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超越血缘之爱

1939年冬，周恩来去苏联就医，这是他在此期间与邓颖超到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学生时的合影

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飞机里多出了几个孩子。孙维世策马找毛泽东拿到“通行证”。连3岁的小老虎也用哭声赢得了出国的机会

1939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了莫斯科。这次他们不是来开会，也不是来学习，而是来治病，走下飞机的周恩来胳膊上吊着绷带。

在延安和江青一次外出时，周恩来从受惊的马上摔下来，小臂触地，造成胳膊粉碎性骨折。

周恩来被送到延安八路军总医院治疗，虽说是总医院，医疗条件却异常简陋，没有X光透视设备，骨科医生无法知道周恩来断臂的情况，只能凭感觉为他复位，然后加石膏固定。因为周恩来是粉碎性骨折，折断处已经移位，仅用常规复位治疗显然不行。

一个月后，周恩来到医院拆去石膏，医生不由地皱起了眉头，治疗后的胳膊发生了弯曲，这意味着断骨复位失败!

医生又一次给周恩来的胳膊复位，这次受的罪比上次还大，要将已经开始愈合的地方重新断开，然后再重新固定。周恩来以他坚强的毅力忍受了这次治疗带来的剧痛。可是再次治疗后的胳膊依然不能令人满意，还是弯曲着，而且小臂的肌肉开始萎缩。反反复复，经过3个月的治疗，始终不见复位。这不仅为周恩来埋下了终身不可逆转的疾患，同时也为他留下了一个特殊的姿势。

周恩来负伤的消息惊动了国民政府，蒋介石特地派来他的私人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病。1939年秋，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治疗养伤，陪同前往的除了邓颖超，还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陈昌浩，他也同机去苏联治病。

当时中央决定去苏联的人并不多，几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

陈祖涛是1938年找到的，他随他的叔叔一道被党组织辗转送到延安。不久，他的父亲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也到了延安。离别10年的父子，谁也没有想到会在延安相见。陈昌浩这个带部队过了两次草地、爬了三次雪山的硬汉子，面对死亡都没有眨一下眼，可抚摸儿子硬茬茬的头顶时，眼眶红了，来之不易的骨肉团聚啊!

他决定利用这次去莫斯科治病的机会，将儿子送到国际儿童院学习。所以这次他们父子同机，也是准备父子又一次的离别。

飞机走的那天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延安机场上，许多人前来为周恩来等人送行。刚刚10岁的陈祖涛比谁都更盼望着飞机的到来，因为前一天晚上，父亲告诉他，如果来的是一架大飞机，他将同父亲一起坐飞机去苏联;如果是一架小飞机，陈祖涛等人只好坐汽车或火车走兰州这条线路去苏联了。一大早，陈昌浩就骑马带着儿子去了杨家岭，先将此事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后，还给了他们父子几块大洋，说路途远，给孩子买一些衣物。

大约9点钟，飞机场上空响起了隆隆的飞机声，一架中型飞机降落在机场上，机舱里有25个座位，这在当时就是大飞机了。

起飞前，大家纷纷和周恩来等人告别。这时，高岗带着小儿子高毅也来了，高岗见是大飞机，也动心了，让儿子和陈祖涛一起坐这架飞机去莫斯科学习，经毛泽东同意，高毅也能上这架飞机了。在场送行的还有孙维世，她原来是送送养父母的。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很喜欢她，见高毅又上了飞机，就和她开玩笑说：“孙维世你也去吧。”

孙维世那时17岁，正是好奇心很重的年龄，渴望见识新的世界。开始，她不敢向干爹、干妈提出去莫斯科的愿望。但是她看见其他孩子临时决定去莫斯科学习，她也动心了，到周恩来跟前像小孩子缠着大人那样，说她也要去莫斯科学习。

周恩来原来没有这个准备，突然听养女提出这个要求，就问，你去莫斯科学习什么?

“我去学习戏剧，你们不是说我有文艺天赋嘛，如果不学习专业知识，那一点天赋还不是会自生自灭。”

周恩来觉得孩子学习的要求合情合理，就说，主席批了条子才算数，我同意不算数。

于是，孙维世骑马飞奔去了杨家岭。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高兴地说，毛主席同意了。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孙维世也意外地成为这次空中旅行的成员。

飞机就要起飞了，孩子们坐在位子上兴奋地期待着……突然，机舱里响起了嘹亮的哭声，周恩来一扭脸，原来是刚才被保姆抱上飞机玩耍的小老虎(陈小达)，陈伯达的儿子，用手死死抓住坐椅把手，死活不肯下飞机，并且用他那锐利的武器——哭声，捍卫自己的愿望。

这个孩子才3岁，居然已经有了小老虎的雄风，性格特别倔强，任凭父母轮流抱他，他就是不松手，也不住口……看见孩子泪流满脸，哭得好伤心，周恩来第一个心软了，就对陈伯达说：那就都去吧，让孩子到儿童院成长吧。

陈伯达只好自己下飞机，但他在机舱门口，还不甘心，威胁儿子说，以后你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见不到就见不到!儿子一脸不屑，比父亲更硬气。

飞机载着四个小伙伴：孙维世、陈祖涛、高毅和陈小达起飞了。除孙维世到莫斯科学习艺术外。其他三个孩子都进了国际儿童院，后来又考入莫斯科的大学，成为第一批归国的中国留学生。

飞机在兰州停了下来，在那里，他们遇到提前到达的刘允斌、刘爱琴兄妹俩，他们也是到苏联儿童院学习的。

那就一起到迪化(乌鲁木齐)吧。周恩来对他们兄妹说。

四个孩子变成了六个，周恩来和邓颖超几个大人变成了带队的儿童团长，招呼前头的，照顾后面的，周恩来吊着伤胳膊，还要不时照顾年纪最小的小老虎。不过此时的小老虎已经成了小狗熊，他晕机晕得迷迷糊糊，倒在保姆怀里一动不动。

飞机到迪化后，因为几个孩子是临时决定去莫斯科学习的，需要办理一些出国的手续。孩子们被暂时留下来，等待办好手续再坐火车去莫斯科，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几个大人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就先坐飞机去莫斯科了。临走前，周恩来和这几个同机的孩子合了张影。

这张照片至今还挂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当年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里。

1940年十月革命节的前两天，孙维世、刘允斌、刘爱琴、陈祖涛、高毅还有小老虎等人坐火车到达了苏联境内的莫尼诺，随后被送到建在那里的国际儿童院，开始了陌生而又新奇的生活。

抗战时期，延安向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革命后代。苏联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卫国战争使得孩子们成熟起来

周恩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这是莫斯科最好的医院。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疼痛减轻了许多，但是胳膊却无法再复原。

病情好转的周恩来开始惦记在莫斯科郊外国际儿童院学习的孩子们，如果不是医生不让他离开医院，他早就想去看望他们了。

1940年，在莫斯科有两个国际儿童院，一个叫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一个是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中国抗战爆发前，国内就送来了10多个孩子来苏联学习，主要集中在第二儿童院。1939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大批西班牙革命者和知名人士的子女也被送到苏联，第二儿童院重新对各国孩子进行了调整，将40多名中国孩子全部迁往距离莫斯科300公里远的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

这个儿童院是苏联最大的国际儿童院，集中了40多个国家的孩子，其中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美国邓尼斯、日本片山潜、南斯拉夫铁托等著名革命家的子女。中国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林彪的长女、瞿秋白的独女、蔡和森的三个孩子、蔡畅的独女、林伯渠的女儿、苏兆征的两个孩子、张太雷的两个孩子、郭亮的儿子、赵世炎的两个儿子约40多名孩子。这次周恩来到苏联治病又带来了刘少奇的儿女、陈昌浩的儿子、陈伯达的儿子。在周恩来他们离开莫斯科后，朱德的女儿、罗亦农的儿子、王若飞的儿子成为抗战期间最后一批走进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

中国孩子到儿童院以后，暂时不按年龄编进当地的中小学里跟当地孩子一起学习。一般要先进俄语补习班，等掌握语言后，再进当地学校跟班学习。

这里的环境和中国的环境简直是天壤之别，特别是来自战争国家的孩子，尤为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刚刚穿越了战争的硝烟，一下子走进和平的天地，不仅充满了诧异，也几乎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美好的地方。在儿童院的校园里到处是鸟语花香，绿莹莹的草地和参天的大树。房间里面即使是冬季也温暖如春……

在这里生活的中国孩子被巨大的幸福淹没了，完全不去理会中国国土上的父辈们是如何的浴血奋战，如何的日理万机，如何的鞠躬尽瘁……照样嬉笑玩耍，甚至调皮捣蛋，打架犯错误，直到苏联也爆发战争，大家才深刻体会到战争是什么，大家才在战争中成熟起来。

斯大林对各国的孩子给予了最好的照顾。但是，不管生活条件如何优越，有的孩子还是不能抹平精神的创伤，这跟长期与父母离散有关。

中国学生队队长毛岸英，他和弟弟毛岸青在党组织和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1937年底，几经辗转，到了苏联，进入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学习。历经人间磨难的兄弟俩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这一年，毛岸英15岁。

但是毛岸英和父亲一同生活的时间很短，他和弟弟因为母亲被害而流落街头，受尽了人间屈辱。他们刚到儿童院的时候，似乎不知道什么是和平、稳定，兄弟俩依然对四周充满了警惕，对谁也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有时他们不得提到自己父亲时，就和别人一样直呼毛泽东的大名，好像他们跟毛泽东没有一点关系似的。后来在中国派去的师哲副院长的开导教育下，他们兄弟俩才敢讲出自己的身份，才敢当着大家面称毛泽东是“我们的父亲”。

孩子们像迎接亲人那样迎接周爸爸和邓妈妈的到来。周恩来的教诲决定了孩子的一生选择。一个满口俄语的孩子让周恩来为他起一个中国名字

在周恩来没有到来之前，第一儿童院里的孩子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大家特别高兴，这几天的话题都是围绕周恩来的。这不仅是因为祖国有人来看望他们，更重要的是许多孩子是由周恩来寻找回来的，心里怀有特别的感情。

那些从两三岁就来苏联的孩子，尽管他们中间有的也是周恩来安排送出来的，但他们当时太小没那么多记忆，见大哥哥大姐姐那个忙乎劲，估计来的一定不是一般人，一定很了不起，也跟在大孩子后面忙了起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儿童院时已经是中午，300公里可是不近的路途啊，他们天没亮就上路了。孩子们从上午就在会堂里等，觉得时间真慢，几次出去看大路上有没有车子。有的孩子眼尖，老远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就大声报告说，周爸爸邓妈妈来了!孩子一下涌到马路边……车子开到跟前停了下来，不等里面的人下车，孩子便热烈地开始鼓掌。

第一个下车的是周恩来，接着邓颖超也下来，大家围了上去……并簇拥着他们走进事先已经布置好的会堂……

儿童院有个习惯，没有个体父母的概念，一个孩子的母亲就是所有孩子的母亲，如果一个妈妈来儿童院看望孩子，所带礼品就是所有40多个孩子的，所有孩子都会迎上去叫妈妈。因为这个称呼实在太珍贵了，有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使用过这个词汇。

周恩来一进去，立即被孩子们真诚的爱心包围了——墙上用中文和俄文写满了欢迎标语，还挂了彩纸，好像过年一样。

这时，毛岸英走上前，对周恩来说，今天我给周伯伯当翻译。

“哎，这不是岸英吗?成小伙子啦!”周恩来眼力真好，八九年不见了，还能准确认出长大的毛岸英。

周恩来看看身边那些瞪大眼睛，显然听不懂他讲话的孩子，笑了起来：“看来我们成了外国人了!岸英，你向我介绍这里的孩子，他们都是谁的孩子。”

毛岸英马上向周恩来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周恩来突然发现有人在照相，就问：“那个照相的是谁?”

“苏河清，外号秋秋。是烈士苏兆征的儿子。”

“苏河清，我认识你。你过来。”周恩来将苏河清叫到跟前，细细端详了一会儿，问，“什么时候学会摄影的?”

负责拍摄的苏河清，已经考入大学，听说周恩来要来，特意从莫斯科赶了过来。这个当年为地下党放哨的孩子在这年9月考入了苏联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成为儿童院中最早进大学深造的中国学生。

周恩来对苏河清考入电影大学很感兴趣，对他说：“你能学摄影这很好，我们在延安很少有人会拍电影，希望你学了回国，多拍些八路军、根据地的影片。”周恩来的支持和鼓励， 使苏河清倍受鼓舞，他当场向周恩来保证，学业有成后一定回国效力!

周恩来一边与孩子们进行无拘无束地交谈，一边时不时询问孩子们长大后干什么。有的说要当医生，有的说要当飞行员，有的说要当工程师。问到黄健(黄平的儿子)时，黄健深吸了口气，脸弊得红红的，却不知回答什么好。这时，身边的伙伴七嘴八舌喊了起来：“尤拉是我们的体育家，他特别喜欢运动。”尤拉是黄健的苏联名字。

黄健更加不好意思，他认为搞体育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周恩来立即给予高度的肯定：“这是非常好的事啊!祖国需要强壮和健康的革命家，更需要高水平的运动员能代表中国出去比赛。”接着，周恩来给大家讲了一个他如何因为跑得快，从而甩掉跟踪特务的故事。最后，周恩来举起右手微笑着说：“你们不仅要学习好，还要从事体育，使你们的身体像钢铁一样结实……”

周恩来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席话，培养了一个孩子的未来志向，使黄健懂得体育并不是简单的游戏，而是对人民非常有益的一项工作，以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伊万诺沃体育技校。周恩来也没有想到，这个爱运动的孩子，以后培养了中国的世界跳高冠军，成为体育界著名的教练。

周恩来曾和黄健的父母在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黄健刚满两岁，国内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那时，他父亲黄平已经到共产国际工作，为保护革命者及其家属免遭敌人的屠杀。周恩来吩咐两位随身警卫把他们母子送到莫斯科。

周恩来对护送的警卫说：“即使你们牺牲的话，也要把孩子送到苏联。这是党的任务!”开始，他们是乘一辆大车，一路上，黄健的母亲和警卫一直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到了车站，哨兵走过来要检查证件，黄健的母亲慌忙把黄健放在篮子底下，上面盖了许多破烂。看见哨兵慢腾腾地查证件，大人紧张坏了，要是孩子这时哭起来怎么办?

好在一切没有露出破绽，通过检查后，大家以为小家伙弊死了，忙七手八脚将东西掀开一看，小黄健正在漫游梦境呢!后来，大家又乘游击队的小车顺利过境，坐火车到达苏联找到了黄健的父亲。

在那些小一点的孩子眼里，最高兴的是知道了自己亲人的消息。

赵世炎的小儿子是在父亲牺牲后才出生的，襁褓被送到莫斯科，他懂事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子。这一次，周恩来向他讲述了他母亲夏之栩已经安全出狱、重新战斗的情况。这个一句中国话都不懂的孩子，听到毛岸英翻译说，你妈妈很想念你和你的哥哥时，眼眶红了。

周恩来对摄影的苏河清说：“小苏，我和一家一家合影，你分开照，回去我要将照片带回去让他们的父母看。父母不能来看望你们，但他们十分想念你们，也不知道你们长高没有?”说着和邓颖超将那个红了眼眶的小家伙还有他的哥哥揽在怀里，拍了一张合影，说：这张照片我负责给你的妈妈。

小家伙突然想起什么事情，挺神秘地拿来笔和本子，递到周恩来手里，然后对毛岸英一阵耳语：“对我来说，周伯伯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认识我母亲，并能够把我和我哥哥的信息转给她。他和我父母都熟悉，我想请他给我起个中国名字。”

毛岸英没有翻译前头那几句话，只翻译了后头，他对周恩来说，你和他父母熟悉，他想请你给他起一个中国名字。

周恩来这才想起来，这个小家伙离开上海到莫斯科时，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起，现在连中国名字都没有。他侧头想了一下，说：叫赵施格吧，你父亲在上海的化名叫施英，他写文章也用施英。施英的风格!好不好?

周恩来用笔在本子上工工整整写下了“赵施格”三个大字。

有了中国名字的赵施格欢天喜地收起了本子，并且在极短时间里准确地发出了这三个字汉语的拼音。

周恩来和邓颖超与孩子们照相时特别注意到烈士的后代。一定要和他们单独合影，如果是双烈士的孩子，他们还要拍两张，不让那些没有父母的孩子感到自己没人惦记、没人想念。

后来，周恩来回到延安，孩子的亲人几乎都收到孩子的照片，而且许多母亲是孩子离别10年后，第一次看见孩子的照片!

周恩来这次在莫斯科还为孩子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代表中共中央和斯大林就这些孩子的前途问题进行了谈判。并且达成协定：以后中国孩子学业完成后全部回中国;如果苏联参与世界大战，年满18岁的中国孩子也不去参加红军，也不去前线打仗。

仅隔一年，苏联就爆发了卫国战争，因为周恩来和斯大林事先有这个协定，除毛岸英属于特批外，国际儿童院中的其他孩子谁也没有上前线作战，而学校里其他国家的孩子在前线一共牺牲了21名。

周恩来不仅找回了这些革命者的后代，而且也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保护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战争中免受战火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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