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是最大权利吗?
从黄帝时代，顺应农耕文明的要求，中国就有了早期土地人户登录制，结束了羲娲以来的漂泊游走生涯。安土重迁，安居乐业，作息有时，逐渐成为民族性格。土地和人口由国家统管，是中国社会秩序分明、长期稳定的重要条件。崇尚海盗文化、掠夺成性的民族，习惯于无偿夺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当然希望以“自由谋生、自由迁徙”为名义的自由掠夺，希望废除哪怕是起码的户籍管制。如果不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不自由地奔波于出卖劳动力的路上就没有生活来源的雇佣劳动者，有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又能如何?能逃脱被奴役的命运吗?显然不能。况且，包括谋生、迁徙等涉及到他人和社会的一切行为必须合规合法。既然如此，就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易中天所谓的最大权利——“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
谁是万恶之源?
对万恶之源，易中天如是归因：“文明、富裕、发展、科技进步，也绝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万恶之源。”
在对比谷爱凌和“铁链女”时，易中天再次重弹“贫穷和愚昧是万恶之源”的老调：“谷爱凌享有的，是富足与自由。铁链女面对的，是贫穷和愚昧。贫穷和愚昧，不可能塑造健全人格，只能造就人间惨剧。”
他还搬出马克思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中“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应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笔者注)之富足与《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共产党宣言》中并无这个词组——笔者注)之自由加以佐证。易中天一方面声色俱厉地斥责作为万恶之源的贫穷，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掩盖导致贫困的根源私有制，以表象冒充实质，纯粹是玩弄倒因为果的把戏!在私有制下，“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讳言产生贫困的原因，空洞地指责“贫穷和愚昧”，用歪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搅浑水，此乃易中天的学术日常。易中天在责难小花梅没有在“富足与自由”和“贫穷和愚昧”之间行使选择权时忘记了：这是选择权的问题吗?小花梅有得选吗?有人富足、有人贫困，有人自由、有人带枷，有人因独享优质教育资源而“有教养”、有人没有条件受教育而“愚昧”……诸如此类，是私有制的伴生物。
八、无视史实的率性取舍
作为一名低级历史搬运工，易中天在搬运、杂烩过程中无视史实，率性取舍，完全根据个人好恶书写《易中天中华史》。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只因为易中天极度厌恶农民起义，所以誓言：绝不写农民起义。他曾经恶狠狠地表示：“什么黄巢起义、黄巾起义，这些农民起义我一个字都不会写的”;“我坚决不会涉足农民起义的篇章，不论是英勇的黄巢起义，还是震撼的黄巾起义，它们虽波澜壮阔，但在我心中却无一席之地，我不会用笔墨去描绘这些历史的波澜。”
之所以如此口无遮拦地发毒誓，源于他对社会底层的鄙视。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情有独钟的易中天也许忘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正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在中国的历史长卷中，农民起义如璀璨星辰，熠熠生辉。从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清朝太平天国燃起的连天烽火，义军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抗争篇章。秦朝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统治，拉开了中国农民战争史序幕。西汉绿林军与赤眉军农民起义，成功推翻了新莽王朝，建立“更始政权”，客观上奠定了东汉开国的基础。东汉黄巾农民起义，加速了东汉王朝覆灭进程，奏响了三国鼎立史的序曲。隋朝瓦岗农民起义，加速了腐朽隋王朝的覆灭。唐朝黄巢农民起义波及半个大唐江山，“满城尽带黄金甲”，敲响了摇摇欲坠的唐王朝丧钟。宋朝方腊农民起义和梁山泊好汉聚义，打击了以贪官污吏为主体的统治阶级。元朝末年由农民组成的红巾军揭竿而起，推动了朱明王朝的建立。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亡明立政，建立“大顺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朝太平天国运动，立国长达14年之久，建有完整的政权体系，疆域覆盖18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薪火相继，均平旗帜号令天下，犹如历史的开山之斧，一斧斧敲击着封建王朝的枷锁，促进了王朝的更替，推动着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是“犯上作乱”“杀人越货”“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历次农民起义，在被解救的农民阶级看来却是锄强扶弱、重见天日的义举。农民起义对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动摇、瓦解腐朽王朝的统治，推动历史前进，以迫不得已的暴力手段强制统治者重温“民为邦本”的历史常识，重新分配土地，使生活境况得到有限度改善。农民阶级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正是在一次次农民起义中走向成熟。是否能够正确看待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区分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一个根本点。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毛泽东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易中天之所以对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选择无视，想必源于鸵鸟一样的奇葩逻辑：只要我易中天无视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就不复存在，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自然会被一笔勾销!
一方面对《资治通鉴》中的王侯将相治国之术随意毁谤，另一方面口口声声对农民起义避之不及，那么，什么样的历史能入易中天法眼呢?至于取舍，完全取决于个人爱好。因为喜欢清朝的帝国制度，所以对清帝国极尽美化之词：
“有清一代，……没有废杀皇帝，比如晋;没有藩镇割据，比如唐;……没有民不聊生，比如秦;没有种族歧视，比如元;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比如宋。”
果真如此吗?在慈禧的阴影下，光绪形同废帝如何解释?
“没有藩镇割据”，何来三藩之乱?清朝的历次农民起义难道不是因为民不聊生?通过若干不平等条约丢掉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难道不算“大面积的国土沦丧”?“王八蛋”乾隆的60年算什么?
“每一个史实，包括历史人物的每句话，我都在后面注明出处。也就是说，我保证我讲述的这段历史至少是有案可稽的。……我能保证，第一我是有案可稽的，不是我信口雌黄”。
如此信誓旦旦，恐怕易中天自己都窃笑。
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是历史学家立身之本，也是读者对历史作品的基本要求。真正的历史都被尘埃覆盖着，而且历史都是人叙述的历史，只要是人在叙述就可能失真，史学家所做的，就是不依一己好恶尽可能还原真实的历史。然而，看了《易中天中华史》及其系列书籍，你得到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考据，而是易中天个人的历史观，一种极端情绪的发泄。无知者无畏，
“只为爽一把”者无根，在《易中天中华史》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佐证。
九、偷梁换柱的学术剽窃
自称没有落过一节课且还到处巡回演讲谋利、“坐飞机的时间比坐在书桌前的时间还长”的易中天，是怎样炮制如此鸿篇巨制的?我们不妨从易中天自诩为最擅长的论宪政、品三国、中华史三个方面入手，剖析不学有术的易中天是如何进行学术剽窃或变相剽窃的。
是自己品美国宪政，还是将尹宣之品偷梁换柱为“易中天之品”?
《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以下简称《费城风云》)封面下方推介语是“著名学者易中天品读美国历史的首部著作”。可是，这部封面署名方式是“易中天 著”的书，完全套路了尹宣先生译注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以下简称《辩论》)一书——粗略估计，70%剽窃自《辩论》一书;其余30%，系易中天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叙述一番，姑且算通俗化改编。凡是剽窃自《辩论》的章句，皆考据严谨;凡是易中天通俗化改编的，则错漏百出。易中天，大盗欺天!“我为此书写了600多条注释，构成上、下两本书的格局;注释是此书的重要内容，占有相当篇幅，说明以示负责”。
2003年1月，《辩论》出版，一年后的2004年5月，快手易中天就根据这本书写完了《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当年8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初版。如此赤裸裸地剽窃颇有隐患，为防患于未然，不得不在不起眼的后记中附加说明：“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一书中的材料，但限于体例，恕不能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做一总注，即制宪代表的所有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
这段易于被忽视的说明，隐藏着易中天长期练就的狡黠的聪明：如果作者和读者发现不了，即可瞒天过海，算是易中天品美国制宪的独家成果;即使被作者和读者发现，可以拿“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一书中的材料，但限于体例，恕不能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做一总注”搪塞。易中天究竟限于什么样的“体例”，才“不能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做一总注”的呢?学术界有如此“总注”的吗?除了这段不起眼的说明，易中天既未跟尹宣谈及此事，也未在其他公开场合向公众提起尹宣。“没想到易中天先生是个快手，招呼也不打，捷足先登，就著起《美国宪法的诞生》来”。2007年，朋友把疑似赃物的《费城风云》交给尹宣，“花了两天，读完《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后忽然发现：“易中天先生的手法，是夹叙夹议。叙述部分，即基本内容，包括情节推进、人物评介，大体从一本书中提取：《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包括译文和注释。我越读越觉得书中的词句过于熟悉：我反复推敲而成的译文，字斟句酌写出的注释，星星点点化为易中天先生的‘著作’。”至于改编的部分，素来严谨的尹宣对信口开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笔法，非常不屑。继尹宣把易中天“如此‘著书’”的学术不端公之于《中华读书报》后，原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俞晓群也跟进了《品三国，也品美国制宪记录》一文。自知理亏的易中天一改“好斗的公鸡”的德行，均没有回复，最后不了了之。
是自己品三国，还是窃取他人之品、咀嚼偷来之菜?
2006年10月22日《百家讲坛》录播的易中天《品三国·得寸进尺》，基本出自张作耀所著《曹操传》，鉴于易中天好歹不经意间提及张作耀的名字，姑且算作搬运，不以剽窃待之。如果说《品三国·得寸进尺》映照的是易中天的搬运工角色，那么，基本内容全部出自《曹操传》却三缄其口、从不说明来源的《品三国·半途而废》，折射的就是易中天的学术剽窃勾当。
有心人发现，“2006年10月15日《百家讲坛》播出的易中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竟然全部是从张作耀书中抄来的”。只要稍加对比，就不难发现易中天《品三国·半途而废》与张作耀《曹操传》的雷同：
(1)有人提醒曹操关西长矛不好对付一节——雷同《曹操传》第190页;
(2)曹操北渡黄河，差点被困一节——雷同《曹操传》第191页;
(3)曹操与马超、韩遂再次相会一节——雷同《曹操传》第193-194页;
(4)曹操打败马超、韩遂一节——雷同《曹操传》第195页;
(5)“草船借箭”原型一节——雷同《曹操传》第201-202页;
(6)刘备称汉中王一节——雷同《曹操传》第234页。
没必要再一一列举了，整个《品三国·半途而废》，真正属于易中天的只有两处：一处是说曹操“狡猾狡猾的”，另一处是将“破马、韩”和“征孙权”都说成是“半途而废”，而《曹操传》只言“伐张鲁”是“半途而废”。易中天的创新，就是在《曹操传》中现成的史料之间缝补一两针，或者是在有些观点后面附会几句而已。
是专属研究成果，还是团队捉刀、自己独享其成?
以2007年为例，易中天累计出版的作品有《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品三国前传之汉代风云人物》《品三国——下》《成都方式》《帝国的终结》《易中天读史(全四册)》《从星空到心灵》等七套书。这是“学术超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们自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作品究竟是如何炮制的?易中天承认自己有三个支持团队：“我是有3个幕后团队，这不假，但他们不是所谓的创作团队。第一个是顾问团队，主要工作是审稿，包括拟定计划，构建36卷的结构，实际上是作为‘第一读者’发表看法;第二个团队是编辑团队，主要是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文字编辑每个人都要读稿，并把意见写出来，集中到一起，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决定意见中提到的部分要不要改动和删减，主要是保证书的质量;第三个团队是营销团队，跟我的写作毫无关系，虽然他们也很辛苦。”
他在接受中新网视频访谈时也承认有三个支持团队，又矢口否认代笔。针对会不会成为粗制滥造的“历史泡沫剧”的质疑，易中天一如既往地信誓旦旦：“我有3个幕后团队但写作是我自己完成。”易中天以一己之力用一个“五年计划”出炉36卷鸿篇巨制，高价雇佣的高端团队只是干一些边边角角、无关写作的工作，你信吗?
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易中天《品人录》的雍正部分，关于雍正生平事迹的史料及观点，大量出自冯尔康先生的《雍正传》;《朱明王朝》里说的“明朝专制”，照搬的是牟复礼的结论;2008年版文集《高高的树上》中一篇同题中篇小说，偷菜对象是杨曾宪的小说《“高兴学”兴衰记略》，把别人的故事换个表述重讲一遍，是易中天的拿手好戏……易中天狡黠的剽窃手法，是一打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限于篇幅，留待后品。
由上可见，易中天在他最为人熟知的论宪政、品三国、中华史三个方面其实都很外行，基本上是改头换面而来，拾人牙慧所得。概而言之，其剽窃手法有五：一曰改头换面、欺世盗名，二曰偷换主体、添油加醋，三曰东拼西凑、缝缝补补，四曰置换题目、“重新”表述，五曰团队捉刀、独享其成。明明是从别人那里偷菜所得的一锅大杂烩，了无新意，却假装是自己的创新，义正词严，大呼小叫。当然，我们也无意否定易中天的二道贩子工作，在东拼西凑、缝缝补补方面，易中天做得也算出色。这个快乐的老裁缝，这儿捡两块布头，那儿裁两剪刀，而后将这些材质用五彩缤纷的针线缝补起来，再配以华丽的包装袋，煞是好看。至于大家反对还是赞同，则无所谓，最好是反对者和赞成者吵得不可开交，如此，就鲜有人注意他那些来路不明的“预制快餐”究竟是拼接、捡拾抑或是偷来这个事实了。
十、定义信仰的西方基准
信仰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立世之本，“一个人没有信仰，就会变成无根浮萍、行走‘僵尸’;一个国家没有信仰，就会四分五裂、任人宰割;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受人欺凌”。为了对中华文明进行釜底抽薪式的破坏，易中天剑指中华民族的信仰。同其他所有领域一样，易中天照旧用西方尺度丈量中华民族的信仰，并试图对“缺乏信仰的中华民族”进行“长臂管辖”。什么是信仰?易中天的答案是：“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根据易中天的理解，三大宗教才是信仰，中国没有一神教文明，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故而得出“多种信仰即无信仰，什么都信等于什么都不信”的结论。易中天屡屡痛责中国没有依赖宗教而存在的信仰——“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问题的实质根本就不是有无信仰的问题，而是谁来定义信仰、以谁当信仰坐标基准的问题。
中华先民素有满满的信仰，正是根植心灵深处的信仰，支撑起上下8000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对中华文明的痴爱和笃信，在无形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这个宗教就是悠久的历史及其回声。只是中华民族没有类似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有神论国教，这难道不是优点!中国人不信上帝，不相信此岸世界受彼岸世界的造物主主宰，才有一系列讴歌、崇拜、信仰奋斗者的不同于宗教传说的传说。《易经》开显的天、地、人三才文化，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的生生哲学，远高于后世西方的创世神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的奋斗者之歌，幻化成中华史深处的天籁之音。随着一曲曲天籁之音出场的，是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钻木取火、愚公移山、吴刚伐桂等自强不息传说。这些传说，带有鲜明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建设者特色，而不是诸如“盗火者”、撒旦之类与海盗文化相匹配的劫掠者面目。建设者、奋斗者的角色定位，使中华先民形成了祖先崇拜以及对真善美矢志不渝的信仰追求。在中华文化里，宗族文化是一大特色。宗者，尊宗庙也。推而广之，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是牢不可破的民族共同体。这在世界民族中，是非常独特的文明现象。譬如，现在的欧洲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文化和血统传承脉络如何。可见，中华民族既是文化意义上的，又是血统意义的。中国人一看族谱，就可以大致定位自己的世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正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的延续。在革命文化语境里，共产主义信仰飞入寻常百姓家。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进程中，中国人掌握了分析包括宗教在内的“怪力乱神”的理论武器——唯物史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这是千年思想家马克思对宗教的基本判断。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只是信仰的早期和粗鄙形态，必须在超越宗教的意义上理解信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人，信仰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命运也随之迎来新的转机。当年，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万水千山只等闲”，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今天，让马克思主义占领信仰主阵地，才能筑牢中华民族的“信仰长城”。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知识分子深陷从制度否定、文化否定到信仰否定的三重陷阱中无法自拔，从此失去了平视西方的视角。没有了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信仰自信，自然会拿着金饭碗满世界讨饭吃。针对“终极创造者缺位”“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易中天开出的药方是：既然“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要走出惆怅困境，就必须张开双臂恭迎“普世价值”。
易中天煞费苦心，为的是寻找全人类一体遵守的共同价值：“从雅典到费城，西方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核心价值也一目了然。但，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吗?……回答是肯定的。”对“普世价值”心向往之的易中天赞颂道：“普世倾向也好，普世主义也罢，其实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种情怀。有此情怀并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
西方输出“普世价值”竟然是出于善意，出于让“普世价值”之光照耀全球的救世情怀!千方百计围堵中国、对中国极限施压的美西方，为什么单单与中国分享“普世价值”?!因为他们心知肚明，科技可以助力发展，民主用来制造混乱。易中天之意，不在乎有无信仰，在于腾笼换鸟，为西式信仰鸣锣开道，“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且看易中天的媚西逻辑：“航海让人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人懂得了独立，经商让人学会了平等。”照此逻辑，全世界人民都应该千恩万谢“让人懂得了独立”的殖民者。拥有8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氤氲了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文化当量，无须借西方“普世价值”诠释中华文化。如果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易中天兜售的“普世信仰”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型毒品“摇头丸”。
十一、素养缺失的“学术流量超男”
化成天下之君子，若冬涉川，虚怀若谷，其象温润如玉，其行如沐春风。反观每每以文化学者自诩的易中天，在日常生活中尖酸刻薄，每每表现出毫无文化素养的丑陋面目。一次参加婚礼庆典时，易中天因看不惯主办方安排，不满意自己的座次位置，扔下一句
“令人作呕”后，拂袖而去。无独有偶，有一次他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仪式，当场痛斥组织者“亵渎神圣”，并以退场表示抗议。众所周知，不同的活动主题有不同座次排列方式。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坐C位心不甘的学术喷子，根本不顾场合和基本的社交礼仪，只想哗众取宠，哪里有半点教养。在易中天看来不恰当的安排，也许有主办方自己的考虑，不可求全责备。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扫人之兴。这个文化素养如此缺失的“文化学者”，用给人添堵的方式吸睛，也算别出心裁。誓将添堵进行到底的“学术超男”，实在勇气可嘉，在武大的“半山庐”等题字，形同“半吊子”，稍微懂点书法的人只能一笑置之，宛若笑柄。
毒舌式语言、愤青式风格吸睛，扩容增流，也是“流量超男”的吸粉大法。“这年头不弱智都当不上领导”“放了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与《三国演义》汉贼不两立”之类的愤青语言，也是易中天吸粉的拿手好戏。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有女士问易中天，孩子不想学《弟子规》《三字经》怎么办?易中天当即表示：不学就对了，要给孩子读安徒生，绝不读《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书，那是毒药，是放了三聚氰胺的奶粉。
品味两本典籍，既有精华，也不乏糟粕，绝不可以偏概全。像愤青一样谩骂中华文化，把存在瑕疵但瑕不掩瑜的一些经典武断为“放了三聚氰胺的毒奶粉”，这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解构，才是文化传承中的“百草枯”。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是演义类作品的巅峰，堪称文学经典。誓将愤青风格进行到底的易中天，骂骂咧咧，说什么决不容《三国演义》为害人间，表示和《三国演义》汉贼不两立。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是中华青少年的经典励志口号。然而，易中天“旗帜鲜明地反对立志”“旗帜鲜明地反对望子成龙”，转而提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口号。试想，没有远大志向，青少年何以成人成己?胸无大志的青少年，即便再“真实、善良、健康、快乐”，将来也决然不会成为家国的栋梁之材。印第安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结果被西方强盗团灭。像猪羊一样的真实、健康、快乐有意义吗?望子成龙历来是长辈对晚辈的期许，可易中天沿用习以为常的泼妇骂街方式，开口“放屁”，闭口“犯贱”，泼污奋斗传统，戏谑鸿鹄之志，千方百计阉割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以华而不实的漂亮口号掩盖真实的太监文化货色。
易中天不承认自由的边界，常常标榜“言论自由在现代文明社会是高于一切的”，“是文明社会的底线”。然而，对自由思想的顶礼膜拜，常常使他陷入“自由国”的幻象，创制出易式“信天骂”。人大多不爱听说教，却好奇于骂街。试想，一个博古通今的学者在街头讲授深奥却略显枯燥的道理，想必听者寥寥;如果两个泼妇在街头对骂，可能围得水泄不通。深谙眼球理论的易中天明白，既然正常渠道吸引不到足够的流量，那就骂街。泼妇骂街风格，鼎助了“流量超男”一臂之力。“说人话”三字，即是易中天总结“品三国”成功原因时，用的春秋笔法式“天骂”。
把所有政治技巧统统解构为权谋和厚黑学，把崇高、忠诚、恻隐和彬彬有礼都归结为虚伪，也是易中天的吸睛大法之一。关于刘备携民渡江的典故，《三国志》原文如是记载：“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易中天将“以人为本”解读为“以人为资本”，“或者说本钱”。当是时，率领十几万百姓随从安全转移并非易事，若刘备真的只是为了捞取统治资本，出于安全考虑，绝对会甩掉这个包袱。将此事解读为虚伪的权谋，映照出“狐狸型学者”易中天的内心世界。他还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把《三国演义》说成是满篇阴谋诡计，一纸厚黑之学，并揣度所有读《三国演义》者，皆为阴谋诡计而来。虽然易中天常常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之类用词作备注，但这种姑妄不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应有方式吗?
当普通读者把他当成学富五车的严肃学者时，他提供的却是不靠谱的茶余饭后谈资;当专业学者视他为业余选手时，他又自称一家之言，高估自己的学术含量;当你举例说明他俯拾皆是的错谬时，他又辩称这是自己的写作自由。没有车载斗量的学识，偏偏练就了学术忽悠的辩才，这就是为流量而生的易中天。
十二、恨国公知的惯用伎俩
梳理易中天的蛊惑性话语，基本是沿用恨国公知的话语体系。诸如：“我不关心大国崛起，只关心小民尊严”“不要原子弹，要鸡蛋”“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等等，纯属典型的公知话语，与传销组织的忽悠剧本如出一辙。易中天借助恨国公知的成套剧本，驾轻就熟地交替运用历史虚无主义的三种表现手法：或者靠构陷抹黑手法重新解构民族英雄，推倒砸碎人们心中的历史丰碑;或者靠涂脂抹粉手法粉饰汉奸卖国贼等历史罪人，颠倒黑白;或者靠不偏不倚法貌似公允地得出“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好中有坏、坏中有好”的结论，跨界整合，混淆视听，模糊是非。
易中天和茅于轼、方方等一样，无不遵循着同样的精神演化路径：否定包括革命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否定土改、否定新中国建制;膜拜西方制度、历史文化和宗教。易中天的言行，很好地诠释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理。相同的路数，使“志同道合”的恨国公知自觉抱团：茅于轼给易中天站台，易中天点赞“可敬的茅先生”并不遗余力为方方站台，薛蛮子期待易中天的新作，易中天赞许韩寒，贺卫方与易中天惺惺相惜，真真蛇鼠一窝。对于茅于轼，易中天可谓“尊师重教”，茅于轼鼓吹汪精卫是救世主，“是真正的英雄”，讴歌汉奸们“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而“坚决不投降”的“有些英雄”根本“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于是乎，易中天马上按“茅先生”的标准将中华史“改写”成《易中天中华史》。当然，骂“大多数中国人不是人”的易中天与骂“中华民族是猪一样民族”的袁腾飞混得风生水起，央视“百家讲坛”同样功莫大焉!
在易中天看来，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天堂，是中国的接轨对象。在那本70%剽窃、30%属于改编、号称“易中天著”的赃物中，易中天夸张地说：“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事实上，是血腥屠戮造就了美国。易中天心心念念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那部美国宪法，为奴隶制站台，保护奴隶主的生杀予夺之权，规定各邦有将逃奴归还主人的法律责任。所谓“人人生而平等”，是基于财产权的平等，与财产达不到基准的殖民者无关，更与原居民和被视为工具的奴隶无关——直到后来，才达成了所谓的“五分之三原则”，即5个奴隶折算成3个自由人。美国精英公开宣布：“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易中天崇拜的那些美国“国父”们，都是极力维护奴隶制的奴隶主，甚至绞尽脑汁地将“奴隶”一词改为“person bound to service”(意为“对他人负有劳役责任的人员”)。美国历史上竟有12位总统是奴隶主，《独立宣言》起草人、所谓的“民主之父”、美国第三位总统杰斐逊，本人就是个大奴隶主，毕生蓄奴，死前仅释放了包括他与女奴情妇生育的7个私生子在内的8名奴隶。1890年以后南方各邦相继通过法律，为黑人的选举权设置了财产限制、教育水平限制等门槛。直到1964年，美国才逐步取消了选举权的宗教、财产、种族、性别等限制，使选举权由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转变为成年人普遍享有的权利。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黑人享有的这些权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际社会的人权倒逼。毛泽东把支持美国黑人反抗资本集团，争取基本人权，视作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两次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的抗暴运动，并把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定位为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从而极大地鼓舞了美国黑人，把运动推向一个有组织斗争的新阶段……组织起来的美国黑人怀揣《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城市与美国军警展开了殊死搏斗，终于赢得了和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最终结束了历时200多年的美国种族歧视制度”。
至于易中天赞颂美国不存在中央政府独裁，说明他对美国国情不甚了了。美国本是独立国家联盟，南北战争后才开始融合，二战以后，才算得上真正的联邦制国家。此乃美国不存在中央政府独裁、联邦政府权力很小的历史原因。美国的独裁，是资本寡头借助资本实现的独裁，资本寡头是美国的真正掌门人，看起来尊贵的总统，不过是职业经理人而已，如果资本寡头需要，即使总统也可立即禁言。英国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法定的贵族国家，英国女王的产生，既无实质民主可言，也不屑于程序民主可循，直接根据血统原则继承。
视美国为精神母国的易中天们，美其名曰“公知”，其实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倒买倒卖者。他们善于打着忧国忧民的旗号，干着丑化祖国、矮化我族、贬低自己历史文化的勾当。通过此等勾当，既递交了投名状，又通过制造“奶头乐”牟利，还顺手在赚钱过程中毒害青少年，同时还确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可谓一举数得。易中天认为不可侵犯的独立人格建立在一个重要前提下，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在劳动者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选择的社会里，哪里来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给出了实现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进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的必由之路，那就是：“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私有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公有制才是至善之善，这早已成为仁人志士的共识。唯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在《共产党宣言》中一言以蔽之：“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十三、荼毒少儿的“罂粟之花”
2017年初版、2019年再版的《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全6册(以下简称《经典故事》)，不过是摘取了《周易》《论语》《庄子》等典籍中的一些片段，用易中天调侃式语言风格胡乱诠释一遍而已，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与释读经典的上乘少儿读物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姑且算作地摊文学的水准。这还是其次，要害在于诠释经典过程中的流氓习气。如果说《易中天中华史》旨在颠覆成年人的“三观”，那么，《经典故事》则剑指未成年人的心灵。且看这些文化流氓是如何图文并茂地丑化中华文化，把精神荼毒工作从娃娃抓起的(以下皆引自《经典故事》)。
插画一——刘邦怀抱美人，色眯眯地自言自语：“朕除了泡妞泡吧不会别的，所以成为汉高祖。”
开创了大汉王朝的一代雄主汉高祖刘邦，被丑化成一个只会泡妞的好色之徒。如果孩子们通过如此《经典故事》去了解历史，断难对中华史和历史人物产生起码的敬畏感。
插画二——齐宣王一脸猥琐地问：“昨晚那妞的小曲是怎么唱的来着?”侍从回答：“晚上不喝酒，人生路白走。”
借大王之口鼓吹酒肉人生，今晚有酒今晚醉。一副令人作呕的中年油腻猥琐男形象，不忍直视。
插画三——本是孟子的内容，配图却是一袒胸露背男子端着酒杯，脚下一女子跪坐为其洗脚，醉意十足的男子对另一男子轻佻地说道：“老哥，喝完这杯，要不也泡个脚?那两个妹纸不错的。”
享受“妹纸”按摩的男子春风得意，同时招呼酒肉朋友一起泡脚，语言粗俗，举止下流，妥妥的按摩店风格。
插画四——一对男女调情，女的似乎没穿裤子。
赤裸裸的色情画风呼之欲出，是《金瓶梅》插图还是《经典故事》?肉麻不堪的插画，岂止是一个低俗了得。
插画五——介绍子贡时，插图竟然是一个说着脏话的日本人。
插画六——新婚之夜，女子仅穿一件红色肚兜，敏感部位若隐若现;男子赤裸上身，正伸出右手为新娘揭盖头。
新婚之夜的画面，如果确需出现在儿童读物中，场景一般是：新郎新娘身着结婚礼服坐在床沿，新郎轻揭红盖头，新娘羞涩地低着头，含情脉脉。前者传递出来的是一种低俗色情，后者含蓄表达出传承千年的婚庆文化。
太多不忍直视的插画，此不一一罗列。韵味十足的中华经典故事，到了易中天笔下，瞬间变得污秽不堪，满纸色情内容，鲜有奋斗足迹;充耳靡靡之音，从无绕梁天籁;不提帝王之才，乐道恶俗之事;没有古风雅韵，似是春宫画作——这就是易中天的《经典故事》。大量颇具视觉冲击力的插画，瞬间打消了你对历史的敬畏和帝王治国平天下的想象：因为泡妞泡吧，刘邦泡成了汉高祖;因为猥琐男形象，齐宣王才成其为王;文人风骨秒变风花雪月;书中人物的眼神要么邪恶，要么坏笑……这不是讲故事，而是教人分泌荷尔蒙。易中天的低俗吸睛荤段子，配上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杰出艺术家”胡永凯的流氓画风，一唱一和间，中华经典生生被这对黄金搭档糟蹋成糟粕，完成了恶搞历史、丑化历史人物的使命，误导了孩子们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正确认识。《经典故事》语言之低俗，配图尺度之大，图中人物行为之轻佻放荡，与引爆网络的人教版曹文轩小学教材不雅配图和文字，在伯仲之间。因为小学教材“毒插画”事件，被家长们网络检举出了堆积如山的“涉黄”中小学儿童读物，其中便有易中天《经典故事》。所幸，在“救救孩子”的历史强音中，《经典故事》系列因插画和对话低俗，被下架处理。“愿天下有钱人终成眷属”而非“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斯文扫地的拜金男易中天的警句。文化人可以赚钱，但必须赚良心钱。易中天不仅要赚钱，还要放毒——也许，只有放毒才能吸睛，进而赚到更多的银两。
社会对儿童启蒙类读物，其实有很高的要求。轻浮下流的画风，真的适合给孩子看吗?与其说《经典故事》是粗俗不堪的课外读物，毋宁说是毁灭下一代的课外
“毒”物。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孩子接受到太多“泡妞”“撩妹”“喝酒”“妹纸”的信息，会误以为泡妞喝酒玩乐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荤段子就是正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读好书，孩子阅读口味才能变好。孩子喜欢的幽默，不应该是成年人的荤段子，而是对与生俱来的无限想象力的激发。只有真正懂孩子的人，才能做出孩子需要的书，除非居心不良。
这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少儿课外图书，满屏是对历史人物的侮辱性戏谑，色情度爆棚，神似通过非法渠道盗版的地摊色情读物。如果不是封面著者以及版权页标注，谁敢相信这竟是中小学生的正规
“毒教辅”!这部本应承载着教化青少年、传承中华文化责任的《经典故事》，从作者撰稿、画家配图、编辑审核、排版校对到责任编辑初审、总编终审，中间几编几校，就这样畅通无阻地将一束束“罂粟花”传递到青少年手中。然而，其毒性赛过毒品的《经典故事》，硬是“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出版发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套被利益攸关者吹捧为“国民级历史文化读本”，这棵金玉其外藏毒其中——在封底醒目地注明“最好的图书叫经典，这本图书里面有着中华文化的无尽宝藏”内里却是“罂粟”的毒株，这套名为《经典故事》实则亵渎经典的文化垃圾，这捆少儿不宜的黄色出版物，一片叫卖声中竟然能加印10余次，突破上千万册的天量。这种情况，折射出当今文化市场的乖戾乱象。
十四、登峰造极的流氓史学
最后，我们品读易中天作为流氓史学滥觞的历史观——流氓创造历史的流氓史观。
《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中关于“人之初，性本性”的低俗低劣的性学弯弯绕，只是流氓史学史前史。在许多场合，易中天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流氓断代史：由秦及清的历史，是由流氓导演并主演的(清以后的历史，想必也是“流氓导演并主演”，只是不便说而已)。楚汉之争中之所以刘胜项败，易中天如是归因：“项羽最后还是打败了。他败在了刘邦手里。项羽怎么会败给刘邦呢?因为项羽是英雄而刘邦是无赖，项羽是贵族而刘邦是流氓。”刘邦之所以能够成为汉高祖，绝不是因为什么莫须有的雄才大略，完全是因为他“除了泡妞泡吧不会别的”。
易中天从先入为主的“讲礼义廉耻的贵族项羽，终于败给了不要脸的流氓刘邦”想象中，得出流氓创造历史的流氓史观。对流氓创造历史的流氓史观，易中天一言以蔽之：“史上所有改朝换代，都是由流氓导演并主演。秦以后，清以前，改朝换代的历史活剧，便可以说是由流氓来导演并主演的。这里说的流氓，当然既包括军阀化的流氓，也包括流氓化的军阀。流氓不事生产，无财产观念，这就有了夺取天下的动机;不怕死，不要脸，不吝财，就有了夺取天下的心理能力。一旦天下大乱，有了社会条件;握有兵权，有了物质条件，他们就不难做出‘翻天覆地’的事业来。”
在一双美的明眸里，历史时时有美，世界到处皆美;而在流氓眼里，历史无时不流氓，世界处处皆流氓。且看易中天品读出的“流氓三国”：
“魏武帝曹操，史书上说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说不定原本就是一个流氓，或准流氓。所以魏的开国皇帝曹丕填起履历表来，虽然也算‘高干子弟’，其实血统中是很有些流氓因子的。……魏的两个对头——蜀与吴，其创始人也是流氓。刘备原本是个卖草鞋的，因为‘好交结豪侠，年少(即小流氓们——易中天注)争附之’。他终于得到‘中山大贾’的资助，这才开始了他的政治投机事业。吴的孙坚则是流氓团伙头子，专一收罗‘好事少年’，‘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有这些人随军征伐，孙坚才得以由下级军官一跃而为诸侯。正因为魏、蜀、吴三国的‘老爷子’都是这种角色，这一历史时期才端的是‘好戏连台’。”
自秦帝国扫六合，一天下，至清朝覆灭，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历史车轮似又仿佛在循环往复中轮回，旧王朝因统治者的荒淫与懈怠而渐露颓势，终于被新王朝取代。开启新政的胜利者，或多或少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历经辉煌的扩张与兴盛之后，复又重蹈覆辙。这些新晋的统治者，虽然来自社会底层，却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为人民史观反复提供铁一样的注脚。历史上众多王朝的兴衰变迁，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底层的呐喊与“奋起挥黄钺”。因为草根出身，易中天将他们视为流氓，进而将历史的演变归结为流氓无赖的冲冠一怒。其实，王朝更替背后，隐藏着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动因。论出身，刘邦的确不及项羽，但出身贵族的项羽放任“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一把火烧掉了民心;反观刘邦，入秦之后约法三章，秋毫无犯，礼贤下士。在谈及“高祖为人”时，《史记·高祖本纪》确有“好酒及色”的说法——此乃刘邦的瑕疵，绝非刘邦的主流，更不是全部。市井出身的刘邦，之所以能在楚汉之争中胜出，亡秦灭楚，复归一统，建立汉朝，成为大汉开国皇帝和汉文化的继往开来者，绝不是依靠所谓的“泡妞泡吧”。之所以顺势而逆取，盖因他胸怀大志，知人善任，与人同利。荣登大宝后，刘邦曾和群臣讨论自己和项羽得失天下的原因。史载：“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借口刘邦的市井出身和早期的失范行为污名化刘邦为流氓者，并据此得出流氓创造历史的流氓史观，才是十足的流氓!
史官记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字斟句酌。
“史官记录历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是以史为镜。史官需要记录、评述皇帝的作为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一种二流子、流氓的笔法，把读者带入一个二流子和流氓的内心世界”!在易中天的流氓史观视野下，波澜壮阔的中华史的严肃性和玄奥性被消解得一干二净，中华文化的底蕴和价值荡然无存。易氏流氓史观，说轻了，是在娱乐化历史;言重了，是在恶搞历史，以递交投名状!
“8000年前，人文始祖‘三皇’横空出世，点亮了曾经混沌未开的星空，奏响文明序曲”。文明万载，其命维新。和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如同神明一样的历史信念，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品读历史其实是品读自己的内心，求得与历史创造者跨越时空隧道的千年牵手。正史，必先正心诚意。对历史毫无敬意的易中天，只是学者明星化的怪胎。从初上百家讲坛时的受宠若惊、战战兢兢却故作轻松和幽默状，到居高临下地指点学术江山，步入40年前河殇派走过的老路，直至堕落为美西方的乏走狗。
品读易中天其人，一个流里流气的文化流氓形象跃然纸上;其学，所谓流氓创造历史的流氓史观在虚无历史方面可谓做到了极致。经过易中天流氓史观阉割后的中华文明，面目全非，丑陋不堪。先把历史搅乱，而后售其奸，易中天的把戏，可谓歹毒。这个钟情野史小品、荤腥段子的史界赵本山，没有基本的历史修为，不见应有的人文关怀，作品充斥着荒诞不经的性幻想和恶作剧，从红极一时的文化学者到作品被下架，遭遇封杀，是预料中事，只是正义姗姗来迟了些。
一家之言绝不是信口开河的挡箭牌，学人为学，哗众取宠易，流芳百世难。历史巨浪连天涌，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必是文化瑰宝，而非易氏八卦噱头。
娱乐化历史，沙化古老而常新的中华史大厦，我们的后代将无法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坚实的历史感。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古为镜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然而，易中天兜售的镜子，却是一面歪曲中华文明和人文始祖的哈哈镜。易中天基于流氓史观或剽窃或改编或信口开河的历史，是添加了百草枯的毒鸡汤。没有高贵的灵魂，必然有卑鄙的思想相匹配。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用恩格斯的这段话送给易中天，再合适不过!最后，用得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研究员对易中天其人其学的精准概括：空空洞洞、无史，低俗贫说、乏味，信口开河、贫嘴。
再补充一句：流氓史观、缺德!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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