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划分：毛泽东生前最后一个国际大战略

20世纪70年代，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出现了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这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国际大战略。这一战略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中国的外交活动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作为中美苏大三角的相对较弱的一边，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极大地增强了与美苏霸权主义抗衡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加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从而在根本上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二十多年的封锁，水到渠成地启动了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毛泽东在四十余年时间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

从抗日统一战线到“中间地带”理论

纵观毛泽东一生思想的发展，“三个世界”的概念，可从1935年12月他在陕北瓦窑堡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及其随后的几篇文章中找到源头。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172页以下简称《九十年》)1936年7月，毛泽东通过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又将视野扩大到国际，公开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根据这样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1937年7、8月间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著作中，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抗日的外交政策。随着形势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原理不断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于1940年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出席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他对于中国国情，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高度评价抗日统一战线：“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倡导和积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引领作用。作为直接效应之一，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了半官方联系。

二战结束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美英苏三国赞助中国的和平，特别是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对内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有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此后由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和美苏冷战的出现，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从1946年3月起，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在迅速恶化。“毛泽东不同意苏联领导人所作的悲观估计和‘不准革命’的错误主张。他在1946年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九十年》第282页)这篇短文表明，毛泽东没有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对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极其鲜明地提出，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跟着实行妥协，“各国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不但回答了如何判断战后国际形势的问题，也解决了国际局势的发展与中国革命前途之间的关系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在思想上摆脱了以往美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前途这种观念的束缚，对后来的新中国外交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1946年3月，毛泽东、朱德与军事三人小组的马歇尔在延安机场合影。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理论。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页。)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从中国革命的视角，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因此，这个理论在消除党内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悲观估计和妥协思想的同时，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它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脉相承，互为支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和自我主张。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是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找到最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和策略。

随着1947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初步形成，战后美苏妥协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中国处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阵营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中间地带”，所以毛泽东深刻地洞察出美帝国主义反苏叫嚣的真正目的。就是说，中国革命不但不会引发美苏冲突而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也不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赤裸裸的武装干涉。

1947年12月，毛泽东与陆定一、徐特立、陈绍禹等人在陕北合影。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与会人员在苏联和英美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的情况，将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中间地带”的分析材料印发给与会人员，并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意见。此报告于28日获得会议通过。在报告中，毛泽东在指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后，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概念，并把中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完善“中间地带”理论的同时，还接受了“两个阵营”划分的理论，以此说明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所处的位置，强调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与不可分割性。这两个理论到后来都被毛泽东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前者形成“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并发展到后来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后者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

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著名外交家钱其琛在总结新中国外交时指出：“当时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利恢复经济和发展我国建设事业，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这就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两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

早在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就提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这就是延续至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肇始。

因此，“一边倒”并不是无条件地倒向苏联一边，或是与美的绝对对抗。“一边倒”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仅仅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虽然有段时间毛泽东没有提“中间地带”，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还是依据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制定的，即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的目的。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从1950年至1951年，中国除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还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建立了外交关系。1954年6月，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相互关系的准则，分别写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这种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不以两大阵营划线的外交政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周边环境，给世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很好的先例，因而“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九十年》第477页)。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重提“中间地带”(即谈话中的“中间地段”——引者注)，并将西欧国家划入了中间地带。毛泽东表达了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因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0页)。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当时，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中也写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这在实际上把中苏两党的关系和两国的关系巧妙地作了区别。从1954年9月至1956年，中国又与挪威、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等国先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此后，“积极支持亚非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国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于亚非拉国家。”(《九十年》第537页)

1960年4月，毛泽东在列车上与来访的古巴人民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布拉斯·罗加(右三)交谈。

当1960年代初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轨道，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时，毛泽东毅然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对中间地带的内部结构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分析，突出了中间地带力量的多元性质。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7页)

“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对中国外交摆脱两面受敌、寻找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64年1月27日的中法建交。“毛泽东果断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与法国达成建交。”“中法建交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663页)中法建交对中国与西欧未和我建交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自新中国成立起就与中国保持商务关系的意大利。在中法建交的冲击下，出于摆脱美国控制和发展经济的考虑，身处“第二中间地带”的意大利主动向中方提出互设贸易机构的建议。经过双方努力，中意于1964年11月30日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关于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同意在双方首都互设民间商务代表处并享有主要的外交特权待遇，开创了中意贸易发展的新局面。这也是当时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的又一次胜利。在这个时期还先后同日本及欧洲的奥地利等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商务关系。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国防科技中的不断突破(例如氢弹和人造卫星等)，中国在亚非拉国家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外交局面。从1970年起，与我国建、复交国家迅速地逐年增多，中国成为世界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此时苏联转守为攻，与美国争夺霸权，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威胁。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更使毛泽东直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严重也是最现实的威胁。根据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

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的概念，源自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时期。继1954年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为经济建设创造外部和平环境，始终是毛泽东考虑最多的外交战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本身，也是为了进一步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以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抗衡美苏的霸权主义。1963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14周年招待会前的几个小时，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当晚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时，加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表示敬意!”同时，毛泽东还对讲话最后的祝酒词做出了修改。原文中，周恩来提出要“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同志和人民的伟大团结干杯”。而毛泽东则在这句话之后，又加上了“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同志和朋友的伟大团结”的表述。除了外交礼节性的考虑，这个修改同时也体现了新中国从建国，到抗美援朝，再到中苏论战的展开以及美苏、美欧以及美国和中东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对于世界和平与解放进程，以及自身社会主义建设诉求这一整体战略眼光的发展变化。10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正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到，西方报纸上有两种“第三世界”的说法，一种指亚非拉，另一种是指西欧共同市场。“共同市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出现的。共同市场之外，还有以英国为首的七国自由贸易联盟。不仅六国同美国有矛盾，七国同美国也有矛盾。东方经济上强的国家是日本，它同美国的矛盾正在发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66页、第268页)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之《中法之间有共同点》)这明确地表示了中国坚决反对任何霸权主义的决心。1970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谈道，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此后，他又多次在接见外宾时表述了对第一、二、三世界和“超级大国”概念的理解。1974年2月22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2月25日，他又对外宾补充他的观点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的发言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是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主席审阅’;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贯彻执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28页)

由于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又由于侧重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得以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不仅同美国关系改善，而且与日本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继续发展。到1976年10月，中国已同世界上110个国家(当时联合国有140多个成员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益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月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深情地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论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点时，再次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3页。)

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国际、国内都出现一股企图否认“第三世界”存在、贬低第三世界地位的思潮。邓小平同志则鲜明地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他还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性及其重大意义，对第三世界的命运特别是发展问题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且表示编辑出版他的文选，关于“第三世界”的观点要全部如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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