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毛泽东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毛泽东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蒋建农

摘要：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华民族求独立和亿万工农大众求解放之必须，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他的相关回忆和论述，既是研究中共创建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也是对中共创建的时代背景、阶级基础、具体过程和历史意义的最权威最准确的阐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和梳理毛泽东关于党的创建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这既是对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精辟概括，也是对他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历史地位的客观表述。从现有资料来看，毛泽东本人最早论及党的创建和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过程，是1936年夏秋在陕北保安与斯诺的谈话;最正式的相关回忆是1945年4月21日他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的理论论述，则散见于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中国革命及其问题的相关论著。此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问题，也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会见外宾等外事活动中经常被问及的问题。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梳理和研究毛泽东在多种场合从多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代背景、阶级基础、具体过程及其深远历史意义的阐述，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胜决心意义重大。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代背景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起来一次，被打下去，再起来一次，又被打下去，这样的历史差不多有八十年”。他还指出，“在这几十年的斗争中都还没有共产党，这些斗争是由别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因为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彻底的革命纲领，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者毫不动摇地始终如一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他们那时还没有革命的社会科学、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我们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人，看清楚社会前途的人，我们比他们进步，我们要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毛泽东后来在其论著中还从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缺乏先进思想指导和自身软弱性等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民主派主导的历次反抗均归于失败的社会历史根源。他认为，一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共党史的开端。延安整风时期，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干部、阶级条件都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奠定的。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其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毛泽东认为，其一，在辛亥革命之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已经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经济，“五四运动之成为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他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其二，“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其三，“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他认为，五四运动起初“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在其后期，“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其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酝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因此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一心想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的中国人民，正是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痛苦之中，在“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疑惑之中，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当年就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认识到：“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因而表示“我极赞成”。后来，他又对此历史过程进行了精辟的总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阶级基础

毛泽东从不否认、反而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同时，他还认为，“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十分注重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和领导者问题的研究，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将此过程精确地概括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针对外界对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的责难和对其产生的必然性的质疑，毛泽东在1936年7月23日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Snow)谈话时曾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和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仅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毛泽东对斯诺坦言，假如有许多国家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才有可能，“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提供什么方式，这是一个尚未解决，不能提前解决的问题”，“这个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时隔三年，毛泽东第二次会见斯诺时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虽然当时中国现代产业工人只有250万～300万，但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有1200万，还有广大的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并且中国的产业工人分布集中，主要分布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组织，有利于对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发动，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发挥战斗的作用与威力。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他指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相对于共产国际派人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更看重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毛泽东认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华民族求独立和亿万工农大众求解放之必须。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坦陈：“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有想到要搞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

关于毛泽东本人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民主主义者再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过程，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记录中有详细记载，这里着重摘述他参加党的一大前后的情况。其一，“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里，虽然毛泽东把出发参会的时间记错了，但他明确是“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一大就是“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有助于厘清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大成立的还是一大之前已经成立了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时，也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其二，“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这就是说，毛泽东作为当事人认定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没有参会，但他们是中共一大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其三，他在1936年就把一大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其四，出席会议的“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众所周知，学术界关于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数有13人和12人的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包惠僧究竟算不算正式代表，毛泽东的回忆既强调“总共是12个人”，但又把包惠僧明确在“其他出席会议的人”之列，这给我们留下研究的悬念。此外，毛泽东还向斯诺介绍了一大前后各省党组织和中央机构的一些情况，他指出，“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这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分布，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毛泽东关于一大召开过程的另一次系统回忆，是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这是毛泽东关于党的一大最权威的一次回忆，除去尚不清楚陈潭秋已经在新疆牺牲的一个细节外，其他信息都是准确无误的。这包括：党的一大是七月间开的，“七一”是党的周年纪念日;会议分为上海和嘉兴南湖船上两个阶段;再次明确出席大会的是“12个代表”(后来他在《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一文中再次明确“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前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却已经成了这样的大政党”);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其原因是他在广东任教育厅厅长(实际是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等。毛泽东这段对一大的回忆，引起学术界争议的是“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这句话。有人把“这次大会”理解为一大，并作为湖南没有党的早期组织，毛泽东是在一大期间才入党的证据。事实上毛泽东的这段回忆是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的，他所说的“这次大会”是指七大。他特别强调，“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他本人是小组时期的党员，没有介绍人，自己搞的。可资佐证的是1956年毛泽东亲自填写的八大代表出席证，在入党时间一栏中，清晰明确地写道“1920年”。此外，1936年秋在保安，他曾对斯诺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次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这两则材料说明，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这段话，恰好证明湖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存在的。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意义

庄子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常被毛泽东用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意义，这可谓是最精准的比喻了。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再次对庄子的这句话进行阐释。他说他经常和一些同志讲这句话，所谓“‘作始’就是开头的时候，‘简’就是很少，是简略的，‘将毕’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作为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七大召开之际就一再感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不得了，翻天覆地!”他后来指出，“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我们“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他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正视党在成立之初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在回忆参加一大的情形时说道：“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他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941年5月19日，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他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视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历史有切身的体会。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因而“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另一方面，他把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比较，指出，“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因此，他始终倡导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所谓“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毛泽东坚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在她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希望。他从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他在七大上，深刻总结中国革命两次成功与两次失败以及领导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放眼未来，不容置疑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毕生矢志于带领中国人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水平，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刚经历了严重挫折的1962年，仍然坚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奋斗历程，深刻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进入新时代，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总揽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和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进一步精辟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作者简介：蒋建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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