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武：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四步法”

原编者按：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日。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不断深化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是摆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胜任领导工作，需要掌握的本领是很多的，其中“最根本的本领是理论素养”。学习马克思主义既要有态度，又要有方法。只有态度端正了，方法得当了，学习才能取得实效。学好用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今天刊发的这篇文章，概括和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四步法——读书、消化、吸收、运用，相信会对读者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有所启发。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对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四步走，即读书、消化、精通、运用四个依次渐进的步骤，给世人提供了宝贵经验。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

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环节。

毛泽东提倡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遍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多次向党员干部倡议，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要经常读、重点读”。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他在全党范围内倡导和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号召全党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

有些党员干部不读书、不学理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所谓理由。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有的人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毛泽东认为，这是“把时间浪费掉”了。

又如，有的人把不读书归因为“没有工夫”。毛泽东认为，这不能成为不学习理论、躲懒的根据，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挤”时间读书的办法。他指出，在忙的中间，要“挤”时间读书，用“挤”来对付忙。工作忙，那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时间。而“挤”出时间读书学习，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可以使一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毛泽东不仅倡导广大党员干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己更是带头垂范。仅以《共产党宣言》为例，早在1939年底，毛泽东就已经读了“不下一百遍”。他说：“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一直不断学习研读《共产党宣言》，直到去世，在他卧室的床边还摆放着包括英文版在内的至少三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读了要消化”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于通过阅读来了解一些基本知识，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消化和吸收。

所以，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如果读了不消化、囫囵吞枣，只是记住了其中个别语句，并把它“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那不能算是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甚至还会贻害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怎样才能“消化”呢？

1945年5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向全党推荐《共产党宣言》等5本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曾说道：“我们可以把这5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

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读书比作吃饭，放在干粮袋里的书，就是精神食粮。要把读书视同吃饭一样，成为日常之必需，而且每次读书要细嚼慢咽，助推消化，如果咂摸出味道来了，也就是开始消化的征兆。简而言之，要消化所读之书，没什么捷径可言，唯有勤于思考、不断咀嚼一途。

为了避免读了书而“消化不良”，同时也考虑到广大党员干部忙于各类工作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当然，挑选什么书读，要“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也就是说，读书不只看读了多少，更要看消化吸收了多少，读的书再多，不去消化或者消化不了，也是无益。

“要能够精通它”

毛泽东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能够精通它”。所谓精通，就是透彻理解和熟练掌握。

在毛泽东看来，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表现，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仅要透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也要学习并掌握他们观察、分析、解决各种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为此，毛泽东特别重视两点：

一是不自满，坚持学习到底的精神。

毛泽东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学好，必须从不自满开始；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需要再学习了，这样的自满情绪是我们学习的最大顽敌。因此，学习一定要学到底，这里的“底”是彻底的底，就是要透彻理解，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知其一又知其二。

二是不畏难，看不懂就要“钻”。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的庞大的科学理论体系，任何人不可能一开始一下子就都看得懂、弄得通。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看不懂怎么办呢？就是“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

毛泽东借用古人把读书比作“攻书”的例子具体阐释说：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这个“攻”字有大道理，就是一句一句地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固然很难，如果我们不遗余力地去攻它，一定是攻无不克的。这样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看得懂、弄得通。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研读、消化、精通，最终是为了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所谓应用，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分析和解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实际问题。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应用，真理的力量只有在人们掌握并运用它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这其中的道理，毛泽东曾概括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因此，面对不同的实际情况和新的实践探索，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保持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活力的关键所在。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止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当时当地的具体问题，就必然要求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列宁在《论策略书》中曾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认为，这句话是人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不能忘记的“最重要最重要的话”。马克思他们“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能够为我们正确地研究、分析和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提供行动指南。

要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作用，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固化神秘、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作指导我们实践的行动指南而不是束缚我们实践探索的教条框框。

而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当我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好时，我们的事业就会进展顺利；反之，当我们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需要注意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来看，到了应用于实践这一步并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的终结，而恰恰是下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的开始。因为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实践过程中，还会产生基于实践的新的认识，而经过总结和升华，这些新的认识又会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而学习这些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又需要开启一个新的读书、消化、精通、应用的过程。

总之，上述四个步骤，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缺了其中哪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都是不完整的，学习的意义和效果也就大打折扣甚至产生不利影响。毛泽东阐述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这四个步骤，为我们正确学习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宝贵借鉴和重要参考。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高长武，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按语为本号转载时所加；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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