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张闻天与毛泽东

导读：

长征前博古张闻天分歧严重

毛泽东失势连走麦城

毛泽东张闻天相识相知在瑞金

长征途中的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了一起

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

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史称长征。第五次反“围剿”迭次失利，红军几乎濒于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形成鲜明对照。湘江之战，红军虽然突破封锁线，却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革命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清醒地意识到红军之所以遭受如此灭顶之灾，就是因为把毛泽东排挤在军事指挥权之外。张闻天与毛泽东等在茫茫的长征途中深谋远虑，一步步地改变战略方向，以拨正革命的航向。

洛甫博古的意见分歧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王明于1931年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下旬到达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鉴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提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张闻天与博古早在留学苏联时就已经相识，且因政治观点的一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同框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与博古不同的是，张闻天在国内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文学家。留苏之前，又先后自学和留学于日本和美国，已经读过很多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因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同学们所钦佩，也是校方重视的突出人物。

1927年9月，张闻天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次年9月，又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红色教授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学府，同时被选送来深造的还有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等，他们四人被中山大学学生戏称为“四大教授”。因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他得以阅读到从中国秘密送来的中共文件，阅读到中国报纸。他写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文，他的学年论文《哲学战线的当前分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任务》得到学院师生的好评。

1931年1月，张闻天回国参加国内斗争。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沈泽民被派往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他继之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这一时期所推行的“左”倾错误，他自有责任所在。但是，对于显而易见的“左”倾危害，他决不会视而不见。他在批评“关门主义”时指出，不能“笼统的一百0一次的背诵‘右倾是主要危险’，但是不要忘记‘左倾’这一套党八股”。

1933年1月，由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张闻天、博古先后由上海撤离到中央苏区瑞金。1月底，博古召集在瑞金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和苏区中央局成员开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为书记、总负责人，博古、张闻天、陈云为常委，张闻天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他还分管政府工作，对一些脱离苏区实际的“左”的做法，他只要发现就大胆地提出修正意见。如在经济建设中，提出“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好处”。对于守法资本家，要以“和平的”“妥协的”办法，“甚至给他们以特别的权利，使他们发展他们的企业，扩大他们的生产”。他还就民主作风和党政、党群关系，阐述了十分精确的意见。这些意见自不能为博古所接受，他们之间开始出现了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以及如何处理福建事变问题上。

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红军可以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停战协定。博古的理解是“三条件”只针对士兵及下级军官，而不针对上级军官。张闻天与之恰恰相反，他说：“三个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仅只适用于下层，“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他们之间为此进行了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博古的这种态度，致使“共同抗日三条”件没有取得相应的积极效果。

11月，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放弃对红军进攻、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时值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且推进到中央苏区的腹地。福建事变酝酿时，蔡、陈、蒋等派人与中共联系，双方谈判了将近一个月，达成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闻天是谈判、签约的领导人之一。博古却死守“左”倾教条的本本不放，把这称之为“儿戏”，根本不予配合。红军如利用福建事变，联合第十九路军，一定会在包围圈的东线撕开一个缺口，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正如遵义会议所指出：

然而当时××同志（即博古——笔者注）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

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张闻天和毛泽东持相同意见，不赞成博古、李德的堡垒推进战术，而被视为异己。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一次会议上，严正批评这种拼消耗的打法。博古非但不接受批评，反而指责张闻天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这可是顶不小的帽子。当年的普列汉诺夫是反对起义，而广昌战役是盲目的死打硬拼。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博古却硬扯在一起。这种生拉硬拽、混淆概念的做法，令张闻天十分生气。

博古不懂军事，中央苏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令出一人，那就是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张闻天早就不满意博古捧着鼓给别人打，以及挟洋人以自重的做法。他们常常在会议上争论得面红耳赤。说到激动处，张闻天愤愤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主意。”他们闹得很僵，李德让博古前来与张闻天交谈，并特意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张闻天没有理睬，而博古已欲以组织手段，进一步排挤张闻天了。

毛泽东失势连走麦城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全党。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形成的决议指出：“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指的就是毛泽东。中央代表团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军事领导职务无形中取消。

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保留了中革军委委员，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称呼由此开始。宁都起义后，临时中央政治局指示红军攻打江西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苏区中央局的大多数成员主张攻打赣州，唯有毛泽东反对。

毛泽东的理由是，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3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3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武器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他的意见没被采纳。结果是攻城33天，伤亡达3000多人，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遇害，部队不得不撤围。

1932年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和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不久，毛泽东恢复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乐安、宜黄战役取得了胜利，可在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时，苏区中央局与毛泽东等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等根据战事的实际情况，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的计划，向国民党军集结的吉安、抚州推进，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当进抵近郊时，发现敌兵已有3个师留守，且又有援军跟进，而地形又不利于我。他们当机立断地改变作战计划，将主力部队退至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以等待战机。

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认为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一再催促他们继续北上，威胁南昌。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政治局，认为“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当敌情发生有利于我的情况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去作战”。毛泽东、朱德根据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发出了红一方面军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近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有把握地在这一带粉碎第四次“围剿”。

这一训令又遭到苏区中央局的批评。10月6日，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他们的争论作出了裁判，致电苏区中央局，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不指名的坚决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

随后，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进攻路线的方针，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和指责。毛泽东坚持原有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苏区中央局则批评说，“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

宁都会议批评的重点是毛泽东，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敌人薄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苏区中央局同志提出让毛泽东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不赞成对毛泽东的上纲上线的批评，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提出了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可是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不赞成周恩来的意见。

会后，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毛泽东被撤销军事领导职务。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毛泽东连走麦城。他对前来道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张毛相识相知在瑞金

毛泽东长张闻天7岁，他们在1920年年初就应该相互知道对方了，因为他们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他们入会的消息及行踪都曾经在《少年中国》上发布和披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时有文章在报刊发表，张注重文学，毛注重时论，把读书读报视为生活之必需的他们，显然早就在报刊上认识了，只是尚未谋面而已。

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带回的是城市中心的革命经验，对毛泽东的农村革命的经验，一时还难以认同。1932年10月6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会，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讨论中央苏区问题，张闻天在会上同意博古的意见，“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并提出“泽东可调后方做苏维埃工作。”这个意见同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安置不谋而合。

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中央苏区瑞金后，他们才得以会面、相识。张闻天是分管政府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与毛泽东自然产生了工作的关系，张闻天十分欣赏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他们之间有了接触，有了了解，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都取得了共识。诸如“共同抗日三条件”、同第十九路军的合作、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而这些又都与博古、李德产生了重大分歧。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乍看张闻天升职了，其实是博古酝酿已久的“具体步骤”。张闻天说:

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张闻天把他的办公地点和住处，即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地方也紧挨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接近了，心与心也贴得更近，发现双方都有思想认识上的契合点和共同点。博古和张闻天的分歧与矛盾，促使张闻天从“左”的宗派中分离出来，从而实现了与毛泽东的合作。

张闻天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周刊《斗争》上分六期连载毛泽东的两篇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岗乡的苏维埃工作》《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他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召集几个区的负责人开调查会，共同商讨区对乡的领导工作。1934年4月，张闻天、毛泽东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标志着两人合作的开始。

广昌战役的发起和失败，是张闻天与博古、李德冲突的爆发点。战役发起前，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批评过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反对与强大的敌人死打硬拼。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失去了屏障，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并且成立了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全面领导战略转移的一切工作。

为了剥夺张闻天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博古特意派张闻天到闽赣省巡视，而这种巡视在此时全无必要，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刚刚完成对那里的长时间的巡视。他服从了这个决定，于7月上旬即赴闽赣巡视，直至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他发现他的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已被边缘化，所有决策概由最高“三人团”发出，他明显感到“已经处在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再到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一直长期被晾在一旁，备受冷落。毛泽东从于都回到瑞金已经是10月初，“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红军就要离开中央苏区远征了。在这前程未卜的大征程前，张闻天与毛泽东作了好几次交谈。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晚年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亲口对我说，闻天同志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毛主席还告诉我，闻天同志对他的病十分关切，还用手抚摸他的痛处，对他表示亲切的慰问。

1934年6月24日，张闻天在《斗争》发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文章毫不含糊地提出同“‘极左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极端必要”；批评党内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左倾总要比右倾好”，希望全党同志“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这表明他已基本挣脱“左”的桎梏，与毛泽东的思想路线臻于一致。

通道猴场会议的决策

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三人是被分散到各军团中。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而由他们把持一切（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记得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三人中，毛病王伤，坐的是担架，张多是骑马，偶尔也坐担架。他们一路行军，一起宿营，行住都在一起。最高“三人团”忙于战略转移，无暇顾及他们。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幽默地专写一章《担架上的阴谋》，其中写道：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洛甫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当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几十万大军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毛泽东提议趁两大敌军主力尚未聚拢，寻机歼灭敌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最高“三人团”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这些建议并没有被最高“三人团”采纳，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遭遇了敌人凶猛的阻击。湘江之战，红军伤亡惨重，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军失去了原先设定的到达湘西的先机，一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在红军翻越老山界后，由私下议论改为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赣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讨论。”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有情报反映，蒋介石已识破红军将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遂在前方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形成了一个大口袋。博古、李德明知前路险恶，仍然坚持原定目标不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张闻天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去找毛泽东，商量避免危局的对策。

1934年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城。次日，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在会上还是坚持原定的方针，这无疑是自投罗网，将3万余红军往虎口里送。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反对，建议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张闻天坚决支持这个建议，强调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自己的行动和方针。当天傍晚，中革军委发布进军贵州的命令。

红军主力西进，15日攻占贵州黎平。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经过讨论，否定了李德、博古的战略方针，决定“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还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

李德、博古对黎平会议的决定不服，仍然固执己见，不愿放弃他们错误主张。张闻天感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改变军事领导已是刻不容缓。他在随军行进至黄平时，与王稼祥交换了意见，时在12月下旬。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回忆说：

那时张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幅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与会者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肯定和坚持黎平会议的决定。同时规定：红军作战方针、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这样被取消了。

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等一步步地拨正航向，从而为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做了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

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像这样重要的会议，按照惯例是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后方可召开。可是，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来瑞金时，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是上海中央局，随着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的先后被捕叛变，地下电台也被敌所破获，这种电波联系在红军长征前就已经中断。正是因为中断了联系，中国共产党才有独立自主地为自己的命运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虽然作了一些检讨，但却一味强调客观上的困难，而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又称“反报告”。当时中央书记（同时称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张闻天的地位和周恩来相等，可见他的“反报告”的分量之重。耿飚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政治局常委。他在当时中央的这个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反对错误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

在张闻天的“反报告”后，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先后发言。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张闻天曾经这样评价遵义会议：

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张闻天起草的这个决议批评李德、博古“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对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毛泽东为代表的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思想。这个决议在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张闻天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又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2月底，红军二进遵义城。张闻天从战争的实践中更加相信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鉴于博古缺乏民主作风，对军事指挥的独断独行，遵义会议后“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一改博古的旧习，凡是军事行动都要召开会议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决定军事行动。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苟坝召开。在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军事行动时，面对滇军、黔军的会合，以及川军和中央军的侧击，毛泽东不赞成以卵击石，硬碰硬。尽管毛泽东费尽口舌，仍然没有说服与会的大多数。毛泽东着急了，会议结束后，先是说服了周恩来，接着又说服了更多的人，终于停止了行动，避免了军事上的损失。

张闻天通过这件事看出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高明之处，而自己在军事上又是外行。他十分清楚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如果以会议表决实施军事行动，那往往会贻误战机。兵贵神速，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队。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张闻天把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从瑞金出发以来，张闻天心悦诚服毛泽东，正是由于他的理解和力挺，毛泽东才进入了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从而全面恢复了军事指挥权。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