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毛主席谈“天才”

作者：新文化研究来源：新文化研究 2023-09-29 1003

1970年底，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中央汇报筹建党代会的情况，我和陈锡联、李伯秋等人一起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汇报结束后，我回中南海去看望主席。

主席说：“你们辽宁是全国最后建革委会的省吧?”

我说：“在 1968 年5月，是全国倒数第四个建革委会的省。”

主席说：“总理告诉我，辽宁去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就已超过了1966年。中央认为辽宁的形势比较好，现在是全国可以召开党代会的前三名，可以选举新省委了。两年前，辽宁三派还打得不可开交，其中两派都是反对陈锡联的，中央担心呢。总理说辽宁很快消除派性实现了大联合，你功不可没，提名你是省委副书记人选，我说只能进常委，但政治局都支持他的意见。”

我说：“还是当时中央政策调整得好，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矛盾，承认各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端平，辽宁才很快消除派性，实现了大联合。”

接着，我简要汇报了辽宁的情况，谈到陈锡联传达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学习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情况。

主席说：“他们说我是天才，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屁话!才不要信呢。我小时候跟着母亲拜过菩萨，信过佛。读了私塾，又迷信孔夫子，崇拜曾国藩，进了洋学堂又崇拜过康德。要不是陈独秀，我的老师，我哪里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姓马的大胡子哟。陈独秀是个好人，有点固执，后来犯了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他是有第一位功劳的。他和李大钊都是我的老师，我不是什么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后来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主席说：“还有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才不要相信呢!”我当时愣了一下，心想，那不是林副主席说的吗?

主席说：“一句就是一句嘛!修改《宪法》草案，我说要删去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那几个副词，讲过四遍，顶四万句了吧?但顶个屁用!一句话可能说对了，也可能说得不对，除了神仙，谁能句句都是真理?”

停了一下，主席又说：“我看呐，连神仙也作不到。《圣经》上说有条蛇，劝两个年轻人吃了树上的苹果，上帝很生气，就处罚蛇终生吃土。可是科学家发现，蛇是从不吃土的。可见上帝也会说屁话呢。不许人吃苹果就是错误的。那条蛇叫人吃苹果，不要听信上帝的清规戒律，我看蛇是对的，是革命造反派。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还吃不上苹果呢。按照《圣经》的逻辑，那两个年轻人吃了苹果，头脑才开了窍，才晓得男人女人之间还有那么一种微妙的关系，有了羞耻感。那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嘛，否则今天大家还都光着屁股呢。”

我忍不住笑起来。

主席也笑了，说：“我看蛇是有功的，人类的繁衍，文明的进步，现在世界上有了几十亿人，都应该感谢这条蛇呢。可见上帝也会说错话做错事，他站到整个人类的对立面去喽!我是站在蛇一边的，支持它造上帝的反。”

主席转过身来问：“你也支持吧?”

“我也支持。”我说，“主席你生于 1893 年，农历是癸巳年。辰龙巳蛇，你就是属蛇的。”

“哦？我属蛇。那你呢?”主席问。

我说：“我 1941 年生，农历我说不清。正好晚你 48 年，12 年一条蛇，我也属蛇。”

“来!”主席熄灭手中的烟头，举起茶杯:“为蛇干杯!”我举起茶杯，和主席碰了一下，喝了口茶。

“我们中国有个孙猴子,”主席放下茶杯说，“也是个革命造反派，他不管玉皇大帝的清规戒律，大闹天宫，搅得天庭不得安宁，把王母娘娘的桃子吃个精光，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上屙了泡尿。你读过《西游记》吧?”

我说:“小学就读过，上初中又读过一次。”

主席说：“那你说说看，吴承恩为什么要写《西游记》?”我说：“为什么写……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主席说：“我看呐，他是对朝庭政治不满，又不敢去骂皇帝，就编出个孙猴子，搅得朝庭不得安宁。结果呢?判了五百年徒刑，刑满出来，还得加上个紧箍咒，不许你乱说乱动。这就是革命造反派的下场哟。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遇到的妖怪是什么来路？我看呐，许多都是中央高级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什么秘书、警卫、司机之类。这些人到了民间，为非作歹，祸害百姓，连神通广大的孙猴子都斗他们不过。为什么呢？”

“书上说，他们都是偷了主人很厉害的法器。”我说。

“很厉害的法器是什么?”主席说，“无非就是主人的招牌罢了。最后还得把主人请来，把妖怪收回了之。而那些没有背景的妖怪，都死在孙猴子的棒下。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领导干部的特权!”

主席说：“吴承恩几次科举不中，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据说他写过首诗，其中有两句说：'胸中磨损斩邪剑，欲起平之恨无力’。可能就是他写《西游记》的初衷。想斩尽世上的邪恶，在心里把剑都磨坏了，也只能自叹回天无力哟。”(后来我查过吴承恩的资料，他有首长诗，其中有四句曰：“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作者注)

主席说：“我们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反对特权，管好自己和和身边的亲属、工作人员，不然有人可能打着领导的招牌，到下面去祸害百姓呢。好像是在'九评’中，列出了十多条，专门对领导干部提出要求，特别讲到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普通劳动者，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要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还提出要反对领导干部的高薪，反对特权，缩小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你找出来再读一读。”

主席点了支烟，说：“还有什么'天才的军事家’，才不要信呢。我是个教书的先生，师范毕业，没上过军校，也没进过讲武堂。机关枪能打多远，迫击炮能打多远，部队行军一天能走多少里，我统统不晓得。秋收起义后，我打了许多败仗，队伍跑散了，拢都拢不起来，我急得直跳脚。几千人的队伍，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几百人上了井冈山。后来去赣南发展，还是一个败仗接一个败仗，一直到闽西打下长汀，才喘得口气，可以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打了败仗跌了跤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了跤后不能客观地总结教训。

狗屁'天才的军事家’。我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在打了许多败仗之后，才逐渐学会打仗的。为什么打了败仗，队伍跑散了拢都拢不起来呢？我到连队去调查，想到连队里没有核心，提出把支部建在連上。一个支部七八个党员，

每个党员再交一两个知心朋友，积极分子，连队就有了核心。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人就变得聪明些喽。说我是天才，我不赞成。说我善于总结经验，我赞成。”

主席说：“还有什么四个伟大，哪有那么多伟大哟，讨嫌!”主席又转过身来问我：“你说说看，世界上什么人最伟大?”。

我心想是指古人还是今人？指军事家还是科学家……一时回答不出。主席说：“我看呐，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母亲。”这个答案，当时我是根本想不到的。

主席说：“还有人说，我要删除那几个副词，是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歩的!”主席再次转过身来问我：“什么叫谦虚?”

没等我想好用什么词来概括，主席就说：“谦虚就是实事求是，不足为傲，过之似伪。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喽。”

主席说：“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亲手缔造的，是某某人直接指挥的。缔造者就不能指挥了吗?何况也不是我一个人缔造的嘛。我是个教书的，没学过军事，我一个人怎么缔造军队呢?”

我说：“在一个材料上我看到，辛亥革命时期，你是当过兵的。材料上说，从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学习研究军事了。”

主席摇了摇头：“当过兵不假，有大半年吧。但是说从那时就开始学习研究军事，那是屁话。我不过就是想走出去长长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哩。”

我说：“那总是参加过军事训练，了解些军事常识吧。”

主席又摇头，说：“因为我的文笔好，长官把我留在身边当了个文书，帮他钉个名册，作个记录，起草个命令报告之类东西。”主席故意压低嗓门，悄悄说：“当文书可有个好处呢，早上可以睡懒觉，不用出操，不用参加训练。”我又忍不住笑了。

主席说：“缔造一支军队谈何容易，就像要打造一把刀，首先得要有铁匠，这个铁匠不是我，主要是朱老总，他进过讲武堂，行伍出身，有带兵打仗的实践经验。他能把一帮闲散的农民，组织训练成一支能打仗的队伍，从单兵素养到班排连营的基本攻防战术。还有伯承、剑英他们。我的作用，主要是如何使这把刀更加锋利，更加坚韧。再一个，就是这把刀如何个耍法，出出主意。”

说着，主席背靠沙发，举起右手空握着拳，在自己面前左右晃了两下。

主席说：“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了井冈山，我一直在想，要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支军队要不同于国民党军阀的部队，也不同于王佐、袁文才绿林好汉的队伍，这支军队要成为我们党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不仅要打仗，还要组织宣传民众，还要帮助建立地方政权。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党指挥枪，要在军队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同时，要建立一整套新的官兵关系，新的军民关系，新的军政关系，制定新的部队纪律。这和朱老总他们熟悉的带兵经验就不大相同喽。开始他们难以接受，产生过一些矛盾，还一度剥夺了我对部队的指挥权。后来实践证明，只有这条路子，红军才能生存，才能打胜仗，他们又转过来支持我的意见了。南昌起义失败，两万多人的队伍，死的死，跑的跑，也只剩下几百人，是朱老总带着，转战广东、江西、湖南，坚持斗争到井冈山会师。所以，只说我一个人是缔造者，我不赞成。说我是缔造者之一，我赞成。这不是什么'伟大的谦虚’，这才实事求是嘛。”

主席说：“不仅是打仗，许多知识都是从实践中学到的，单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书是要读的，问题是怎么个读法。”

主席又朝我转过身来问：“什么叫知识?”又提出一个我一下子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我知道了，他并不是非要我回答不可。

主席接着说：“那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经验的总结。读了几本书，就觉得自己有了知识，是个知识分子，了不起喽。我看不见得。许多大学生，包括你，”主席用手指了我一下，“读了许多书，如果不去实践，前人的经验还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参与实践，才能检验你读到的东西是否正确有用。同时，又获得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你能把前人的经验，通过实践变成自己的经验，能成功地解决实际问题，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马服君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一生带兵打过许多大仗。他的儿子赵括，读了许多兵书，连他的父亲都辩论不过他。马服君临终前，交代他夫人说，千万别让我们的儿子去带兵打仗。后来秦国入侵，赵王不听劝阻，起用赵括统帅大军。结果呢?上了战场，碰上白起，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统统被活埋。我说有些人书读得越多就越蠢，就越没有知识，指的就是赵括这类脱离实际，只会夸夸其谈的读书人。”

“赵括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吗?”我问。

“也算也不算，”主席说，“他就是那种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知识的知识分子。还有王明路线临时中央的老爷们，吃了几年洋面包，读了几本马列的书，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苏区的实际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却要指挥一切。结果好了，把苏区几乎统统丢光，三十万红军剩下不足三万。我在延安写文章说，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子弹是能打死人的，这些老爷们连这都不懂。我们党吃这类知识分子的亏太多了，所以提出知识分子的改造任务，让那些只有书本知识，却没有实践知识的知识分子，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磨炼，变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提出教育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把培养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学校，改造成为培养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知识，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分子的学校。

我要你们军工学院统统下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就是要你们去接触中国社会的实际，除了有书本知识，还要有实践知识，那是坐在课堂里学不到的。大学毕业了，我要你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的基层连队，从当一名战士做起，就是担心你成为赵括那样的知识分子。国民党的将领中，真正有点本事的还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因为他们要从当兵开始，亲身参加作战实践。后来那些陆军大学毕业生，书读的不少，但真正能打仗的不多。”

主席说：“庐山会议闹了个大笑话，许多高级干部，居然相信天才，连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都没有搞清，打着拥护什么'天才’的旗号，跟着陈伯达起哄，搞突然袭击，以为这一哄，二中全会原定的议程就全推翻了。我偏不买这个账，说他'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一场未遂的政变，无非是'诛晁错，清君侧’而已，古已有之。我看，我们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还是要多读些马列的书噢。”

我问：“你看我应该从哪里读起呢?”

“嗯……”主席想了一下说：“可以先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主席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说：“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是黑格尔，他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恩格斯从他那里学到了辩证法。但恩格斯说，黑格尔的体系没有错，但他是建筑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是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着的。马克思把他又倒了过来，头朝上，脚朝下了。

费尔巴哈也是马克思的老师，他的《宗教的本质》(应是《基督教的本质》 ——作者注)一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曾经给马克思、恩格斯带来极大的解放。恩格斯说，我们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但是，马克思又发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到了人类历史领域，他又回到了唯心主义。所以恩格斯说他下半身是唯物主义，上半身还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老师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提出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以我说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什么天才，他们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了辩证法，学了唯物论，又学了经济学，学了社会主义学说。但他们不是盲目地学，迷信地学，而是批判地学，这就叫扬弃。经过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有扬有弃，正确的就发扬，错误的就抛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主席说：“我过去批评你学习方法不对头，以为老师讲的，书上写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理。才不见得呢!现在，你到东北辽宁工作，从北京发下去的指示、号令，都是对的吗?也不见得。还是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认真思索一下，看看是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看看是不是符合你们下面的实际情况。中央的指示，包括我说过的话，有些说对了，符合客观实际，你们省委就执行。有些说错了，不符合客观实际，你们就向中央反映，就要敢于和中央争论。只有经过争论，哪怕争得面红耳赤，才能知道真理究竟在哪里。只要你们的意见更接近真理，我就作自我批评。害怕争论，躲避争论，甚至不许争论，或者是自己心虚胆怯，或者是以势压人，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都是错误的。”

主席再次转过身问我：“什么叫真理?”不等我回答，他就说：“真理就是真正反映事物发展变化客观规律的道理。人的主观认识与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总是有差距的，如果差距小一点，十个指头有两个或者三个，那就很了不起喽。人们认识到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今天被当作真理的东西，都包含有明天可能会显露出来的谬误部分;今天被认为错误的东西，明天可能被证明它还包含某些真理的内容。所以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经过怀疑，思考，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部分，否定该否定的部分。”

主席重新点了支烟，说：“庐山会议原定议程，是为四届人大召开做准备，就有讨论修改《宪法》的议题。我提议，把公民有'四大’的权利写进去。这样，人民群众就可以随时发表他们的意见，可以监督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干部的工作。还要把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写进《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允许工人罢工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居然害怕工人罢工，岂非咄咄怪事?除非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自己屁股不干净，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脱离了群众。不然你怕什么?我看只要处置得当，罢工只能揭露矛盾，暴露坏人，教育群众，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干群关系。哪有共产党人比资本家更害怕工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