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又红又专”的争论,陈毅在北外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

作者:田润民 来源:党史博采 2024-02-19

针对“又红又专”的争论,陈毅在北外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

20世纪50年代,教育界提出反“白专道路”的口号。所谓“白专”指的是不关心政治,只顾学习专业。1958年,全国还刮起一阵“拔白旗”的运动。这样一来,学生不敢大胆地学习,老师也不敢大胆地教书,都怕被扣上“白专道路”“只专不红”的帽子。很快,教学质量下降,于是,又开始纠偏,提出“又红又专”的口号,号召学生既要政治上“红”,又要在业务上“专”。但怎样才能做到“又红又专”?如何处理“红”与“专”的关系?成为20世纪60年代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于1961年9月20日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给全院师生作报告,详细阐述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给北外师生指明了方向,促进了外语教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认真学好外语才是政治挂帅的表现”

性格率直的陈毅,向来敢于在原则问题上明确表态,绝不含糊其辞。他说:“外语学院的学生,如果脱离外语来搞政治,就不是真正的政治,这种政治是错误的!认真学好外语,才是政治挂帅的表现。”他接着说:“外国语文是最容易联系政治的,我们可以读毛主席著作的外文译本,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外文版,这都是很好地联系政治。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既可以学习外文,也是政治学习。我们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也都有外国译文,都可以读。但是,不是要我们学外语的人都成为政治专家。而是要求我们的学生,在政治上能辨明大是大非,不能让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后,连个大是大非都分不清楚。”说到这里,陈毅进一步强调:“外语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掌握了外语,可以把外国人的长处介绍到中国来,提高我们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也可以把我们的经验介绍出去,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因此,外语工作,是一项既带政治性又带理论性的工作。外语专家要懂得政治,要有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

针对把用功学习的学生说成是个人主义,陈毅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支持和鼓励同学们刻苦学习,钻研业务。他说:“有一种错误说法,认为用功的学生是个人主义,这种提法要取消。我最喜欢用功的学生。国家几十年以后要靠你们负担责任,你们不学习,干什么?不搞本行,搞什么?”接着,他就“个人主义”和“个人作用”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什么是个人主义呢?个人主义是只管个人,不要集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极端个人主义会变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人,剥削人,制造战争。因此,个人主义当然是要反对的。个人作用,个人积极性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还要提倡,要保护。没有个人用功,你怎能掌握得了外语?你不苦读,不精读,不博览,大学五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马列主义不反对个人作用,任何时候都要估计个人作用。我们很感激毛主席,因为有了毛主席,我们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积极学习的人,不能认为他只为个人前途着想而批评他,只要他的个人前途不违背国家利益就应该鼓励。功课好,我们尊敬他;功课不好,就要批评。”

针对“又红又专”的争论,陈毅在北外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

陈毅

由政治和专业的关系,陈毅很快把话题转到“又红又专”上来。他说:“搞专业非常重要。3个月来,我到处讲搞专业的问题。我讲专业,是又红又专。不许随便批评人家是白专道路。如果让我们5年毕业出来的大学生都搞成个中等水平,那就是个超大的失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中国就永远落后,就永远翻不了身。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绝大多数是优秀的,绝大多数是高材生。我们中国如果有几百万个第一流人才,中国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目前,我们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还没有过关,就是因为专家太少。外国专家只能给我们提供帮助,过关还要靠我们自己。我们花这么多钱办学校干什么?就是为了过关,就是为了培养高级专家,帮助国家工农业过关。工业农业过了关,人民生活就能提高。因此,没有专业知识不行,政治挂帅,就要挂在这上面,忽视专业就等于取消了政治挂帅。”

关于外语专家的作用,陈毅发表了他独到的见解:“外语专家与工农业专家门道不同,但作用一样,同样可以为国家创造出许多财富来。只有对革命、对党的事业有认识的人,才能有积极性来搞好专业。如果你对党、对革命事业很热心,但就是不好好学专业,那你的热心、你的觉悟如何表现呢?那样,只能算个空头政治家。鲁迅先生曾说过,不希望他的儿子当空头文学家,这话说的很对,要做落实的文学家,写出表现人民喜怒哀乐的文学作品。同样的道理,要做落实的政治家,没有专业的人是不能做好政治领导的。我们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也是有几门专业作基础的。他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他是伟大的诗人,他专门研究了马列主义理论,他又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马克思主义以《资本论》为基础,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研究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也是有几门专业作基础的,他在俄国大学学过法律,他的法律成绩最好,以后又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证明他是专门的经济学家,他的哲学著作证明他是专门的哲学家。世界上哪有不懂任何专业的空头政治家呢?我们学外语的人,要以外语为基础,表现我们的立场,表现我们的政治,表现我们赞成哪一边、反对哪一边。专业就是政治的表现。”

陈毅在讲话中把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他的核心观点是“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不要做空头政治家!”

语重心长话外语

批评了政治和专业、“红”与“专”问题上一些错误观点后,陈毅就怎样学好外语进行畅谈。陈毅曾和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等同志于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有学习外语的亲身体验,他说:“我年青的时候学过几年英语、法语,可惜没有过关,加之后来没有使用,全还给老师了。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当个外语学院的学生,把外文补习补习,但时间不允许啊!”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北外学生要珍惜大学学习机会:“五年的学习时间切不可浪费,五年过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了!时乎,时乎,不再来!五年之内,无论如何要使你们的专业和外语过关,过了关,就不容易忘记。我年青时外语没有过关,主要是很多时间都用去搞政治运动了,同时,当时学习条件也不好,我们穷得连词典都买不起。至于外文画报、杂志,更不敢想了。现在同学们机会很好,和我们当年求学环境截然不同了,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针对“又红又专”的争论,陈毅在北外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

1956年10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从左至右)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

接着,陈毅详细阐述学外语的方法,反复强调“要学地地道道的外语”。他说:“外国人讲话有外国人的语法,学外语要强迫自己去学会外国人的语法,要暂时把中国人的语法放在一边,迁就外国人的语法,学习地地道道的外语,达到文从字顺的程度。学外语要多读、多记,光看不行。要把看、想、说三者,用一道手续完成。不要看了或者听了外文,翻译成中文后再想,想了以后再翻译成外文讲出来,这就很难学到地道的外语。学地地道道的外语是件很别扭的事,只有‘别’过来了,才能学好。要学外国人说话的那个腔调,腔调儿学好了,你就过关了。这就首先要练你的耳朵、要练嘴、练读,要养成说外语的习惯。”

陈毅还提议:“外语学院的学生在校内,是否可以只许讲外语不许讲汉语呢,请你们讨论。我认为外语学院至少在课堂上不许讲汉语,教员用外语问,学生用外语答。我看这样可以‘别’出一些外语来。学外语要有外语环境,这种外语环境我们自己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陈毅倡导的“课堂上只讲外语不讲汉语,创造学外语的语言环境”,很快得到采纳,并成为北外外语教学的传统。

针对一些反对意见,陈毅毫不客气地批评:“据说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反对大家讲外语,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不让人家讲外语,我们为什么要办外语学院呢?既然你只让说汉语,那你上北大中文系去好了。这是一种非常反常的现象,非常不健康。我建议至少在课堂上要讲外语,不讲汉语。一早起来,要拿外语材料到操场上朗读,每天早晨大声读它半个小时。彼此要用外语讲话,彼此纠正,不要怕讲错,要脸皮厚,不怕难为情。教科书要选点文学的东西,让大家精读,要读到能‘倒背如流’。要精读,然后还要有博览,要广泛阅读报纸上、杂志上的材料。”

针对“又红又专”的争论,陈毅在北外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

上世纪60年代,北外学生一起进行听力学习。

陈毅倡导的“晨练”,也成为北外的传统。每天早晨,学生们手捧外语书,大声朗读,或者三三两两在一起用外语对话,成为北外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校园里有一尊引人注目的少女晨练外语的雕塑,用凝固艺术再现了这道风景线,成为“晨练”的标志物。

陈毅是学过外语、懂外语的内行人,他总结学外语的经验,概括为“闯三关”。第一关是语音关,他说:“发音这一关,首先要突破。发音不准确,人家就听不懂,结果就搞成中国人听到你讲外文,外国人听到你讲中文。发音,从一开始就要‘别’外国语的调调儿。外语发音不是容易学会的,但一定要‘别’出来,‘别’得出来就不难了。如果克服不了发音这个困难,那一辈子也就过不了关。”

第二关是语法关。

陈毅说:“要克服文法上的困难。中国人脑筋里本来有一套中国文法,不容易接受外国文的文法,但必须克服这个困难。如果不能克服它,写出来的外文尽管看得懂,但只是中国式的,犹如我们看外国人写的中文,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写的。”

第三关是成语关。

陈毅说:“成语、习惯语也很重要。它们本身是讲不出什么道理的,习惯了这样讲,就这样讲。中国成语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语文成语多,说明这个国家的语文发达、丰富多彩。中国语文就是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语文。这些东西如果不熟悉,就是外文没有过关。外语学院的学生,不只要求能讲几句外语就行,而是要成为精通外国语的专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办外语学院的。”

除了“闯三关”以外,陈毅要求北外的学生至少要记住5000个外文单词。对此,他是这样说的:“要突破生词难关,至少要记住5000个生词,当然,多多益善。生词,又叫单词,除了死记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你们十几、二十岁的青年,记性好,过了三十岁,记生词就困难了。记生词就是要下苦功夫,没有什么便宜可讨的。有人问欧阳修写文章的秘诀,欧阳修回答说,只有多读、多看、多写。我看学外语也是这样。一个生词要多读它,多和它见面,还要应用它,才能记住。”

针对“又红又专”的争论,陈毅在北外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

1964年,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作报告。

在结束这次讲话之前,陈毅饱含深情地说:“同学们,党和国家对你们的期望很大。希望你们在5年学习期间,认真刻苦地把外语学好,政治上能够明辨大是大非,毕业后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5年时间不算很长,但对你们来说,却是非常宝贵的。5年时光一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希望你们少壮多努力,老大不伤悲。”

陈毅讲话就又红又专这个大是大非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和论述,解开了笼罩在师生们心头的疑团,同时,就北外的办学方针、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要求。事后,北外立即落实陈毅讲话精神,强调以教学为主,安排有经验的教师,包括知名专家、教授,到教学第一线上课,狠抓学生基本功训练,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陈毅这篇精彩的讲话被整理成文,以《语重心长谈外语学习》为题,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1962年第一期上。197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在全国外语院校产生了广泛影响。

“又红又专”续新篇

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欧14国归来,深感外语人才缺乏,难以适应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于是提议创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并亲自为“北二外”选址。是年10月24日,北二外正式宣告成立,在建校庆典前夕的10月22日,陈毅亲临这个新诞生的外语学院,并作报告。这个报告整理成文,以文件的形式发到北外。陈毅1964年在北二外的报告实际上是1961年在北外报告的续篇,主题依然是论述又红又专。印象最深的是,他用飞行员作例子来说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之间的关系:“一个飞行员,如果飞行技术不过关,上了天,飞机往下掉,机毁人亡,给国家和个人造成多大的损失!反过来,你飞行技术很高,但上了天,把飞机开到台湾去了,那也是很大的失败!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是用黄金堆起来的,必须政治立场坚定,飞行技术高超!”他要求北二外要像培养飞行员一样来培养外语人才。

针对“又红又专”的争论,陈毅在北外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

1964年,陈毅与周恩来、宋庆龄合影。

陈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用形象的比喻,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之间的关系阐述得生动而贴地气,给六十年代的外语学子指点迷津。这一代外语大学生在陈毅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刻苦学习,用所学得的外语知识报效国家,在不同岗位上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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